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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看这套书

  作者：张京 发布时间：2007-12-09 09:25:05

  昨天终于拿到了这套书，1176元从淘宝网抓到的。平均下来，一本1000页厚度的书，价格连20元都不到，真可以说是非常超值了。

  其实在下订单之前，已经反复斟酌过不同的版本，从百衲本二十四史，毛批二十四史，繁体竖排本二十四史直到这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最终决定了这套，不仅仅是因为它价格最低。

  网上很多人对这套书评价不高，甚至认为它是中华书局出的最差的一套，但我不这么认为。一般的评价标准说这套书因为是横排简体字版，所以已经破坏了古文的结构云云，但我认为根据我个人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横排简体字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固然我同意说竖排繁体的最类似古文风貌，但我只是要“读”二十四史，我并不是想研究历史。所以对于只是想“读”二十四史的非历史专业的普通人来说，这套书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现在还有计划说要出白话全译本的二十四史，但刚刚翻译完前四史，这个工程应该也是非常巨大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对我个人来讲，我比较倾向于直接阅读原著，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

  所以最终选择了这套书，目前看来非常满意，无论从印刷质量以及各方面来说，很感谢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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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启动修订的一些建议

  作者：疯清扬 发布时间：2008-04-22 04:06:43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启动，是中国文史学界近期的一件大事。二零零六四月五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了此一项目的专家论证会，许多著名学者，包括多位当年参加点校和编辑的学者，参加并发表了意见。新华社当日发表了题为《新中国重大古籍整理工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开始全面修订》的长篇报道。各位专家和领导的发言，也已经在《古籍整理简报》今年第六期刊出。对于二十四史当年整理的成就以及今日修订的必要性，有关专家表达了几乎一致的看法。现在进行修订的条件，报道列举了四项：“一、近30年来考古发现中出土的文献，为修订工作提供了许多原始的材料。二、一些传世文献的公布和整体研究，深化了学界对于古代史的认识和理解。三、中国历史各断代史、专题史研究的不断进步，丰富了修订工作的资料。四、许多学者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有针对性地撰写了大量校订研究的专著和质疑、考证性的文章、札记，已经对一些史书中的记述有所厘正。”也非常准确。在具体组织实施的方法上，主持修订工程的中华书局已经有较周全的看法。在具体的整理体例方面，有关专家的看法稍有一些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划一体例，是否在原有文本基础上进行修订，如何利用现有的各种文本和研究成绩。我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与中华书局联系较多，年来关注于此，与他们私下交谈较多，但始终觉得表述还不够系统完整。近期翻阅了一些文献，对此作了一些较深入的考虑，在此写出，就教于有关前辈，也希望因此而引起关注与讨论。

  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的整理过程，已有多篇文章回顾，这里不多说了。二十四史整理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学界充分肯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开始到中辍到完成的十九年间，是我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校点工作在立足文化建设的同时，也不免成为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由于是政治任务，在人员配置、工作条件、图书资料调拨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保证。同时，在整理时间方面限迫严格，相关的学术准备方面远不充分，海外善本根本不可能用到，前代的成果也仅利用了一部分。就此而言，在相隔近五十年后，重新启动修订工程，确实非常必要。同时，我认为当时整理体例和实施细则，大端都甚善妥，应该继续维持，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某些史书的特殊情况时，仍应有适当的变通。以下谈一些具体建议。

  　　一、关于修订办法

  二十四史的修订，应该全面吸取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于校点本的订正意见，参考有关学者对于各史的研究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系统校点修订与读书偶有所得，是两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就目前见到的为数极其巨大的校订文章来看，多数是就个人研究兴趣所及，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研究有得，作具体的考订。一些专史考订者，多数是通过反覆研读一部或几部史书，发现互相之间记载的歧互，作具体的考订。新修订本要追求系统订正旧本误失、形成足以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新本，在实施方法上，必须比前辈学者更为科学、更为系统、更为彻底。我以为各史都应该在以下三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对于各史海内外存世版本作系统的调查，弄清版本源流，确定最接近原书面貌的较早刊本为底本，确定具有文本价值的重要版本为校本，认真做好版本校的工作。二是对于各史的研究考订专著，包括校点本出版以来的各类补正考订文章，作全面的调查和搜集，仔细斟酌各家对于每一个细节的考订意见，适当予以吸取。三是对于各史的源出文献和相关文献，作系统的排比互校，以了解史文的渊源，订正流传中的失误。启动修订为全面提升二十四史校点本的学术水平提供了难得的机缘，由于原本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修订者必须付出极其艰辛的努力才能取得实际的提升。

  　　二、关于统一体例

  二十四史整理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参与工作的人员也多达数百人，各史的情况又差别很大，因而体例上有差异是很正常的。但就大端来说，在新版中以下各点应该注意划一体例。一、有注释的五史，都将原本夹注改为段落后另起小字注，但《旧五代史》所包含的大量夹注和校勘，仍采用夹注。二、底本文字校改，在前四史中多数采取改定字用方括号标出，与正文接排统一字体，底本误字则用圆括号小一号字存于原文下。《晋书》以下则凡改动文字统一在卷末校勘记中予以说明，正文中则不作标记。三是校勘记写法，附于卷末是一致的，多数在正文中加序号，卷末按序号出校，但《汉书》、《后汉书》则不出校码，卷末逐条写某页某行某字以作校勘。《三国志》则将校记统一附于书末。四、列传的传名，有在卷首统一罗列者，有在卷首不列而在各传前分别标目者，也有卷首或传前皆不列名者(如《旧五代史》)，大致依循整理底本而各存面目。以上诸端，修正本应该有统一的体例，不必各具面貌。

  　　三、关于维持旧本和重做新本

  中华本在整理时确定只是整理旧本，而不是重辑新本，是非常明智而正确的原则，确保了全史的统一和顺利完成。近期有些学者不明了于此，对于一些文本提出批评，如对《旧五代史》整理者所提“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质疑。其实，如果改动此类文字，必然要重做新本，而不是整理旧本了。从现在看来，多数史书应该要维持原书，少数则可以稍作调整甚至重做新本。在此举三个例子。

  一是《史记》，所收为三家注本，就应该尽可能地恢复三家注本原来的面貌，将宋人汇编三家注本时，删去的某些内容，尽量恢复出来。张守节《正义》在《史记会注考证》中，颇有增出三家注本的内容，日本一些古钞本还保留了部分内容，今人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已经作了辑录，其他如吕祖谦《大事记》等书还有一些孑存，应该补入整理本。司马贞补的《三皇本纪》当然不是司马迁的原文，但如宋黄善夫本等都有此一内容，也是三家注的应有文字，可以移作附录。

  二是北三史原本在北宋时已经残缺，《魏书》一百三十卷，全缺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周书》五十卷，全缺五卷，不全者二卷；《北齐书》五十卷，原本仅存十七卷，残缺最甚。嘉祐间整理时所据本，可能形成于北宋初年，采取的是拼凑《北史》和其他史钞(一般认为是已经亡逸的《高氏小史》)以补缺的办法，与清代以来辑佚古书必说明所据文本来源的规范有很大不同。北宋整理本所据的资料现在已经无法见到，宋以后已经认可了三史的地位，当然不必变动。但在唐长孺先生整理三史时，已经注意到《初学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志》中，有不少超过今本的内容，除了陈垣补出《魏书·乐志》一页外，又据《册府元龟》补出《魏书·礼志》和《刑罚志》各一页，补出《周书·武帝纪》和《杜杲传》的阙文，但因为受到不作新本体例的限制，并没有作宋补阙卷清理工作和三史残文的辑佚工作。最近刊布的1961年石泉先生致中华书局信，即提出新版“应该尽可能恢复《魏书》、《北齐书》、《周书》的真实面目”，主张将三史中宋人据《北史》增补的部分剔除，“去掉其形式上虚伪的‘完整’而已，对史料毫无破坏，反而使眉目更为清楚”。(《书品》2006年5期)今本整理时，是否应该将宋人补入部分删除，当然还要仔细斟酌。我以为如《北齐书》不妨可以做成宋补阙本的整理本和李百药原书残存文本两种文本。修订本最起码应该对于唐宋典籍中征引到的三史遗文，作全面的辑佚，可以确定的佚文，可以决定卷次者补入正文，难以决定者附于书末。

  三是《旧五代史》。今本为乾隆间邵晋涵在四库馆所辑。校点本作为底本的熊罗宿影库本可以相信源出于最早的进奏本，参校的殿本在邵辑的基础上有较多的加工，好处是据《永乐大典》有部分的校补，缺点是删去了文献出处，涉及民族文字改得最多。另一个主要参校本刘氏嘉业堂本源出卢氏抱经堂抄本，但在刊刻时又据殿本作了改动，逊于熊本。整理工作从陈垣、刘乃和先生开始，转到上海，因为确定在清辑本基础上整理，因而无意另作新辑本。据说参与整理的胡裕树先生曾作过补遗辑佚，限于体例没有收录，后来也没有发表。我近年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立意作新辑本，凡《永乐大典》原卷尚存之《周太祖纪》及王、崔诸人传，以原卷为底本；今存书中有《旧五代史》残文者，一律据原书辑录；清辑本辑自《永乐大典》而原卷已经亡失者，则据熊本为主，参校各种可信源出《旧五代史》或五代实录的文献，审慎校改，努力希望纠正清代的误辑、漏辑和讳改，尽力恢复到原书的面貌。这些处理是否都恰当，当然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的审定鉴别，但新本在主体方面超过清辑本，则是可以相信的。

  　　四、关于底本调整

  二十四史整理，在底本选择方面，前后变化很大。从现在能够见到的几份最初的体例讨论稿来看，最初似乎考虑过出两套书，一是标点八种集注本，即《史记集注》(新做)、《汉书补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王先谦)、《三国志集解》(卢弼)、《晋书斠注》(吴士鉴)、《南北史补注》(新做)、《唐书合注》(王先谦)、《五代史记注》(彭元瑞)，但因为已有各书水平参差，新编之书短期内又难以奏功，事实并没有执行。二是整理普通本的二十四史，后者“依照通行本二十四史，加校勘、分段、标点后出版。在校勘方面，基本上以百衲本及殿本互校，择善而从。”(1958年10月《二十四史整理计划》记录稿，刊《书品》2006年2期)稍后以《汉书》点校为例拟定的《点校二十四史补例》(刊《书品》2006年4期，为1959年初所拟)，提出了“殿本文句有所怀疑，但无确凿的证据，亦未经前人论及者，不改。”“殿本文句存在问题，前人对此有所争辩，而尚无定论者，一般不改。”“史文虽有脱误，注文已经指出者，不改。”“殿本文句可通者，虽有异说，亦不改动”等一系列规定，可知部分史书是在殿本的基础上作整理。而就当时的通行本来说，殿本可以反映清四库馆校勘各史的成绩，百衲本则足代表二十世纪前期各史通行最善本的面貌。就当时情况来说，是可行的方案。因此，较早整理的几史，在底本和参校本的利用方面，问题较多。比如《史记》用金陵书局本作底本，《汉书》用王先谦《汉书补注》作底本，吸取了王氏汇聚清代校订此书的成绩，但又只存大颜注而不用王注，仅将其考订意见存于校勘记中。《旧唐书》用源出殿本的岑氏懼盈阁刻本为底本，近年颇受一些学者的批评。了解到二十四史整理过程中从开始就考虑在能够总结清代校勘成果的文本基础上进行整理，对此也就可以理解了。六十年代初，在前四史陆续出版，政府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晋书》、南北各史以下各史，特邀对于各断代史研究成就最高的学者担任，提供工作条件，特批将各史的善本和珍贵资料调拨给各校点组。比如复旦在七十年代前期作《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整理，不仅转来了刘节先生和陈垣先生的初点稿，从北京、上海各大图书馆调集了相关的善本，连商务印书馆藏宋本《册府元龟》的影印底本、《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后新征集到的残卷胶片等也都调集到整理组。可以认为，在底本和参校本的利用方面，前四史问题稍多，《晋书》以后各史选择和利用较宽，就当时来说，可称讲究和周备了。

  就底本选择来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选择今存最早最原始的文本为底本，其好处是文本没有经过后代辗转翻刻，传误的情况较少，也没有经过宋以后学者的整理校订，人为改错的情况也较少，但问题是一些宋本仅存各种残本，且收藏各处，统一较难，再就是较早刊本虽然较少后代人为校订的痕迹，但其版刻的异体别字误字也较多，即使宋本此类情况也较常见。我想，当年有意识地选取一些能够汇聚清代学者考订成果的文本，如《史记》金陵书局本、《汉书》王氏《补注》本、《旧唐书》岑氏刻本之类，就着眼于实际操作的简明易行。当然就现代学术的要求来说，应该追求尽可能地恢复或接近古籍原本的面貌，近可能地消弭后代误改的记录，在底本的选择方面，值得作适当的调整。因此，我以为如《史记》宜改用南宋黄善夫家塾本为底本，《汉书》宜改用传为北宋景祐本为底本，《旧唐书》宜采用百衲本影印宋残本配闻人本为底本。其他各史可能还有可以斟酌的余地。

  　　五、关于海外版本的利用

  二十四史整理期间，是我国历史上一段特殊时期，与国外的来往很少，与日本的邦交还未恢复，海峡两岸也处于剧烈对峙中。因此，整理工作仅限于利用中国大陆所有的古籍善本。近三十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与海外学界联系广泛，大批海外所藏的善本古钞渐为学者所知。其中特别是日本、韩国所存古本，因为传出时间很早，与国内藏本有很大差异，可以与二十四史整理关系密切的文献甚多，其中在修订过程中必须入校的善本，我以为可以举出以下各本：《史记》有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藏北宋刊本六十九卷，六朝写本有日本石山寺藏《史记集解》之《张丞相列传》和《郦贾列传》，唐写本日本存《史记集解》残卷六件，即东洋文库存《夏本纪》和《秦本纪》、高山寺存《殷本纪》和《周本纪》宫内厅书陵部存《高祖本纪》、神田喜一郎旧藏《河渠书》。日本已经影印的《汉书》古钞本，最重要的有石山寺藏奈良写本卷一《高祖纪》下、卷三四《韩彭等传》、真福寺藏奈良写本卷二十四《食货志》、上野精一藏唐写本卷七十八《扬雄传》。《三国志》近年刊布的善本，是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初刊《吴书》二十卷的影印。南北各史的古钞善本相对较少，特别值得提出的有奈良大神神社藏唐钞《周书》卷十九(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钞本》已影印，我曾作校订，可校补者甚多)和猪熊信男藏该卷残片；宫内厅书陵部和守屋孝藏分别收藏平安写本《陈书》列传卷一二、卷一四、卷三○。《旧五代史》应该增校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清孔荭谷钞本，此本为邵晋涵离开四库馆南归后，交给孔的一个抄本，原书民初归邓邦述，章钰曾作过录。校点本仅得以利用章钰过录本。

  　　六、关于出土文献的利用

  以出土文献考订正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清代学者也有突出成绩。近代以来，由于各时期出土文献数量丰富，以之考订史书、与史籍互证，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以来汉学研究最常见的方法之一，成果也极其丰富。中华本整理时，已经用过一些，比如北朝三史的校订，就比较充分地用过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的资料。但就现在的修订来说，我以为除了敦煌吐鲁番所出正史古写本(如《三国志》有四种晋写本，分别为《魏志·臧洪传》和《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步骘传》和《吴主传》，敦煌遗书中有多种《史记》、《汉书》残本)外，其他出土文献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同时又要严格限制，尽可能不要据以改动史书。除了极少数情况外，一般仅能用作文本校订时的辅证，不得用作据改史文的主要证据。我做《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时，改王庭胤为王廷胤，改刘皡为刘暤，改吴延祚为吴廷祚，都是在参酌文献和石刻以后所改。若仅有石刻，如符存审家族石刻多作姓苻，文献也偶有旁证，但史文以符为主，绝不当改。唐代张九龄，史书称其得年六十八，韶关出土墓志则作年六十三，虽然可以确认墓志正确，也不能据以改动史文。至于是否出校，也应慎重斟酌决定。因为如果张九龄年龄出校记，其他涉及到所有人物的字里、先世、科第、仕历、生卒方面的问题，可以据石刻文献考订的内容太多，可以说不胜纠订。石刻和出土文献订正史书是学者一直关注的重大课题，可以另作专书汇集有关的成果，但不必都在整理本中表达。

  　　七、关于今人考订意见的吸收

  历代研究、补充各史的专著，已经结集为《二十五史补编》和《三编》，利用较便利。今人的考订，除了结集为专书的《南齐书校议》、《宋书校议》、《<旧唐书>辨证》等外，大多为各类论文或札记，散在各类书籍刊物中，好在今人已经编有多种目录，搜集不难，困难的是如何吸取和利用有关的成果。就我所知，各类订正文章中，进行版本校而指出校点本失误漏校的有一些，但数量不太多。在制度、语言、人事、时间等方面，因为近年研究的普遍深入精致，得以纠订校点本一些文本失察或标点错失的例子，占一定比例。而最大宗的部分，则是利用各史之间的比读分析、利用同一书纪、传、志之间的本证，利用对于史书所据较早文献或同源文献，利用出土文献，以及其他手段所作的研究。这些考订虽然指出了史书的愆失，但绝不能因此而据以改动史文。即使同一史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改动与否也应该作仔细的斟酌。

  同时，我认为，1958年整理方案提出的新做集注本的设想，是很有学术前瞻眼光的计划，可惜当时没有实行，今后应该考虑予以实施。而集注的体例也应该包含如前三史的诠释文本的集注和裴注《三国志》偏重于补充和纠订史实的做法。清代学者作过南北史和两《唐书》合钞互注的工作，虽有很大的局限性，还不是全无意义。现代学术研究则希望对于正史的文本来源或原始文献，有更具体的反映，对于后出典籍和出土文献中可以纠订史实的内容，有集中的表达。历代研究史籍的读书札记和现代学者的考订论文数量极其巨大，除了少数专家，一般读者和研究人员，很难充分利用这些成果。以唐代来说，《旧唐书》是根据唐代的国史、实录改写而成，这些国史、实录虽然原书留存的只有韩愈《顺宗实录》五卷，但其原文被《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大量引用，宋编《新唐书》、《资治通鉴》又曾从不同角度利用过这些文献。如果能够利用这些文献，以两《唐书》为基本框架，以求部分恢复唐国史或实录的面貌，并将两《唐书》在记载具体史事和人物时，与这些同源文献的差异和变化反映出来，并将唐人文集、笔记、碑志、敦煌遗书等文献中，确实可以补充和纠正史实的部分表达出来，对于唐代文史研究来说，肯定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此外，《清史稿》采取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同时将关外一次本和关内本的不同篇目和内容均予附注，是古籍整理一本而兼具数本的善例。就此而言，如果有人将《后汉纪》、《东观汉纪》和已经亡佚的八家《后汉书》残文用来附注范书，以十八家《晋书》佚文来附注《晋书》，以追溯今本的来源和记载的分歧，也还有一定意义。当然，这些都不是现在的修订必须完成的工作，如果有人愿意做类似著作，对于修订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八、关于校勘和校勘记

  校勘的基础是参校本的选择。参校本应该做认真的调查后确定，凡具备代表性的应该都能用到。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录古钞本十四种、古本校记二十七种、历代版本二十七种、考订著作十种，参校之丰富，可称博洽，短期内无法达到。但就《史记》来说，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杭州刊本(其中120卷为覆北宋本)、上海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两淮江东转运司本、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北宋末南宋初刊本(其中十五卷另配，此本老子居列传第一，足以反映唐代改编本的面貌)等，都应该入校。《史记》三家注是南宋人的汇编本，现存宋刊裴骃《史记集解》宋刊本颇多，《史记集解》和司马贞《史记索隐》二家注本也有宋本留存，《史记索隐》单刊本也有存，也应该选择入校。此外，唐前各史应该通校《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及其以前各类书、《群书治要》一类丛钞、《通典》一类政书，因此类著作都能保存相当多宋初以前古本的面貌。

  传统古籍校勘方法有底本式和定本式两种。底本式只写明他本的不同文字，底本一概不动；定本式则遇底本有误，可以据校本改动底本，但应该出校勘记说明改动的依据。传统学者认为文本的每一处改动，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因此凡有差异，包括字形的不同，也逐一出校，这当然太琐碎了。但现在一些整理本采用会校各本，择善而从，不出校记的办法，虽然简明，但各本有哪些差别，是否作了认真的对校，择善而从的标准又是什么，因为没有交待，读者无法了解。校点本中的《史记》，估计是为争取在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前出书的缘故，即采用了择善而从、不出校记的方法，尽管可以确信当时做过认真的会校工作，因为没有交待，读者总感到遗憾。以后诸史没有延续这一体例，但各史校勘记的繁简程度颇不一致。如《后汉书》某些卷次校记多达一二百条，而《新五代史》半数卷次一条校记也没有，除了各史错讹情况有所不同外，在尺度掌握的分寸上，显然有较大的差异。就我所知，《旧唐书》在实际整理时，曾仔细校过各种版本，并与《通典》、《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书中的相关部分作过核实，有较详细的记录稿。校勘记的最初文本，也比最后的写定本要详细得多。但由于当时形势所迫，严格要求校勘记不要太烦，尽可能地删繁就简，因而形成现在的面貌。《出版说明》称参校了五种文本，并称：“点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凡是根据以上几种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记。”各本面貌如何，作了哪些改动，这就不免引起非议。清代以来底本式校勘凡遇同一字而字形稍有差异者，一律出校，当然过于繁琐，不足取则。但过于简单，浪费了校勘的成果，也不利于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因此，修订本在文本校勘上应该严格要求，参校的版本应该留下完整的校勘记录，对于最后出版的校勘记，取舍也应有具体细致的规定。

  　　九、关于标点

  二十四史的新式标点具有典范意义，体例也具体精密。我只想补充一点。史传在连续叙事时，前句的时间记录不一定包括下句的纪事。标点本多注意从语意上断句，连续叙事时中间多用逗号。我以为凡是语意可以停顿，前后所叙为两事时，应该尽量多用句号以作区隔。

  　　十、建议同时修订《资治通鉴》校点本

  顺便说到，中华本《资治通鉴》整理在二十四史以前，其整理体例对后来二十四史整理影响很大，但其基本方法则是采取底本式的整理，即以清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为底本，校本则主要参据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于各宋本的异文和增出文字，仅出校记，一律不改底本。因此这个版本的正文，还不能完全反映原本的面貌。在二十四史修订的同时，对于《资治通鉴》也应作适当的修订。建议正文可以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绍兴二年余姚刊足本为底本，参校章钰的校记；《考异》则可以用《四部丛刊》影宋本重录，并且与胡注在字体上有所区别。胡注的修订则可以基本保持原貌。

  　　陈尚君

  　　2006年8月16日于上海武川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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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作者：嘿嘿 发布时间：2007-09-03 14:04:12

  01.史记 (作者：汉·司马迁)

  02.汉书 (作者：汉·班固)

  03.后汉书 (作者：范晔、司马彪)

  04.裴注三国志 (作者：晋·陈寿)

  05.晋书 (作者：唐·房玄龄等)

  06.宋书 (作者：南朝梁·沈约)

  07.南齐书 (作者：南朝梁·萧子显)

  08.梁书 (作者：唐·姚思廉)

  09.陈书 (作者：唐·姚思廉)

  10.魏书 (作者：北齐·魏收)

  11.北齐书 (作者：唐·李百药)

  12.周书 (作者：唐·令狐德棻等)

  13.隋书 (作者：唐·魏徵等)

  14.南史 (作者：唐·李延寿)

  15.北史 (作者：唐·李延寿)

  16.旧唐书 (作者：后晋·沈昫等)

  17.新唐书 (作者：宋·欧阳修、宋祁)

  18.旧五代史 (作者：宋·薛居正等)

  19.新五代史 (作者：宋·欧阳修)

  20.宋史 (作者：元·脱脱等)

  21.辽史 (作者：元·脱脱等)

  22.金史 (作者：元·脱脱等)

  23.元史 (作者：明·宋濂等)

  24.明史 (作者：清·张廷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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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二十四史质量排名

  作者：时间玫瑰 发布时间：2022-07-05 13:13:59

  在二十四史中，质量有高有低，今天在此评选出心中的排名。需要说明一点，自认为：私修正史没有统治者的干预，其质量是优于官修的，因此将私修置于前。排名如下，求教于方家。

  

  第一档：《史记》、《汉书》

  毋庸置疑，《史记》与《汉书》是二十四史中修得最好的两部。至于二者的高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数古人皆争论过史汉的高低。引用章学诚的评价：《史记》圆而神，《汉书》方以智。

  第二档：《三国志》《后汉书》《新五代史》

  《三国志》《后汉书》《新五代史》首先在文笔上是毋庸置疑的。《三国志》关于君臣的对话，描写得非常传神，同时取材精审。《后汉书》在历史编纂方面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新五代史》史料价值虽不高，但以文采入胜。

  第三档：《宋书》《南齐书》《魏书》

  《宋书》《南齐书》《魏书》皆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且各具特色。将《魏书》放置于此，可能会遭受到诸多批评。《魏书》在以往被称之为“秽史”，然而，根据现代历史学家周一良的分析与举证，这些对《魏书》的不良之词，恰恰来自于那些因为《魏书》秉公记事而愤懑的权贵阶层。

  第四档：《南史》《北史》

  《南史》《北史》最突出的是宣扬天下一家的统一思想。它改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南方与北方互称“岛夷”与“索虏”的陋习。作为除《新五代史》外，最后的两部私修正史，二者比《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更为客观。

  第五档：《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明史》

  

  这四部正史无疑是官修正史中相对较好的几部，其中各有优点。《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新唐书》对史书编纂体例有很大的创新；《旧五代史》同样以史料价值见长；至于清代官修《明史》，其编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

  第六档：《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

  上述五部史书皆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李世民对修史是极为重视的，也多次对修史工作进行干预，因此，这5部史书，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

  第七档：《晋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

  上述五部史书之所以位列最后一档，在于其各有巨大的缺点。其中《晋书》记述荒诞，《宋史》草率粗糙，《辽史》太多简略，《金史》不过强于宋辽二史，《元史》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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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论版本——2013.3.29购入中华书局简体横排平装二十四史一套

  作者：落杉若雪 发布时间：2013-03-29 23: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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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2019.1.21

  作者：wenting 发布时间：2019-01-22 00:06:03

  从光武帝纪到云台二十八将，整部后汉书就像是写给汉光武帝的礼赞。

  光武帝刘秀

  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是夏，京师醴泉涌出，饮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常自谦无德，每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马武

  帝后与功臣诸侯宴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掾功曹？」余各以次对，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盗贼。」帝笑曰：「且勿为盗贼，自致亭长，斯可矣。」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帝故纵之，以为笑乐。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

  来歙

  十一年，歙与盖延、马成进攻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河池、下辨，陷之，乘胜遂进。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未殊，驰召盖延。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耶！」延收泪强起，受所诫。歙自书表曰：「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投笔抽刃而绝。

  窦宪

  论曰：卫青、霍去病资强汉之众，连年以事匈奴，国耗太半矣，而猾虏未之胜，所世犹传其良将，岂非以身名自终邪！窦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一举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饮马比鞮之曲，铭石负鼎，荐告清庙。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恶焉。夫二三子是之不过房幄之间，非复搜扬仄陋，选举而登也。当青病奴仆之时，窦将军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鸣之无晨，何意裂膏腴，享崇号乎？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就煨尘者，亦何可支哉！

  及诸马得罪归国，而窦氏始贵，（第五）伦复上疏曰：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闼，年盛志美，卑谦乐善，此诚其好士交结之方。然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尤少守约安贫之节，士大夫无志之徒更相贩卖，云集其门。众煦飘山，聚蚊成雷，盖骄佚所从生也。三辅论议者，至云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也。诐险趣势之徒，诚不可亲近。臣愚愿陛下中宫严敕宪等闭门自守，无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虑于无形，令宪永保福禄，君臣交欢，无纤介之隙。此臣之至所愿也。

  马融

  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会羌虏飙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饥因，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骘召。

  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字器服，多存侈饰。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初，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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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给大人的成人童话

  作者：深海石 发布时间：2016-06-21 08:14:26

  哈克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孩子，他见不惯白人那一套沉闷而迂腐守旧的生活，因此从收养了他的寡妇那逃了出去，又开始了他习惯了的流浪生活，只不过这次是带着黑人杰姆，也不再是在狭小的小镇内兜转，而是去了更为漫长宽阔的密西西比河。

  读哈克是在读汤姆之后，而先发现的却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在初读该书第一章时，发现有一本叫做《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书是前传，于是先读了汤姆再转头来读哈克，两书读毕后得知还有一部名为《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书，是与哈克和汤姆两部历险记共称为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三部曲”，同时这三部书也是马克吐温毕生最享盛名的杰作。只是遗憾在经过一番努力后也未能找到《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书中文版，不过汤姆和哈克的冒险生活也是够让我惊讶和喜欢。

  汤姆与哈克相同的是，不守常规，有自我的生活准则，爱做与众不同的事，喜欢冒险，并且在此基础上更为桀骜不驯，不过汤姆却是不同于哈克是对旧有生活的完全叛变，而是在批判的同时，仍受到了的约束，并且还想求得该生活群体的认同与赞赏。在末尾哈克短暂的出逃寡妇处，还是汤姆努力的寻到了，并规劝哈克回到寡妇处接受应有的生活，更加表明了汤姆在冒险的性格之外，更为缚手缚脚的一面。

  若结合《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创作背景来看，作者则是通过汤姆这一形象对19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资本主义进行了袭断时期，人们传统的道德涵养与温文尔雅的性格被抛弃，只为追金逐利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批判，书中通过汤姆天真一面的展现，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生活的不满，期待人们回归到原有的有礼数更为自由的生活，但同时汤姆在批判改生活却又努力求得认同的做法，也是表现了作者矛盾的一面，即认为该生活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在后续之作《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之中，作者以第一人陈的手法来描绘了远离小镇，漂泊于漫长的密西西比河上的历险生活，通过对传统守旧的生活彻底不能习惯的哈克的形象的描绘，仿佛是对《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矛盾的思想，做了一次肯定的选择，那就是勇敢的去追求自由新鲜的生活，能走多远走多远，这腐朽的生活真不讨人喜。在本书中杰姆的形象与哈克一般深入人心，这个好心又忠实的朋友，是哈克一路上最好的伙伴，两人携手度过了一段美妙而难忘的旅程。

  同样还应理解的是该书也不仅仅是一个白人小孩和黑人的历险记那么简单，书中所描绘的年代正是1850年前后，当时存在着政治生活腐败、教会虚伪诡诈、以及蓄奴制和种族歧视等问题，哈克与杰姆的故事，主要是对蓄奴制和种族歧视的不满，表明了对这种制度不合理性的批判。白人与黑人，相比于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若是以朋友自居，则会更美好和谐。

  这两部历险记，虽说写的小孩的历险故事，但更是写给大人的成人童话。哈克与汤姆，有着每一个大人身为小孩时的影子，而这些大人却无一不是被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束缚，逐渐的失去了自我妥协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克和汤姆的形象就不再只是针对19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社会，而是对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国度里的人都有价值观导向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是值得每一个大人去真心结交的两个朋友：哈克与汤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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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没有预言，命运又将怎样？——《麦克白斯》读后感

  作者：李东 发布时间：2010-11-23 13:17:52

  如果有一天，你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个算命先生走过来抓住你的手掌细细端详，然后睁大了眼睛对你说：“我看你眉清目秀命格不凡，将来必能做大官！”你是该赏他几块钱然后高高兴兴做一下白日梦，还是给他个耳光叫他有多远滚多远呢？哈姆雷特说：“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而我说：“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

  一切预言只给了我们一个或喜或悲的结果，却没有告诉我们过程，这本身就是个悲剧。为了一个所谓的预言，总些人会心花怒放然后走上了一条为达到目的不折手段的道路，麦克白斯就是如此。他本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如果好好干下去，等他老了自然有人跳出来歌颂他精忠报国，然后青史留名万古流芳也未必不可能。当然这种位高权重的人难免会有“称王称帝”的小小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凭什么你生来是老板而我只能给你打工？那种有野心也有能力的人，只要稍加蛊惑，他就会蠢蠢欲动。麦克白斯不是普通人，他内心充满矛盾，莎士比亚在剧中用了四个女人（三个巫婆加一个老婆）、三个幻象，一步一步蛊惑他，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我觉得蛊惑得最给力的应该是他的老婆——麦克白斯夫人。倘若没有夫人的枕边风，麦克白斯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君王，也不会有那身首异处的下场，可谓成也此风，败也此风。这吹枕边风的功夫，可与我国商朝的妲己相比肩，至少也可以和貂蝉一个水平。因为“知夫莫如妻”，抓住了丈夫性格弱点的她，更不用怕丈夫不对他言听计从了——“我为你的性情担忧；那过于温存柔软，不知抄近路，通权变；你也想显赫，不是没野心，但缺少应有的泼辣；你愿意升腾，却想得来圣洁又清纯；你不想行不义，却又想不从正道而苟得……”在第一幕第五场里面，麦克白斯夫人如是说。把麦克白斯的心理剖析得如此透彻露骨，天底下就只有她了。在麦克白斯犹豫不决的时候，她说：“你可是宁愿过这一辈子你自承是懦夫的生涯，让‘我不敢’去追随待候‘我想要’？”当麦克白斯杀了国王邓更之后，她说：“我的手跟你一般颜色，可是我羞于和你一般胆怯？”这一出杀害邓更、嫁祸他人的好戏，完全出自于大导演麦克白斯夫人的手笔，麦克白斯自己充其量是一个蹩脚的演员。那种泼辣的手段、淡定的神态、一不做二不休的语气，完美地诠释了“女人是老虎”、“最毒妇人心”的古训。麦克白斯能得此佳偶，可谓“三生有幸”。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麦克白斯夫人最后患上梦游症，“被攒聚的幻想所困扰”，不得善终，那也是死有余辜。妻子的去世也使麦克白斯受到打击，不久后也战死沙场，倒有几分双宿双飞的感觉。

  当然，别人的蛊惑终归是外因，麦克白斯自身的欲望才是造就悲剧的内因。可以打个比方：巫婆的预言是黑夜里的火光，麦克白斯夫人是导火线，而麦克白斯内心的欲望，才是炸弹的内核——火药！麦克白斯这号人物，应该被雪藏起来，然后打上“小心轻放，远离明火”的标签。一旦有人撼动他蠢蠢欲动的内心，一旦有人在他脑海里擦出一点点希望的火光，那必将天下大乱。苏格兰国王不懂“杯酒释兵权”，却用一个更大的官位给麦克白斯做开胃菜，搅得麦克白斯更加心痒难耐。国王邓更死得很冤枉，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只能怪自己“太傻太天真”，把老虎养大，再送羊入虎口。不过前面说过，麦克白斯就是个炸药，轰轰烈烈地毁了别人，也会轰轰烈烈毁了自己。得到王位，欲望得逞，却从此陷入深深地恐惧，以暴虐的方式清除障碍，然后和古今所有的暴君一样，走向覆灭。但抛开是非对错，我还是很欣赏麦克白斯那种英雄气概，他始终是为了自己而奋斗着的。就算在众叛亲离面临决斗之际，他还是喊出：“我决不投降，绝不匍伏在小小马尔孔脚下，像狗咬狗熊般，为暴民所咒骂……谁先喊‘住手，够了’，谁就遭天罚！”那股霸气，像极了鏖战乌江的项羽！

  戏剧的开始是战争，那时候麦克白斯是英勇平叛的英雄好汉；戏剧的结束也是战争，这时候麦克白斯是四面楚歌的叛臣贼子。转换如此之快，究竟是天意弄人，还是欲望害人？回过头来看这部悲剧，或许我们眼中就只剩下残破的城墙以及满纸的烟尘，如果还有，那应该就是插在战场上那茕茕孑立的王旗吧。这个时候再品味麦克白斯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想大多数读者应该会希望他只是个驰骋沙场的将军，远离皇室恩怨，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是，可怜红颜总薄命，最是无情帝王家。他就是他，麦克白斯，难逃厄运，最终死于王子的复仇。

  但是，倘若没有预言，没有巫婆的说辞、妻子的怂恿以及幻象的蛊惑，麦克白斯的命运又会如何。古希腊的俄狄浦斯，因为有预言说他将“杀父娶母”，所以被遗弃出国界，他一辈子都在逃避这一预言，或者说逃避命运，只因为他相信预言、相信命运，可是最后又难逃命运，被命运戏弄。这是个逻辑怪圈。麦克白斯对预言死心塌地，也相信命运，可是最后命运玩了他一把，临死之前才醒悟过来：“切莫再相信这些戏弄人的魔鬼，他们话说得模糊闪烁，太欺人，对我们的耳朵守信，对我们的希望却失约。”预言的力量，就是让你怦然心动，让你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勾起你的欲望之后，让你更加心悦诚服地接受预言的安排。一个知道了自己未来的人，总以为自己能把握未来甚至改变未来。可是结果呢？走一步错一步，乃至万劫不复！所以说，没有预言，大家都会活的很好，那些巫婆啊算命先生啊，都是唯恐天下不乱之辈。所谓的预言，永远不应该成为命运的筹码！

  “人生只是个阴影，走着路，一介可怜的伶人上台来，雄视阔步和气急败坏地演一番，转眼便声息杳然：它是个白痴，嘴里的故事，讲时激昂慷慨，说来却意义毫无。”麦克白斯的独白，渗透着对于人生命运的感慨，也渗透着对戏剧演绎的感悟。台上的伶人演绎着一幕幕悲剧，或许就是莎士比亚手中的棋子、眼中的烟云。舞台上幕起幕落，每个角色走完了过场；舞台外岁月流年，每个观戏者何悲何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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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物和风景画的构图学

  作者：皮诺曹 发布时间：2019-12-28 17:20:36

  构图是画家的几何学，之所以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因为它是抽象的。作者是教师出身，很擅长循循善诱，点燃读者的热情，本书基于传统绘画的示范流程来讲，作者思路清晰，条理分明，提供了不少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并且谈到了画家一些细致入微的心理感受。不过，对于其中的一些技法还是比较陌生，这与电绘还是有差异，建议有选择性地吸取。此外，关于一些名作的赏析也还不错，能收获不少启发。遗憾的是，作者是以静物画和风景画的构图来讲解，并没有涉及人物画，喜欢风景绘画的人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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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书

  作者：天苍苍爷忙忙 发布时间：2010-07-31 20:57:26

  给人的感觉是一本挂羊头卖狗肉的书，全书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描写笃姬所处的的环境，全书感觉围绕着西乡吉之助这条主线展开，笃姬只是一个配角而已。如果有时间可以看看日剧《笃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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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天下全舆总图》》的质疑

  作者：云清岚 发布时间：2011-07-24 18:02:21

  　

  　　《古代地图密码》这本书基本和孟席斯的《1412中国发现世界》一样，对其中的内容无法提供历史和文献方面的考证，因此不能算作自然地理著作。

  　　这本书的全部观点都建立在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一位叫莫易仝的制图者绘制的《天下全舆总图》之上，这张地图据说是永乐十六年（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复制品。

  　　我是一位研究明代早期历史的业余人士，所以对于明朝1368（洪武元年）年到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的历史有一定了解。又由于有写作计划，所以对这段时间内除明朝以外国际上的其他大国历史也有一定了解。

  　　我看了《天下全舆总图》后，觉得伪作嫌疑很严重。主要体现在这几点：

  　　一.关于“大清海”和“女真”的疑问

  　　首先这张地图在北京和南京都保留了”北直隶“和”南直隶“的字样，这是明朝永乐迁都之后的称呼。地图连清朝满人的发源地”女真“的字样都保留了。要知道，满族人在建立后金之后就不再称呼自己为女真人，因为女真有很多部落，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不一而足。在后金建立之前女真人内部厮杀不断，仇怨似海。清统治者因此需要弱化八旗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治，所以改称自己为满族，所居地叫满洲。因此这张地图在中国陆地上的观点可以概括为明朝统治者的观点。但在海上，出现了“大清海”，这又是清朝统治者的观点。这不能不让我产生疑问：清朝统治者是不是认为海洋比自己祖宗的发源地更重要？不纠结于“女真”与“满洲”、“建州”的区别，非要去在意那片他们对内部百姓封锁了几百年的海洋？

  　　

  　　2.关于“湖南”和“湖北”的疑问

  　　既然上文提到，这张地图在陆地上是明朝统治者的观点，那就不能不提湖南、湖北与湖广的区别。

  　　《明史》中说：“湖广《禹贡》荆、扬、梁、豫四州之域。元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治武昌路，又分置湖道宣慰司治天临路属焉。又以襄阳等三路属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又分置荆湖北道宣慰司治中兴路并属焉。太祖甲辰年二月平陈理，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洪武三年十二月置武昌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湖广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十五，直隶州二，属州十七，县一百有八，宣慰司二，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二十一，蛮夷长官司五。为里三千四百八十有奇。北至均州，与河南、陕西界。南至九疑，与广东、广西界。东至蕲州，与江南、江西界。西至施州，与四川、贵州界。距南京一千七百一十五里，京师五千一百七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七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十一，口四百七十万二千六百六十。弘治四年，户五十万四千八百七十，口三百七十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万历六年，户五十四万一千三百一十，口四百三十九万八千七百八十五。”

  　　《清史》中又说：“湖北：禹贡荆州之域。明置湖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旋设湖广巡抚及总督。清康熙三年，分置湖北布政司，始领府八：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并设湖北巡抚。”“湖南：禹贡荆州之域。明属湖广布政使司，置偏沅巡抚。清初因之。康熙三年，析置湖南布政使司，为湖南省，移偏沅巡抚驻长沙。”

  　　因此，湖北、湖北单独为一省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的事情，也就是说湖南和湖北在明一代根本没有分开过，一直保持到清朝顺治年间，它一直就是一个湖广布政使司（或者说湖广省）。既然陆地采用明朝统治者的观点，又何来两湖分家之说？

  　　

  　　3.关于“高丽”的疑问

  　　明永乐16年朝鲜半岛为朝鲜李朝第二任国王李芳远统治，朝鲜李朝创立于其父李成桂之手。李成桂在之前的高丽一朝担任双城总管府一职，后来统一朝鲜半岛，遣使来明朝进贡，请朱元璋封他为王。却被朱元璋指责说他是篡位。李成桂上表，取了两个名字作为新建国家的候选名称，请朱元璋裁定：“朝鲜”（古朝鲜国名，取朝日鲜明之意）、“和宁”（李成桂之父李子春就仕之地，取和睦安宁之意）。

  　　朱元璋选取了前者“朝鲜”，但没有给李成桂册封。明朝正式册封李氏子弟为朝鲜国王是之后李芳远时代的事情。

  　　在这张图里，明朝皇帝亲自给李朝选定的“朝鲜”变成了前朝的“高丽”实在是奇怪。举个例子，后世乾隆把西川看做了四川，把浒墅关读成了许墅关，臣子们尚且不敢该一字，只得将错就错。请问这张图在明朝的原作者敢不敢使用“高丽”这两个字？朱棣是不是比乾隆仁慈很多？犯上不用杀头吗？即使在清朝，直到近代日本占领了朝鲜半岛，李朝也是一直使用“朝鲜”二字作为国名，没有改回去叫“高丽”的记载。

  　　

  　　4.关于一些地名不符合事实的疑问

  　　天竺，“天竺”是中国古代唐朝之前对印度半岛诸国的称呼，唐代高僧玄奘西行之后在其著作中始称印度，这一称谓沿用至今。可见这张古地图的作者根本不知道名称在历史上的革沿这种事情。包括《昆仑》的作者凤歌都在以宋末元初为背景的作品中把印度称为“身毒”。要知道这些印度的旧称在唐代之后早就不用了，我们的这些学者、作家真是何其荒唐！

  　　

  　　琉球，“琉球”在元代指今日的台湾，到了明代台湾先后有“东番”、“北港”、“鸡笼山”的称呼，但就是不叫琉球。据苏继庼先生的《岛夷志略校释》（1981年中华书局版）记载：“台湾《元史》作琉求，似皆由其南部有区域名浪峤而得音。入明代，琉球为冲绳岛之专称。清代因之。”这张古地图很可笑的把台湾标注为琉球，是因为历史知识的缺乏吗？

  　　

  　　婆罗山，史籍中没有婆罗山，只有婆罗国、婆利国和勃泥国的记载，即今日的加里曼丹岛。此岛在元人所著的《岛夷志略》和清人的《明史》中称呼为渤泥，民间亦有婆利、婆罗洲之称，但就是没有婆罗山这个称呼。

  　　

  　　日本，图中称为“倭奴”，这是日本的旧称。宋、元、明、清四部史籍都称呼日本国为日本。元征日本而不得，尚没有贬称日本，明朝永乐地图为何要贬称日本？

  　　

  　　5.一些贡国和重要地名的缺失（由东向西排列）

  　　贡国的缺失对于明朝的百姓和我们来说，都不是重要的问题。但对于朱棣来说就是大问题了！他为什么要派郑和下西洋？真是为了“怀德化而柔远人”吗？恐怕耀武扬威，制造万国来朝的天朝盛世以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才是最重要的事，因此贡国的缺失就是要杀头的罪行了。

  　　吕宋，今菲律宾北部，明朝重要的进贡国。地图所示区域为空白，完全可以标记。

  　　苏禄，今菲律宾南部，明朝重要的进贡国。地图所示区域为空白，完全可以标记。

  　　爪哇，今爪哇岛，明朝进贡次数第三的国家。地图有此岛，但未标记。

  　　暹罗，今泰国，明朝进贡次数第二的国家。在真腊以西，地图区域完全可以标记。

  　　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南部地区，明朝永乐年间为“旧港宣慰使司”，地位和中国内地的土司一样，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地图中凭空消失，留下大片空白。

  　　满剌加，今满剌加海峡一带，明朝时期是重要的商业中转港，香料贸易的中心，大中华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汇地。郑和下西洋的仓库和兵营均设在此处。地图中凭空消失，留下大片空白。

  　　锡兰山，今锡兰，地图上没有标记。印度以南的一岛疑似为之。但郑和明朝永乐年间的绘图技术既然能够确定台湾、海南和大陆的距离，难道会对锡兰和印度的相对位置如此模糊？

  　　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一带，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与达伽马共同在此去世。永乐时期明朝船队在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中转站，郑和舰队去红海、非洲的补给站。

  　　

  　　以上是我一家之言，关于《天下全舆总图》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在文字学、社会学方面提出了林林总总的质疑，收藏者一概不能回答。既然如此多的质疑排除不了，那《天下全舆总图》难免有伪作的嫌疑。因此以此图为基础写作的《古代地图密码》又有几分可信性？我看姑且只能当一部架空小说看一看。

  　　其实我国在古代的地理著作浩如星汉，比如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就是一部可以和《马可波罗游记》相提并论的地理巨著。其中提到了渤泥以西的致物国（今苏拉威西岛）、地问岛（今帝汶岛）等等，甚至当时不为西方世界所知的澳洲也有提及。当时中国水手到达今澳洲的达尔文港后，为这个小小的地方取地名为麻那里，后来沿澳洲北部航行后，发现这里地域很大，于是将整个岛屿取名为罗娑斯。又认为这是一片地球最南的土地，可以一直通向南极，所以又叫“绝岛”。汪大渊此人对待著作极为认真，书中曾自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为它作序的泉地方官、著名文人张翥说： “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慢信乎其可征也。”另一作序者，泉州方志主修吴鉴说：“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以君传者其言必来信，故附《清源续志》（即《泉州路清源志》）之后。”后来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说：“随其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学者在自然地理著作中治学严谨，丝毫不下于今日的自然地理学者。因此我们要考证中国古人的航海辉煌，也要在正统历史文献和经得住考证的资料上进行。一旦考证成功，我们便可以推翻西方主导古代大航海的历史，全世界华人也会为之骄傲。反之，如果心术不正，弄出些似是而非，甚至是偷梁换柱的东西来，西方社会也会为之耻笑，尤其当作者是中国人的时候。

  　　今年是汪大渊先生逝世700周年，想到他两入西洋，“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的言行，当今社会的某些人与之相较，实在是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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