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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易懂的好书

  作者：静含太古 发布时间：2018-03-03 10: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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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奇早已谢幕，流言依旧流传

  作者：海阔天空 发布时间：2024-01-30 14:20:14

  买别的书搭了这本打折书。作者是个年轻的张迷，这本传记好在简单，只讲身世不谈作品，也很少讲大时代讲身边人，偶尔抒情，文字还是流畅的。

  张的出身听上去颇为贵族，但到其父已是破落，加上夫妻离异。留给张爱玲姐弟的，实是穷困潦倒凄凄惨惨的未成年。父亲带来的两房姨太太，前一个尚好，后一个则成了她的灾星，直至怂恿其父将张爱玲毒打后囚禁半年之久。所以张爱玲不曾有过常人的父母之爱，有的只是人情冷淡，世态炎凉。

  所谓的教会女中，港大，圣约翰，带给她的统统都是囊中羞涩自惭形秽的自卑与难堪。然而好在她小时爱读书带来的好文笔，在回沪后以第一炉香崛起文坛，不早不晚，填补了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坛，随即引来胡兰成，成就了她短暂的爱情传奇。上海光复，胡兰成避难期间的另寻新欢，终结了传奇，也给张爱玲上了人生负能量的又一课。随后她在汉奸文人的压力下得以给桑弧写剧本，既填补了情感也得了笔收入，还了胡兰成人情债。

  1952年张爱玲以赴港大完成学业的理由去国，也是顺理成章，因为她已不属于新时代和新世界。香港几年靠译稿和给电懋写戏艰难生存，唯一的幸运是认识了终生朋友宋淇邝文美夫妇。然后1955年以难民身份流落美国，靠翻译和申请落魄作家写作营为生。温情之处是认识了胡适，夏志清和快六十岁的赖雅，后者成为她十多年的人生伴侣。她也曾在伯克利等学校谋到过几年的研究岗位，貌似研究中国报纸常用词这类半情报性课题。但终于还是因离群索居丢了工作。

  万幸的是夏志清文学史对她的高度肯定让台湾在70年代末重新出版了她的早期作品，给她带了点稿费。张爱玲顽强活到1995年，彼时大陆已经重新掀起了爱玲热，但大洋彼岸的她贫病交加，了无所知。常年因熬夜眼睛充血外，皮肤骚痒症每每被她感到华美的袍上爬满虱蚤，于是她频繁在不同的汽车旅馆里搬家，用取暖器照射，散失了自己的图书，手稿，照片和证件，孤独的死在一处旅馆里，三天后才被房东发现。

  一代才女就此谢幕，甚至半个世纪前她离开上海时就已谢幕，然而她的文字依然被传阅，她依然以传奇或流言的姿态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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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迷人的福尔摩斯

  作者：嘉倩 发布时间：2019-10-20 15: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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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刘丰：论《礼记·乡饮酒义》中的方位图式及其思想史意义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3-22 14:16:20

  摘要：以往学者主要研究乡饮酒礼举行的场合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乡饮酒礼的起源,以及《礼记·乡饮酒义》中体现出来的阴阳五行思想。其实,《礼记·乡饮酒义》对举行乡饮酒礼时宾主座次的解释更具思想史的意义。《乡饮酒义》提出了两种方位图式,前者以八方为基础,并暗合了《易传》的八卦方位;后一种图式将主宾介僎和四方以及圣、仁、义、藏四德相配,其中包含思孟一系比较重视的“圣”德,以及不为后世儒家特别强调的“藏”德。《乡饮酒义》提出圣和藏作为与仁义并列的德目,说明战国时期儒家有关道德规范和德目体系还是很丰富的,同时也可以更充分地说明此篇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以及思想史意义。

  原载：《江汉论坛》2021年第12期

  作者简介：刘丰，1972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200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中国思想史）博士学位。2001年7月至2002年8月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工作。2002年9月至2004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从事儒家哲学、礼学思想史的研究，出版专著《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北宋礼学研究》《经典与意义：礼与早期儒学的衍变》。

  一

  《乡饮酒义》为《礼记》之一篇，郑玄《三礼目录》说：“《乡饮酒义》者，以其记乡大夫饮宾于庠序之礼，尊贤养老之义也。《别录》属《吉礼》。”1其内容主要是解释《仪礼·乡饮酒礼》所记各种仪式背后蕴含的思想，相较而言，其主体内容比较集中，不似《礼记》书中有的篇（如《檀弓》《曾子问》等）那么驳杂。一般来说，《乡饮酒义》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引发的问题不多，因此历来不太受到学者的关注。总结起来，古今学者关注《乡饮酒礼》篇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举行乡饮酒礼的场合。孔颖达说：

  此篇前后凡有四事：一则三年宾贤能，二则卿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四则党正蜡祭饮酒。总而言之，皆谓之乡饮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郑注：“乡人，乡大夫。”又云：“士，州长、党正。”郑又云：“饮国中贤者，亦用此礼也。”郑必知此篇乡大夫宾贤能，及饮国中贤者，并州长、党正者，以此经云乡人即乡大夫，士则州长、党正；又云君子，谓卿大夫饮国中贤者。下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党正饮酒之事。下又云“合诸乡射”，是亦州长习射之礼。郑以此参之，故知此篇兼有四事。1

  

  禮記正義

  9.5

  [東漢] 鄭玄 註 [唐] 孔穎達 疏 郜同麟 點校 郑玄 / 2019 / 浙江大学出版社

  按孔疏的解释，以下四种场合要举行乡饮酒礼：一，为兴贤举能而每三年举行一次的酒会，这是依据《周礼·地官·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郑玄曰：“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于五礼属嘉礼。”2二，卿大夫为一国之贤者而举行的酒会，也就是郑玄《三礼目录》所说的乡大夫于庠序举行的宴饮宾客之礼。三，卿大夫、士于射礼之前举行的酒会，如《礼记·射义》说：“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四，蜡祭举行的酒会，这是据《周礼·地官·党正》：“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

  孔疏依据三礼经典（尤其是《周礼》）而归纳出有四种场合要举行乡饮酒礼。又，贾公彦在《仪礼注疏》中也指出要在四种场合举行乡饮酒礼：

  凡乡饮酒之礼，其名有四：案此宾贤能谓之乡饮酒，一也；又案《乡饮酒义》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党正饮酒亦谓之乡饮酒，二也；《乡射》州长春秋习射于州序，先行乡饮酒，亦谓之乡饮酒，三也；案《乡饮酒义》又有卿大夫、士饮国中贤者用乡饮酒，四也。2

  

  仪礼注疏（全三册）

  9.0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王辉 点校 / 2008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其实，贾公彦的说法和孔颖达基本相同。只是关于党正饮酒，表面来看孔、贾的说法不一，其实是一致的。孔疏是据《周礼》，认为在蜡祭时举行乡饮酒礼；贾疏依据的是《礼记·乡饮酒义》“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一章的郑注，而郑注则明确指出：“此说乡饮酒礼，谓《党正》‘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礼也。”1认为这一饮酒礼就是为了体现《党正》饮酒所说的“以正齿位”的意义。

  后来的经学家基本都同意孔、贾关于举行乡饮酒礼分作四种场合的说法，但也有个别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吕大临就据《论语》“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一句，认为乡饮酒礼恐怕不限于四种情况。此后敖继公更认为，“乡饮酒者，士与其同乡之士大夫会聚于乡学而饮酒之礼也”3。这样的理解就更泛化了，士人在乡学的一切聚会饮酒之礼皆可称作乡饮酒礼。另外，礼学家着重探讨的问题还有通过乡饮酒礼考证古代的房室制度、乡饮酒礼的用乐制度等4，这些问题都越来越专门化，与本文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因此暂且不论。

  

  周禮注疏

  8.7

  鄭玄 注 賈公彥 疏 郑玄 / 2010 /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二，探讨乡饮酒礼所蕴含的意义，也是古今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点。《礼记·乡饮酒义》明确指出，行乡饮酒礼是为了“明尊长”“明养老”，“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射义》又说：“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褚寅亮也指出，乡饮酒礼之中蕴含的兴贤能、选有德与序齿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关系，“选贤之中，仍寓尚齿贵贵之义”“尚齿之中，仍存贵贵之义”“此礼虽曰饮贤，然不过在坐皆贤者耳”5。这个说法比较全面。儒家看重的也正是乡饮酒礼中的社会和政治含义。《礼记》记孔子曾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记·乡饮酒义》）又说：“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礼记·经解》）陈寿祺《拟请郡县广行乡饮酒礼议》也说：“三代之法，有留之百世而可行，行之一日而立效者，乡饮酒之礼是也。”5又说：“礼教之上下相亲，长幼相受，使民有所观感而兴起者，莫若乡饮。”5由此可知，历代儒家所重视的都是乡饮酒礼中蕴含的政治意义，以乡饮酒礼为“政教之本”。

  第三，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着重重新探讨乡饮酒礼的起源及其含义，其中以杨宽先生《“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一文最具代表性。此文对乡饮酒礼的起源、意义做了新颖而深入的研究。杨宽指出，乡饮酒礼起源于氏族聚落的会食中，因此自然就有尊长和重老的意义和功能。更为重要的是，乡饮酒礼还具有议会的性质。“既要通过酒会的仪式，表示对贵者、长者的尊敬，分别贵贱、长幼；又要通过议会的方式，商定国家大事，特别是‘定兵谋’。”6“‘乡饮酒礼’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议事会’转变来的，它不仅是尊敬长老的酒会，而且具有长老会议的性质，是借用酒会来商讨和决定军政大事的，也可以说是执政者的咨询机关，这在维护贵族统治上当然有其一定的作用。后来元老的政治权力缩小，这种‘礼’成为单纯的酒会仪式，用来尊敬贵宾和族长，着重于分别贵贱、长幼的等次，依然是维护贵族统治秩序的一种手段。”6杨宽先生还据乡饮酒礼的这种起源，进而推断礼的起源，认为饮酒的“醴”和“禮”本是一字。“醴”是当时高级的礼品，如同盛在礼器中所献的玉一样，是一种更加形式化、仪式化的物品。杨宽引凌廷堪《礼经释例》的“宾客之礼”中的一例以作说明：“凡宾主人行礼毕，主人待宾用醴，则谓之礼；不用醴，则谓之傧。”杨宽先生总结说：

  大概古人首先在分配生活资料特别是饮食中讲究敬献的仪式，敬献用的高贵礼品是“醴”，因而这种敬献仪式称为“礼”，后来就把所有各种尊敬神和人的仪式一概称为“礼”了。后来更推而广之，把生产和生活中所有的传统习惯和需要遵守的规范，一概称为“礼”。等到贵族利用其中某些仪式和习惯，加以改变和发展，作为维护贵族统治用的制度和手段，仍然叫做“礼”。6

  杨宽先生通过文字分析得出的这个看法无论是否准确，是否还有讨论的余地，都极大地推动了乡饮酒礼的研究，并进而也推动了礼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

  纵观以往对乡饮酒礼以及《礼记·乡饮酒义》篇的研究，可以看出，经学中对乡饮酒各种礼仪节的解释、考证、史学的探源，学界都已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礼记·乡饮酒义》中对行礼时主宾座次的解释，以往学者虽然有所涉及，却只是泛泛地指出这是受到了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笔者也曾据此认为这是战国时期的儒家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模式建构礼的哲学体系的体现7。其实，若从思想史的角度，从战国时期礼学思想以及整个儒学的发展来看，此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古礼纷繁复杂，各种进退揖让的仪节更是让人炫目。但是如果把握住礼的方位，就把握住了纲领，因此这是研究礼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清代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如凌廷堪《礼经释例》中就概括出很多有关方位的礼例：

  凡门外之拜皆东西面，堂上之拜皆北面。

  凡室中、房中拜以西面为敬，堂下拜以北面为敬。8

  凌廷堪指出：“室中之拜，事神与尸也。”凌氏进而举出《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等内容为证。之所以如此，“盖堂上以南乡为尊，故拜以北面为敬。室中以东乡为尊，故拜以西面为敬。房中则统于室，亦以西面为敬欤？若堂下之拜，自臣与君行礼外，皆礼之杀者”8。

  

  礼经释例

  9.4

  凌廷堪 / 2012 /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除此之外，凌廷堪还总结出一些行礼时的通例：

  凡庭洗设于阼阶东南，南北以堂深，天子诸侯当东霤，卿大夫士当东荣，水在洗东。

  凡内洗设于北堂上，南北直室东隅，东南直房户与隅间。

  凡设尊，宾、主人敌者于房户之间，君臣则于东楹之西，并两壶，有玄酒，有禁。

  凡醴尊皆设于房中，侧尊，无玄酒。

  凡堂上之篚，在尊南，东肆。

  凡堂下之篚，在洗西，南肆。

  凡陈鼎，大夫、士，门外北面，北上；诸侯，门外南面，西上。反吉，则西面。”

  凡设席，南乡、北乡，于神则西上，于人则东上；东乡、西乡，于神则南上，于人则北上。

  凌廷堪指出，以上八例“皆行礼之大节，故不入《饮食》及《器服之例》而入《通例》”9。

  从《仪礼》可知，礼之方位虽然极为复杂，但其宗旨不外是通过方位表示阴阳、凶吉，并且最终通过阴阳、凶吉来表示尊卑之义。例如吉事为阳，凶事为阴，故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如《仪礼·既夕礼》：“祝降，与夏祝交于阶下。”郑玄注：“祝降者，祝彻宿奠降也。与夏祝交，事相接也。……吉事相交左，凶事相交右。”10《老子·三十一章》也有：“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凌廷堪归纳的礼例，“凡设席，南乡、北乡，于神则西上，于人则东上；东乡、西乡，于神则南上，于人则北上”。这是因为按古礼方位，东、南、左为阳，西、北、右为阴。人以阳为上，鬼神以阴为上，因而行礼时堂上设席，南向北向，神以西为上，人以东为上。

  《乡饮酒义》中关于宾主的座次有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宾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阴阳也。三宾，象三光也。让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时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接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仁义接，宾主有事，俎豆有数，曰圣。圣立而将之以敬曰礼，礼以体长幼曰德。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

  我们先把主宾介僎的方位简要表示如下：

  西北：宾 东北：僎

  西南：介 东南：主

  

  依据一般行礼的通例，凡在室以向东为尊。如《仪礼·特牲馈食礼》：“祝筵几于室中东面。”《仪礼·少牢馈食礼》：“司宫筵于奥。祝设几于筵上，右之。”郑注：“布陈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谓之奥。席东面近南为右。”11这是祭祖礼，祝和司宫为尊，因此他们的方位是（位西）向东。按照《乡饮酒义》的安排，宾位居西北，介位居西南，他们在饮酒礼中地位为尊，因而他们的方位都是（位西）向东。

  但是，《乡饮酒义》对这一座次安排的进一步的解释，则已超出了古礼的范围，而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对此的新解，这也是《乡饮酒义》最具思想史意义的地方。

  首先，从这一段的解释可以看出，宾介位于西侧，主僎位于东侧，《乡饮酒义》的解释是，西侧体现了天地尊严之气，东侧体现了天地盛德之气；东方属仁，西方属义。据《管子·四时》《礼记·月令》的模式，东方属春，“其德喜嬴”，为仁；西方属秋，“其德忧哀、静正、严顺”，为义。从西南至西北方向，是季节从夏末秋初逐渐过渡到秋季和秋末冬初，天气逐渐转冷。《乡饮酒义》说：“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这就是“天地严凝之气”和“义气”。而从东北至东南方向，则是季节从冬末春初逐渐过渡到春季和春末夏初，天气逐渐转暖，这也就是《乡饮酒义》所说的“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这也就是“天地温厚之气”和“仁气”。因此，《乡饮酒义》认为的宾介主僎的座次体现的是“天地之尊严气”和“天地之盛德气”，这种解释和《月令》模式相合，完全遵循的是阴阳五行模式。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段中主宾介僎方位的安排，是以八方为基础的。在早期思想中，有关八方最为典型的论述，当为《易传·说卦》“帝出乎震”一章详论八卦方位的思想：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说卦》下文还接着解释道：

  震为东方，巽为东南，离为南方，坤为西南，兑为西方，乾为西北，坎为北方，艮为东北。

  以四方配四时，应该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而且也是最基本的阴阳五行图式，在战国时期的文献如《管子·四时》《月令》等文献中，已经非常成熟了。《说卦》又将这一模式和八卦联系起来，形成八卦和八方以及四时相配的格局。（《说卦》分一年为八季，每卦配一季节，每季四十五日。）震为东方，为春季；离为南方，为夏季；兑为西方，为秋季；坎为北方，为冬季。巽为东南，为春末夏初之季节；坤为夏末秋初之季节；乾为秋末冬初之季节；艮为冬末春初之季节。而《乡饮酒义》中对宾主介僎座次的解释，符合《说卦》的理论。按《乡饮酒义》，宾坐西北，而西北方位为乾卦，篇中也说，宾坐西北是主人为了尊宾。这既符合宾之地位，也符合乾的含义。介为助宾行礼者，位居西南方，而《说卦》则说：“致役乎坤”。坤为地，万物皆取养于地，因此位于西南的坤有资助之义，这和介的功能是一致的。僎为辅助主人行礼者，位居东北，而《说卦》则说：“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艮卦有终成之义，这也和协助主人成礼的僎的地位和功能是一致的。主人位居东南方，东南方为巽卦，按《说卦》的解释“齐乎巽”，“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巽卦有整齐、协调万物的功能，有主动之意，这也恰合主人之身份。

  这样看来，《乡饮酒义》对主宾介僎方位的解释，其实主要依照的是《易传·说卦》的方位及其含义。因此，《礼记·乡饮酒义》对乡饮酒礼座次的解释是以易学为依据的。

  

  周易注

  评价人数不足

  (魏) 王弼 注 (东晋) 韩康伯 补注 谷继明 整理 / 2023 / 商务印书馆

  当然，《说卦》中也有比较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汉书·魏相传》记载：

  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曰：……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汉书》卷七十四）

  这个方位，即震—东，离—南，兑—西，坎—北，正和《说卦》“帝出乎震”一章是一致的。这里明确说这种思想模式是根据《易阴阳》和《明堂月令》而来的。这也说明《说卦》“帝出乎震”一章的思想和阴阳五行有关。因此朱伯崑先生认为，《说卦》的八卦方位说“是受了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12。《乡饮酒义》一篇是依据战国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来解释礼义的，这是我们一般的看法。但进一步来看，《乡饮酒义》所依据的理论除了阴阳五行思想之外，同时又和易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也就使得战国时期的礼学和易学之间建立了关系。这些现象表明了战国时期儒学内部的交流互动是非常密切的，而且也是非常丰富的。

  三

  《说卦》在《周易》“十翼”当中是较有争议的一篇。《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汉代学者普遍认为，包括《说卦》在内的“十翼”是孔子所作。王充《论衡·正说篇》又记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学者普遍认为，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逸易》一篇，就是《说卦》。

  《隋书·经籍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王充说河内女子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而《隋志》认为是《说卦》三篇，刘盼遂先生认为，这是因为“《说卦》本合《序卦》《杂卦》而为一篇，故韩康伯注本及唐石经仍以《说卦》《序卦》《杂卦》为一卷。后人猥称为三篇，实不足究。”13这是学术界主流的看法。又据《晋书·束皙传》，汲冢竹书中有《周易》数种，其中有《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综合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说卦》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但是文字或篇章与后世流传的本子有异。可以说明这一现象的还有另外一个证据。马王堆帛书《易传》被称为《易之义》的一篇14，其第三段就是今本《说卦》的前三章15，而《说卦》“帝出乎震”一章则不见于帛书《易传》。这些情况说明，今本《易传》的篇章及其在先秦时代的流传是很复杂的，至少其篇章结构还没有固定下来。

  

  马王堆帛书《周易》

  与我们这里的研究相关的是，战国时期的一些儒家学者参考并用来建构礼学思想的《说卦》“帝出乎震”一章，并不见于帛书《易传》。很多研究帛书《易传》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帛书《易传》是流传于楚地的易学，可能和北方邹鲁以及三晋地区的易学有所不同。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礼学吸收了不流行于楚地的易学思想资源，这正和礼学本为鲁地儒学，也是北方儒学主流的现象是一致的。

  蒙文通先生研究两汉经学以及战国秦汉思想史的一些看法极具启发意义。他认为，两汉今古文经学以及今文经学内部的齐学、鲁学的对立，都要上溯到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的分野，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理解。具体来说，今文学内部齐学、鲁学的分立，其实就是战国时期齐学和鲁学分立的延续。就其特点来说，“鲁学谨严，齐学杂驳”16，“齐学恢宏”16，“齐学不如鲁学之纯”16。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是因为鲁学重在六艺，而齐学则以诸子为最盛，“鲁国儒学之正宗，而齐乃诸子所荟聚也”16。这个看法是极有启发意义的，同时对我们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就礼学来看，鲁国本是礼学正统，尤以《礼经》所代表的各种仪节、仪容为主，而齐地礼学则相对来说更加突出融汇诸子思想，重在礼学思想的发挥。齐国诸子学之盛，以稷下最为代表。《史记》称“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稷下学者中儒、道、墨、法、阴阳、刑名等各家皆有，诸子思想相互融合是齐国思想（尤其是稷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中，邹衍为齐人，他主张的五德终始说盛极一时，在当时齐国思想界独具特色。在这样的思想相互交融的氛围中，礼学、易学与阴阳五行思想相互融合也是极为正常的。

  《乡饮酒义》对饮酒时主宾介僎座次的解释，气势宏大，既体现了融合阴阳五行思想的特点，同时也暗合了《易传》对八卦方位的解释。这样的思想特点非常符合北方齐学“恢宏”“杂驳”的特点。

  在战国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既重视礼，又有易学的根基，同时体现出齐学思想的特点，这样很自然地就和荀子思想联系在了一起。从儒学思想发展的定位来看，《礼记》中有很多篇位于孔荀之间，它们在学术思想上既是孔子儒学思想的延续，同时也鲜明地体现出导向荀学的思想路径。《乡饮酒义》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另外，还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说卦》关于卦序方位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一章，这在易学史上也就是所谓的先天卦位。帛书《周易》的卦位与此类似。后来邵雍据“天地定位”而发展出的先天卦位与帛书《易传》有暗合之处。帛书《易传》的卦位和邵雍的先天卦位更加突出了易卦阴阳交错、两两对立的思想，更具哲理意义。但是从战国两汉易学史的实际来看，汉代孟喜、京房的卦气说，其卦位正是来源于《说卦》“帝出乎震”一章所表示的卦位，这一系是两汉易学的主流。这一现象也再次说明，“帝出乎震”一章所含的卦位是战国时期易学的主流看法，因此这就成为部分儒家学者相互吸收、实现易礼融合的思想资源。

  四

  《礼记》一书来源复杂，多是汉代学者根据当时发现的大量先秦古《记》整理、拼合而成，在这个过程中将一些内容、主题相关，或同一学派的一些作品合并为一篇是极为正常的，因此今本《礼记》多篇都是由两章或多章合并组成的。《乡饮酒义》也是如此，它其实也是由两部分构成。篇中后半部分“乡饮酒之义：立宾以象天”至篇末，别为一章。孔颖达就说：“此记者更覆说乡饮酒之义有所法象之事，前文虽备，故此更详也。”17孙希旦将《乡饮酒义》全篇划分为四段，其中第四段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二章，他也认为“本别为一篇，而记者合之”18。前人就已经看出了篇中前后的差异。从文意来看，篇末的第二章又提出了另外一种饮酒座次，而且也作了不同的解释。其文曰：

  宾必南乡。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南方者夏，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为言愁也，愁之以时察，守义者也。北方者冬，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圣乡仁，右义背藏也。介必东乡，介宾主也。主人必居东方。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也。主人者造之，产万物者也。月者三日则成魄，三月则成时。是以礼有三让，建国必立三卿。三宾者，政教之本，礼之大参也。

  孔疏：

  此一节更总明乡饮酒坐位所在，并明三揖三让，每事皆三之义。1

  前一章的方位是以八方为基础的，而这里的方位则是以四方为基础。这个方位图同样也是将饮酒之主客与四方、四季、四德统合在一起。按照这里的方位设置，主人居东方。这与东方为春季、是万物萌生的季节相一致。孔疏曰：“东方产育万物，主人供客所须，故主人造为产万物之事也。”1孙希旦的解释更加明确：“主人为礼之所从出，犹春为万物之所从生也。此明主人坐位之义也。”18

  宾的方位是坐北向南。按礼，君尊向南，同时宾之尊者，堂上亦南向。例如，《仪礼·乡饮酒礼》：“乃席宾、主人、介。”郑注：“席，敷席也。……宾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阶阼上，西面。介席西阶上，东面。”2《仪礼·乡射礼》：“乃席宾，南面东上。”《仪礼·大射》：“小臣设公席于阶阼上，西向。司宫设宾席于户西，南面，有加席。卿席宾东，东上。小卿宾西，东上。大夫继而东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礼书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乡饮酒义》也同意这样的礼例，但同时篇中又借用天子之位来说明宾之尊贵。孙希旦进一步解释说：

  天地以仁之德生物，生物之功成于夏，而圣则其气之初通者也。天地以义之德成物，成物之功始于秋，而藏则其气之归根者也。圣人法天，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二者不可偏废。故其立也，于圣则左之，法天之生物于春也；于义则右之，法天之成物于秋也。然天虽生、成并用，而当以生物为本；圣人虽仁义并施，而常以仁民为先。故圣人于仁则乡之，法天地之阳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也；于藏则偕之，法天之阴居大冬，而积于虚空不用之处也。圣人之立如此，而宾之南乡亦如之，尊宾之至也。18

  据《乡饮酒义》，“介必东乡，介宾主也”，那么介的位置应当是位西向东。孔疏曰：“主人献宾，将西行就宾，宾又南行，将就主人。介在西阶之上，以介瞯隔宾主之间也。”1从这个动态图中我们可以想见，在行礼时，主向西，客向南，而介则向东，位于主客之间。孙希旦也说：“介犹间也。宾在牖间，主人在阼，介在西阶上东乡。盖介亦主人之所敬事，而其尊次于宾，故其位间侧于主宾之间也。此明介之坐位之义也。”18这是从静态的方面说明介位居西方之义。这里没有提到僎之位次。据此段文字推想，僎应该位居南方。

  

  《乡饮酒义》的这个图式将主宾介僎和四方相配，同时相配的还有圣、仁、义、藏四德。表面来看，这里的座次安排和前一章虽有不同，但其解释则差别不大，可若仔细分析，这两章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前一章是以八方为基础，而这里则以四方为基础。其次，前一章的理论基础其实是《说卦》的八卦方位，而这里则没有易学影响的痕迹。前文已经指出，《说卦》的卦位受到了战国后期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因此，《乡饮酒义》的前一章也应该是战国后期甚至汉初的作品。但后一章没有卦位思想的痕迹，只是将宾主介僎和四方、四季相对应，思想还比较简单，因此，它的时代应当比首章早一些，当为战国中后期的作品。

  这一章最有意义的，是与四方和四季相配的圣、仁、义、藏四德，这个德目体系在早期儒家思想中还是比较独特的。如果说上一章依据八方来解释主宾座次，体现的是八方的含义，那么这一章主宾介僎按四方设置，其主要体现的是四德。

  德是西周以来中国思想传统的主流。在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德目体系，如“九德”“十一德”。在《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们也提到了很多德目，如“智仁勇”“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但孔子之为孔子，是发明了仁，以仁为道德的最高标准，并且以仁为统领，将之前的各种德目都纳入仁的体系之下。孔子之后，孟子又突出了义，孔孟之道也就是仁义之道。仁义是儒学的主要特征。因此，这里的四德中有仁义，应该说是反映了儒家的基本特征，并无特别之处。比较特殊的是“圣”和“藏”。《说文》：“圣，通也。”《诗·小宛》：“人之齐圣”，郑笺：“中正通知之人。”孔疏：“中正谓齐，通智谓圣。圣者，通也。”19《荀子·仲尼》“以为仁则必圣。”杨倞注：“圣，亦通也。”20具体来说，又有通达物理之义，如《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孔疏：“圣者通达物理。”21还有于事无所不通之义，如《尚书·洪范》：“睿作圣。”孔传：“于事无不通谓之圣。”22由此可知，“圣”的本义就是通达，通达物理，通达人事。因此后来儒家也将之作为一种可贵的德行而纳入儒学的德目当中。《礼记·经解》：“仁、圣、礼、义。”《大戴礼记·四代》引孔子所说的五种德行是“圣、知、仁、信、义”，这里都将“圣”列为诸种德行之一。

  从简、帛《五行》篇可知，子思、孟子所说的五行就是仁义礼智圣，圣为思孟五行之一。《乡饮酒义》将圣列为四德之一，并且认为圣为东方、春季之德，“产万物者圣也”。孔疏曰：“圣之言生也。东方产育万物，故为圣也。”1这里圣德之义与通常之义并不相同，但实际上它对圣德更为重视，将它与仁相提并论。孔疏接着说：“五行春为仁，夏为礼，今春为圣，夏为仁者，春夏皆生养万物，俱有仁恩之义，故此夏亦仁也。圣既生物，以生物言之则谓之圣，故东方为圣也。”1孔颖达是按照后来五行图式来解释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圣和仁都有生养之义，因此圣和仁也具有同等的含义。这都是突出了圣在儒家道德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藏”本为隐匿之义。《玉篇·艸部》：“藏，隐也。”“藏，隐匿也。”如《大戴礼记·曾子制言》“良贾深藏如虚”，也引申为收敛、含蓄以及停止之义。《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皇侃《义疏》曰：“藏者，谓时世不宜行之事。”23儒家特别重视士人的出处之道。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孟子·公孙丑上》）。行与藏，或仕与止，本身并不具备道德含义，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或“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就是一种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行为，因而也是一种德行。孔子还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朱子《集注》说：“无道，则隐其身而不见也。此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者能之。”24孔子又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这更是明确把该隐则隐视为一种美德。

  

  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上下）

  7.6

  方向东 / 2008 / 中华书局

  儒家把藏或隐主要理解为一种对待社会政治的态度，认为如果政治黑暗，不合儒家之理想，那么就应该“隐藏”。从这个方面来看，“藏”是孔子儒家的一种政治伦理。而道家则把“藏”更多地理解为个人为全性保身而应该持有的一种人生态度。其实，这种否定性的、消极性的德行，也更符合道家思想的一些特征。如《庄子》书中说：“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达生》）这是说圣人具有含藏于自然的品性，因此外物都不能伤害他。可见能“藏”是庄子理想中的圣人所具有的一种品德。同篇又说：“仲尼曰：‘无入而藏，无出而阳。’”郭象注曰：“藏既内矣，而又入之，此过于人也。”成玄英疏：“入既入矣，而又藏之。偏滞于处，此单豹也。”“出既出矣，而又显之。偏滞于出，此张毅也。”25按照庄子的思想，如果能够随机出处，不固执于一偏，即处于材与不材之间，那么“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极”（《达生》）。这样就可以为圣人了。另外，庄子还说：“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庚桑楚》）懂得藏身的道理是庄子所说的全形养性之圣人的必备品格。

  道家的这种思想后来也被儒家所吸收，儒家有时也会讲“藏身”。《礼记·礼运》篇中有：“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郑注：“藏，谓辉光于外而形体不见，若日月星辰之神。”26《礼运》又说：“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孔疏曰：“政既法天地，法祖庙、山川、五祀，所重若此，谨慎行之，所以藏其身而坚固。”26但是很明显，《礼运》以及郑注、孔疏所说的“藏身”，还是指圣人为政所达到的理想境地，依然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的。

  《乡饮酒义》将藏与仁、义、圣并列为“四德”，并将藏和四季之冬、四方之北相联系，这样来看，藏作为一种德性，首先应是取藏之本意，即把隐匿、收敛也作为一种德性。《礼记·乐记》说：“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这就更明显地将敛藏看作是义和礼，更接近于儒家主流的道德价值标准了。其次，由于《乡饮酒义》文本本身比较简略，其中并未对作为德性之一的藏作过多的说明，因此从中并不能做过多的分析。但从前面我们对儒道两家关于藏德的分析来看，《乡饮酒义》篇中所指出的作为“四德”之一的藏德，至少和儒家作为政治伦理原则之一的藏德是可以兼容的。

  综上所述，《礼记·乡饮酒义》对《仪礼·乡饮酒礼》的解释，除了说明乡饮酒礼中蕴涵的尊长、养老的含义之外，还对乡饮酒礼的座次和方位作出了伦理的诠释，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乡饮酒义》对饮酒时宾主座次有两种解释，其中一种是宾位于西北，介位于西南，僎位于东北，主人位于西南。这种座次和方位的解释是以八方为基础的，并暗合了易学的八卦方位。另外一种解释图式则是将主宾介僎和四方以及圣、仁、义、藏四德相配。这里的四德既有儒家主流的仁义，又有思孟一系比较重视的“圣”德，同时还有不为后世儒家特别强调的“藏”德。我们通过思想史的梳理发现，藏既是从孔子开始就比较看重的一种政治伦理，同时又是道家所重视的个人全身保性的一种修行方式和道德品性，为先秦儒道两家所重视。汉代以后儒家的各种德目系统和道德规范逐渐规约为“六纪”或“五常”，《乡饮酒义》提出的圣、仁、义、藏四种德目体系，正说明战国时期儒家有关道德规范和德目体系还是很丰富的。以往对《乡饮酒义》的思想史研究，大多只是指出其中所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但通过我们这里比较深入的分析之后，可以更充分地说明此篇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以及思想史意义。

  

  经典与意义

  评价人数不足

  刘丰 / 2022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释

  1(2)(5)(30)(31)(35)(41)(42)《礼记正义》卷68《乡饮酒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4、2284-2285、2292、2301、2301、2301、2301、2301页。

  2(3)(4)(33)《仪礼注疏》卷8《乡饮酒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193、197页。

  3(6)敖继公:《仪礼集说》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页。

  4(7)如曹元弼《礼经学·解纷第五》就有“乡饮酒宾席所在并礼经房室制度通考”“乡饮酒燕礼升歌合乐并天子以下飨燕用乐大例述”这样非常专深的考证。

  5(8)(9)(10)参见曹元弼:《礼经学·解纷第五·乡饮酒礼通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84、86页。

  6(11)(12)(13)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收入《古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311、313页。

  7(14)参见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第二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是第78-85页。

  8(15)(16)凌廷堪:《礼经释例》卷1,(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4年版,第87、90-92页。

  9(17)凌廷堪:《礼经释例》卷2,(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4年版,第118页。

  10(18)《仪礼注疏》卷38《既夕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1页。

  11(19)《仪礼注疏》卷47《少牢馈食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8页。

  12(20)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13(21)黄晖:《论衡校释》卷28《正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4页。

  14(22)邢文又将此篇称为《易赞》。参见邢文:《帛书周易研究》第二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5页。

  15(23)参见李学勤:《帛书〈易传〉〈易之义〉研究》,《古文献论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5页。

  16(24)(25)(26)(27)蒙文通:《经学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88、90、89、90页。

  17(28)《礼记正义》卷68《乡饮酒义》,第2299页。按,据校勘记,“前文虽备”,各本同。浦镗校云:“虽”,疑“未”字误。见《礼记正义》,第2304页。就文意来看,作“未”更好。

  18(29)(32)(34)(36)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24、1435、1435、1435页。

  19(37)《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9页。

  20(38)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3页。

  21(39)《礼记正义》卷47《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7页。

  22(40)《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

  23(43)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85页。

  24(4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6页。

  25(45)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47页。

  26(46)(47)《礼记正义》卷30《礼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08、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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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张宏杰：史学何以堕落为一门纯技术的学科——从黄仁宇61岁被解聘后说开去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4-19 16:45:16

  本文节选自《历史的局外人》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

  01

  退稿与解聘

  1976年，五十八岁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用英文完成了一本书，取名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我们从这本书洋洋洒洒的行文中可以读出作者在写作时是如何逸兴遄飞、文思泉涌。确实，这本翻译成中文时名为《万历十五年》的书后来被评论为一部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作品，作者试图从中国历史上这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年头出发，解释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在历史上何以落后于西方。

  黄仁宇四十八岁才入行历史学界，个人作品不多，已近六十花甲的他急需出版一本有分量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因此这本书是他调动一生的经验和思考，全力以赴的作品，寄出书稿的时候，他充满信心。他认为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将在世界史学界引发一场巨大震动。

  然而他收获的，却是美国多家出版社一次又一次地退稿。市场化的出版社认为，这本书虽然包含宫廷秘史、妃嫔恩怨等普通读者可能感兴趣的流行要素，但是又夹杂有大量思辨性的内容，对普通读者来说有很大阅读难度。从本质上来说，这本书应该属于学术著作。

  而学术类出版社的编辑看到这本书，更感觉一头雾水，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方式过于文学化，既不像一部断代史，也不像一篇专题论文。曾留学美国的政治学者刘瑜谈起学术界的“规矩”，她说，论文写作“格式化”，排斥个性和风格，不仅国内如此，美国其实也是这样。美国的学术圈子鼓励的同样也是“精致的平庸”，如果你想在这个圈子里生存，就要自觉地顺从“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规则。

  美国学术出版的惯例是作品须经不具名的审稿人进行评审。审稿人面对这样“不伦不类”的“四不像”，发现他们根本无法提出修改建议。它更像散文或者小说，而不是历史。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去呈现和探讨历史，根本就是错误的。

  祸不单行，就在这本书屡遭退稿的过程中，1979年，黄仁宇以六十一岁的“高龄”，被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辞退。他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说：

  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长考夫曼博士（Stanley Coffman）署名给我的信如下：

  “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

  这是一个突然的打击，黄仁宇完全意想不到，因为到1979年春季为止他已在纽约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已经获得了“终身”教职。黄仁宇在回忆录中说：“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

  相对羞耻，更为难以承受的是经济问题。他的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他后来回忆说：“我被解聘后，就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申请到研究经费。……我只要一听到热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顶有破洞，心都会一阵抽痛。”

  就在被解聘前不久，因为在欧美出版无望，黄仁宇干脆自己动手把这部书稿译成中文，定名为《万历十五年》，托人带到国内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出版的机会。

  黄仁宇与黄苗子的夫人郁风的弟弟认识，黄苗子和中华书局的编辑很熟，因此他在1979年5月23日给傅璇琮写了一封信：

  璇琮同志：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第一次寄书稿来时，金尧如同志知道。表示只要可用，就尽快给他出版。这样做将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并说陈翰伯同志也同意他的主张。但书稿分三次寄来，稿到齐时，尧如同志已离开了。现将全稿送上，请你局研究一下，如果很快就将结果通知我更好，因为他还想请廖沫沙同志写一序文（廖是他的好友）。这些都要我给他去办。

  匆匆即致

  敬礼！

  苗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本书在中华书局几经讨论和反复，终于在三年后，也就是1982年付梓出版。有意思的是，也许是因为作者的籍籍无名，书的封面上竟然没有出现黄仁宇的名字，只有题字者廖沫沙的名字。

  接到样书后，已经六十四岁的黄仁宇心情非常激动。虽然他也指出：“封面上……没有作者黄仁宇的名字，在设计上似欠完善。”但是接下来，他还是在信中一再对中华书局表示感激。他说：“大历史观容作者尽怀纵论今古中外，非常感谢，应向执事诸先生致敬意。”

  02

  “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

  一开始，谁也没想到这本书能够成为畅销书，包括黄仁宇自己。

  为了证实他的激动心情，黄仁宇在这本书刚刚出版时表示，虽然他经济上处于困窘之中，但“不受金钱报酬”。因为“国内作家多年积压书稿亦望付梓，《万》书与之争取优先出版机会，故暂不收稿费及版税”。

  后来中华书局向黄仁宇赠送了200册书以充稿费。然而这本书上市后，市场反响居然非常好，第一次印刷250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在读书界引起很大轰动。后来三联书店拿过这本书的版权，将它作为“黄仁宇作品系列”中的一种出版。虽然没有做任何营销，但是《万历十五年》还是迅速成为大陆最畅销的历史著作，迄今销售已经数百万册，成为现象级出版物。嗅觉敏锐的台湾出版商立刻推出台湾版，同样引发巨大轰动。

  从此，黄仁宇的作品在海峡两岸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间，黄仁宇成了中国海峡两岸普通读者心目中影响最大、名声最盛的历史学家，甚至都不用加“之一”二字。

  而《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也在屡屡碰壁之后，在他被大学解聘后的第二年，终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黄仁宇的期待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这本风格独特的书立刻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杂志上为这本书撰写书评，大力推荐，他说：“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1982年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后来又被以法、德、日等多种版本出版，在美国被一些大学采用为教科书。

  如今，这本书已经一纸风行三十年，坊间甚至有“不读《万历十五年》，读遍诗书也妄然”“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戏语。

  为什么这样一部最初不被看好的作品，后来在中国大获成功呢？

  首先这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迅速定于一尊，对历史形成一系列固定的近乎公式化的解释，比如五阶段论、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动力论等。历史学界越来越呈现一种僵化、沉闷、压抑的局面。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仍然如此。

  《万历十五年》的出现，如同在沉闷的房子里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刚从“十年浩劫”中走过来的中国文化界呼吸到了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叹：“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

  刘志琴在《黄仁宇现象》中说：《万历十五年》在这一时期出版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反映了民众对教条化的史学读物早已厌倦。且不说别的，就是将一个王朝的盛衰浓缩到一年的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外屡见不鲜，而在中国30年见所未见；以人物为主线，从政治事端、礼仪规章、风俗习惯描绘社会风貌，就引人入胜；在论理中有故事有情节，具体生动，不落俗套，使读者兴趣盎然。我想，如果不是《万历十五年》而是其他历史著作捷足先登中国，只要有类似的特点，也一样有轰动效应。

  其次，这本书的畅销更与黄仁宇独特的叙事策略有关。黄仁宇选择了明朝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个平淡的、没有什么突发事件的一年，选择了六个人物，用七篇文章来展示大明帝国，并分析它的内在机理。这六个人物是万历皇帝朱翊钧、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后继首辅申时行、清官楷模海瑞、大将军戚继光、名士思想家李贽。他们都是时代的佼佼者，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都想用自己的力量挽救这个王朝，然而最后，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败下阵来。这六个失败者的群像，组成了一个失败的王朝。事实上《万历十五年》的叙事结构就是以一个个人物为中心，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作者把一桩桩历史事件围绕着一个个历史人物，叙述得娓娓动听。

  这本书大受普通读者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通史观。这也几乎是一个规律：大部分影响力很大的通俗史学名著，背后都有一个清晰的观点。毕竟，普通读者选择读历史作品，不是为了学习考证的技术，而是为了获取知识和结论。学者可能乐于展示自己的专业技巧，螺蛳壳里做道场，但读者并没有观察庖丁解牛的耐心。因此，对普通读者来说，好的历史作品是小中见大，从一个小的切口进去，能够看到清晰的大的规律。

  《万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但是黄仁宇要展示的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全貌。他要告诉读者的是，为什么从明代起，中国落后于世界。黄仁宇的答案是，“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备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个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大一统体制一方面简单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社会变化发展的空间。传统政治体制的弱点在于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既缺乏弹性又欠实力，只重道德的表面，而缺乏务实地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表面上看起来如同庞然大物，实际上不堪一击。因此黄仁宇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引入西方的“数目字上的管理”，“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

  03

  历史界的琼瑶？

  为什么黄仁宇能独辟蹊径，写出这样符合读者口味的作品呢？这与黄仁宇的个人特质有关。

  黄仁宇的人生是颇有点传奇色彩的。黄仁宇是湖南人，少年早慧，十四岁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十八岁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不出意外的话，他本来应该成为一名工程师，在机电工程领域大展所长。然而上学不久，抗战爆发，一腔热血的他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曾先后担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后来更是远赴缅甸，1944年5月，因在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

  战后他负笈美国，凭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获密歇根大学录取，以三十四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读新闻，后转到历史，1954年获学士学位，1957年获硕士学位，1964年获博士学位。

  这样的经历，在当代历史学术界可谓绝无仅有。“半路出家”，一方面使黄仁宇的学术训练可能不够严格、规范，另一方面，却也使他没有被学术界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规则”所驯化，保持了强烈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半路出家”使黄仁宇终生保持了对历史发自生命深处的草根式兴趣。

  “半路出家”的黄仁宇的所有思考与写作，都与自己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他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学术问题，更是为了解决个人生命中的困惑。“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技艺而已。……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他说：在美国读书和打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 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面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

  黄仁宇个人的独特经历，造就了黄仁宇作品的独特性格，也造成了黄仁宇作品的意外“走红”，更让身处失业阴影中的黄仁宇的生活柳暗花明。如果不是大量的通俗性学术作品在海峡两岸赢得了源源不断的稿费，六十二岁失去“饭碗”的他可能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而通俗历史写作的成功，支撑了他在被辞退后能维持二十年有尊严的中产阶级生活，并且在死后让他的妻儿生活有所依靠。

  听起来，这似乎又是一个学术界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结尾应该是从此黄仁宇就迎来学术的春天，赢得无数鲜花和掌声。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普通读者可能只知道黄仁宇的盛名和其书的畅销，却不知道他在学术界受到的排斥。学术界对黄仁宇的反应是复杂而意味深长的。“他那标注了‘大历史观’称号的小中见大的史学技巧在让相当一部分人欣喜的同时也遭遇了另外一小部分人的狙击。”

  朱学勤对黄仁宇的独特之处表示欣赏。朱学勤说：“他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

  然而，两岸历史学术界的大部分主流学者，对黄仁宇表示肯定的并不多。有人对他的学术根底表示怀疑。胡文辉在一篇专门批评黄仁宇的文章《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中说：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

  有人对他的写作方式完全不认同。黄仁宇在文字表达上的强烈个性和不拘一格，他的混合散文、小说和论文风格的叙述方式，让他的作品在普通读者读来味道浓烈，软硬适度。然而，他也因此备受学术界中那些特别看重学术规范的人的批评。他的文笔在他们看来是“粗野”的，欠缺精准。他的表达方式在他们看来过于注重感觉而非理性。“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

  尤其为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大历史观”。黄仁宇很为自己的大历史观自豪，他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他的注重“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历史观，迎合了那些想迅速了解中国历史全貌的读者的阅读心理。

  但是在学术界看来，他的大历史观“粗糙、粗略、粗浅、粗鄙”，“严重不成熟”。正如耿立群在《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一文指出的：“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因此，正统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黄仁宇的见解“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大陆学者认为黄仁宇是“历史学的余秋雨”，而台湾学者则说黄仁宇是“历史界的琼瑶”。台湾著名学者龚鹏程甚至说：“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除了对黄仁宇的学术思想不认可之外，中国明史学界对黄仁宇的反感，还在于他个人的性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明史专家王春瑜在黄氏去世后写了一篇文章，名为《琐忆黄仁宇》。文中说，1988年，明史学界召开国际明史研讨会，因为一位认识黄仁宇的前辈专家的推荐，他们邀请了黄仁宇。结果，大陆学者惊讶地发现这个美籍学者严重缺乏一个历史学家的“风度”：在另一次讨论会上，黄仁宇发言时，说着说着，竟跳起来，蹲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他大概是忘了，这是在国际明史研讨会上，而不是在当年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会上，或训斥国民党大兵的场所。他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与会者的反感。

  明史学界反感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明史会议上不规规矩矩谈明史，却谈“大历史观”：更让人不快的是，他在发言中，不谈明史，却大谈所谓“五百年大循环”的“大历史观”，令我辈听之无味。……我说：“这是在中国开会，最好只谈学术，谈明史，免得遭人非议。不能像在美国，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见他的作风与国内学界如何格格不入。

  04

  “黄仁宇现象”的反思

  正是“半路出家”而又“野心勃勃”，导致了黄仁宇的毁与誉。黄仁宇的作品当然不是没有问题，有些地方存在很严重的硬伤。但是，他的洞察力、悟性、归纳能力、综合能力、“通感”能力是罕见的。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勇气，他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本领，无人能出其右。

  除此之外，即使以学术圈内的严格标准去衡量，黄仁宇也是颇有一点学术分量的。他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他获得基金支持的专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都是被认可的有相当水准的学术著作。学界泰斗费正清和李约瑟都对他很欣赏，特别邀请他参与《剑桥中国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明代名人传》这些重头学术著作的撰写。这都是响当当的学术履历。如果他没有写这么多通俗和半通俗的面对普通读者的历史著作，如果没有在普通读者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可能不会受到学术界如此强烈的批评。

  黄仁宇评论现代学术的研究方式说：“一般风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综合。各大学执教的，都是专家，因为他们分工详尽，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形式，非常尊重。”

  确实是这样。历史学术研究方式越来越专业化，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趋势。随着历史学越来越专业化，历史学的“致用”价值被“科学化”所遮蔽。许纪霖说：“如今我们的……知识体制所培养的史学研究者，不再是像陈寅恪、吕思勉那样知识渊博的通人，而仅仅是匠气十足的专家。

  史学堕落为一门纯技术的学科，在考证史实的背后，不再有炽热的历史关怀，不再有尖锐的问题意识。不少治史者犹如‘雨人’一般，除了自己那个狭而又窄的专业领域之外，在知识的其他领域（包括史学的非专业领域），显现出的是惊人的无知。”

  大陆学界在这个方面与台湾、与世界大部分地方情况一样。这种情况下，史学和公众的关系也越来越远，枯燥无味到不少历史学者都不爱读。面对社会兴起的“历史热”，历史学界不但罕有参与，而且多抱冷嘲热讽之态度。

  因此，黄仁宇虽然收获了普通读者的无数鲜花和掌声，在学术界却是孤家寡人。“但在另一方面，即他的个人创作方面却显得很不幸运。无论是史学界和汉学界，他都没有多少可以平行、平等、平和地进行交流的同志，他应该是处在独学而无友的状态；他在一所并不出名的大学教着一门并不重要的课程；他所进行的一些学术尝试，也经常得不到多少有力的响应。”

  “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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