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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富翁和中间阶层的十个区别

  作者：Alice 发布时间：2019-08-17 19:19:37

  区别一

  百万富翁问自己积极的问题

  中间阶层问自己消极的问题

  区别二

  百万富翁专注于增加净值

  中间阶层专注于提高薪水

  区别三

  百万富翁的收入来源非常丰富

  中间阶层的收入来源非常有限

  区别四

  百万富翁认为自己必须慷慨

  中间阶层认为自己无力奉献

  区别五

  百万富翁为利润工作

  中间阶层为薪水工作

  区别六

  百万富翁坚持持续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中间阶层认为离开学校便不须再学习

  区别七

  百万富翁勇于承担任何风险

  中间阶层不敢承担任何风险

  区别八

  百万富翁欣然迎接改变

  中间阶层害怕发生改变

  区别九

  百万富翁谈论想法

  中间阶层谈论人和事

  区别十

  百万富翁目光长远

  中间阶层目光短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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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撼的······

  作者：ptmei 发布时间：2012-07-22 08:15:35

         一开始，故事是在慢慢的进行，淡淡的积蓄力量。

         高潮是 卡厄基人分为三个国家，相互战争，科技不断的升级进化的过程，最终上演了一出徒弟战胜师傅的故事。

      

         让人感叹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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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找关于此书的PPT 或是教案，先谢谢了

  作者：ydycool 发布时间：2008-02-29 23: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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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壁生：刘宝楠《论语正义》的得与失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2-01-06 13:00:26

  来源：《国际儒学》2021年第4期

  摘要：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重返汉注，对汉注进行新的疏解，因此，有“汉学”之名。清人对十三经都有新疏，而《论语》新疏，以刘宝楠《论语正义》为代表。《论语》汉注的辑佚，刘宝楠之前，清人几乎已经穷尽其说，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对汉注采择极为精审，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从群书引《论语》内容发掘《论语》的“汉人旧义”。20世纪敦煌文献出土，使今人可以看到，刘宝楠的“汉人旧义”，有大量与新出土之说若合符契。同时，刘宝楠《论语正义》的问题，主要是大量引用先秦两汉子书、史书中的说理之言，解释《论语》语录，因此，出现许多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解释。今天阅读《论语》，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是最重要的注本之一，但也必须正视其得失，才可能更好地领会《论语》精义。

  关键词：刘宝楠；论语正义；汉学；汉人旧义

  道光八年，即公元1828年，宝应刘宝楠(1791—1855)、仪征刘文淇、江都梅植之、泾县包慎言、丹徒柳兴恩、句容陈立等到南京应省试，有感于十三经中，焦循《孟子正义》发明经旨，超迈前贤，于是相约各治一经。当是时也，有清一代的经学，自顺康之世顾炎武、阎若璩开其规模，乾嘉之时戴震、惠栋造其精义，清学的规模、方法、义理诸方面，都已经日趋成熟，汉宋之别已经非常清晰，古今之分正在萌芽。38年后的同治五年(1866)，刘宝楠逝世11年后，其次子刘恭冕(1821—1884)最终写就《论语正义》，并在《后序》中回忆清代学术史上的“戊子之约”：

  及道光戊子，先君子应省试，与仪征刘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泾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兴恩、句容陈君立始为约，各治一经，加以疏证。先君子发策得《论语》，自是摒弃他务，专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义》之法，先为长编，得数十巨册，次乃荟萃而折衷之，不为专己之学，亦不欲分汉宋门户之见，凡以发挥圣道，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而已。【1】

  这一相约治经之举，成就了清代经疏一批典范之作，宝应刘氏父子之《论语》，仪征刘氏四世之《左传》、陈立之《公羊》、柳兴恩之《穀梁》，既成为道咸时期学术的代表成果，也成为有清一代经疏的代表性作品。而且这批著述，无论在经学观念、解经方法上，还是在注疏形式、写作风格上，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因此，要理解清代经学，尤其是道咸经学的得失，“戊子之约”的著述，提供了最佳的范本。兹以刘宝楠、刘恭冕父子《论语正义》为例，考察清代经疏中最重要的解经方法之一，即“以经证经”这一基本方法的得失。

  一、“汉学”研究的两种思路

  对清代经疏的理解，有两个基本方向。第一是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看，清代经疏是清代学术的构成部分，因此，对每一部注疏之作的研究，要放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中进行考察，目的是理解清代学术史。第二是从传统经学的角度看，清代经疏的目的，是回归经学、理解经义，因此，对注疏之作的研究，要放在经学的脉络中进行考察，目的是理解经典本身。前者是外部视角，后者是内部视角，两者同样重要。自清末民初以来，从章太炎的《汉学论》、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等清代学术史论述，到梁启超、钱穆的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因为其目的在于总结清学，所以，更多地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理解清代学术。而从经学内部视角，检讨清人经疏的解经有效性，检讨具体的经学问题之作，反而并不多见。

  从经学的内部视角来看，“疏”这一文体，本身就是对“注”的解释。因此，经疏的标准，必然是解经、解注的有效性。清人回归“汉学”，其目的也在于此。在清人的语境中，“汉学”之名，其义有三。一指汉代学术，即九经中如三礼之郑注、《公羊》之何注等，《四库提要》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2】这里的“汉学”即汉代学术。二指清人的汉代学术研究，如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汉学”即清人之治汉代学术者。三指清人治汉代学术的基本方法，如清人所云汉学长于考据，宋学长于义理。但是，概而言之，三种“汉学”，最终都指向汉代学术本身，更准确地说，是通过汉代学术来理解经书。

  那么，对清代而言，汉代人理解的经书，为何如此重要？阮元为《国朝汉学师承记》作序，开头便说：“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3】两汉之“去圣贤最近”“去古未远”，成为汉人说经纯朴可信的最重要理由，而这一理由，也是清代经学复兴最重要的基础。清人之治经，除了认为经书不可随便怀疑、删改之外，还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距离经书的时代越近，其说经自然便越可信。例如，孔门弟子比后世的任何一代解经家更加理解孔子之言，汉人比宋人更加理解经典原意。尊经之至，必至于尊注，尊注则要在尊古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也屡言此意，如礼学，皮氏云：“三代之礼久亡，汉人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古时宫室制度，至汉当有存者。如周之灵台，汉时犹在，非后人臆说所能夺也。”如文字，皮氏云：“古人之语言文字与今之语言文字异，汉儒去古未远，且多齐、鲁间人，其说经有长言、短言之分，读为、读若之例，唐人已不甚讲，宋以后更不辨。故其解经，如冥行擿埴，又如郢书燕说。”【4】

  清代学术以“汉学”相标榜，但是汉代经注，多散佚不存，《诗》三家早佚，唯有毛传郑笺；《书》之欧阳、大小夏侯久亡，唯有伪孔；三礼幸有郑注，得存全帙；《易》施、孟、梁丘、京之学并亡，惟存王弼之学；《公羊》严、颜之学，《左氏》贾、服之学并亡，唯存何休、杜预之注。因此，在解经的意义上回归汉代学术，必然要有新的方法。清人治汉学，主要的成就，即赖于辑佚、校勘、音韵训诂。本来，单纯从读经的角度来说，通过音韵训诂而识字，识字而通文，即可以解经。但清代的辑佚校勘之学，在群经新疏中更为重要，因为辑佚主要是对亡佚的汉注的重新蒐集与整理，校勘主要是对经传注疏的重新校对。清代最具代表性的经疏，几乎都是全力蒐集、董理汉人旧说，发明“汉人旧义”之作，陈乔枞父子之《三家诗遗说考》、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皮锡瑞的《今文尚书考证》、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孙星衍的《孙氏周易集解》、刘文淇的《左传旧注疏证》、陈立的《公羊义疏》、钟文烝的《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廖平的《穀梁古义疏》、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皮锡瑞的《孝经郑注疏》，莫不如此。

  二、“汉人旧义”

  宝应刘氏父子《论语正义》之作，虽“不欲分汉宋门户之见”，而其所得最多者，在于发明“汉人旧义”。

  《论语》之学，存世最古者，惟有何晏《论语集解》，何晏云：“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5】所集诸家，包括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连同何晏本人，共计9家之说。“集解”作为一种注经体例，有其特殊性。汉世尊经，有完整的“经学”观念，因此，汉代经师对一部经的理解，都是整体的经学理解的一个组成部分，即经师的每一部经注，都与其他经书相关联。而“集解”这一体例，则是把注解从不同体系中抽离出来，使一部经成为一个整体。皇侃以《论语》和六经相对比，云“《论语》小而圆通，有如明珠；诸典大而偏用，譬若巨镜”，【6】正是将《论语》独立于群经的结果。

  由于何晏《集解》存世最古，刘宝楠作疏，不得不以此注为据。但对“汉学”大势中的刘宝楠而言，最重要的是发明汉人的《论语》大义。因此，辑佚之学成为重要的基础。刘氏最重者，是郑玄的《论语注》，《论语正义》之“凡例”云：

  一、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晋人箸录之旧，而郑君遗注，悉载疏内。

  一、郑注久佚，近时惠氏栋、陈氏鳣、臧氏镛、宋氏翔凤咸有辑本，于《集解》外，征引颇多，虽拾残补缺，联缀之迹，非其本真，而舍是则无可依据。今悉详载。(第1页)

  “凡例”八条，郑居其二，在刘氏《论语正义》中，凡郑注只言片语，必援引解释，其发明郑学之功至大。所谓发明“汉人旧义”，其来源最主要有二。第一是辑佚，清人的辑佚之学，极为发达，皮锡瑞《经学历史》总结清代经学成就，云：“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第一便是“辑佚书”。【7】辑佚的目标，就是服务于汉学的恢复。第二是对汉代群书引用《论语》内容的充分重视。《论语》汉注的辑佚，刘氏之前，清人几乎已经穷尽其说，而从群书引《论语》内容发掘《论语》的“汉人旧义”，才是刘氏的最大贡献。这一贡献，首先表现在刘宝楠通过发掘汉注，而能在经文具体问题的理解上，与郑玄千载冥会。《论语·雍也》并何晏集伪孔传云：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孔曰：“先劳苦而后得功，此所以为仁。”(第236页)

  樊迟问仁，孔子告以“先难而后获”，极不可解。何晏取伪孔之说，也含糊其辞。朱子注此经，不得不从字词之义云：“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迟之失而告之。”【8】因为“先难而后获”，本来是自然之事，如此而为仁，则过于简陋。刘宝楠解此章云：

  “难”谓事难也。获，得也，谓得禄也。《春秋繁露·仁义法》篇：“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后获。’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诗》云：‘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后其食，谓治身也。”董子说此义至明。下篇言“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义同。窃以夫子此文论仁知，皆居位临民之事，意樊迟时或出仕故也。(第236—237页)

  刘氏根据董子《繁露》引此文之意，而把“获”直接理解为“得禄”，即出仕为政，进而推出孔子之所以这样回答樊迟，是因为樊迟即将出仕。在汉唐之“仁”说中，“仁”之义，既包括德性，也包括德行，在德行上，仁与孝相对，孝是爱父母，仁是广爱他人。广爱他人，则必然要出仕才能实现。刘宝楠将孔子答樊迟之问，归结到“居位临民之事”，此语之疑难焕然冰释。而且20世纪敦煌文献出土，有郑玄注此语的残存，其文云：

  问仁。获，得……勤劳而后受禄。【9】

  刘氏不见郑注，而其解经，则与郑君如出一辙。又，《论语·泰伯》并何注云：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美舜、禹也。言己不与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称。(第307页)

  此处美舜、禹之有天下，而云“而不与焉”，其“不与”到底是什么意思，何晏自注，以为“不与求天下而得之”，故邢疏认为：“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禅，不与求而得之，所以其德巍巍然高大也。”【10】何晏之意，孔子赞叹舜、禹之“巍巍”，是赞叹其“有天下”的方式，即禅让而得天下。何注形式上的合理性，是经文专赞舜、禹，而不及尧，舜、禹恰恰是不求而得、被禅让的对象。但是，其“不求而得”，在何种意义上称“巍巍”，何注则未曾明言。疑何晏不从汉人注解，断以己意，是因为当时在汉魏禅代之后，有感于时事而作此解释。

  及至宋代，朱子注云：“不与，犹言不相关，言其不以位为乐也。”【11】朱子完全从理学的角度理解这句话，认为“不与”，是孔子赞叹舜、禹的圣德，即虽然有天下，但是，“不以位为乐”，舜、禹之所乐者，在其内在德性，而与位无关。因此，《朱子语类》也说：“不与，只是不相干之义。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来移着。”【12】

  刘宝楠对这句话有完全不同于何晏、朱子的理解。《论语正义》云：

  《稽求篇》云：“《汉·王莽传》：‘太后诏曰：选忠贤，立四辅，群下劝职。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王充《论衡》云：‘舜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晋刘寔《崇让论》云：‘舜禹有天下不与，谓贤人让于朝，小人不争于野，以贤才化无事，至道兴矣。己仰其成，何与之有？’此直指任贤使能，为无为而治之本。”案：毛说是也……然则以“不与”为任贤使能，乃此文正诂……(第307页)

  刘宝楠所引毛奇龄《稽求篇》，其求“汉学”之法与刘氏完全一致，即从汉人引《论语》内容，探求他们如何理解此经。毛奇龄学问远不如刘宝楠朴实，但刘宝楠所引此注，则信而有征，刘氏的分析判断，也有理有据。按照这种理解，孔子赞叹舜、禹之“巍巍”，是赞叹其“有天下”的治法，即任贤使能，而后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及至敦煌郑注出土，郑君注此经云：

  美其有成功，能择任贤臣。【13】

  毛奇龄、刘宝楠谓“任贤使能”，郑注云“择任贤臣”，如出一口。汉人去古未远，对经典的理解，有一些基本预设与方式，不同的注经家注经，不尽相同，但是，往往有一些大致相同的方向。《王莽传》《论衡》、郑玄对“不与”的理解，方向完全相同。而何晏之后，开始改变汉人的这一注经思路，皇侃、朱熹也分别将《论语》纳入他们自己的学术体系之中。当清代的“汉学”家面对经典，如果绕过后来解经家的有意解经，实事求是，回归汉义，便成为解经之通途。而毛氏、刘氏对《论语》这则语录的理解，因为能够博求典籍，发现汉晋诸家理解的基本方向相同，故能虽不见郑注，而千载相合。

  此外，刘宝楠《论语正义》在挖掘“汉人旧义”上，几乎达到了穷尽文献的程度，使《论语》汉说，几乎再无剩义。《论语·为政》并何注云：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寻也。寻绎故者，又知新者，可以为人师矣。(第54页)

  何注所说，对“故”与“新”之所指，“温故”与“知新”的关系，为何“可以为师”，皆无所发明。何氏对“师”的定位，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在注解“温故而知新”时，也缺乏清晰的判断，而只是就文意疏解而已。至于朱子，对“师”的身份比较明确，因此，注解也更为清晰，朱注云：“温，寻绎也。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14】按照朱子的理解，“温故”是“旧所闻”，无论是经典知识、人生经验等皆是也。“知新”不是凭空知新，而是在“温故”中实现“知新”。因此，能够有得于心，这样便可以“为人师”。朱子所理解的“师”，是一个超越阶层的知识人，可以是士大夫，也可以是乡间秀才。

  在刘宝楠之前，黄式三《论语后案》广引汉人旧说云：

  故，古也，已然之迹也。新，今也，当时之事也。趋时者厌古，而必燂温之。泥古者薄今，而必审知之。知古知今，乃不愧为师。此明师之不易也。《论衡·谢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古今不知，称师如何？”又《别通》篇云：“守信一学，不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汉书·成帝纪》阳朔元年诏云：“儒林之官，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百官表》云：“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以上四文以通古知今为说，汉师相传如此。【15】

  刘宝楠对这一语录的理解，则在黄式三的基础上，加上《尚书大传》的制度，做出解释：

  伏生《书传》谓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以其爵为之差，即是以其德为之差也。孔子时，大夫、士不必有德，故致事后，有不为师，或有不学而妄居师位者。今此言“温故”者，谓旧时所学，致事时犹能温寻，不使忘失。且能日知所亡，足见其进德修业，髦而好学，故可以为人师也。刘氏逢禄《论语述何篇》：“故，古也。六经皆述古昔、称先王者也。知新，谓通其大义，以斟酌后世之制作，汉初经师皆是也。”案：刘说亦是。(下节引黄式三之文)……孔颖达《礼记叙》：“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是汉、唐人解“知新”多如刘说。(第55页)

  刘宝楠的理解，一是《尚书大传》中大夫、士致仕为师的制度，认为孔子之时礼乐崩坏，制度不行，因此，孔子言“温故知新”以教父师、少师。二是引刘逢禄、黄式三之说，通过汉人旧说，发明温故知新之义。其中，前者稍嫌牵强，后者则精当无伦。以后者之意，“故”“新”是指古、今，六经是“古”，孔子、汉师都是“今”，六经之义，存在经师，但经师如果只通六经，便是知古而不知今，则古也无所用。如果只是知今，则失去基本的价值与方向。所以必然要既温故，又知新，才能博通古今，对经典与现实、古代与现代有清醒的理解与判断。《论语·尧曰》云：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曰：“命谓穷达之分。”(第769页)

  依孔传，这里的“知命”，是指无论穷达，皆能顺处之，因此为君子。朱子《论语集注》引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何以为君子？”【16】以程朱之见，君子的知命，表现在不趋利避害，而以义为归。刘宝楠《论语正义》对此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韩诗外传》：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又曰：“《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则天也。不知所以则天．又焉得为君子乎？”《汉书·董仲舒传》对策曰：“天令之谓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贵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礼、智，安处善，乐循理，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此之谓也。”二文皆言德命，其义极精。盖言德命可兼禄命也。(第769页)

  在《论语》中，“命”是一个重要概念，但所谓君子之“知命”，所知者何，则涉及对君子的理解。孔传以君子穷达有时，所以，要安时处顺，而程朱则认为君子不趋利避害，这都是从人生境遇来解释“知命”。刘宝楠所引《韩诗外传》、董仲舒之言，对这则语录的解释几乎完全相同，足见其为汉代初期之旧说。在韩诗、董子看来，所谓“命”不是指命运，而是指天之所命者，天之生人，皆有德，此即“命”，故刘宝楠解释为“德命”，刘氏区分德命与禄命云：“《书·召诰》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哲与愚对，是生质之异，而皆可以为善，则德命也。吉凶、历年，则禄命也。君子修其德命，自能安处禄命。”(第44页)简言之，德命，是天之所赋予人的德性，禄命则如今之所谓“命运”。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君子“知”德命，也就是君子有德命的自觉，一旦有此自觉，则君子从一般的人中区分开来，而成为自知其所以为人者。韩诗、董子这种解释，是在政治共同体中认识君子如何依靠德性而自别于一般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大量使用汉人引《论语》之言，以索骥《论语》之汉人旧义，往往胜义纷出。如辨《为政》“三十而立”，云“立谓学立，乃汉人旧义”(第44页)；考《为政》“攻乎异端”，云“‘异端’为杂书，乃汉人旧义”(第59页)；释《八佾》“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云“此先汉遗义，以‘宽’为仁德，‘敬’为义德也”(第137页)；解《里仁》“德不孤，必有邻”，云“以‘邻’为‘报’，亦汉人旧义”(第159页)；解《宪问》“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云“以谲正为叹誉，汉人久见及此”(第571页)；注《宪问》“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云“汉儒皆以‘经于沟渎’为召忽事”(第580页)。可以说，《论语正义》不论是否明说“汉人旧义”，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对汉人说《论语》的发明。而且刘氏父子的《论语正义》，虽然是注经之作，但是，在许多注解中可以看到刘氏的思想。特别是在对孔子与孔门弟子的看法上，《论语》中有许多歧义纷出之语，刘氏皆有一定的判断。《论语·雍也》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何晏引包咸注：“可使南面者，任诸侯治。”刘宝楠云：

  《说苑·修文》篇：“当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与包、郑说微异。《盐铁论·殊路篇》：“七十子皆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数人。”亦兼天子、诸侯言之……夫子极许仲弓，而云“可使南面”，其辞隐，其义显。包、郑均指诸侯，刘向则谓“天子”，说虽不同，要皆通也。(第209—210页)

  刘氏回归“汉学”，而汉人对雍也之“南面”，有天子、诸侯二解，刘氏乃两用之，以为皆通。事实上，对“雍也可使南面”的理解，汉初以为天子，这是先秦旧传之说。后来不敢言天子，而以为诸侯，则是汉人迫于时势之论。及至后世，刘宝楠谓“近之儒者，谓‘为卿大夫’，不兼天子、诸侯”(第210页)。则纯以孔子为教授老儒，弟子只能仕于君卿。刘宝楠回归汉义，对汉人之歧义，虽不免骑墙之间，但毕竟能够坚守并发明汉人义理。

  三、以子、以礼证经

  清人治经之法，善于以先秦古书相证，以发其覆。这一方法，对考释音韵文字，最为得当。如邵晋涵《尔雅正义》序云：“今据《易》《书》《周官》《仪礼》《春秋三传》《大小戴记》与夫周秦诸子、汉人撰著之书，遐稽约取，用与郭注相证明，俾知训词近正，原于制字之初，成于明备之世，久而不坠，远有端绪，六艺之文，曾无隔阂，所以广古训也。”【17】文字之外，对《诗》《书》、三礼之文，博采周秦经、子之书以证明、考辨经义，也往往能够抉微发覆。

  但在十三经中，《论语》《孟子》《孝经》有其特殊性，主要是此三经本来为子、传，不在五经、九经之中，其为文，虽然也涉及制度，但主要重在说理。对这三经的解释，以制度解说理之文，则说理往往征实可信，以古书义理释说理之文，则往往导致治丝益棼，不得其要。

  刘宝楠《论语正义》的问题，主要是大量引用先秦两汉子书、史书中的说理之言，解释《论语》语录，因此，出现许多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解释。《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包咸注曰：“学不寻思其义，则罔然无所得。”刘宝楠疏云：

  《贾子·道德说》：“义者，德之理也。”为学之道，明于古人所言之义，而因以验之身心，故思足贵也。《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不得”即此注“无所得”之义。《荀子·劝学篇》：“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入耳”、“出口”，即所谓学而不思也。(第57—58页)

  刘氏引贾谊《新书》，原文云：“德有六美，何谓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18】《新书》此说，自有其义，与刘氏要证明的“学而不思”几乎完全没有关系，而且在《新书》中之“义”，也与“学不寻思其义”之“义”完全不同。故此引语，完全是赘辞。

  刘氏又引《孟子·告子上》之文，原文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19】是言心之官在于思，但孟子此言，表明“思”的重要性，“学而不思则罔”，重点不是“思”的重要性，而是学与思的关系。

  刘氏又引《荀子·劝学》之言，原文云：“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20】荀子之言，用以解“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恰如其分。但是，用以解“学而不思则罔”，尤其是把“学而不思”理解为“小人”，则非孔子之旨。

  以此章刘疏与皇侃疏相对照，皇疏云：“此章教学法也。夫学问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义，若唯学旧文而不思义，则临用行之时，罔罔然无所知也。”【21】皇疏认为，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是教人之法，学的对象是“旧文”，可以直接理解为五经，学五经，之所以要“思其义”者，是因为学的目的是“行”，如果不思其义，则“临行之时”，便惘然无所知。刘宝楠广引诸子，实蹈“学而不思”之弊。《论语·为政》引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伪孔传云：“忠信为周，阿党为比。”刘宝楠疏有云：

  《晋语》：“叔向曰：‘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别。比德以赞事，比也。引党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别也。’”彼文之“比”，即此所谓“周”，彼文之“党”，即此所谓“比”，文各相因耳。(第56页)

  《晋语》叔向之言，以君子“比而不别”，其说与孔子“君子周而不比”完全不同。刘氏强合其义，非也。以典礼解经，为郑玄以来解经之正法。但古代典礼，存者无几，援引不当，则反而导致凿之过深或治丝益棼。《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刘氏据礼制解“入”“出”云：

  “入则孝出则弟”者，《礼·内则》云：“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是父子异宫，则入谓由所居宫至父母所也。《内则》又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大戴礼·保傅》云：“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是出谓就傅，居小学、大学时也。“弟”者，言事诸兄、师长皆弟顺也。(第18页)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刘宝楠以宫室制度，为此“出”“入”提供证据，入是入于父母居室，出是住到寄宿学校。按照刘宝楠的理解，出、入并不同时，入是孺子时，出是就学时。但这样解释，出现两个问题，一是经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就文意而言，孝的对象是父母，弟的对象是兄长，《论语》言“其为人也孝弟”，“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都是如此。但如果“出”是离家，“弟”的对象便不是兄，而变成长辈，其意未顺。二是“出”既然是居小学、大学，大学必然学文，那边不存在下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问题。相比之下，皇侃《论语义疏》以出入为亲疏，云：“父母在闺门之内，故云入也。兄长比之疏外，故云出也。前句已决子善父母为孝，善兄为悌，父亲故云入，兄疏故云出也。”【22】皇氏为一代礼学大师，无容不知《内则》《保傅》之意，而不以注此经者，以其不通也。《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刘宝楠注之云：

  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则设教于其乡，大夫为大师，士为少师，是仕而优则学也。学至大成乃仕，是学而优则仕也。(第744页)

  《论语》子夏此语，如果要对应于制度，古制残存无几，《尚书大传·略说》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23】但是，这一制度是否即子夏所言的背景，则完全没有确切的证据。刘宝楠之疏，强合《尚书大传》的教育制度与《论语》的义理，导致仕与学的关系，反而晦暗不明。观皇侃疏云：“优，谓行有余力也。若仕官、治官，官法而已。力有优余，则更可研学先王典训也。”“学既无当于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学业优足则必进仕也”。【24】皇疏更加简洁无弊。

  古经简朴，注解之法，各自不同。可以以经证经者，最典型的是礼学。清人治三礼，其疏以汉以前古书证经，大多无弊。因为三礼制度比较确凿，以制度解制度，可以疏通大义，转相发明。但是，如《论语》《孝经》之类主要以义理为主的经典，无论是援引子部典籍中的义理，还是援引经史中的制度来解释义理，都必须对其有效性有明确的认识与警惕;否则，极容易有凿之过深或治丝益棼之病。

  在解经方法上，清末张之洞总结读子之法，《轩语》有云：

  读子为通经。以子证经，汉王仲任已发此义。

  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讹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然此为周秦诸子言也，汉魏亦颇有之。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宜辨其真伪，别其瑜瑕，斯可矣。【25】

  张之洞所说不差，但是，汉人在注《论语》时，常以诸子为“异端”，为“小道”，对其能够证实经书的限度，必须有充分的自觉。特别是张之洞所说的“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可相发明”是有限度的，因为诸子思想之根本不同，所用词汇各有其内涵，如果以类似之语，断章取义，便完全无助于解经。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大量援引诸子之语以解《论语》之义理，大量为《论语》义理寻找制度，其解经的有效性，都必须重新考察。

  注释

  1刘恭冕：《论语正义后序》，见《宝应刘氏集》，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582页。

  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

  3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页。

  4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7、331页。

  5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86页。下引此书，文中夹注页码。

  6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页。

  7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30页。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页。

  9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61页。

  10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02页。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7页。

  12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43页。

  13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96页。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7页。

  15黄式三：《论语后案》，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4-35页。

  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95页。

  17邵晋涵：《尔雅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页。

  18贾谊：《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25页。

  19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990页。

  20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13页。

  21皇侃：《论语义疏》，第35页。

  22皇侃：《论语义疏》，第11页。

  23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见《皮锡瑞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20页。

  24皇侃：《论语义疏》，第505页。

  25张之洞编纂，范希曾补正，孙文泱增订：《轩语》，见《增订书目答问补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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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强东:我的创业史创京东的成长故事

  作者：小风 发布时间：2018-08-16 18:11:40

  说起刘强东，开始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大概是几年前在网络上传出和网络红人章泽天在一起的绯闻。

  我开始关注刘强东，看他在网上的新闻，我感觉他是比较善良、有爱的人，为灾民，对自己的家乡的人都有善举。

  不久前，在书店闲逛，不经意间看到这本书：刘强东口述的我的创业史。

  这本是方兴东访谈的互联网口述历史，访谈刘强东共计八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整理而成的一本书。

  书中刘强东讲述他自己的成长经历，从他的童年、小学、中学、大学，到创京东的成长经历和成长过程中的困难，后半部分是刘强东讲述未来京东的发展和规划。

  从刘强东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刘强东他是一个勇敢，有主见的男孩子。

  为人善良、待人诚信，他外婆的教导，对刘强东来说，在做人为人处世上影响之大。他外婆教育他去别人家，不能空手去，再怎么样也要拿点东西去，刘强东铭记在心。

  他爸爸是一个非常有勇气，有诚信，敢想敢做的男人。

  在80年代国家刚开始搞个体经营时，他爸爸就大胆辞去单位工作，独自通过四处借来的钱，买来一艘船，自己创业运货。

  我想这就是童年成长中，家庭环境立起的榜样，潜移默化到刘强东好的性格，使刘强东在今后的未来定下了基石。

  于是在他小时候就形成了有创业的想法，有了商业思维头脑，敢想敢做的行动力，开始在他家乡做了中介的小买卖，赚起中间差价。

  刘强东考上高中前，对我感触颇深的一点是他爸爸说好刘强东考上高中就奖励带他去上海，去看看世界。但他爸爸因工作忙就没带他去。那年15岁，像一般的小孩就哭哭啼啼的，谁会想的到，一个15岁大的刘强东带着身上50块独自去外面大城市。

  离家出走几天，刘强东经历从来从未经历的事，遇到不同的人。那次离家出走，给他对自己人生有了很大转变，知道了农村与城市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知道自己只是一只井底之蛙，第一次立志要出人头地，开始第一次思考自己的人生。

  在刘强东上高中，从他的成绩优秀，组织学校的各种活动，就知道刘强东是一个有理想，执行力强，想要的东西不达成不罢休，这种精神深深影响着身边人。

  上大学，刘强东就开始了边读书边赚钱的本事，他读书放学后，通过空闲时间，他抄信封，卖过书，学习怎么编程。给人做编程的他赚到的15万左右，是当时他们学校里最有钱的。

  刘强东在当时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就敢盘一个餐馆来自己经营，我想这勇气跟他爸爸有着莫大的关系。

  刘强东他以为以自己的价值观，待人善意，完全相信于他人，自己就会有所回报，结果员工不但不感恩，反而贪污餐馆的钱，让刘强东伤心欲绝。

  让我最崇拜的就是在他知道这些人性之后，还是本着自己善良之心，自己的价值观走了下去。

  去了日企工作一年多，就把在餐馆亏的几十万给还清了。他工作期间还学习到了系统化管理体系，懂得了如何管理，让他知道经营餐馆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制定管理体系。

  从日企辞职后，开始在中关村租个摊位卖刻录机，招牌就是京东多媒体。

  京东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刘强东一个女朋友名字中有个京，刘强东有个东，各取一个字就叫京东。

  在中关村那个风云变幻的地方，刘强东追求以自己的用户体验优先，在出售每一个产品中必须开发票，从未落下过。

  在创办京东过程中，几经挫折，几次融资，看到刘强东对那种想要的坚强信念和执着，他的价值观是值得带给人好的榜样。

  为人，敢想敢做，让我很有感触的一点，刘强东在半夜每隔两个钟起来给用户回帖，用户这样就知道京东24小时的服务优势。

  京东从一步步困难中，艰难的走出来，从那个时代互联网风生水起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现在大家所熟悉的京东。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刘强东成长过程与我们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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