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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作者：白衣龙儿 发布时间：2013-01-27 20:07:37

  少小在书堂读书，老师常拿了戒尺，边讲解边注意学生。若有哪位学生左顾右视，老师或一戒尺拍在桌上，或直接提着学生衣领直提到教室外面去。正所谓“威仪棣棣，不可选也”。犹记得有一堂课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老师边讲，边在堂上走。走着走着突然不动，继之而来又是惊天动地一声。这时候不用看也知道，又有刺头学生不知深浅挑战了他的耐性。

  这事情大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以至于在看到《孔子传》定价时，马上就联想到。《孔子传》的定价也是五十六。作者在书的后记当中剖白自己，说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也就是非专业人士。然而此价位，大约未必有几个非专业人士肯惠顾。若惠顾的人少，则对儒家文化的呵护、推崇、传承、弘扬便也无从谈起。总之，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若是将买书的五十六枚硬币顺手丢在课堂，虽然噼里啪啦挺热闹，然而总让人觉得哗众，反不如那一戒尺的温柔。

  何况这个《传》，有说理则不全、语史则不详的嫌疑。

  传记一般来说得先交代主角所处的背景。这是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的关键点。若不置身于历史背景之下，所得出来的结论全是时代结论，固然有意义，但未必契合真相。鲍公《孔子传》，最初确乎介绍了孔子先祖之世，将来龙交待清楚，又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距”为章节标题，总体来说，涵盖性看起来已很强。遗憾的是，一些导致孔子作出人生选择，或者对孔子内心有所触动的大事或脉络疏于交待。比如蒯瞆之乱；比如孔子在世时他的祖国鲁国整体政治格局及其演变。

  然则这毕竟也是小问题，无伤大雅。再者说来，鲍公此书，原不是以史见长，而是以《论语》《孔子家语》《史记》等为范文，来倡导儒家的醇厚温良。

  只是不管是史还是思想，可能都略有待商榷处。

  粗说之。如23页，鲍公分析说，《史记》当中写孔子母亲颜徵在，在孔子问及父亲叔梁纥之墓地时“讳之”，是因为去世之时颜年方三十二岁，恰因年纪轻而忌讳谈死亡与合葬的问题。一直以来，司马贞也好，钱穆也罢，都将此“讳”字复杂化。然而太史公写《史记》字斟句酌，岂放一字，讳就是讳，此事必有隐情，实不必特意为尊者隐。

  如39页，鲍公云孔子“一边为官谋生，一边坚持学习……”，这是将孔子的谋生与学习、学问割裂开来。我更觉得孔子将职业生涯也看作一场修行，不管刚参加工作时做的会计，还是后来的大司寇，都是在其位谋其政，都把工作当成份内之事一丝不苟的完成。这事关意识形态，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职业与事业的区别。因此似不当马虎放过。

  如47页，鲍公言所谓“亲民”就是“新民”，这是将朱子意见直接提来了。窃以为这方面，新字更多是在结果上做文章，而亲字却有着动态感，能够更多的表现出一位大德之人在面对世事、世人时的慈悲，有着入世的慷慨和决心清理污浊、恢复朗朗乾坤的气概。

  96页是很神奇的一页。鲍公说，“不对普通百姓讲仁义道德的大道理，这是一个读书人的良知”。儒家所谓立已、立人所针对的绝非只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孔子之私学，招生条件便极其简单，“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至于鲍公说“跟普通老百姓应该告诉他，利在哪里就好了”，假如真这样做的话，子之武城也就听不着弦歌之声；猜测一下后果，如此以利导之，三代之后，恐百姓谈利而忘德，更是民不民而国不国。又，鲍公说“孔子的儒者已经是新儒者，是君子儒了”——孔子必先有一套在外使用的完备的礼仪，这是儒家的表现形式，而小人儒、君子儒的分野，与地位的关系差别不大，更多是指内心的志向与对待事物的态度。君子儒承担的是百世之业，而小人儒则着眼于眼前的既得利益。显然，前者的眼界更为开阔，志向更为崇高。

  107页，鲍公云孔子固执坚持，不说人性与天道。这大约只是表面现象。对人性、天道的理解与传授，是建立在自身的影响力上。衣食住行无不是课业。如同禅，不可说，说既落了相、着了道。

  134页鲍公释“窃比于我老彭”句为：我把自己比作我的老彭。这解释简直惊天地泣鬼神。

  ……

  书三百余页，小问题屡见。大问题，是抑道家而抬高儒家。鲍公云道家将整个世道看穿，因此绝望了——道家以柔克刚，取时度势，圆融于大道，化成败而为一，哪里来得绝望。而且假若真的绝望，那能有历朝历代开国之际以道家学说来使民众休养生息的史实么，能有文景之治么？我实在不能从这对比中看出意义来，反觉小器非常。

  孔子是缺席者。他并非曾经存在，而是自生来至今便一直都在。世间需要《孔子传》这类书籍，需要使用平凡简洁的文字对他的一生及思想抱负进行概括，需要一个又一个的君子以身作则影响周边更多的人。后生小子虽对《孔子传》有所诟病，实因爱切责深。愿鲍公能精深其文；愿儒学能薰染我华夏儿女德行；愿常见君子不使我心伤悲；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愿此书书价告别天价飞入寻常百姓童蒙少年案头。

  是为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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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是一个人最初的指明灯

  作者：亦如是 发布时间：2015-10-14 21:45:23

      说来好笑，读这本书是上个月在工厂集训，我们领导要求大家把企业文化开好头，想出独属于自己的更有新意的开头时，徐老师讲到了《颜氏家训》。一直知道这本书，也知道这本书在很多人眼里都是一本非常棒的书，然而，诚如《菜根谭》之类的书籍，重视的人早早已经从中吸取到自己想要的，而不重视的人，也不过是路过金子而不肯拾。尤其是信息爆炸的今天，几乎没有什么已有的知识是不可得的，只关乎于你自己想不想学。

        所以也很高兴我自己还没有丧失掉人生最大的乐趣—好奇心，因此终于读了这本书。遇到一本好书如同遇见一位良师益友，从他们身上你总能感受到高尚的品格和富有魅力的思想。《颜氏家训》正是这样一本书，作为南北朝流传至今，汉民族第一本最为广为流传的家训，他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并且一学再学的好书。

         我常常想，一个人能够成功也许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然而一个家族想要富过三代，流芳百年却并非是一件容易事。做一个人是一件没得选择的事，但做一个受人尊敬并且道德高尚的人却是可以去选择的。不能说有这本书，并且按照这本书做你就能成为这样的人，但至少，你会活的更为快乐，更有担当，人生更有价值。有这样一本书对于一个家族，同样是一件幸事。一个家族当然会经历风雨彩虹，但是只要这个家族的成员都具有这样的精神，我想，纵使这个家族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优秀家族，也一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族。

        对于我而言，迷茫的时候想要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去走，遇见与人争执时想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总会有情感到达低谷期的时候，奢与检，喜与忧，繁琐与简单，旷达与纠结，凡此种种，总会有个选择，而书里告诉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以一个家族长辈的口吻向孩子们娓娓道来，充满期待与寄予，让人觉得没有负担，不用因为自己做错事而觉得羞愧，反而会更加努力，期待下件事自己会做得更好。

        全书关于父与子，夫与妻，兄与弟，君与臣，是与非，错与对，都有一把尺子，这尺子让我知道了一位长辈对我们的希望，以及他所走过的路的反思与教训，让人觉得诚恳而温暖。读完书，我觉得我会把这本书里所教的择优交给我以后的孩子，让他不至于招人烦，让他不至于不懂人情世故，让他不至于不会做人不会做事。家教是一个人最初了解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虽然很晚才读到这本书，但并不觉得遗憾。如果是十年前的我读这本书，大概不会觉察出书中的妙处，如今走过一点崎岖，伤过人，也被人伤过，再读这本书，反而觉得刚刚好。

        人生在世，其实方法多的是，然而大音至稀，大道至简，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把人情世故琢磨琢磨，好好修养自己，也真不是一件易事，唯愿读到这本书的人和我一样，能够觉察出自己的种种不足，从而改正，也是幸事一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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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 to imagine

  作者：Sophie 发布时间：2009-07-26 23:53:52

  真的很难想象富翁们的生活糜烂到哪种程度. 书中的描述应该很可信, 不过没办法看出作者想要揭示什么. 如果只是描绘的话,就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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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受戒》

  作者：高芾 发布时间：2011-06-21 20:44:56

     

         有一个公社的书记，告诉汪曾祺一件事：有一天开公社干部会议，第二天整理会场准备再开会，看见桌上的胶台布上写着，是《受戒》的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一个人写一句，全能背下来。

          当汪曾祺不无得意地向香港作家施叔青讲述这件事时，距离《受戒》问世已逾七年，中国的文艺环境与政治环境都已变化巨大，且仍在急剧的变化之中。

          汪曾祺讲这件事，针对的是施叔青的这个问题：“你这样写出，人家不会以为你在侮辱工农兵的形象？性开放的现象，在你的小说里，只限于劳动阶层，对知识分子从不触及，为什么？”

          汪的回答很有意味，除了讲述公社干部写对话的事，以证明读者对《受戒》的支持之外，他还说：“读书人表面上清规戒律，没乡下人健康，其实他们暧昧关系还是很多。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大陆作家对谈之四》，1988）

          放在1980年，施叔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那一年，正好六十岁的汪曾祺打算写这么一篇“一直想写在这小庵里所见到的生活，一直没有写”的小说时，他心里确实有着反复的犹豫、挣扎与自我辩论。

          汪曾祺在《关于〈受戒〉》里回忆，这篇小说的动因有三点，一是他重写了三十二年前的旧作《异秉》，感到自己的情感、认知，跟早年的有所变化，沉淀在心中的“旧梦”，似乎可以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二是比较集中、系统地重读了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少女形象，推动着他去写出一个自己的“翠翠”；三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说起来汪曾祺甚至有些激动：“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

          然而这话是“倒放电影”式的感慨，汪曾祺久经风霜，“中国的各种运动，我是全经历过的”，知道他的写作冲动会触碰哪些禁区，他为自己准备了辩护词：“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有了大体设想后，他与别人谈起过，并进一步为自己辩护：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汪曾祺提出的这些观念，在今日中国，已成常识，也不会有人再去问作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但若回到1980年的语境，是能够领会何以作者及周边人群，都怀揣着一份担忧。

          《受戒》的责任编辑李清泉回忆说，初次知道《受戒》，是听一位京剧团的老杨同志说，他最近读了一位朋友写的小说，“味道十分迷人，可以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李清泉辗转托人要来了这篇小说的手稿，附着作者一纸短简，说：“发表它是要胆量的。”李清泉“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倒过来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看不出政治冒犯”，不过，那时候的人都明白作者的担心源自何处：“我们心里还存着一个心照不宣的体验，那便是对于‘左’的演绎法的恐惧，但那却完全不在于你的作品有无毛病和毛病的性质是什么，它的厉害在于它可以任意解释、随时找出所需要的罪名。它的另一个厉害还在于你只能匍匐在地，候旨、不容分说。”李清泉最终是横下了一条心：“产生这种情况的条件，虽不能说完全消失，却也消失了不少，它不仅不该再有，也不很可能再有，万一再有自然又是一场大灾难，又何惜一身”。

          这些细节很能说明当年的语境：人们重新表现出“对艺术的忠诚”，作者如此，编者、读者亦如此，但确实整个民族“陷于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的猥琐平庸气氛太久了”，看到《受戒》这样的作品，自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甚至像那位老杨同志，“本来已经有些沉（进去）了，却幡然警觉起来——它毫无意义！”这说明意识形态要求内化至读者心中，已达何种程度。但那又是一个相信未来、奋发向上的年代，总要有人撞破某些禁忌，要有人展现某种回归，这又是另一种默契，因此“《受戒》的出生是炫人眼目的，同行相见是喜形于色的，对于改变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是起积极作用的。”（《关于〈受戒〉种种》，1987）《受戒》最终获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后来有人总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出现的一批引人关注的爱情小说，包括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受戒》，并评论说，刘是“提出爱情的问题”，张“写爱情的现实”，《受戒》则“写爱情的永恒”，“刘心武敏感，捷足先登；张洁写苦涩，这女人恶；汪曾祺写欢乐，姜是老的辣。”（许谋清《我感觉到的汪曾祺》，1993）

          “欢乐”似乎确是汪曾祺赋予《受戒》的“意义”，他说：“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黄子平对此的描述是“悲愤哀伤惶惑，‘愁云密布’的文学天空中蓦然出现了一抹‘亮色’，却不是主张‘走出伤痕’（其实是‘粉饰伤痕’）的批判家们所希望的那种‘亮色’。”（《汪曾祺的意义》，1989）不能不说，《受戒》不仅是对新时期之前的共和国文学“不谈爱情”、“政治挂帅”、“主题先行”的反叛，同时也构成对同时期方兴未艾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反拨。

          汪曾祺强调“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无外乎是希望读者借助小说的精神力量，走出咀嚼苦难与悲情的迷思，平复过于哀伤的人心。稍具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对现世人心的抚慰，却是通过抒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来实现的。

  依照当年的批评模式，人们为了肯定《受戒》，努力要在其中读出“人民性”、“反封建”的意义，诸如“作者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劳动者身上的内在的性格力量和精神美，同时他也对劳动人民的旧社会身受的重重苦难表示深深的同情”（陆建华《动人的风俗画》，1981）；“作者为两个小恋人选择受戒与庙宇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尤其具有诙谐的机智，无疑是对神的嘲弄，对人的自然情感与生活权利的肯定”（季红真《传统的生活与文化铸造的性格》，1983）；“《受戒》中小和尚与村姑的爱情故事，是对禁锢人性的宗教的嘲弄，还是借描写半僧半俗的生活，表示对那种略带原始韵味的人情美的热衷呢？或藉此反衬城市那种物欲横流的丑恶世界？”（周荷初《汪曾祺小说的美学评析》，1988）……而今重读这些评论，不无隔靴搔痒之感，但这些评论呈现的问题是：时代在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着解读汪曾祺的方式，虽然汪一再表白“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但转型时代的“权势转移”足以让边缘与主流之间，有多重对话与转化的可能。

  汪曾祺有一个饶有趣味的说法：“《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不妨说，对这篇小说的疑虑、喜爱与迷恋，也可以看作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各种感情的总和。“老中青三代都喜欢”的背后，潜藏着不同人群对《受戒》的多重解读。

          据陆建华的调查，群众对这篇小说的感受是“文章写得象，也写得美，读了使人欢喜，给人添劲长志”。为什么四十三年前的僧俗生活会给一般读者这样的感受？当年风靡一时的传读给了《受戒》一个标签：“小和尚谈恋爱”。这个浅白标签其实恰当地表明了《受戒》在道德禁区的“冒犯”意味。

          比如，让公社干部们如是喜欢的“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在《受戒》中共有五处，第一处是两人初见，明海初来乍到，满怀羞涩，小英子都极为主动：“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第二处，小英子向明海打听受戒是怎么回事，结尾是“我划船送你去。”“好！”第三处，小英子去看望正“散戒”的明海，问他疼不疼，哪时回去，结尾仍是“我来接你！”“好！”第四处，小英子与明海在路上讨论善因寺的见闻，明海说他有可能被选做沙弥尾。小英子心中有了思量，“划了一气”，于是过渡到了第五段，也是最关键的一段对话：

          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明海认同小英子对自己未来的安排）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明海又认同小英子对自己现在的安排，注意，此时小英子还没有任何表白）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这就是让“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的芦花荡子）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来路，明子在芦花荡里“使劲地划桨”，引起小英子惊叫：“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归途，两人两只桨一齐“飞快地划”，划进芦花荡）

         人们心照不宣地记诵、默写着这些语句，觉得它们“美”、“有劲”。在训练有素的批评家眼里，这是“风俗画”的展现，是“小说散文化”带来的别致，是“诗意语言”制造的传神意境，是“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的延续。当然不能否认这些，但二十多年后回看，这些是《受戒》对读者的全部吸引力所在吗？

          从《受戒》到《大淖记事》，批评家不断追问汪曾祺、也不断追问自身的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性开放”是真实存在的吗？这种现象值得肯定吗？连对汪曾祺小说充分肯定的评论者也不免要在赞美之余，加一但书：“但大淖的风气里毕竟羼杂着渣滓……但作者的态度终究太过客观，这可能使一些鉴别力不高的读者，良莠不分。个别细节描写，如巧云对刘号长勉为其难，也损害到作品的审美价值。”（凌宇《是诗？是画？》，1981）《受戒》虽然没有《大淖记事》那么直接地涉及到性，但也颇有人从中读出了性爱的意味：“题目是‘受戒’，主题却是‘破戒’，写的是佛门，歌颂的是尘世。写尘世之美又写得彻底：不仅有和尚娶亲、赌钱、杀猪、吃酒以及农家乐等场面事件，而小说结尾小和尚明子竟在刚受完‘戒’和小英子划船回家的水路上，两人就盘算了如何叛佛皈俗，将船划进密密的芦花荡里去了……这一大胆别致的情节，使小说对充满虚伪的神的世界的否定达到十分精采的境地。”（汪家明《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1987）尽管评者总是加上“思无邪”、“反抗宗教”等断语，但在《受戒》里，完全看不出存在一个“虚伪的神的世界”，明子的师父师叔都是可以娶妻或通奸的，善因寺方丈石桥也现放着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在禅房里，谁来破坏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呢？小说里是没有这股力量的，要说有，只能是存在作者、读者的现实生活之中。

          《受戒》中潜在的性书写并不稀见，如让明海“傻了”的小英子的光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这并不是小和尚单方面的绮思，小英子在干活时“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还有论者指出“《受戒》的结尾，那段绝妙的写景也是写的性，是性成熟的状态”（李国涛《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1987）：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象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

          这些青春性心理的描写与隐喻，十分到位且隐蔽（我们不要忘了汪曾祺年青时期饱受的现代主义熏陶），而且恰如其分地融化在通篇的诗化语言与风俗描画之中。后者无疑给予前者一种保护色，让读者可以在对小英子与明海纯真爱情的同情与赞美之中，获得一种犯忌的快感与性审美的释放——事实上，小说开篇慢慢铺叙菩提庵的诸僧生活，以及大英子对嫁妆的精心准备，还有明海初到此地，对市井生活感到目眩神迷，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和尚也有七情六欲”。《受戒》全篇情节，并无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出现在作品之外：“和尚”身份与世俗生活的并置，给当时读者心理上造成的冲击。其中蕴含的反抗性禁忌的意味，是《受戒》面世后迅速走红的重要因素。

          笔者此言，并非要否定《受戒》的文本价值与语言成就，而是想指出：在《受戒》推出的1980年，批评界根本还没有合适的批评话语来应对这篇如天外飞来的小说。“有什么意义？”与“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是横亘在大多数人心头的疑问。如果说，《受戒》凭借文体的实验性与散文化、诗化的叙述而获得大多数评论家与读者的认同，恐怕没有充分考虑当年的文学语境与读者接受能力。那是一个边缘对抗主流的年代，而《受戒》中充满着边缘的元素：性、宗教、无主题、无情节、旧社会、世俗欲望……这些元素让原本具有先锋性的汪曾祺小说成为了笼罩性的示范文本，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

          即使是批评汪曾祺“轻浅”、“缺乏社会性”的论者，也认同“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因为同时期的《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究其实不过是“十七年小说”的仿制品，观念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写作模式的根本改革。但“‘十七年’小说最热衷、最强调也最不容动摇的诸如主题的功利性，题材的重大性，人物的典型性，格调的时代性如此这般的创作原则和规范，在《受戒》这里，竟被汪曾祺来了一个彻底的逆反和颠倒而成为‘非功利性的主题，非重大性的题材，非典型性的人物，非时代性的格调’”。这无异于对新时期小说家进行的一次小说观念的“受戒”，随后兴来的“寻根”浪潮、先锋小说、地域写作，似乎都能从汪曾祺那里寻到源头。（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一次文学史视角的考察》，1995）

          对汪曾祺的评论“定位”的关键点到1988年才出现。这年九月底，《北京文学》在北京海运仓举办了“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林斤澜、李陀、陈世崇、黄子平、陈平原、李庆西、李国涛、李洁非、王干、孟悦、潘凯雄、罗强烈、蒋原伦等，老一辈的吴组缃也到会发言，称得上群贤毕至。在这次会上，李庆西提出的“士大夫气”得到了许多与会者的认同，而地域文化特色则被认为相对次要，这意味着汪曾祺超越了“吴文化”或“里下河文化”的局限，被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情趣传人”的位置上。虽然有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这种提法容易忽略汪曾祺的西方文化背景及他对四十年代学院写作的传承，但标签的威力是强大的，汪曾祺在之后的岁月里，被评论和媒体反复地书写为“最后一个士大夫”。这种定位是有效的，尤其将汪曾祺与同时代作家有效地区分开来，当然，凸显的同时也意味着遮蔽。

          

  延伸阅读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

  “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专辑”，《北京文学》1989年1月号。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作品与争鸣》1989年第5期。

  “汪曾祺评论小辑”，《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杨志勇：《传统的自觉——汪曾祺创作论》，《求索》1994年第3期。

  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汪曾祺小说论》，《小说评论》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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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孩子安全出行的故事书

  作者：岁寒三友 发布时间：2016-12-20 15:50:41

  女儿很喜欢这本书，俩个女儿都曾经看过这部故事内容的动画片，自然对书里面的人物很熟悉。女儿看到这本书时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本书讲了小朋友乘车出游的一系列安全知识。比如，出门前要先检查汽车、在车内要系安全带，小孩子不能坐在副驾驶上、下车要从左侧车门下，千万不能在公路上随意乱跑等安全知识。将安全知识融入到有趣的故事中，潜移默化地让孩子学习安全知识，为孩子安全出行提供保障。安全事故每天都在发生，有多少个家庭因安全事故而家破人亡，让人痛心，希望我们作为家长能够引起重视，从小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保护好孩子，帮助他们平安成长！感谢童趣出版社带来这么有意义的故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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