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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只为多开口

  作者：知行合一 发布时间：2023-01-31 00:14:02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

  ※译文

  招惹是非都是因为讲话太多，遇到烦恼都是因为逞强出头。能忍住一时的气，就能避免百天的忧愁。近来学了一种乌龟缩头法，该缩头时就缩头。知道惧怕刑法的人每天都会过得很快乐，损公肥私的人每天都会过得忐忑不安。

  ※评析

  本段讲述的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自保哲学，它告诫人们不要强出头，不要惹麻烦，不要自讨苦吃。对于身处社会之中的人们，这些处世哲学既有它的积极意义，也有它的消极色彩。

  生活中有很多是非都是因为多事而自找的，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们往往因为管不好自己的嘴而给自己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逞强出头的人总会成为别人的攻击目标。规范自己的言行，懂得进退有度也是对自身的一种修炼。“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人若能忍得住一时之气，便能省去许多是非，化解许多矛盾。冲动是魔鬼，不要因为自己的意气用事而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但是，这种处世哲学并不是真理，还需要辩证地去对待。对于一些无谓的琐事和别人的私事，当然不应该多嘴出头，但是当看见别人遇到难题，而对于自己而言又是举手之劳时，当然不能袖手旁观，所谓“遇人痴迷处，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难处，出一言解救之，亦是无量功德”。对于涉及人民利益和大是大非的问题，当然应该更加冲锋陷阵。而与人发生争执，如果在不涉及原则问题和人格没有受到侵犯的前提下，能忍则忍便是一种美德。但是对于一些无耻之徒，你的忍耐在他眼里只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你的退让只会让他得寸进尺，据理力争有时候比忍气吞声的效果要好得多。所以，对于“忍耐”这个问题应该辩证看待，情况不同，采取的方式自然就应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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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中的人性

  作者：J.T. 发布时间：2018-07-21 01:12:57

  沃拉斯所谓的政治中的人性，不是“你还有没有人性”中的人性，而是人之本性的意思。为什么要提人之本性呢？沃拉斯说，一些政治研究，以人为理性动物，看待事情都出于一种理智上的推理。实际上并非如此。沃拉斯说，人们的政治见解往往包含了无意识的非理性过程。

  问题就出在，人性自私，而人的智力又有限。所以沃拉斯反驳布莱斯的话，后者说“在理想的公民中，每一个公民都是聪明、爱过、大公无私的。他的唯一的欲望，是在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发现正确的一方，并在多个竞争的候选人中选出最好的一个”。沃拉斯以为这没有任何意义。

  人性自私。一方面，民众，出于利益考虑，对于政治活动往往并不热衷；同时，参与政治的民众往往也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行事，而是为了个人私利。沃拉斯说，英国对政治有热情的人仅占人口的十分之一。沃拉斯还说，有些落后的殖民地在实行民主制时，投票的比例非常之低，以至于只能说他们还没有达到实行民主制度的阶段。美国人投票率貌似超过一半多些。虽然这里面包含了一些其他因素，但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是，我印象中奥尔森或弗里德曼曾提到，人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参与政治对于普通的单个老百姓来说，是属于投资很高收益很低的活动。选举活动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味着要花费时间去熟悉、了解政客和他们的政治观点，这需要个人付出时间和精力上的成本。同时，他们所投出的一票，在达到目的的作用上可能微乎其微。而且，即使是选出来这个政客，他的决策往往是针对大众，而大众会把好处稀释掉。假如说选马云做老大大，马云会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全国人，那么他的1500亿分给13亿人也只有所谓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那些人才开心，认为就是每人分一亿分了之后大家都是亿万富翁而马云还有1487亿。正是出于此原因，可以推想，人们会自然地却少对政治的热情。另一方面，追逐权力的政客，往往也不是出于全心全意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动机。就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谈到，虽然说，从才能、品德和智慧而言，让人类当中的圣贤来管理整个社会是最好不过，然而如大卫·米勒所言，实际上圣贤反而不热衷权力，而热衷权力的人往往不是圣贤。

  沃拉斯探讨了人的欲望，尤其是私有的欲望，他以为像私有财产对应了人的一种真正本能。当然，这个看法其实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如果要说“本能”，仅仅只能对应人的一些低级智能模块，而且这些模块也只是提供一种驱力，并不提供一种决策。所以，沃拉斯以为，这种私欲本能或许能够通过提供一种“占有”来满足，比如某种“收集”爱好，沃拉斯以为类似给小猫一个毛线球就能满足它的捕捉本能，满足了之后“私欲”就不会再造成人的行为或对社会的危害了。这种想法显然太简单了，有点类似洛伦兹或精神分析中的所谓释放理论，比如“暴力”倾向如果采用某种方式的释放，就如泄洪，放了就不会再造成危险了。这种错误在于，没有弄明白“本能”是干嘛使的。沃拉斯还以为，混杂的情感不如单一的情感强烈。这个说法其实说错了。混杂的感情，假如是一个方向的，可能会增强感情。但是假如有相反方向的，则可能会造成一种相互牵制的局面。他距离说，候选人最好不要住在自己的选区，原因是什么呢？人们会看到这个候选人作为上层人的生活，从而产生不好的印象。

  沃拉斯自己多次参与这种政治竞选活动，所以他谈到自己的一些体验，其中一个是“重复产生厌倦”。他说，反复做同一个演讲，“产生不是实在的感觉，令人苦恼”。他认为这是一种本能反应，就如我们反复听同一首音乐所会产生的厌倦那样。我平时听音乐非常多。听歌对我来说，是一种把我的注意力保持在读书状态的一种方式。有一种音乐做背景，我往往能够情绪安静下来，能够一直读下去。其他的时候，假如我读的书不够吸引我，我的注意力就会时时从书上转移开。还有一些时候，我内心似乎存在一种焦虑，会让我完全无法把心思放在读书上。但是假如有了音乐就可能扭转这个局面。或许，是音乐在不断刺激我的大脑分泌多巴胺或其他类似物质，把我的negative情绪调整为positive情绪。你知道，positive情绪能够促进学习，保持大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音乐对我来说几乎就跟嗑药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音乐我都喜欢。有些一听就感觉十分喜欢，有些听了感觉还行，有些听了感觉很没滋味，有些就很反感。当我在读书的时候听歌，往往是听“猜你喜欢”这类，然后会出现有时候注意力跳到音乐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是因为音乐动听，就是因为音乐太刺耳。这样，也就是说，或许是因为有些旋律，对我来说是一种中等“噪音”域内的声音。我印象中说，无噪音和大噪音都会引发人的警觉，而影响人的注意力保持在学习上。只有中等程度的持续噪音最能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当然，那些我觉得动听的音乐在我写东西或考虑问题的时候是必不可少的，动听程度和我思维的顺畅程度成正比。但是往往，就如沃拉斯所说，重复会造成厌倦。对我来说，更像是榨干了这首歌，最初能够引发无数的快感美感和灵感，但是反复听了之后就没有了感觉。我想，这或许是人的一种学习反应，即对新的良好对象有一种positive的好感作为取向，一旦熟悉，就减少这种好感，让人趋向于更新的良好对象。

  沃拉斯还谈到群体感情的传染。这种研究也不少了，包括勒庞的《乌合之众》。其他的研究还有在群体中个体的去个体化，去个体化就意味着一是群体力量大，这个时候啥都敢干，同时又有一种责任共担的感受。西安915砸车的蔡洋就是这种本能冲动的牺牲品。另一个沃拉斯注意到的现象是，人们喜欢故事远甚于抽象的推论。这大概是因为，大脑擅长处理故事，但是不擅长抽象推理。故事往往包含了许多情节，因此，如沃拉斯说人的大脑就像一个胡琴，这些情节很容易拨动琴弦。人类内心其实有很多和感情有关的“桥段”琴弦，比如成功、爱情、性、复仇、冒险，所以人们看这种戏剧或电影的时候，往往会被刺激得很动心。我印象中，创业圣经语录似乎也有“首先讲一个好故事”以及一大批教人如何讲好一个故事的说法。也就是，讲好一个故事是最能拉拢（忽悠）人心的经典手段。所以，沃拉斯说，大众更喜欢安提戈涅，而不喜欢苏格拉底。文化上无与伦比的希腊人都如此，那么还能希望哪国的民众能够更热爱和接近真理呢？沃拉斯还提到，人们考虑事情往往不是纯理性推理，而是感情、欲望、理性一起参与。这就是Pinker所谓的computing。沃拉斯说，只有那些对我们影响小的对象上，我们才能做出理性的决定。他的这个看法就是说，越接近我们自身的利害，我们的本能作用得越强烈。这个观察很高明，实际上就是利害越相关，驱力越强，这是一种有survival value的适应性。沃拉斯还注意到，我们的智能存在缺陷。比如，我们的视觉有时候会欺骗我们，即使我们知道真相，就如那些视觉错觉图。这就是说，我们的智能处理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尤其体现在我们的很多fallacies上，Kahneman和Tversky有对相关主体的详细探讨。沃拉斯注意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就是采用一些容易引发错误的方式做出的，有时候人们并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过程。阿伦森的《社会性动物》也谈到了很多种这类现象。

  人的智力有限。一方面，民众在参与政治活动时，往往并不是依靠对知识和真理的掌握，对政客进行审视和选择，他们的政治观点甚至往往也是出于一些非理性的因素。沃拉斯提到，英国民众对于乔治三世倍感亲切，只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也出生在英国，也因为经常能看到关于乔治三世日常起居的信息。貌似这就是熟悉导致喜欢的例子。当然，这种喜欢我认为还有另一种本能因素，即对有权势或财富的人物，人们会产生一种好感倾向，作为动力能够让人趋近资源占有者。但是这种趋近倾向并不排除一种强烈的抑制作用，沃拉斯说，人们见到毕生梦寐以求想见到的国王时，往往就僵住了。我想这和人们见到自己的“神”或要告白的对象时，都会产生抑制时一样的，这种fight or flight的反应肯定不是要fight，大概是出于一种谨慎避免搞糟机会而起作用的机制，就如同Frans de Waal的黑猩猩那样。另一方面，政客从政的动机、手段和目标，往往也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个人追逐权力或利益。因此，政治，就如沃拉斯所注意到的一样，和商业是两种尝试操纵人们想法和行为的战场。政客所做的不是引导人们走向真理，而是尝试打动他们。沃拉斯说，这自然会导致政客在道德上的堕落，因为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抽象的真理很难辨别，同时也让人感到厌倦。正直的政客不愿意采用除了说理以外的其他方式，但是劣质政客不一样，他们会采用各种打动大众的手段，哪怕用夸大、夸夸其谈、许下并不打算兑现的诺言，仅仅为了说些大众喜欢听的而不管其他别的后果，诉诸人们的各种感情如爱国、想国家繁荣自己得好处。总之，就如沃拉斯所说，这种精明的政客只是想赢。或许川普就是这样成功的。沃拉斯注意到，政党、候选人，往往和商品一样，都会打上精美的包装和诱人的宣传语。我印象中有谈到美国竞选的书，谈到美国总统里根，说他获胜的诀窍就在于他做过演员，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时候，正是他那和蔼可亲和真诚正直的表情，打动了美国人民。还谈到，人们对于要选举的政客，往往所致甚少，对于政治上的一些问题，就如沃拉斯提到的听起来专业难懂的金融政策，人们往往并不能进行一种准确的判断。因此，人们给竞选人投票的时候，如沃拉斯所提到的，往往根据一些非理性因素做出决定。比如说，长得更高的候选人赢得竞选的可能性大大高于矮的候选人；下巴坚毅的候选人同样常常胜出。也就是说，人们在投票的时候，往往也是根据自己的某种喜好，无论是看面相，还是看高矮，还是看神态，还是看举止，还是看其他各种因素如口音、出身地、家庭背景、学历等等，而并不根据他的能力、品德和学识——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困难的。何况，沃拉斯自己都开始给人相面起来，说“这种人体格强壮，粗下颚、阔嘴巴，能说会道”，神经容易崩溃而不会长寿，和赵本山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一样。郭德纲怕是要点赞。

  沃拉斯还提到，人类存在一种符号化象征的倾向。其实就如马林诺夫斯基在《科学的文化理论》中以及其他很多人所注意到的，符号或象征在人类文化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这并非是人类的特殊之处。动物也有符号和象征，就如雄孔雀做出大屏来展示给雌孔雀，自然界雌性抚育后代的种类，雄性都负责做出一种复杂的信号，包括自身华丽的羽毛、大长角、卓越的筑巢技能、舞技或歌技等等。当然，智能本身就意味着处理信号。所以，信号和象征，实际的作用要追溯到Holland所提到的隐秩序。当然，对于人类来说，象征和符号实际上塑造了一种结构。正是这种结构使得社会并不简单等于人类个体的聚集，就是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所提及的整体主义者反复强调的整体不能于部分之和。比如说，一个人的穿戴，其他人对他的态度，他们在一定空间中的位置关系，以及他所出现的地点和场合，都代表了一个人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比如当年人们提到的，宋姓歌手在前一任领导人的时候拍照站在中间，但是后一任时就变成了董。通常，人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结构之中，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位置之上。现代政治学往往会谈到平等和公正的问题。这个结构自身是不平等的，有的人身居高位，占有大量资源；而大批穷人往往在最底层，并且貌似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种剥削，如Jon Telling所言，有时候并不是说是高层人干的，而是这种结构本身在剥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需厌恶哈耶克为资本家和富人做出的辩护，也无需赞成马克思对资本家和富人做出的批判。或许更应该倾向于Rawls所提出的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并不针对富人，而是针对结构来做出调整。人们在这种结构中仅仅是扮演一种角色而已。这种角色的扮演，往往就是通过符号象征体现出来。试想一下，把所有人脱光了放在一起，你看不出来大的差别。但是有了穿衣打扮、住所用具、出入场所，人们就产生了差异。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人们希望在这个结构中，不同人占据不同的位置是处于justice。也就是说，是出于merit的标准来确定的。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存在一定的流动性，但是，实际上人们是出生在不同的位置，而就近进入所能进入的最高位置的。这就是不公正产生的原因所在。

  沃拉斯注意到，一个国家也总是努力打造各种象征符号，因为国家本身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有了这个符号，人们就愿意为之献身。那么国家怎么形成的呢？就是通过掌握权力的一小撮人，尤其是一个政党上层，来造出一个“国家”的概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的疆域、版图甚至国家自身不断变化、灭亡或新生。对人的研究，有人的提法是，把最简单的个人弄清楚，然后叠加起来。这其中的问题是，前人考虑人性，往往是静态的，是固定的，比如善或恶。但假如转变看法为人是智能尝试从环境中获益，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而社会，同样也是个体之间会建立起一种复杂结构，而不是简单的群聚，推演起来就变得有些困难。有些人如柏林布鲁克及其弟子迪斯雷利因此就以为，人类是靠感情、欲望的盲力推动产生了文明。相比之下，哈耶克认为人的理性参与了这个过程，但是仅仅在各个个体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上参与了，整体的秩序和文明还是一种自然过程的结果。但是沃拉斯提出，实际上，人类知识的积累和进步，给人来的精神带来了很大的提升。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看法。正如沃拉斯注意到的，人类本性在过去的万年间，恐怕很少变化，但是人类通过积累知识，通过文明的发展，塑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对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认识其实有很大的提升。沃拉斯提出，人们通过认识自身智能的局限，就能避免自身的错误，并且识别和避免政治家的操纵。这就是人类进步的希望。我以为沃拉斯说的很对。但是沃拉斯提到柏拉图所谓理性和本能是否有一天能够和谐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能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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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笫之间：每个人都有两个身体

  作者：肥纳斯大人 发布时间：2013-09-04 09: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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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青春期和解》：一本送给家长的养育青春期子女的葵花宝典

  作者：夏瑶 发布时间：2023-12-18 03:32:57

  

  提起青春期，相信多数家长都会头痛，因为青春期好似就是麻烦期、叛逆期。父母怎样才能和青春期孩子和谐相处？父母怎么做才能把青春期孩子培养成独立自主的成年人。当孩子出现拖延、网瘾、叛逆、学习成绩不佳等难题，父母又该如何帮助孩子解决？

  享誉世界的心理学家凯文.莱曼博士将帮助你真正走入孩子的内心世界，他在《与青春期和解》这本书中会把这些难题一解决。

  

  与青春期和解：如何解决青春期关键问题

  8.6

  [美]凯文·莱曼(Kevin Leman) / 2023 / 人民邮电出版社

  作者凯文·莱曼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和美国知名心理学家，曾任《早安美国》节目特约家庭心理顾问，受邀在美国热门访谈节目中担任嘉宾，《与青春期和解》这本书在全球热销数十万册。

  

  凯文·莱曼有五个孩子，他见证了5次青春期，而他的孩子们都没有叛逆，并成长得十分优秀。11到19岁是一段奇怪的无以复加的关键期，孩子在这几年的行为会影响他漫长的余生。

  作者在开篇写道能为自己和子女做得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富有幽默感，我们需要做一条半直线，知道该如何让家庭保持平衡，而不是盘旋在上方、监控着孩子一举一动的“直升机式”家长。

  在养育青春期子女的过程中，有时候你要站在他们身旁，和他们肩并肩，有时候你要站在他们对面，和他们对立，这本书将帮助我们扮演好这个角色。

  

  而父母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纵容型父母、独断专制型父母和权威型父母。

  纵容型父母

  纵容型父母是那种对儿女百依百顺的人，他们没有准则和界限。因为棋局的规则总是在变化，所以家庭成员都缺乏安全感，他们往往会努力成为孩子的朋友。

  可做一位好家长并不意味着对孩子百依百顺，要对孩子的不合理请求坚决说不，如果你说了不打算做什么，那就坚决不要做，不要让步，无论你的孩子如何恳求。必 须变得强硬起来，否则孩子就可以用任何方式操纵你。

  独断专 制型父母

  这类家长认为孩子们应该安静，听话，自己需要掌控一切，让自己言出必行。这类家长和家庭其他成员之间通常存在着分歧，其他人没有发言权。

  

  为人父母不应该掌控孩子，而是鼓励和陪伴他们，看到远景和大局。孩子年龄越大，就越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如果你认真对待他们，就不要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唯 一的选择。任何一种极 端都是危险的，平衡才是上上之策。

  权 威型父母

  这类父母认为他们和子女是平等的，他们知道建立适度的准则和界限，让家里的每个人在身心方面感受到自己是安全的。

  权威型父母任由孩子去体验自身行为的后果，而不会替子女铲除人生道路上的积雪，但他们会热情洋溢给予孩子鼓励。他们向往好的事物，所以他们得到的也往往是好的结果。

  

  书中还对世界各地家长们在孩子处于青春期时，蕞关心的72个问题进行了一一分析，并给出的具体的应对方法，相信会解决很多家长头 痛不已的问题。比如当我们和孩子发生争吵时，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你的鼓励会让一切变得不同。当我们和孩子之间产生心结，要学会平等交流，所以把你的良好态度和对孩子的信任传递下去吧！

  作者通过五天的时间轴方式给家长们支招，提供了保持冷静、降低标准、轮流讲话等很多有 效方法。相信父母们读完这本书后都能从容陪伴孩子度过关键的人生阶段——青春期，更好地把孩子培养为身心健康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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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太空一日》书写中国航天的无限可能！

  作者：cookies1314 发布时间：2023-12-12 22: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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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营、日本军人、沦陷的香港

  作者：爱夏 发布时间：2020-04-15 19:29:48

  项美丽的足迹颇能代表战时中国的轨迹，《香港假日》也终于写出了笔力。

  项美丽与韩素音，同样的中国通，同样以英文书写中国闻名欧美文坛。张爱玲50年代飘泊香港曾言道韩素音只不过外国视角而已，她若发力不会比韩氏差，这话是真的，读过《无鸟的夏天》感受不到重庆因为日军轰炸、通货膨胀带来的窒息感，只有无穷尽的政治暗示，同时对不起这么有寓味的书名。

  翻开《香港假日》中重庆的篇章，教人眼前一亮。

  外国人——在重庆的外国人，毫无疑问代表着特权，但特权也有枯萎的一天。《香港假日》的重庆篇章，正是窒息的陪都生活的一页。

  今天早晨刷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用起牙粉还是那么小心，战战兢兢的往牙刷上蘸，此刻我身在香港，附近至少有三家商店，让我想买多少牙粉就能买多少。如此小心看起来够傻的，可习惯总是难以改变，毕竟我刚刚在重庆生活了一年，细想起来我才意识到那一年四川生活，对我的影响以许多类似的方式显现着。

  比如，“夜里只要听到船只或火车鸣笛，仍然会一身冷汗跳起来。”——月夜轰炸，跑警报，跑去防空洞。往往敌机刚升空，中国的防空情报网便报告相关地区，第一颗红灯笼与警报便响起来。习惯跑警察的人们泰然处之，外国人也如此。

  在轰炸机来之前，我们泰然消磨了好一会儿，那是我遭遇的最后一次空袭，所以记得尤其清楚，我记得我们是如何在长长的阳台来回走动。等待并且猜想着飞机将从哪个方向袭来。第一批飞机来了，他们横穿整个城市，将炸弹丢在购成重庆脊梁的那座山的山顶，空气中一柱柱灰尘和黑烟从宁静的废墟缓缓升起。

  女性的天性有时也不得不抛弃。“来四川的欧洲女人都把兴趣放到维持女性吸引力之外的事情上。”只有一个叫玛丽的姑娘不一样。

  频繁的空袭和由此而来的精神折磨，让她们心灰意冷。当她们日渐憔悴，消瘦，面色蜡黄，完全顾不上护肤霜，头发光泽之类问题的时候，玛丽却周身焕发着健康美丽的色彩。她会为一场网球比赛，一晚舞会或烫一次头发，不惜步行数英里，在一个村里她发现了一家配有烫发工具的理发店，我觉得那算是一个人在重庆可以做出的最非凡的贡献。

  中日战争爆发初期，项美丽还在上海。她的男朋友邵洵美的家，被中国军队征用为临时的司令部。邵氏倍感骄傲。巧合的是，项美丽在上海法租界的家，也曾租给国民党情报人员使用，进行发报。

  后来她同邵氏分手，来到重庆，又去了香港，最后作为战俘交换，回到了美国。这样的足迹，像极了《小城之春》的台词。玉纹问志忱，这些年都去了哪里。志忱说，跟着抗战跑——上海，重庆，成都，桂林，香港……当上海无法立足，“自由中国”象征着一种态度，可以前往“自由中国”，是当时多少人的梦想。

  项美丽没想到香港防线如此不堪一击。香港很快沦陷了。

  她的伴侣、英国军官查尔斯在香港战役中胸部中弹，治愈后关入赤柱集中营。项美丽与查尔斯的管家阿金一家人及保姆阿玉，带着孩子在一幢被炸弹炸毁的房子中居住到战争中期。

  《香港假日》记载了形形色色的日本军人。这个词汇，在战时，恐怖色彩浓郁。项美丽一听到日本宪兵，便会脊梁骨一阵发挤，走在街上也会发抖。

  渡边是一个日本宪兵，奉命调查项美丽。相识的过程是在一个俱乐部，项美丽对它印象深刻，凤梨罐头、啤酒无限量供应，亚麻桌布、风扇带来香港假日的味道。此时，项美丽穿着破旧的黑裙子，长袜上勾了丝、修补过的鞋子。她们毫不顾忌，吃起凤梨罐头肆无忌惮。渡边假装要求她们教日本军人英语，报酬是食品——香港沦陷2月有余，食物供给困难。

  第二天，渡边穿着军官制服、左侧别着军刀，带着一个日本士兵和若干苦力出现在项美丽的家。“看起来简直像从《一千零一夜》里走出来”，他们带了200多磅的米，面粉、各种罐头、过期牛奶，“看起来应该是刚刚打劫过一家仓库”，管家阿金的西餐手艺非常好，于是课程以每天日本士兵来吃饭、交谈这样的模式进行。直到渡边发现项美丽毫无用处，离开这里。

  当然，离开以后，食品并没有被没收。而渡边还送给项美丽一张戎装照。这便引出了下一个日本士兵。项美丽在谈到日本士兵的吃相时曾说，“看不到所谓的克制，表现得像贪婪的小猪”。野蛮中带着文明，克制中难掩贪婪，确实是日本士兵的特色，而香港，又是征战的日本士兵换防的休养地，只有作战勇猛的部队，才被允许来香港修整。而他们刚入城时，往往衣衫褴褛，证明了战事的残酷与他们的“作战勇猛”。

  忽然间有人重重的拍响了前门，每当这时我就害怕起来，并非没有道理可言，因为他通常意味着日本人来了，我的中国朋友很清楚要从后门进来拜访，但日本人则相当享受作为不速之客所带来的兴师动众。阿金一脸绝望与发愁的，将一个相貌平平的日本士兵引了进来，我感到又惊又喜，而不是麻烦来了。一个士兵是不会将我们驱逐出去的，只有更高级别的军官才有可能那样做。这个小个子男人背着一把带刺刀的步枪，但这没有什么特别，他站在角落解开外套的扣子，然后仰面坐到沙发上，以品评的目光环顾房间四周，这简直算不上一个房间，但很明显他喜欢它，他招呼我走过去，我往前走了走，与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隔着一张桌子坐了下来，脸上挂着僵硬的笑。这种笑容已经成为流港女人的标配，他看起来到足够和蔼。

  日本军人和管家阿金笔谈，一直缠着不走。阿金最后给他看了渡边的照片。“他先是有些吃惊继而惊慌起来，他站起来走过去研究了一番照片，拎起步枪冲我笑笑，轻轻拍了拍我的面颊，吹着口哨走了出去。”这一番从拍门，到走进房间解开衣扣坐下，再到拍拍女主人面颊而去的动作，十分形象地刻画出了日本士兵，是那个年代抗战漫画中常见的日军形象。只不过，他面对的是一个白人女性，而不是带着肆虐心理观察的中国人。所以项美丽也仅仅是惊慌，而已。

  赤柱集中营在项美丽另一本书《吉尔小姐》中有详细的描写。食物短缺、嫉恨、互助、谄媚，人在极端困难中的表现记述在了那本书中。《香港假日》中主要记载项美丽给伴侣查尔斯例行送食物。项美丽的女儿卡罗拉的保姆阿玉，是别人的小妾，之前曾经是歌女，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将这个美丽的女子与保姆二字联系在一起，她不仅美丽，还充满智慧，因此才能在大家族中生存下来。当她的丈夫亡故，她通过管家的关系来到项美丽这里看护卡罗拉，集中营的故事在这里，才开始烁烁发光。

  每月，项美丽都要例行去集中营送食物。有阿玉的陪伴，她可以带上卡罗拉。卡罗拉总是能引起营地里一阵骚动，战俘们会跑到带刺的铁丝网前争相看一个活生生的白人婴儿被抱在肩上走过去。阿玉喜欢自己在这阵骚动中扮演的角色。我们路过战俘营的时候，由她提着装食物的篮子，我抱着卡罗拉，战俘们在我们的左侧，所以我把卡罗拉抱到左肩，走在我后面的阿玉更是往左边偏，这样卡罗拉就会往左边伸长脖子，从而让他爸爸清楚的看到她。第一次战俘营之旅，让这位保姆反应强烈。

  阿玉建议卡罗拉自己走，这样查尔斯可以多看一会卡罗拉。卡罗拉明显感受到战俘营的“与众不同”，所以一到关键位置，她便说“抱”，如果不抱，会哭。这会惹怒哨兵。项美丽说自己“做了一件现代妈妈不会做的事”，她抱起卡罗拉，横在膝盖上，众目睽睽之下，打了她的屁股。奏效了，卡罗拉自己走完了剩下的跑，边走边捂着屁股，哭得起劲。“能够看到整个营地和那小撮日本士兵在大笑”。

  保姆阿玉还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再一次送食物时，离开不久，项美丽听到日本士兵嘶哑的喊叫，“我转过身去，看到3、4个日本兵发疯一样往路上那个能看到战俘营的地方跑”——是她的孩子，正在一片及膝的雏菊花丛采花，站在旁边一脸无邪笑容的是阿玉。远处的战俘营，800战俘在那你推我挤争夺好位置，以便能看清一个英国孩童采花。“那真是骇人的一幕，看起来像是一场兵变”。

  项美丽遣返美国之前最后一次去战俘营，阿玉又给了她惊喜——这之前的一周，阿玉总是关上婴儿室的门，和卡罗拉在一起——从战俘营离开后，她们雇了人力车，马路紧挨战俘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查尔斯了：

  在我膝上一直坐立不安的卡罗拉，现在忽然站了起来，站到人力车的座位上，挥起手来，她向一个战俘挥手，在香港这样做是会被射杀的，更糟糕的是他她喊了起来，既响亮又清楚，尖细的嗓音穿破了沉寂的战俘营，爸爸再见！爸爸再见！查尔斯正站在角落处的一块高地上，这样他可以一直看着我们，到最后一刻，卡罗拉仍然在充满骄傲的挥手和叫喊，再见，爸爸爸爸再见，没有人朝我们开枪。

  阿玉去了“自由中国”，项美丽回到美国。

  战后，一家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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