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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看这套书

  作者：张京 发布时间：2007-12-09 09:25:05

  昨天终于拿到了这套书，1176元从淘宝网抓到的。平均下来，一本1000页厚度的书，价格连20元都不到，真可以说是非常超值了。

  其实在下订单之前，已经反复斟酌过不同的版本，从百衲本二十四史，毛批二十四史，繁体竖排本二十四史直到这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最终决定了这套，不仅仅是因为它价格最低。

  网上很多人对这套书评价不高，甚至认为它是中华书局出的最差的一套，但我不这么认为。一般的评价标准说这套书因为是横排简体字版，所以已经破坏了古文的结构云云，但我认为根据我个人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横排简体字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固然我同意说竖排繁体的最类似古文风貌，但我只是要“读”二十四史，我并不是想研究历史。所以对于只是想“读”二十四史的非历史专业的普通人来说，这套书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现在还有计划说要出白话全译本的二十四史，但刚刚翻译完前四史，这个工程应该也是非常巨大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对我个人来讲，我比较倾向于直接阅读原著，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

  所以最终选择了这套书，目前看来非常满意，无论从印刷质量以及各方面来说，很感谢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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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启动修订的一些建议

  作者：疯清扬 发布时间：2008-04-22 04:06:43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启动，是中国文史学界近期的一件大事。二零零六四月五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了此一项目的专家论证会，许多著名学者，包括多位当年参加点校和编辑的学者，参加并发表了意见。新华社当日发表了题为《新中国重大古籍整理工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开始全面修订》的长篇报道。各位专家和领导的发言，也已经在《古籍整理简报》今年第六期刊出。对于二十四史当年整理的成就以及今日修订的必要性，有关专家表达了几乎一致的看法。现在进行修订的条件，报道列举了四项：“一、近30年来考古发现中出土的文献，为修订工作提供了许多原始的材料。二、一些传世文献的公布和整体研究，深化了学界对于古代史的认识和理解。三、中国历史各断代史、专题史研究的不断进步，丰富了修订工作的资料。四、许多学者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有针对性地撰写了大量校订研究的专著和质疑、考证性的文章、札记，已经对一些史书中的记述有所厘正。”也非常准确。在具体组织实施的方法上，主持修订工程的中华书局已经有较周全的看法。在具体的整理体例方面，有关专家的看法稍有一些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划一体例，是否在原有文本基础上进行修订，如何利用现有的各种文本和研究成绩。我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与中华书局联系较多，年来关注于此，与他们私下交谈较多，但始终觉得表述还不够系统完整。近期翻阅了一些文献，对此作了一些较深入的考虑，在此写出，就教于有关前辈，也希望因此而引起关注与讨论。

  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的整理过程，已有多篇文章回顾，这里不多说了。二十四史整理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学界充分肯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开始到中辍到完成的十九年间，是我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校点工作在立足文化建设的同时，也不免成为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由于是政治任务，在人员配置、工作条件、图书资料调拨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保证。同时，在整理时间方面限迫严格，相关的学术准备方面远不充分，海外善本根本不可能用到，前代的成果也仅利用了一部分。就此而言，在相隔近五十年后，重新启动修订工程，确实非常必要。同时，我认为当时整理体例和实施细则，大端都甚善妥，应该继续维持，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某些史书的特殊情况时，仍应有适当的变通。以下谈一些具体建议。

  　　一、关于修订办法

  二十四史的修订，应该全面吸取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于校点本的订正意见，参考有关学者对于各史的研究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系统校点修订与读书偶有所得，是两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就目前见到的为数极其巨大的校订文章来看，多数是就个人研究兴趣所及，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研究有得，作具体的考订。一些专史考订者，多数是通过反覆研读一部或几部史书，发现互相之间记载的歧互，作具体的考订。新修订本要追求系统订正旧本误失、形成足以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新本，在实施方法上，必须比前辈学者更为科学、更为系统、更为彻底。我以为各史都应该在以下三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对于各史海内外存世版本作系统的调查，弄清版本源流，确定最接近原书面貌的较早刊本为底本，确定具有文本价值的重要版本为校本，认真做好版本校的工作。二是对于各史的研究考订专著，包括校点本出版以来的各类补正考订文章，作全面的调查和搜集，仔细斟酌各家对于每一个细节的考订意见，适当予以吸取。三是对于各史的源出文献和相关文献，作系统的排比互校，以了解史文的渊源，订正流传中的失误。启动修订为全面提升二十四史校点本的学术水平提供了难得的机缘，由于原本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修订者必须付出极其艰辛的努力才能取得实际的提升。

  　　二、关于统一体例

  二十四史整理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参与工作的人员也多达数百人，各史的情况又差别很大，因而体例上有差异是很正常的。但就大端来说，在新版中以下各点应该注意划一体例。一、有注释的五史，都将原本夹注改为段落后另起小字注，但《旧五代史》所包含的大量夹注和校勘，仍采用夹注。二、底本文字校改，在前四史中多数采取改定字用方括号标出，与正文接排统一字体，底本误字则用圆括号小一号字存于原文下。《晋书》以下则凡改动文字统一在卷末校勘记中予以说明，正文中则不作标记。三是校勘记写法，附于卷末是一致的，多数在正文中加序号，卷末按序号出校，但《汉书》、《后汉书》则不出校码，卷末逐条写某页某行某字以作校勘。《三国志》则将校记统一附于书末。四、列传的传名，有在卷首统一罗列者，有在卷首不列而在各传前分别标目者，也有卷首或传前皆不列名者(如《旧五代史》)，大致依循整理底本而各存面目。以上诸端，修正本应该有统一的体例，不必各具面貌。

  　　三、关于维持旧本和重做新本

  中华本在整理时确定只是整理旧本，而不是重辑新本，是非常明智而正确的原则，确保了全史的统一和顺利完成。近期有些学者不明了于此，对于一些文本提出批评，如对《旧五代史》整理者所提“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质疑。其实，如果改动此类文字，必然要重做新本，而不是整理旧本了。从现在看来，多数史书应该要维持原书，少数则可以稍作调整甚至重做新本。在此举三个例子。

  一是《史记》，所收为三家注本，就应该尽可能地恢复三家注本原来的面貌，将宋人汇编三家注本时，删去的某些内容，尽量恢复出来。张守节《正义》在《史记会注考证》中，颇有增出三家注本的内容，日本一些古钞本还保留了部分内容，今人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已经作了辑录，其他如吕祖谦《大事记》等书还有一些孑存，应该补入整理本。司马贞补的《三皇本纪》当然不是司马迁的原文，但如宋黄善夫本等都有此一内容，也是三家注的应有文字，可以移作附录。

  二是北三史原本在北宋时已经残缺，《魏书》一百三十卷，全缺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周书》五十卷，全缺五卷，不全者二卷；《北齐书》五十卷，原本仅存十七卷，残缺最甚。嘉祐间整理时所据本，可能形成于北宋初年，采取的是拼凑《北史》和其他史钞(一般认为是已经亡逸的《高氏小史》)以补缺的办法，与清代以来辑佚古书必说明所据文本来源的规范有很大不同。北宋整理本所据的资料现在已经无法见到，宋以后已经认可了三史的地位，当然不必变动。但在唐长孺先生整理三史时，已经注意到《初学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志》中，有不少超过今本的内容，除了陈垣补出《魏书·乐志》一页外，又据《册府元龟》补出《魏书·礼志》和《刑罚志》各一页，补出《周书·武帝纪》和《杜杲传》的阙文，但因为受到不作新本体例的限制，并没有作宋补阙卷清理工作和三史残文的辑佚工作。最近刊布的1961年石泉先生致中华书局信，即提出新版“应该尽可能恢复《魏书》、《北齐书》、《周书》的真实面目”，主张将三史中宋人据《北史》增补的部分剔除，“去掉其形式上虚伪的‘完整’而已，对史料毫无破坏，反而使眉目更为清楚”。(《书品》2006年5期)今本整理时，是否应该将宋人补入部分删除，当然还要仔细斟酌。我以为如《北齐书》不妨可以做成宋补阙本的整理本和李百药原书残存文本两种文本。修订本最起码应该对于唐宋典籍中征引到的三史遗文，作全面的辑佚，可以确定的佚文，可以决定卷次者补入正文，难以决定者附于书末。

  三是《旧五代史》。今本为乾隆间邵晋涵在四库馆所辑。校点本作为底本的熊罗宿影库本可以相信源出于最早的进奏本，参校的殿本在邵辑的基础上有较多的加工，好处是据《永乐大典》有部分的校补，缺点是删去了文献出处，涉及民族文字改得最多。另一个主要参校本刘氏嘉业堂本源出卢氏抱经堂抄本，但在刊刻时又据殿本作了改动，逊于熊本。整理工作从陈垣、刘乃和先生开始，转到上海，因为确定在清辑本基础上整理，因而无意另作新辑本。据说参与整理的胡裕树先生曾作过补遗辑佚，限于体例没有收录，后来也没有发表。我近年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立意作新辑本，凡《永乐大典》原卷尚存之《周太祖纪》及王、崔诸人传，以原卷为底本；今存书中有《旧五代史》残文者，一律据原书辑录；清辑本辑自《永乐大典》而原卷已经亡失者，则据熊本为主，参校各种可信源出《旧五代史》或五代实录的文献，审慎校改，努力希望纠正清代的误辑、漏辑和讳改，尽力恢复到原书的面貌。这些处理是否都恰当，当然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的审定鉴别，但新本在主体方面超过清辑本，则是可以相信的。

  　　四、关于底本调整

  二十四史整理，在底本选择方面，前后变化很大。从现在能够见到的几份最初的体例讨论稿来看，最初似乎考虑过出两套书，一是标点八种集注本，即《史记集注》(新做)、《汉书补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王先谦)、《三国志集解》(卢弼)、《晋书斠注》(吴士鉴)、《南北史补注》(新做)、《唐书合注》(王先谦)、《五代史记注》(彭元瑞)，但因为已有各书水平参差，新编之书短期内又难以奏功，事实并没有执行。二是整理普通本的二十四史，后者“依照通行本二十四史，加校勘、分段、标点后出版。在校勘方面，基本上以百衲本及殿本互校，择善而从。”(1958年10月《二十四史整理计划》记录稿，刊《书品》2006年2期)稍后以《汉书》点校为例拟定的《点校二十四史补例》(刊《书品》2006年4期，为1959年初所拟)，提出了“殿本文句有所怀疑，但无确凿的证据，亦未经前人论及者，不改。”“殿本文句存在问题，前人对此有所争辩，而尚无定论者，一般不改。”“史文虽有脱误，注文已经指出者，不改。”“殿本文句可通者，虽有异说，亦不改动”等一系列规定，可知部分史书是在殿本的基础上作整理。而就当时的通行本来说，殿本可以反映清四库馆校勘各史的成绩，百衲本则足代表二十世纪前期各史通行最善本的面貌。就当时情况来说，是可行的方案。因此，较早整理的几史，在底本和参校本的利用方面，问题较多。比如《史记》用金陵书局本作底本，《汉书》用王先谦《汉书补注》作底本，吸取了王氏汇聚清代校订此书的成绩，但又只存大颜注而不用王注，仅将其考订意见存于校勘记中。《旧唐书》用源出殿本的岑氏懼盈阁刻本为底本，近年颇受一些学者的批评。了解到二十四史整理过程中从开始就考虑在能够总结清代校勘成果的文本基础上进行整理，对此也就可以理解了。六十年代初，在前四史陆续出版，政府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晋书》、南北各史以下各史，特邀对于各断代史研究成就最高的学者担任，提供工作条件，特批将各史的善本和珍贵资料调拨给各校点组。比如复旦在七十年代前期作《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整理，不仅转来了刘节先生和陈垣先生的初点稿，从北京、上海各大图书馆调集了相关的善本，连商务印书馆藏宋本《册府元龟》的影印底本、《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后新征集到的残卷胶片等也都调集到整理组。可以认为，在底本和参校本的利用方面，前四史问题稍多，《晋书》以后各史选择和利用较宽，就当时来说，可称讲究和周备了。

  就底本选择来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选择今存最早最原始的文本为底本，其好处是文本没有经过后代辗转翻刻，传误的情况较少，也没有经过宋以后学者的整理校订，人为改错的情况也较少，但问题是一些宋本仅存各种残本，且收藏各处，统一较难，再就是较早刊本虽然较少后代人为校订的痕迹，但其版刻的异体别字误字也较多，即使宋本此类情况也较常见。我想，当年有意识地选取一些能够汇聚清代学者考订成果的文本，如《史记》金陵书局本、《汉书》王氏《补注》本、《旧唐书》岑氏刻本之类，就着眼于实际操作的简明易行。当然就现代学术的要求来说，应该追求尽可能地恢复或接近古籍原本的面貌，近可能地消弭后代误改的记录，在底本的选择方面，值得作适当的调整。因此，我以为如《史记》宜改用南宋黄善夫家塾本为底本，《汉书》宜改用传为北宋景祐本为底本，《旧唐书》宜采用百衲本影印宋残本配闻人本为底本。其他各史可能还有可以斟酌的余地。

  　　五、关于海外版本的利用

  二十四史整理期间，是我国历史上一段特殊时期，与国外的来往很少，与日本的邦交还未恢复，海峡两岸也处于剧烈对峙中。因此，整理工作仅限于利用中国大陆所有的古籍善本。近三十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与海外学界联系广泛，大批海外所藏的善本古钞渐为学者所知。其中特别是日本、韩国所存古本，因为传出时间很早，与国内藏本有很大差异，可以与二十四史整理关系密切的文献甚多，其中在修订过程中必须入校的善本，我以为可以举出以下各本：《史记》有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藏北宋刊本六十九卷，六朝写本有日本石山寺藏《史记集解》之《张丞相列传》和《郦贾列传》，唐写本日本存《史记集解》残卷六件，即东洋文库存《夏本纪》和《秦本纪》、高山寺存《殷本纪》和《周本纪》宫内厅书陵部存《高祖本纪》、神田喜一郎旧藏《河渠书》。日本已经影印的《汉书》古钞本，最重要的有石山寺藏奈良写本卷一《高祖纪》下、卷三四《韩彭等传》、真福寺藏奈良写本卷二十四《食货志》、上野精一藏唐写本卷七十八《扬雄传》。《三国志》近年刊布的善本，是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初刊《吴书》二十卷的影印。南北各史的古钞善本相对较少，特别值得提出的有奈良大神神社藏唐钞《周书》卷十九(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钞本》已影印，我曾作校订，可校补者甚多)和猪熊信男藏该卷残片；宫内厅书陵部和守屋孝藏分别收藏平安写本《陈书》列传卷一二、卷一四、卷三○。《旧五代史》应该增校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清孔荭谷钞本，此本为邵晋涵离开四库馆南归后，交给孔的一个抄本，原书民初归邓邦述，章钰曾作过录。校点本仅得以利用章钰过录本。

  　　六、关于出土文献的利用

  以出土文献考订正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清代学者也有突出成绩。近代以来，由于各时期出土文献数量丰富，以之考订史书、与史籍互证，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以来汉学研究最常见的方法之一，成果也极其丰富。中华本整理时，已经用过一些，比如北朝三史的校订，就比较充分地用过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的资料。但就现在的修订来说，我以为除了敦煌吐鲁番所出正史古写本(如《三国志》有四种晋写本，分别为《魏志·臧洪传》和《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步骘传》和《吴主传》，敦煌遗书中有多种《史记》、《汉书》残本)外，其他出土文献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同时又要严格限制，尽可能不要据以改动史书。除了极少数情况外，一般仅能用作文本校订时的辅证，不得用作据改史文的主要证据。我做《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时，改王庭胤为王廷胤，改刘皡为刘暤，改吴延祚为吴廷祚，都是在参酌文献和石刻以后所改。若仅有石刻，如符存审家族石刻多作姓苻，文献也偶有旁证，但史文以符为主，绝不当改。唐代张九龄，史书称其得年六十八，韶关出土墓志则作年六十三，虽然可以确认墓志正确，也不能据以改动史文。至于是否出校，也应慎重斟酌决定。因为如果张九龄年龄出校记，其他涉及到所有人物的字里、先世、科第、仕历、生卒方面的问题，可以据石刻文献考订的内容太多，可以说不胜纠订。石刻和出土文献订正史书是学者一直关注的重大课题，可以另作专书汇集有关的成果，但不必都在整理本中表达。

  　　七、关于今人考订意见的吸收

  历代研究、补充各史的专著，已经结集为《二十五史补编》和《三编》，利用较便利。今人的考订，除了结集为专书的《南齐书校议》、《宋书校议》、《<旧唐书>辨证》等外，大多为各类论文或札记，散在各类书籍刊物中，好在今人已经编有多种目录，搜集不难，困难的是如何吸取和利用有关的成果。就我所知，各类订正文章中，进行版本校而指出校点本失误漏校的有一些，但数量不太多。在制度、语言、人事、时间等方面，因为近年研究的普遍深入精致，得以纠订校点本一些文本失察或标点错失的例子，占一定比例。而最大宗的部分，则是利用各史之间的比读分析、利用同一书纪、传、志之间的本证，利用对于史书所据较早文献或同源文献，利用出土文献，以及其他手段所作的研究。这些考订虽然指出了史书的愆失，但绝不能因此而据以改动史文。即使同一史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改动与否也应该作仔细的斟酌。

  同时，我认为，1958年整理方案提出的新做集注本的设想，是很有学术前瞻眼光的计划，可惜当时没有实行，今后应该考虑予以实施。而集注的体例也应该包含如前三史的诠释文本的集注和裴注《三国志》偏重于补充和纠订史实的做法。清代学者作过南北史和两《唐书》合钞互注的工作，虽有很大的局限性，还不是全无意义。现代学术研究则希望对于正史的文本来源或原始文献，有更具体的反映，对于后出典籍和出土文献中可以纠订史实的内容，有集中的表达。历代研究史籍的读书札记和现代学者的考订论文数量极其巨大，除了少数专家，一般读者和研究人员，很难充分利用这些成果。以唐代来说，《旧唐书》是根据唐代的国史、实录改写而成，这些国史、实录虽然原书留存的只有韩愈《顺宗实录》五卷，但其原文被《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大量引用，宋编《新唐书》、《资治通鉴》又曾从不同角度利用过这些文献。如果能够利用这些文献，以两《唐书》为基本框架，以求部分恢复唐国史或实录的面貌，并将两《唐书》在记载具体史事和人物时，与这些同源文献的差异和变化反映出来，并将唐人文集、笔记、碑志、敦煌遗书等文献中，确实可以补充和纠正史实的部分表达出来，对于唐代文史研究来说，肯定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此外，《清史稿》采取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同时将关外一次本和关内本的不同篇目和内容均予附注，是古籍整理一本而兼具数本的善例。就此而言，如果有人将《后汉纪》、《东观汉纪》和已经亡佚的八家《后汉书》残文用来附注范书，以十八家《晋书》佚文来附注《晋书》，以追溯今本的来源和记载的分歧，也还有一定意义。当然，这些都不是现在的修订必须完成的工作，如果有人愿意做类似著作，对于修订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八、关于校勘和校勘记

  校勘的基础是参校本的选择。参校本应该做认真的调查后确定，凡具备代表性的应该都能用到。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录古钞本十四种、古本校记二十七种、历代版本二十七种、考订著作十种，参校之丰富，可称博洽，短期内无法达到。但就《史记》来说，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杭州刊本(其中120卷为覆北宋本)、上海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两淮江东转运司本、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北宋末南宋初刊本(其中十五卷另配，此本老子居列传第一，足以反映唐代改编本的面貌)等，都应该入校。《史记》三家注是南宋人的汇编本，现存宋刊裴骃《史记集解》宋刊本颇多，《史记集解》和司马贞《史记索隐》二家注本也有宋本留存，《史记索隐》单刊本也有存，也应该选择入校。此外，唐前各史应该通校《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及其以前各类书、《群书治要》一类丛钞、《通典》一类政书，因此类著作都能保存相当多宋初以前古本的面貌。

  传统古籍校勘方法有底本式和定本式两种。底本式只写明他本的不同文字，底本一概不动；定本式则遇底本有误，可以据校本改动底本，但应该出校勘记说明改动的依据。传统学者认为文本的每一处改动，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因此凡有差异，包括字形的不同，也逐一出校，这当然太琐碎了。但现在一些整理本采用会校各本，择善而从，不出校记的办法，虽然简明，但各本有哪些差别，是否作了认真的对校，择善而从的标准又是什么，因为没有交待，读者无法了解。校点本中的《史记》，估计是为争取在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前出书的缘故，即采用了择善而从、不出校记的方法，尽管可以确信当时做过认真的会校工作，因为没有交待，读者总感到遗憾。以后诸史没有延续这一体例，但各史校勘记的繁简程度颇不一致。如《后汉书》某些卷次校记多达一二百条，而《新五代史》半数卷次一条校记也没有，除了各史错讹情况有所不同外，在尺度掌握的分寸上，显然有较大的差异。就我所知，《旧唐书》在实际整理时，曾仔细校过各种版本，并与《通典》、《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书中的相关部分作过核实，有较详细的记录稿。校勘记的最初文本，也比最后的写定本要详细得多。但由于当时形势所迫，严格要求校勘记不要太烦，尽可能地删繁就简，因而形成现在的面貌。《出版说明》称参校了五种文本，并称：“点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凡是根据以上几种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记。”各本面貌如何，作了哪些改动，这就不免引起非议。清代以来底本式校勘凡遇同一字而字形稍有差异者，一律出校，当然过于繁琐，不足取则。但过于简单，浪费了校勘的成果，也不利于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因此，修订本在文本校勘上应该严格要求，参校的版本应该留下完整的校勘记录，对于最后出版的校勘记，取舍也应有具体细致的规定。

  　　九、关于标点

  二十四史的新式标点具有典范意义，体例也具体精密。我只想补充一点。史传在连续叙事时，前句的时间记录不一定包括下句的纪事。标点本多注意从语意上断句，连续叙事时中间多用逗号。我以为凡是语意可以停顿，前后所叙为两事时，应该尽量多用句号以作区隔。

  　　十、建议同时修订《资治通鉴》校点本

  顺便说到，中华本《资治通鉴》整理在二十四史以前，其整理体例对后来二十四史整理影响很大，但其基本方法则是采取底本式的整理，即以清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为底本，校本则主要参据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于各宋本的异文和增出文字，仅出校记，一律不改底本。因此这个版本的正文，还不能完全反映原本的面貌。在二十四史修订的同时，对于《资治通鉴》也应作适当的修订。建议正文可以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绍兴二年余姚刊足本为底本，参校章钰的校记；《考异》则可以用《四部丛刊》影宋本重录，并且与胡注在字体上有所区别。胡注的修订则可以基本保持原貌。

  　　陈尚君

  　　2006年8月16日于上海武川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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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作者：嘿嘿 发布时间：2007-09-03 14:04:12

  01.史记 (作者：汉·司马迁)

  02.汉书 (作者：汉·班固)

  03.后汉书 (作者：范晔、司马彪)

  04.裴注三国志 (作者：晋·陈寿)

  05.晋书 (作者：唐·房玄龄等)

  06.宋书 (作者：南朝梁·沈约)

  07.南齐书 (作者：南朝梁·萧子显)

  08.梁书 (作者：唐·姚思廉)

  09.陈书 (作者：唐·姚思廉)

  10.魏书 (作者：北齐·魏收)

  11.北齐书 (作者：唐·李百药)

  12.周书 (作者：唐·令狐德棻等)

  13.隋书 (作者：唐·魏徵等)

  14.南史 (作者：唐·李延寿)

  15.北史 (作者：唐·李延寿)

  16.旧唐书 (作者：后晋·沈昫等)

  17.新唐书 (作者：宋·欧阳修、宋祁)

  18.旧五代史 (作者：宋·薛居正等)

  19.新五代史 (作者：宋·欧阳修)

  20.宋史 (作者：元·脱脱等)

  21.辽史 (作者：元·脱脱等)

  22.金史 (作者：元·脱脱等)

  23.元史 (作者：明·宋濂等)

  24.明史 (作者：清·张廷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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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二十四史质量排名

  作者：时间玫瑰 发布时间：2022-07-05 13:13:59

  在二十四史中，质量有高有低，今天在此评选出心中的排名。需要说明一点，自认为：私修正史没有统治者的干预，其质量是优于官修的，因此将私修置于前。排名如下，求教于方家。

  

  第一档：《史记》、《汉书》

  毋庸置疑，《史记》与《汉书》是二十四史中修得最好的两部。至于二者的高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数古人皆争论过史汉的高低。引用章学诚的评价：《史记》圆而神，《汉书》方以智。

  第二档：《三国志》《后汉书》《新五代史》

  《三国志》《后汉书》《新五代史》首先在文笔上是毋庸置疑的。《三国志》关于君臣的对话，描写得非常传神，同时取材精审。《后汉书》在历史编纂方面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新五代史》史料价值虽不高，但以文采入胜。

  第三档：《宋书》《南齐书》《魏书》

  《宋书》《南齐书》《魏书》皆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且各具特色。将《魏书》放置于此，可能会遭受到诸多批评。《魏书》在以往被称之为“秽史”，然而，根据现代历史学家周一良的分析与举证，这些对《魏书》的不良之词，恰恰来自于那些因为《魏书》秉公记事而愤懑的权贵阶层。

  第四档：《南史》《北史》

  《南史》《北史》最突出的是宣扬天下一家的统一思想。它改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南方与北方互称“岛夷”与“索虏”的陋习。作为除《新五代史》外，最后的两部私修正史，二者比《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更为客观。

  第五档：《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明史》

  

  这四部正史无疑是官修正史中相对较好的几部，其中各有优点。《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新唐书》对史书编纂体例有很大的创新；《旧五代史》同样以史料价值见长；至于清代官修《明史》，其编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

  第六档：《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

  上述五部史书皆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李世民对修史是极为重视的，也多次对修史工作进行干预，因此，这5部史书，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

  第七档：《晋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

  上述五部史书之所以位列最后一档，在于其各有巨大的缺点。其中《晋书》记述荒诞，《宋史》草率粗糙，《辽史》太多简略，《金史》不过强于宋辽二史，《元史》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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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论版本——2013.3.29购入中华书局简体横排平装二十四史一套

  作者：落杉若雪 发布时间：2013-03-29 23: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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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2019.1.21

  作者：wenting 发布时间：2019-01-22 00:06:03

  从光武帝纪到云台二十八将，整部后汉书就像是写给汉光武帝的礼赞。

  光武帝刘秀

  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是夏，京师醴泉涌出，饮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常自谦无德，每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马武

  帝后与功臣诸侯宴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掾功曹？」余各以次对，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盗贼。」帝笑曰：「且勿为盗贼，自致亭长，斯可矣。」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帝故纵之，以为笑乐。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

  来歙

  十一年，歙与盖延、马成进攻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河池、下辨，陷之，乘胜遂进。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未殊，驰召盖延。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耶！」延收泪强起，受所诫。歙自书表曰：「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投笔抽刃而绝。

  窦宪

  论曰：卫青、霍去病资强汉之众，连年以事匈奴，国耗太半矣，而猾虏未之胜，所世犹传其良将，岂非以身名自终邪！窦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一举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饮马比鞮之曲，铭石负鼎，荐告清庙。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恶焉。夫二三子是之不过房幄之间，非复搜扬仄陋，选举而登也。当青病奴仆之时，窦将军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鸣之无晨，何意裂膏腴，享崇号乎？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就煨尘者，亦何可支哉！

  及诸马得罪归国，而窦氏始贵，（第五）伦复上疏曰：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闼，年盛志美，卑谦乐善，此诚其好士交结之方。然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尤少守约安贫之节，士大夫无志之徒更相贩卖，云集其门。众煦飘山，聚蚊成雷，盖骄佚所从生也。三辅论议者，至云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也。诐险趣势之徒，诚不可亲近。臣愚愿陛下中宫严敕宪等闭门自守，无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虑于无形，令宪永保福禄，君臣交欢，无纤介之隙。此臣之至所愿也。

  马融

  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会羌虏飙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饥因，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骘召。

  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字器服，多存侈饰。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初，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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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董婧宸：論《説文解字》聲訓的歷史來源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5-15 18:35:55

  【作者简介】董婧宸，女。2006年至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学士；2010年至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导师： 王宁教授。硕士论文：《说文解字》声训与小篆构形系统关系研究；2013年至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导师： 王宁教授。博士论文：章太炎词源学研究；2016年至2018年，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中国史，博士后，合作导师：刘家和教授。研究报告：传抄、借阅与刊刻：清代《说文解字》的流传与刊刻考。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说文》学、训诂学、章黄学术。

  【延伸阅读】

  【转】董婧宸：《说文解字》声训与亦声体例辨析（说文解字）书评 (doub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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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诗歌，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时代”

  作者：ly的读享生活 发布时间：2022-12-06 13: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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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一位完全的美国诗人。

  作品磅礴恣肆，难以捉摸，逾越常规又恰当中肯地反映美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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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特曼既是孤寂的歌手，又是政*治记者；既是自我王国的君王，又是平民的发声者；身为白发的慈祥诗人，却不乏浪漫的年轻态；是同*性*恋的颂扬者，也是美国传统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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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身上，凝聚着19世纪美国文人的诸多特质。

  《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一部文化传记》，(美) 大卫·S.雷诺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小阅读 ，以76万字的雄浑篇幅，讲述伟大诗人的生平及其代表的美国文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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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特曼的政*治生涯在传记里可圈可点，这对他涉足诗界至关重要。诗人1819年生于纽约长岛，做过学徒、排字工人、乡村老师、建筑工人、小商人，后来担任编辑、评论家、作家。惠特曼对共和主义的认同促使他形成对奴隶制的发展态度。惠特曼认为奴隶制侮辱美国法律的条款和精神，与美国基本精神不符，他认同林肯的观念，投入杰克逊党人。他的诗学深深打着自*由共和主义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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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之歌》开篇三句：

  我赞美自己，歌唱自己，

  我拥有的一切你也会拥有，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同样属于你。（邹仲之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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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对自己及现存社会的态度是批判的。他思索着自己面对的祖国，他的诗行透露出深刻的批评与怀疑之情。这种怀疑并非表面上的反常或情绪低落，而是弥漫于诗作的始终。它促使惠特曼形成自我形象及美国形象，并推动两者交汇。惠特曼的“自我”代表的是自我承诺的希望，并力求通过诗歌实现这一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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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传记的核心，即探讨双重意义的“自我”，惠特曼的和美国的构建过程。

  由于作品体量之大，作者可以游刃有余地，一点一点地讲述惠特曼诗学所受到的各方面影响：布鲁克林少年时代的风景环境，文学市场与城市现实，戏剧、演讲和音乐，科学、宗*教和视觉艺术；爱默生等诗学观念；性*爱和性别；美国式的兄弟之爱……他崇敬战*争，认为荡涤了污秽，他歌颂工业文明，为上升的现代美国而自豪。

  《草叶集》第①版前言（1855）：“一个诗人的凭证在于他的祖国亲切地吸纳了他，如同他也吸纳了祖国。”惠特曼用独特的美国方式书写了独特的美国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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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爱情

  作者：Hugh 发布时间：2009-12-01 03:46:07

  只读过课文里的那篇故事，是我读过为数不多的小说中的一篇，但对我影响犹深，可以说我的整个爱情观都是建立在它之上的。

  初读时，我满腔悲愤，因为年少的我从作者那细腻的笔触下只读懂了绝望，以为整篇小说只是在讲述一个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道理。我仿佛真真切切的看到了那对年轻的恋人，一个理想中的家庭：女孩子温柔善良，男孩子成熟体贴。我仿佛看见了那女孩子，为了恋人剪去了自己珍爱的秀发后，因害怕自己的恋人没有办法接受短发的自己，而忧心忡忡，甚至回到家里，面对丈夫时的忐忑不安，手足无措。我仿佛看到了那位年轻却拥有责任感的丈夫，面对困窘的生活，不曾绝望放弃，依旧坚强撑起整个家的丈夫，在他的世界之中没有什么比让自己心爱的人快乐更重要的事物了。就是这样的一对完美的人儿，面对生活的困苦时，他们却如此的脆弱，女孩最后在真相大白之后，那如“挨了烫的小猫”的哭泣声。犹如一根刺，深深的扎入了我的心底，那时的我，认为那是绝望的哭声，是对命运的哭诉。我开始思考，是什么让那对理应得到全世界最华美的事物与祝福的年轻人经历着难以承受的心酸？一定是贫穷！我诧异的认识到，原来物质上的贫困尽然可以打败精神上的完美，因此，从那时开始，我开始憎恶贫困，并执着的坚信财富才是幸福的守护神，没有物质的保证，爱情都会变得很可悲，谈什么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多年以后，在我也经历了一段绝望的爱情之后，重读，刹那间，我泪流满面，我读懂了作者的真正用意，他并不是认为爱在现实中是那么无助，从来都不是，他想说的是，如果两个人在绝望之中依然，紧紧的抓住对彼此的爱，那么爱就会为他们带来希望，带来力量，带来安慰，带来支持，带来一切！那女孩最后的哭声，也并不是感情的崩溃，而是一种只有因着爱，才能产生的感情的释放，明白了这些，那女孩的哭声，也由原来的一根心头的刺，变成了眼中的一束光亮，我开始羡慕这对年轻人，疯狂的羡慕，这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奇迹的产生，原来仅仅只需要两个人傻子一般的相爱着。

  不好意思，写的有点多了，有感而发而已，我其实想强调的是，一个好的语文老师非常重要，可惜我的老师那时没和我讲这么多，要不然我那时的爱情，就不会收尾的那么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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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读金融的人都知道

  作者：皮皮扇子 发布时间：2010-02-11 15:13:19

  我想只要是在美国读金融方面的孩子，本科也好，硕士也好，都会知道这本书吧。

  金融入门级教材，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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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拾趣之《梨园外史》

  作者：mado1983 发布时间：2006-08-25 01:40:06

  　　梨园：溯自唐明皇选曲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子弟”。

  　　中国人中有不爱听戏的，却很少有不知道戏的，京剧昆曲秦腔黄梅调，走到哪都听得到咿咿呀呀的唱戏声，就连福州这个小小地方，也有土产的闽剧，我那位快八十的老爷爷，最爱的就是搓麻将和听闽剧，街头一搭起戏台子，他就饭都顾不上吃，慌慌忙忙得赶去了。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里有一句说得妙“闲人观伶伶观人”，看戏的人自己也在演戏，台上的伶人未尝不是在看台下观众的戏。所以，一声锣响招来四方乡亲，倒像是送上门给伶人揣摩研究的。照这个意思来说，历代的士人学子不应该看不起伶人，人家不过是涂抹得夸张些，演得却是人生百态、士农工商，骂了他们，也就等于骂了自己，可怜许多人还沾沾自喜不自知呢。

  　　说几件《梨园外史》里头的趣事，《梨园外史》这本书，记着近几十年优伶先达故事，虽然有的不尽不实，读起来也怪有意思的。

  　　说是有个擅扮关公的米喜子，演戏前，既不勾脸，也不揉脸，只略扑上水粉点上黑痣，穿戴整齐之后，便用手指揉捏脑门，把随身带来的一壶酒，临上场前一饮而空，然后用手扯开水袖掩面，待到台口亮相时，恰好酒劲上来面如重枣，使台下惊愕肃然起敬，以为“关老爷显圣”。

  　　这个米喜子，初入京城四喜班的时候挑了不对路的鲁肃演，唱得很不出色，一个彩声都没得；后来见到陈老莲的关公图，惟妙惟肖，跟真人似的，突然心中有所动，就对着那幅画日夜揣摩，学足了关老爷的神气风韵，之后的一场老爷戏，果然技惊四座，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大凡出彩的名伶，都有自己的一套练法，虽然形式各异，却是一样需要长足的功夫。李碧华《霸王别姬》里老班主训斥小豆子，就是说：“要想人前显赫，就得人后受罪”。可算得上是至理名言了。

  　　北京百顺胡同34号的“四箴堂”是京剧老生前三杰之一程长庚的“堂号”。他的堂号代表了他本人。据说当年他演出时的戏报就写“四箴堂”，不写他的名字。《梨园外史》里有一句：“（程家）家世务农，也曾出过几个念书人，不然如何晓得程夫子的四箴，竟会用它作堂名儿呢？”这个“四箴”指的是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颖根据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发展而成的道德戒律，即视箴、听箴、言箴、动箴。程长庚取来做了堂号，日常言行贯彻得也很实在。且不说他演艺精湛。倦游逸叟在《梨园旧话》中说他“乱弹唱乙字调，穿云裂石，余音绕梁而高亢之中又别具沉雄之致”。人也极有义气，《梨园外史》里程长庚道：“昨天蒙延四爷恩典，赏我一位姑娘。我是十分感激。但是我生平有一个怪脾气，就是不愿意纳妾。”所以他在旁人家喝得酩酊大醉，进了新房只和衣睡在榻上，到了第二天把这个姑娘嫁给了好友做正室，成全一段大好姻缘。

  　　四箴堂也是程氏中一支脉伊川程氏的堂号，程氏中的名人不仅包括创了四箴的程颢、程颖两兄弟，也包括程长庚在内。中国的姓氏宗族血脉源远流长，百年传承下来的祖训和祖先的气节，便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这是世界其他各国宗室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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