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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有味是清欢

  作者：筠隐 发布时间：2014-06-25 2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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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讲述了一个好故事

  作者：Allenlelouch 发布时间：2013-09-23 16:29:06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导师给我推荐了这本书。为了好好写论文，书我也仔细的看了，在资料和观点上受益不少。

  如果有一定的思想史和近代史知识储备，这本书完全可以当作一个故事书来看。它讲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的故事，故事里有主角，有反派，有角色复杂最终取代了主角的配角。

  这个故事的情节这是曲折离奇的。按照通常的印象，近代中国是混乱而独裁的，但作者恰恰指出，从1920年代发端，1930年代发展，1940年代到高峰的这一段历史，是中国民主发展最好的一段时间。通过对当时知识分子关于民主的讨论和行动，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甚至已经针对西方民主的弊端设想了折衷的中国式民主。

  但是一次次的民主尝试都失败了，作者的看法是因为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应该说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但绝非唯一的原因。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之独特和曲折，难以尽叙。其中几个关键节点的意外，更是让人扼腕叹息。

  李泽厚曾认为近代中国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从本书来看，至少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并非这样的，他们把民主视为手段，也视为目的本身。在他们看来，救亡和启蒙是不冲突的，比如宪政救国论。

  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宪政史，本书的注释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导。其中的很多史料著作，即使放在今天也有令人醍醐灌顶之感，这一方面说明了古人觉悟之高，也说明了今人落伍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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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气”“菌”——细菌学说在中国的落地与前行

  作者：某羊 发布时间：2023-02-23 23:10:49

  《尔雅》释“中馗菌”，地蕈也，小者曰“菌”，按菌乃植物中之微小者，今冠以“细”字而言其细微不易见，于义尚合，姑从之。 ——1918年《细菌学名词草案》

  大疫三年，我们对于卫生防疫的关注无疑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其中既包含对于“防疫”这一技术或知识本身浓厚的兴趣，同样也涉及技术知识背后更为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因素——毕竟，我们已经以切身的经历体验到了：

  所谓疫情防控，绝非是“医学”所能简单概括的，它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它所塑造的政治经济文化后果，皆不可被忽视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着如此深刻的体验，也便不难理解三年来的“防疫卫生史”研究热与出版热——2020年全年扎堆面世的一系列关于西班牙流感、黑死病等“大疫”的作品自不必说，仅就中国史而言，有关口岸防疫研究、东北鼠疫、卫生书报的作品就有不少以再版或新版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卫生的现代性

  8.9

  [美]罗芙芸 / 2021 /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东北博弈

  7.1

  [美] 威廉·萨默斯 / 2022 / 光启书局

  

  出版与文化政治

  7.5

  张仲民 / 2021 / 上海人民出版社

  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研究大多以事件史或技术史的角度切入并展开，固然有趣而具体，却难免片断性——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当然可以通过阅读《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或《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来了解近代卫生防疫的知识与技术如何在1900年代通过通商口岸进入中国，也可以透过《东北博弈：环境与地缘政治（1910—1911）》获悉1910年代中国鼠疫防控能力的已日渐成熟，但却缺乏对于二者之间联系的清晰认识：

  十年之间，卫生防疫何以在中国获得了如此明显的在地化成果？

  如果不考虑阅读一部卷帙浩繁的医学通史，那么从概念入手不失为一种了解诸如上述1900—1910年这样“发展中间期”的十分经济的方法。张仲民教授基于“卫生”这一概念展开的近代史研究已经成名在外，而浙江大学的姬凌辉研究员的新著《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则在借鉴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从与前者密切相关的“细菌学说”入手，呈现清末明初卫生防疫知识与技术的引介与在地化进程。

  如作者在结语中所明确指出的，细菌学说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发展与传播，实则是引介于在地化这两个过程“纵横交织”的结果（319—325页），这也使得本书的叙述构成了两条线索：

  就纵线而言，清末民初细菌学说的引介历经晚清政府、民初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时期，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中西古今的碰撞与交流

  ——鸦片战争后，最早一批由中国走向世界的外交官、留学生们开始在日记与书信中记录显微镜、细菌、现代医院、卫生的一系列新事物与新观念，特别是细菌这一新奇事物，与传统中医观念中的“因虫致病”说在中国人的脑海中实现了奇妙的结合——“照壁见蝎行”这一作者所见国人对于显微镜下微生物的最早记载（057页），便是这种古今结合的最佳脚注。而后，随着教会、留日学生等不同群体的争相译介，

  细菌学说于1880到1910年代间持续在华传播，并呈现出由普及化（作为域外奇闻的介绍）到专业化（作为先进技术知识的引介）再到普及化（作为与工农生产和日常生活相关的大众知识的宣传）的传播进程，并最终以1919年中央防疫处的设立为细菌学说被引介的标志性事件

  。在本书的相关论述中，有两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一者，就内容而言，

  清末民初细菌学说引介过程中，不同译名的争相竟逐可谓盛况空前

  。作者指出，清末民初虽是乱象丛生的年代，动荡的政局却也为民主、科学等思想与知识的传播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条件（170页），加之这一时期新旧、中西思想的碰撞与激荡，更兼“受近代科学进步主义思潮影响，人们往往努力找寻更为合适的后出概念去取代日益落后的前出者”（208页），关于bacteria的翻译从最开始的“虫”，音译的“百思笃”，到音意结合的“百”（从白从一，具体解释见205页），再到和制汉语“细菌”“霉菌”等，可谓种类繁多。

  而如其他大量译词一般，和制汉语“细菌”最终占得鳌头，亦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中西折中的结果。

  

  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相当特别的译名，音miao，由“秒”“生”二字构成，区细菌增殖速度快之义

  二者，就表述而言，本书系由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改写完成。而当“概念研究”与“学位论文”相结合时，行文方面的“失之过繁”便难以避免。特别是在考察细菌学说引介过程时，在资料的列举方面作者往往不要其烦，力求详尽——其中一些表格、议题复述本市可以进一步简化、省略或是置于书后附录部分的。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大量的图表和要素列举难免让阅读的流畅性大打折扣。就此而言，本书由论文向著作的改编尚难说完善。当然，反过来说，若作为一部供后续研究者参考的简报集，本书到确实要有用得多。

  相对于纵线，

  横向的细菌学说在地化过程甚至更为复杂。对此，作者将之概括为“一张从条约口岸到东北三省，从东北三省到晋绥直隶，从晋绥直隶再到全国各地的社会文化版图”（32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于这一主线的梳理和探索上，作者颇具创见地以1894年香港鼠疫（口岸）—1910年东北鼠疫（东三省）—1918年晋绥鼠疫（晋绥直隶）—1919年霍乱疫情（全国）这一“疫情防控史”为线索，通过考察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疫情防控情况，总结了清末民初近三十年间细菌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不断深化的过程——

  既体现于相关观念地域影响力的不断扩张，亦表现在舆论宣传和认知主体的下沉不断深化，更内化于官方和民间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科学程度上

  。

  这里就要谈到本书在表述方面的另一大特点——

  （纵）线与（横）点，也即作为概念史研究的细菌学说译介过程，与作为事件考察之重大疫情节点的两相结合

  ：作者匠心独运，将细菌学说引介的概念史范畴与防疫事件的考察依时间顺序两两搭配，由此我们得以看到甲午前后细菌概念的引入与香港鼠疫的防控（第二章）、清末细菌学说的传播与东北鼠疫防控（第三章）、民初细菌学说的深化与晋绥鼠疫的防控（第四章），以及中央防疫处的标志性成立及其在霍乱疫情防控中的作用（第五章）——观念的传播得以照进卫生防疫工作的现实，从而让读者对于前者的理解更加具体化。

  

  从左至右分别为1894、1910和1918年三次鼠疫期间《申报》《盛京时报》和《大公报》对于疫区疫情及防控工作的报道

  ——应当说，若仅有对细菌学说引介与转译过程的分析，那么作者便很容易陷入概念史研究的窠臼，沉迷于对译介著作与报刊文章的收集和梳理（如前所述，本书的相关部分已具有了明显的这一趋向）；而如果专注于近代历次防疫事件的考察，则又难免流于表层的事件史研究，无论基于比较热门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角度，亦或更为专业性的医学史视角，本书都绝难达到目前的深度，更遑论望那些更为成熟和经典的近代卫生史研究著作之项背了。平心而论，就本书目前对于概念史与事件史研究的结合而言，有些部分仍略显生硬（如第五章），但在传达作者理念、引导读者理解方面，其价值已得到充分体现。

  而这种结合得以成立，除却作者研究思路上的匠心勾连之外，

  “细菌学说”这一案例本身亦得凸显其独特性

  。如作者在第一章所作着重分析的，在“细菌”这一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人视野的19世纪中叶，距离其在西方被系统研究不过二三十年（1830年代复消色差显微镜的发明才真正推动了微生物学的研究），也即“当19世纪中后期细菌致病说西来之后，细菌致病说在同时期的西方也是刚刚起步”（077页），公共防疫观念亦处于传统的“瘴气论”（强调清洁）与近代“细菌说”（强调隔离传播渠道）的较量之中（这种较量在1894年港英政府主导的香港鼠疫防疫工作中展现得相当明显）。在此情况下，

  细菌学说的“西学东渐”不同于其他更为成熟的西方科学，其本身仍处在尚待完善的进程之中。而1894与1910年这两次发生在中国的鼠疫疫情，更是为中国学界、政府及民众提供了一次绝无仅有的“前沿体验”机会

  ，如作者所言：

  如果说1894年（在香港鼠疫事件中）腺鼠疫杆菌的发现是人类首次吹响了科学的号角向瘟疫宣战的话，那么宣统鼠疫期间经过各国医学专家的共同努力，肺鼠疫杆菌的发现则是细菌学说在东北这个特殊场域，得到各国专家认可的重要成就，这对于细菌学说本身而言，是其走向全球化的重要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北鼠疫的防治与肺鼠疫杆菌的发现均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亦构成晚清民初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重要一页。（168—169页）

  可以说，

  在“共时性”（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和“同域性”（中国东南—东北）的推动下， 细菌学说本身的理论发展、其在卫生防疫工作中的实践，以及作为域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得以合而为一，并通过作者的文字体现出了独特的案例价值。

  当然，这种“同步”并不意味着细菌学说的发展及其引发的卫生防疫体系现代化进程得以在近代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现实的状况远非乐观，甚至于“在地化”的过程中凸显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巨大反差

  ：一方面，在经过香港、东北的两次鼠疫疫情洗礼后，活跃于口岸地区的中国的精英学者们（以伍连德为代表）已然具备了全球性的卫生防疫观念与最为先进的细菌学知识；但另一方面，如果将视野转向1918年的晋绥鼠疫，则前述促进晚清民初知识传播的社会环境同样导致了内陆地区“乡民愚昧无知”“官员不作为”“军队飞扬跋扈”，以致发生“无双国士”伍连德在疫区因研究需要解剖因疫死者，而遭愚昧民众殴打的尴尬情况。（227页）

  

  伍连德，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主导了1910年东北鼠疫及其后多次疫情的防控工作

  甚至于，这种状况不局限于“口岸—内地”的地域性差异。在本书第五章论及1919年全国性霍乱疫情的防控时，作者一方面肯定了新成立的中央防疫处在京畿地区所取得的成效，并指出“中央防疫处的专业水平并不比世界其他细菌学研究机构差多少，甚至在大规模应用血清、疫苗方面，亦积累了不少本土实战经验”（315页）。但另一方面，同样位于东部口岸地区的上海南市，却枉顾霍乱弧菌通过饮用水、食物传播的科学事实，而在民众支持、官方推动之下，以清理垃圾的方式抵御疫情。对于这一“倒退”情况，作者予以了重点关照，分析认为：

  此时细菌致病说之于中国，仍处于初步引入阶段，即便是在较为开放的广州和上海，细菌致病说的普及也并不顺利，中医与西医防疫观念不同，广州与上海防疫观念各异，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也很难讲业已形成良性互动。所以淞沪警察厅当局作为上层，即便认识到了霍乱弧菌致病原理，但在当时，究竟有没有必要把细菌致病说这种仍处于发展阶段的知识，用一种启蒙性话语去启蒙普罗大众？在霍乱造成的恐慌情绪下，淞沪警察厅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着重解决南市垃圾问题，是一种理性选择。同理，普通民众选择“建醮”“游神”“验方”去因应疫情，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有其“传统”的“理性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市垃圾清理成为1919年上海南市霍乱防治工作的重点，看似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在时人的防疫行为和观念中，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历史场域，充斥着科学、宗教、地方习俗和信仰之间的“混战”。“混战”的结果是，在时人认为的细菌、垃圾、鬼神三种疫原之间，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后两者。毕竟此时的细菌致病说仍然存在于相对专业的医药卫生报刊里，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脑海中，尚属于“精英知识”。（286—288页）

  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本书最值得深省的一个案例——从动态的角度看，最为科学的理论终究永远会处于少数“科学精英”的观念之中，科学知识的生成与传播亦处在一个以他们为金字塔尖的无止境下沉过程当中。而

  在疫情这样的公共危机下，无论是普罗大众面对未知的恐惧而选择基于“传统”的“理性回归”，抑或是政府基于“治理术”之需要的顺势而为，都无疑会凸显上述知识传播链条的无力，却又同时彰显了这一传播链条的重要性与急迫性

  ——一次次的“疫情”冲击不断提醒着我们这一现实，而作者对于过去的梳理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无止境工作的任重道远。

  

  登载于1927年《卫生》杂志上的《医学鸟瞰图》，关于卫生防疫的相关主题已占据左上四分之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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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张克宾：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意旨发覆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2-17 16:02:33

  【作者简介】张克宾，1981 年生，山东莘县人，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2000 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读书期间受王新春先生周易概论课之影响，逐渐对玄妙精微的易学生起浓厚的兴趣。本科毕业后，遂以易学思想为研究方向，继续在山东大学哲学系暨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又先后受教于王新春先生、刘保贞先生、林忠军先生、刘大钧先生，在诸师之引领下，渐窥易学阃奥之一斑，矢志向学，以为职志。 2010 年，在刘大钧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朱熹易学思想研究》，获中国哲学博士学位，并获得2013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目前主要从事易学研究及刊物编辑工作。

  

  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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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政要笔记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19-06-22 00:36:09

  卷一 论君道

  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卷一中规中矩，倒是二凤这个“迟复嘉谋”萌到我了，回复慢了还要加一句表明自己很认真www 配合二凤晚年写的请假条食用更佳。

  卷一 论政体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万历十五年》里讲过“引经决定”这个方法，

  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截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陵。

  但也说了经典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礼教”涵盖面到底有多广我没有概念，但“经典和史籍”这一点，感觉确实够用——不仅仅是守成能用，改革也能找到帽子戴。

  卷一 论政体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 皆欲化而不能， 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首先不提论点，封德彝的论据是“秦任法律，汉杂霸道， 皆欲化而不能”。但是秦和汉的教化真的没实现吗？

  这里说的“秦任法律”不知具体指哪一段时间，按理说秦国用的法家人物，从商鞅起，一直是给秦国带来好处的，直至大一统。秦用法律教化人民也成功了：《史记·秦本纪》载“法大用，秦人治”，长平之战就是商鞅变法的最好验证。

  “汉杂霸道”指汉宣帝刘询说的“汉家自有制度 , 本以霸王道杂之 ,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 ! ”《汉书 ·元帝纪 》刘询一个中兴帝王，既然执政结果是好的，霸王道杂之的想法应该也不错。

  观汉祖之取天下也, 遭秦世暴乱, 不阶尺土之资 , 不握将相之柄 , 发迹泗亭 , 奋其智谋, 羁勒英雄, 鞭驱天下 , 或以威服,或以德制, 或以义成 , 或以权断, 逆顺不常, 霸王之道杂焉 , 是以圣居帝王之位, 而无一定之制。三代之美 , 固难极矣。

  皇甫谧 《帝王世纪》

  从这个材料看来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起义就一直走的是“霸王道杂之”的路线了，而且“霸王道杂之”的结果是刘邦“以圣居帝王之位”，说明打天下可以用霸道。

  往后直到“孝宣中兴”都在不断坚持这个策略，说明治天下也可以用霸道。不知道为啥封德彝非说秦、汉没成功。

  其次，这里论点是“大乱之后能否立即推行教化”的问题，秦国自穆公百里奚以来······咳，停止rap说正事，《裂变》里的秦孝公说过“秦国破罐子经不起摔”，变法太猛怕折腾不起，剧里商鞅给出的解释是“民众对法律有很强的辨识能力，只要是好的法律就能顺利推行”，史记记载的回复是：

  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茍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史记·商君列传》

  感觉史记里商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回答更像撒鸡汤······倒没有魏征“穷则思变”讲的透彻。

  卷一 论政体

  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

  “改革旧弊”四个字信息量太大了。

  卷二·论任贤

  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陈谢。太宗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

  这个“不用谢”太帅了哈哈哈哈

  卷二·论求谏

  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

  我帅我先说.jpg

  卷二·论求谏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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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论求谏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

  我看这些东西真的是崩溃的，二凤这神经得一直紧绷着累不累啊。

  卷三·论择官

  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

  如果现在还有人感慨“将军孤坟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可以参考下这个。太宗没说百姓不能享乐，只说过乐工杂类身份不能被抬高。

  卷三·论择官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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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宗一定是个便利贴的狂热爱好者

  卷三·论择官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这里对基层的重视可以说是很感人了。

  卷三·论择官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房玄龄这话的难理解程度对我而言堪比红楼撕逼，查了资料才知道这里房玄龄不夸李纬只说他喜欢胡子是“李纬没有什么长处不足以担当尚书”的意思······君臣间默契可见一斑

  卷三·论择官

  贞观三年······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十一年······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曰：······太宗并嘉纳其言。于是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

  这两段对上了，八年的时间，不知道中间得多坎坷才能在11年改革选拔制度。

  卷三·论封建

  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

  卷四·尊敬师傅

  乙夜观书，事高汉帝；马上披卷，勤过魏王。

  曹老板在贞观政要里出现频率非常高：什么曹操那样出身的人也能当皇帝呀，什么陛下的功德比曹操高呀。初唐对曹老板的评价似乎很高，毕竟一次和汉武对仗、一次和汉高祖对仗。

  唯一一次反面例子是讲曹操太宠小儿子曹植导致兄弟阋墙，用来论述李世民不该给子孙恩赐太高。

  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此则武帝之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

  卷四·教戒太子诸王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

  此胎教非彼胎教，太宗的庭训真的是做的很到位了，出发点都很符合太子的职业规划。

  贞观十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朕少小以来，经营多难，备知天下之事，犹恐有所不逮。至于荆王诸弟，生自深宫，识不及远，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诸弟何能学朕乎？选良佐以为藩弼，庶其习近善人，得免于愆过尔。

  卷四的重点就在讲继承者们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目光短浅且不能体察民意。“长于深宫”和“目光短浅”的相关性或许得多搜集些样本算个斯皮尔曼相关系数才能证明，没有数据这里不深究了。

  读人物传记的时候经常遇到一种说法：XX出身于社会底层因此明白民生之艰，长大以后为政清廉减轻徭役什么的。把一个人的执政能力归结到小时候家里穷，emmmmmm我有点不服气。因为很多官N代富N代也明白民生之艰：清静无为的中兴帝王不少，簪缨之家的治世能臣更多。“减轻徭役”本就是一个正确答案，怎么寒门明白减轻徭役就是因为小时候家里穷呢？

  卷四·规谏太子

  贞观五年，李百药为太子右庶子，时太子承乾颇留意典坟，然闲宴之后，嬉戏过度。百药作《赞道赋》以讽焉，其词曰：......五官在魏，无闻德音。或受讥于妲己，且自悦于从禽。虽才高而学富，竟取累于荒淫。

  我们的丕丕小公主做啥事了你们又拿他当反面教材！

  “讥于妲己” 郭女王也就害了一个甄姬，她又没亡国，

  “悦于从禽” 你们皇帝可以不打兔子，我们丕丕不行！

  “才高而学富” 对！

  “取累于荒淫” ······丕丕很节俭的好吗，丕丕一直兢兢业业好吗······

  魏晋南北朝之时对曹丕的文学素养评价一直很高，不过也确实没有找到什么夸他政治才能的。

  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

  颜之推《颜氏家训》卷四

  颜之推心中估计二凤也不是啥懿德之君，因为玄武门和看起居注的事情摆在那，上位者何必事事都做得好呢，我们要的是高效率的中央集权又不是要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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