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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

  作者：Vinland 发布时间：2019-12-28 20:33:15

  好看，Becker的可读性非常强。作为一部思想史的著作，本书试图证18世纪philosophe的时代并非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理性时代，相反他们“砸烂了奥古斯丁的天城”，只不过用更时行的材料来重建它们罢了。

  18世纪的理性与宗教式的热忱并不矛盾，相反它们相互结合。哲学家们并非“客观”地将自己的观察与研究陈述出来，他们有着相当程度的使命感，对整个人类的命运有着非常强的关切，这种关切使得他们时常在“理性”与现实当中徘徊。中世纪神学的衰弱意味着神学意义上的上帝无法承担起一个绝对权威的角色，但是“18世纪的心灵太习惯于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以至于他们在一个无秩序的社会里一点也不会幸福。”（40页）因此18世纪的philosophe不再从圣经和教会当中寻找上帝，而是从自然当中寻找“上帝的启示”。这时候的自然界不再是神学语境下逻辑概念，而是一个巨大的现实，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而17世纪的自然科学使得philosophe能够从自然当中寻找到某种秩序，一个自然化的上帝，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应该按照自然界的上帝法则来重新赋予自身秩序。但是这种自然法注定遭遇和中世纪的“上帝”相同的处境，那就是在这样理念的和谐秩序之下恶为何会存在？与此同时理性发展使得philosophe们愈加感觉到理性的软弱——确定性的丧失使得他们引以为傲的知识沦为无知，因此他们转向了事实性的研究，以一种历史学的研究为理性提供经验性证据。也就是说18世纪的历史书写并不遵循所谓“客观性”，恰恰相反，“新史学”要从众多事实当中寻找出真理性认识。philosophe并不关心对历史的连续性解释，因为这不能为社会提供合理化建议。因此他们的历史学并不是归纳的与客观的，相反他们更多是演绎的，致力于将人类的经验性事实与普遍真理相调和。他们怀抱着一种固有的普遍性认知来探索人类的经验领域，历史学在这一意义上仅仅是佐证性的工具，他们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美好“天城”。这种对未来的展望正构成了它与中世纪的另一个相似点。基督教用一种“应许之地”的神学叙述代替了古典时代的“历史循环论”，这一乐观主义的神话赋予人们以神圣的普遍化意义，18世纪显然并没有摆脱这种进步性的历史叙述，只不过将历史发展的方向由天堂转移到人间，人文主义的自我彰显代替了上帝成为意义的权威性来源。“后世取代了上帝成为启蒙了的人们的裁判者和辩护者。”（110页）这种对后世的无限的进步期望具有相当强烈的宗教色彩，在宗教中的不朽来世变成了后世人们的永恒记忆，在这样一种动机的驱使下，philosophe能够无所畏惧地在人间践行自己的“理性”，法国革命更像是一场“宗教革命”，革命者为了一种普世幸福和历史进步而赴汤蹈火。而在Becker看来，20世纪的俄国革命也有着相似的宗教色彩，这似乎是历史决定论者所必须走上的道路。

  Becker的书写极为精彩，这里只是罗列一下他的观点与论证过程。事实上Becker对于启蒙文本的分析与18世纪philosophe的心理分析都十分精彩，印象深刻的还有对不同时代的概念史的分析。总之这本书的论点非常明确，论证也相当充足，Becker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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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梵...納梵...納梵

  作者：Dominique 发布时间：2006-06-10 15:39:40

  喜歡納梵這個名字，想象中的教授的名字。他的魅力是英國男人的，是大學教授的，是小大學的不求名利的教授的...

  喜歡喬的背景，她是在無憂無慮的生活中長大的漂亮女孩子，她是有了一個興趣就會努力的好學生，她是有資本敢愛的聰明女子...

  納梵的太太是個太真實的女人，失去了平淡但卻溫暖的生活，被一個自己曾關心過的女孩奪去了丈夫，最終選擇了放棄...

  張家明是個有些虛幻的男子，對於一個見了一面就決定愛上的女子，還能如此的給予“幫助”，儘管她的心可能永遠不屬於自己，他對自己其實是很有把握的，他的所有的行爲如果真如喬最後那刹那間的想法那樣的話，那真是個恐怖的人物。現實中不可多得的好男子，也許只有他能夠做到那101件事。

  喜歡把書名這樣拆開來念，人淡...如菊...

  人生是淡淡的，因爲沒有什麽人生是濃烈的，哪怕是硝煙戰火的年代，那些英雄們也是平淡的，想到前一周看完了《一升的眼淚》，然後上一周周日的早晨在廚房吃早餐時新聞裏說霍金現在連食指都不能動了，突然覺得人是脆弱的，亞也的故事更能打動我，也許因爲她就是淡淡的像一朵小菊花。霍金的生命脆弱如菊，人生就因此而淡去...

  愛情是淡淡的，因爲所有的愛情都將回歸最根本的那個目的，亞當夏娃是我們的榜樣，因爲他們就是平淡的。天主給了我們這樣的方式來繼續存在于這個地球上，這是最美的，因爲是平淡的。

  張家明的出現讓我覺得納梵老了，我隱約讀出了喬的疲倦，也許那時的喬對於納梵是有動搖的，但是我們總是很難做出改變，對於現狀能夠勇敢的打破畢竟是少數，我們總是害怕總是膽小。

  生活是淡的，所以會有怨言，

  愛情是淡的，所以會有厭倦，

  但，心靈不平淡，所以會有幻想，

  儅我們走到納梵那個年紀時，是否還會有勇氣去改變生活？

  突然體會到了老男人的不易，他們是忍不住欲望還是敢於跨出第一步？他們是經不住誘惑還是勇於承擔責任。無論結果如何，小女子們，感謝那些“納梵”們，他們給了你一個也許並不甜美的愛情，但卻能讓你自覺不凡，他們肯能無法給你一個完美的承諾，但卻給了你一段別樣的經歷，他們可能耽誤了你的青春，但也給了你他最有魅力的年華...愛情沒有孰是孰非，小女子也知道這個道理，讓他淡淡地過去，讓你淡淡地回味，讓愛情淡淡地生長。

  愛情小説讓人中毒，愛情小説也讓人清醒，也許因爲這是一杯淡淡的菊花茶，所以會覺得很美，很憂傷，但是茶喝多了也會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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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儿童哲学和叙事智慧的一点记录

  作者：微博用户 发布时间：2020-05-09 16:29:31

  关于两小儿辩日

  在知识积累的过程当中，常常使人容易陷入到研究的流派里。一旦落入某流派，所关注的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经常参考的判断标准，也就固定了。一个有创造力、好学和好思想的人，是要在知识背景累进的过程中，能够像孔子一样，不断的对不同的判断标准细心体会，对待知识和本身的思考习惯，需要用面对工具箱的态度。虽然自己有善于使用某种工具的特点和特性，但是，不要忘记，每一样工具都有他们的限度。时刻记得提醒自己，“君子不器”。

  关于叙事智慧

  故事叙事是一种演奏，演奏会受到现场参与者和氛围的影响。故事像鱼，氛围是水，鱼必须在水里游，故事必须要在氛围中进行。水的成分，水流的状况，水里的光影，都会影响鱼的生命情调。

  严格来说，印在纸上的故事，其生命是静止的，只有透过人的诉说跟演奏，才会鲜活起来。而人的诠释，以及存在的环境，这是故事呈现意义的过程。

  关于儿童哲学

  哲学最重要的是以新鲜又有趣的方式提出“已经存在，但一直被忽略”的重要问题。这种态度与心态，是儿童哲学最关系，而且要培养的。

  儿童用最新鲜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他的眼睛一边挂着的是问号，一边挂着的是惊叹号。儿童不断地发问，他们要追求意义，可以一直问下去。可使人随着岁月的成长，生活的压力，这一种能力与态度，如果没有受到适当的照顾，是会僵化的。所以有一个有意思的笑谈——儿童六岁之前是外星人，一夜之间变成地球人。

  儿童哲学中，意义的获得往往不是用说的，而是做出来的。也就是哲学家提到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概念。他们看到一个新规则、一个新的意义取向，并不会像大人一样只是存在大脑的档案里，而是立刻拿来使用。儿童的研究，是行动的研究。

  儿童哲学就是要为了这种思考、这种态度，营造出良好的环境。而这种良好的环境，包含认真对待儿童提出的问题，并且有意地去提供机会，让他们将这种发问的能力与习惯培养起来，不断地改进。

  关于道德两难故事

  柯尔伯格提出来的道德两难故事可以激发孩子多样且深刻的讨论，但会不会给参与者——尤其是小孩，带来焦虑。有些故事太接近生活。故事的情境太接近平常会遭遇的情境。另外，现实生活并不是那么合理，许多细微深刻的东西不是光靠理性就可以解决的。故事的主角在面对太尖锐的冲突的时候，往往只能呈现智性的无力感。

  小孩必须依靠父母或老师的判断与支持去理解世界，如果父母和老师之间，起了冲突，小孩在理性上的依赖往往会发生混乱，努力想做到公正，却常常置身于危险的处境。

  冲突的思考往往是无解的，特别是有价值矛盾的冲突，价值矛盾的冲突，只能消解，是很难解决的。

  一点碎片

  在团体中，各种沉默的形态和意义，也值得探索研究。

  受伤是我们从小到大经常遇到的事，它的痛会涉及很多不同的表情。人身上的伤口，会留下普遍而深刻的记忆。

  亲子关系其实是一个具有连续性、内容多样、情绪复杂的故事，如果忽视这种连续性，让专家学者的意见不经消化、未经检视，就改变亲子间相处的方式，是福是祸，难以预料。

  干净的东西怎么产生肮脏的东西？——把两样干净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变脏了。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经验还是先有想象？

  沙池里有多少粒沙子？有小朋友说请全国的人来算，一人拿一粒沙子，拿完位置。只有华人才会想出这个办法，因为华人有十几亿。社会文化对人思考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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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原来很简单

  作者：抛书人 发布时间：2008-04-27 16: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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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大夫的生命史：王安石的“学”与“宦”

  作者：Lawliet 发布时间：2021-11-14 21:54:13

  小文已刊，发上来纪念一下读《年谱长编》的那个冬日吧。

  刘成国教授所著《王安石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长编》）一书通过对王安石生平相关材料进行系年，以“长编”体例进行编纂，为我们展现出王安石的家族世系及其仕宦经历，论及王安石的文学、思想之成就，史料广博，考证精湛，发覆诚多。

  文人-官僚身份作为士大夫（scholar-bureaucrat）具体内涵，是一种文人与官僚的结合，从功能上看，浩渺的诗文著述凸显其“文人形象”，承担帝国政府庞杂的行政事务反映出了士人的“官僚特质”。

  [1]

  至宋代，由于儒学与士大夫政治的发展，这一“一身二任”的特质演变为对“内圣”与“外王”的共同追求，从而构成了宋代士大夫独特的政治文化。

  [2]

  对于宋代士人，一方面追求学问治道，另一方面也留心经济事务，“学”与“宦”成为了士人生活的一体两面。以往的研究多是集中于士大夫的仕宦生涯，实际上，在政治生活之外，宋代士人也拥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在文学、经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和追求。把握“学”与“宦”的一体两面，才能更为准确的理解当时的时代全景。如近些年来伊佩霞（Patricia Ebrey）《宋徽宗》

  [3]

  亦是通过强调徽宗皇帝个人的一面，考察其对宗教、艺术、收藏、建筑的兴趣，并将之与王朝的统治方式相联系，在政治生活之外勾勒描摹出了赵佶的文化空间。另外，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

  [4]

  将南宋下层官僚孙应时及其家族的浮沉放入其交游网络的经营中，深刻剖析其“学”与“宦”的关系，细致描绘真实的网络如何制造、因应历史事件。

  以上两书均是以人物传记式的研究进行论述，而王安石作为宋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亦颇惹争议，对其为政（新法）与思想（新学）的评价之争

  [5]

  也逐渐遮蔽了王安石作为宋代杰出士大夫的诸多方面。今人论著自梁启超著《王安石传》为其“翻案”以来，相关研究亦不计其数，

  [6]

  多是集中于王安石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等领域，尤其是关涉变法的相关内容。刘著《年谱长编》则通过现存相关文献入手，对《王安石文集》（共有100卷，其中诗歌有1600余首, 文有1200余篇）中80%以上的诗文作品作了大致准确的系年，

  [7]

  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史事的梳理考证，既展现了王安石个人的交游网络，又反映出其学术思想的演进，以及政治举措的实践。

  一、安石交游网络的凸显

  王安石诗文作品的文体涉及到诗、墓志铭、祭文、书、启、谢表、记，其中诗如卷一《太阿》系于宝元二年已卯（1039）赠李不疑，一方面表现安石早年的交游经历，另一方面表现其受复古思潮之影响（页85）。《年谱长编》中对诗词的考述占有相当大的篇幅，除了交游之外，作者对“荆公体”的论述颇有发覆之功，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期间多作集句诗作，“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页2027），以致士人仿效成风。用意绝句，超迈绝伦，天下称之。除了诗作之外，墓志铭也成为构成安石的士大夫交游活动的重要文学载体。 如卷二庆历三年癸未曾巩请铭，为撰《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庆历六年为沈兼 撰《祭沈中舍文》《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页155），与祖无择书（页156）、葛源书（页161）等。庆历八年撰《先大夫述》，复遣人求铭于曾巩。（页197）一来一往之间，更加凸显王曾二人重要的交游情谊。除此之外，“墓志铭”作为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对交游网络中各个人物的考释提供了重要的手段，

  又，安石与佛老之关系与交游。《年谱长编》也进行了详细的录入，如安石游览寺院，题诗撰文。如卷二庆历八年与崇法院嗣端游，为方外友，有诗题崇法院。（页198）卷三嘉佑二年撰《真州长芦寺经藏记》（页416）。嘉佑六年撰《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以为佛与老、庄，皆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亦得圣人大体之一（页607）。晚年退归金陵之时，与佛老关系更加紧密，如元丰二年营建半山园（页2000），后于元丰七年将所居半山园改为半山寺并乞宋神宗赐寺额（页2147）。游定林寺，宿清凉广惠僧舍，并题诗。解《华严经》，以此为“内典最有理者”（页2025）。元丰三年，有疏请僧法秀入主蒋山太平兴国寺，继赞元法席。（页2057）元丰七年与真净克文论《圆觉经》要义。神宗遣使赐金亦送蒋山修寺祈福。（页2144）。元丰八年书《楞严经要旨》，与弟安礼请克文主持报宁禅院（页2167）是年，朱彦来谒，勉其以游侠之心学佛，论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中（页2181）。

  二、荆公“性命之理”的论述与其新秩序的构建路径

  文如康定元年庚辰（1040）《性论》（页89）、庆历四年《性说》（页134）、卷二皇佑元年撰《性情》、《伯夷》等文（页214），皇佑三年撰《淮南杂说》（页273）、卷三嘉佑六年撰《扬孟》、《对难》，阐述性命之理（页611）。嘉佑八年《淮南杂说》行世，天下推尊，以比孟子（页662）《易解》行世（页666）《洪范传》（页667），凡是涉及到荆公新学重要的著述，均一一录入并进行了相关的考证，如对王安石“性情论”的考释。《年谱长编》论及治平年间安石丁忧期间教授江宁，有陆佃、蔡京等门人，传授性命之理，与士人优游，奖掖后学。对安石在“新学”扩张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发覆。晚年作《字说》，《字说》虽以亡佚，但“《周礼》新义”中保存了部分内容，从中可观安石思想体系的“内在一致性”。

  在唐宋思想演进中，“学”的不断变化，带来了“士”的身份的转换。文化形式本身在初唐便代表着“道”的价值，因帝国权威的瓦解，唐廷赖以的“文”之价值便成为了需要论证的对象，故韩愈等人通过古文将“道”明确化了，指出了“（古）文”因“载道”拥有了价值与权威。宋代则围绕着如何重塑新秩序的价值观，塑造更好的“学”，成为更好的“士”而激荡。德行、言语、文学、政事为“孔门四科”，王安石选择了以“政事”而塑造新秩序的价值观，王认为所有的一切不过是统一秩序的元素，“一道德，同风俗”可以借助政治实践达成。其思想学术与政事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某些方面。

  《年谱长编》卷三治平元年十二月，以知虔州元积中徙建虔州州学，遣使求记，撰《虔州学记》，论及“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此舜所谓承之者也。”（页676），作者认为此篇系统阐述了儒家兴学之理想，及道德性命之理，强调官学合一，一道德而同风俗，并暗寓以道统制约君权之帝师意。治平二年撰《礼乐论》、《致一论》（页705-709），前者论述儒家之养生、尽性，而礼乐制度，则为养生尽性之具。以为儒家之养生修性盖为治国平天下，与释、老“空虚穷苦”、“絶山林之间”之独善其身，判然有别。礼乐既有助于养生修性，则制礼作乐自属朝廷之重要举措。后者论述整体的秩序作为理的重要内容，无法达到一致性就无法确定“理”，通过“致一”的过程以揭示事物普遍的标准。

  [8]

  三、安石为政的发覆与全景展现

  安石为政多之瞩目在于新法的推行，而少有涉及早年知鄞及地方为政的论述。刘著《年谱长编》卷二详细的论述了早年任淮南签判、鄞县知县的经历，淮南签判时期，作者详细辨析了安石与韩琦之间的关系与分歧。安石知鄞期间，农垦、兴学、吏治成为书中论述的重点，尤其是安石对水利建设的重视，庆历八年为谢景初修筑余姚县海塘撰记文，重清鄞县东钱湖界等（页194-195）。皇祐五年通判舒州之时，与县吏挐舟遍视苏州河，亲掘试，尽得利害，绘图以献（页290）。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此一部分通过爬梳诸如《（嘉泰）会稽志》、《（嘉定）镇江志》等宋元明清方志来还原安石在地方的政治实践，不过使用晚出的二手史料属“史料上的回溯”，对考察地方社会的形态与历史演进存在文本的多层叠态问题，对进一步的研究者而言仍需多加留意。随后，安石于至和元年除群牧判官，后通判舒州，嘉佑三年赴任提点江东刑狱，后任直集贤院知制诰，审理在京刑狱。此一为政经历也就可以解释参政之后对“阿云案”之争的司法关切。安石于英宗朝返江宁丁母忧，守丧三年，亦是安石诗文交往与名望增长的重要时期，《年谱长编》中有着详细的文献叙述。

  第四至六卷为安石入主始于熙宁元年日王安石越次入对，初见神宗即陈“择术为始”之策，逐渐步入中枢，推行变法革新，直至熙宁九年十月二次罢相居江宁府，第六卷结束于熙宁十年末。《年谱长编》此一时期多取材于《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纪事本末》、《宋史》、《宋会要辑稿》等重要的官方史料，引证详细，其中安石与神宗的君臣关系与议事或参以《王安石日录》，对熙宁时期的政治进程进行了一全景式的描摹。又因编年体裁，作者亦通过具体的交游关系与政治分析，如王安石对李定、吕嘉问的坚持与任用，与王韶之间的书信往来、议谋边事，以及熙宁末期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梳理，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如《宋史纪事本末》等文献展现出的传统的“新旧党争”的二元对立式的集团党争。

  [9]

  据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士大夫之间的交游网络可依赖的资源因素包括不限于地缘、血缘、姻戚、经济（地主佃户、商业）、交游（唱酬），通过科举—官僚制（同年、荐举、门生）等制度化秩序中，结成学派、诗友等松散型组织，这一士大夫之间的交游网络进入政治的权力世界中后，就会快速因共同的政治意识与规范而结成“朋党”。

  [10]

  从《年谱长编》中也可看到，安石对宰执政见须一致的坚持，尤其是在政策议定之后宰执动摇的抵触。在曾公亮、陈升之动摇之后，制置三司条例司苏辙、程颢等人对新法出现争议之时，安石才会引进支持自我政策的“新进小人”。正如仇鹿鸣所分析的，旧党作为政治上的保守派，社会网络业已形成且较为稳定，不利于新进，躁进之士通过支持新法的政治姿态，有机会跻身一个正在形成且快速扩张的庇护网络，无疑是有利可图的政治投机。

  [11]

  四、王安石的士大夫身份与“技术官僚”特征

  《年谱长编》为我们展现出了王安石的生命史，毫无疑问，本书以安石的思想学术的发展为暗流，详细介绍了王安石在政治上的举措与建树，以诗文的考索为载体，展现了王安石的“学”与“宦”。考察其思想与行实，“法度”是“秩序”（道）的表现，而回向三代，解决当今社会弊病的首要手段当为“立法度”。观安石之为政，均有强烈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特征，熙宁时期新法的推行与实施，作者用力颇多，尤其是对于经济事务的史料编排也颇为精心。作者考证安石早期政治实践时，花费了诸多笔墨着力于兴学、吏治等一般史料中士大夫政治中更偏向于“政治官僚”的一面，涉及技术官僚特征的材料仅为安石知鄞县时，贷谷于民，收取利息。倅常州时，带领属吏亲自开挖苏州河等数例，这与安石参政之时，对经济事务的首要关注形成了割裂，这种割裂或许由于作者首先将其视为一个宋代的士大夫缘故，当然这也是本书视角取得成功与独特之处。

  [1]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4页。

  [2]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35页。

  [3]

  伊佩霞（Patricia Ebrey）：《宋徽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4]

  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另可参看黄宽重《艺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动与人际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该书通过挖掘南宋士人如楼钥、刘宰等的艺文活动构建自我的交际网络，从而获得政治资源的倚靠，分析了“学”与“宦”的关系。黄著对交游网络的考察是通过书信材料所实现的，但是过分强调书信材料会忽略求文、作文、和诗等活动在文人交往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5]

  刘著《年谱长编》卷八《谱余》详细的梳理了这一争议在宋代的历史流变。

  [6]

  关于王安石相关研究可参看江毓雄编：《王安石研究论文索引（1927-1983）》，南昌：江西大学图书馆资料室（今南昌大学），1984年。张保见、高青青编：《王安石研究论著索引（1912-2014）》，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张剑：《解开王安石身上的谜团——〈王安石年谱长编〉读后》，《光明日报》2018年4月29日。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2期，第93页。

  [8]

  包弼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3页。

  [9]

  新旧党争的政治集团斗争研究可参见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

  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

  [11]

  仇鹿鸣：《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与思考》，《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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