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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法律人的选择

  作者：筑梦人JERRY 发布时间：2016-02-14 21:12:41

       学习法律已经一年过去了，我们这些菜鸟级的法律人在求学过程中该是形成了些共识的，比方说：别到美国学法律。一来太苦，二来英美法，学了回国没用。可以随便说些名词来解释：什么英美搞判例法，什么普通法衡平法分类等等。概括的说就是和大陆不一样，但也并没有哪个人系统化的归纳过不同。

        于是，刘星老师的这本《西窗法雨》便适时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虽然他也没有列举西方法和中国法到底有几处不同，但至少给了我们初学者大量的案例、材料和解释去具体的感受这些差异。通读一遍后，我冒昧的想给全书做个总结，把理论化的“不同”提炼出来。

        全书里，西方的法律人们的行事大概可以视作这样一个过程：谨慎的打好法之前提——立法，通过法律整个运行过程中的多种制约和灵活运用，去实现法律的目的，并构建人民对法的敬畏。

        拆分来看，西方法律的不同有五个方面：

        第一，法之前提，即法的出发点和立法考虑的因素。由《法治的假设前提》来看，西方人信自己是亚当夏娃“犯罪”带来的后代，出生就有原罪。因而“性本恶”成了法存在的第一前提，毕竟大善人何需法律之限制？进一步，法规制定不是凭空来的。《法律与人类本性》等皆强调法律设立要顺从大部分人内心的道德原则，有好习惯不用，非要推倒，说不过去。时代发展，法律设立的前提还发生“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过渡。《法律就是“强制”？》一篇否认了“法律只有强制性这个特征”的说法，《权利：天生的和永恒的》则以法学家反对国王剥夺印第安人权利的故事，声明“自然权利”的存在：“国家制定法律权利只能是对人们原有的自然权利的肯定，而不是什么恩赐。”这部分里，西方法律人先定人性本恶，后采现成道德习惯。他们不断发展权利本位意识，但仍不忘原初。

        第二，法之制约，即法律运行中关于法的制衡与约束。从洛克提出“分权”开始，西方就渐渐成了“制约权力”的代名词。理论上，要用“法理”引导法规，《法上“法”》总括，《法律与公正》等则分别阐述了具体法律原则。同时还得有宪法约束一般法，《法院的审查权力》中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一举确定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为法律的统一性多设了一道关卡。实践上，先有“公对公”。《“半法治”与“全法治”》强调司法必须和行政分开，行政凌驾于司法之上只是半个法治社会。《法院的救济》探讨司法管理公权力，通过其合理判决“纠正错误”。也不能忘记“私对公”，《政府的承诺》《天平上的权力与权利》认为公私之权应该对等，私主体能去监督公机关。《一般公民的陪审团》中认为“现代化的法律运作越来越被法学家、法律家这样一个文化阶层所把持。”为了在审判中继续体现民主而非简单的精英代理，西方人作出了设置陪审团的选择。总的来说，西方人构建了一个在法理和宪法大背景下，公私互相监督的法律制约体系。

        第三，法之运用。英美法法系下的法运用与我们社会主义法系肯定有大不同，判例法等太过具体，此处不议，但是使用方法值得一提。一是书中出现多次的“工具理性”，法官把“死法”变活。可以是《鲍西亚的智慧》里莎翁笔下人物的巧改恶法，也可以是《法官嘴里的法律》中法官靠司法解释“造法”。二是“大众准则”的顺应，这点很像法前提中提过的靠人民的道德造法，只不过进入了司法的步骤。

        第四，法之目的。法律所要实现的这些目标说是并列的不太恰当，应该有个模糊的先后顺序（似拉公式，界限不绝对）。作为统领性首先该是“立善法”，即正义之法。《善良违法》中老百姓抵制政府不恰当的收费，看似是对法律的不敬，实则敦促法律回到善法的正道。正义之后要实现“平等”，《女人和男人一样》中，西方人已经明确男女平等，可争论却仍然没有停止。因为权义完全相同的形式平等只有利于部分精英女性，大部分家庭主妇的利益是受损的。于是法律人便不断修正立法以求实现实质平等。然而每个人实质平等的都不一样，全都实现不存在可能性。于是只能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要》，建立“多数人的秩序”。但社会仍需要善后处理，《少数人的权利》也必须被保护。书里写的是纽约承认同性恋，现实里则已经有二十多个西方国家捍卫彩色旗的权益不被侵犯。合起来看这目的就是：要建立善法以带来实质平等的多数人秩序，同时不忘少数人利益。

         第五，法之敬畏。写作时我曾纠结这块到底是放在开头还是结尾，但事例表明这种敬畏的构建更多是法律开始运行后的工作。最浅显规范的工作当然是确立严格的“形式”，《辛普森的命运》讲述了上世纪震撼全美的辛普森案，检方在掌握全部证据的情况下竟然在刑事法庭上输给了程序。可这份工作的重中之重却并非在此。《为什么要遵守法律》中西方人反复思考相信法律的理由，《苏格拉底的慎重》中大学士为了法律哪怕是恶法的威严坚决不越狱，他们的种种行为指向了这篇《法律和规律》。英文单词中，law既是法律，也是规律，看似不明确，却可以解读出：“法律应当是规律的一部分。”以前，西方人信永恒理性，把法律归为摩西得来的上帝恩赐。现在，这些权威统统被推倒，可他们总觉得人需要个信仰来支撑自己的生活，法律虽是人定，可好歹是公共理性的产物，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身上，何尝不可？

        对比西方来看，中国的法治和法研究现状的差异的确多。前提上，除了另类荀子，中国自古主张人性本善，所以有强制力的法律在国内总显得不是那么站得住脚。我们的法律仍然处在义务本位的阶段，人民只在打官司时想到法，从权利去思考的模式明显没有建立。制约上我们还停留在形式主义的阶段，且各权力的制约并不像西方那么“对等”。运用上，“大众准则”一直影响着中国的青天大老爷，相比西方，我们肯定更重视社会舆论。可“工具理性”我们还做不到，毕竟法官的水平没那么高。目的上我们和西方基本相同，至于最后一块对法律的敬畏，中国人大多数，就连我们这些学法的，都只是把法律作为一个工具看待。

        这些差异越看越不对劲，就像说的中国法律相比西方有很多不足一样。然而笔者本身没这个意思，“研究学习西方法律，并不是承认他们的法治更优秀，而是觉得这可能更适合现代社会。”是我写在本书读书笔记上的第一句话。没办法，这是个西方秩序的社会，现阶段的我们只能顺着他们的来。中国选择了法治，可除了部分刑法和经济管理条例，我们的法律几乎全是舶来品。这种源头的缺陷，注定了两边法律的比较近乎一种优劣的对比。

        从来不是说全世界都要在一套宏大叙事的指导下治国，李世默曾经就表示美国之三权分立等种种制约，除了降低办事效率也没什么卵用。但西方法律中好的，我们必须得学。权利本位的转变，法官“造法”水平的提高，少数利益的保护，均可以视作未来法律改革的任务。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四个字被炒上了天，在我看来，它似乎暗含着国家想把法律建立成信仰和规律的意思，而这也是西方法律人种种选择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个。

        刘星先生书里的杂文写成有些时日，很多西方法律的特点诸如严格责任，中国已经在一步步落实。既然选择了用别人的武器打倒别人，那总跳不过一个虚心学习的阶段。愿我们能稳步建立起对老百姓而言合情合理的社会主义法系，让“信任法”的年代早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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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人向善的一盏明灯

  作者：人类救星孙美好 发布时间：2018-01-29 1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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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就靠这本书活着了

  作者：appie 发布时间：2010-04-05 09:56:00

  这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打开电视，赵忠祥那张老脸立刻出现在眼前，大肆鼓吹着一种叫做某某抗栓的药物；换了个台，就见某“国外专家”在那里声嘶力竭地为“披着星条旗”的化糖某号吹嘘……这些广告，你相信么？

  我不信。但不少人，尤其是久病不愈的老年人会信——尤其是在地毯式密集轰炸的广告面前。

  他们的信任基于几个原因：1.自身疾病久治不愈，甚至逐步加重，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些来吃。2.对电视这种媒体有着原始的、纯朴的信任，以为“国家”和“广电”不会骗自己。

  其实，那个某某抗栓只是普通的中成药，学名叫麝香心脑通，可以用于辅助治疗，根本没有老赵鼓吹的“几天怎么样，几天又怎么样”的神奇疗效，如果单纯依赖此药，而不联合给药，是会贻误病情的；而后面那个化糖某号，根本与美国无关，而是郑州产的，其批准文号，进口批文，美国专利号等全是杜撰的，是彻头彻尾的假药。

  受监管最为严厉的电视尚且如此，那广播呢？互联网呢？？

  所以，我的主张就是，药品广告，切不可轻信，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最好就干脆不信。

  那我们对疾病的认识，用药知识的从哪里来？就是这本人卫版的《内科学》。

  当然，我的判断也是基于对国家最原始的、纯朴的信任——假设它不会编写一本厚厚的，教医学生如何贻误病人病情的教科书。

  所以，我的后半辈子会是这样：如果有了疾病，我会去多家医院就诊，比对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和处方，选取一致、或最可能一致的结果，并采用这本书给出的药品和方案进行治疗。因为我相信，这书里的药物是经过几十甚至上百年临床使用验证过的，疗效确切可靠，而且价格低廉。可能我因此也错过某些确有疗效的新药，但我觉得，比较风险和成本，还是旧药比较好。

  不过，预防疾病最好的方法还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不吸烟，不饮烈性酒，减少肉类和盐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还有，坚持锻炼，不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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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简明,细节有些粗糙.

  作者：Chloe 发布时间：2007-10-23 15:17:04

  这本书我是一字一句背完的.

  正像有些朋友所说,第一部分1000词例句很少,所以我是配合wiki, google, 金山词霸和朗文高阶来看得.

  读书过程中发现这本书扩占地词汇确实比较实用,但是不知道是因为印刷的关系还是编者的疏忽,不少细节有错误.

  如拼写等等.

  例如 P.22: Boston Tea Party 波士顿倾茶事件,原文是"于1773年12月6日...", 但是遍查资料后发现, 应该是1773年12月16日.

  又如 recuperate (P.17), 原文拼成recuparate.

  希望其他朋友能够借助其他工具书互相参照,用好这本书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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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统帝国的重生

  作者：经观书评 发布时间：2019-11-05 18:12:09

  维舟/文

  在比较东西方历史发展时，有一个差异很早就引起了人们注意：在早期统一的大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随之而来的都是蛮族入侵浪潮，但欧洲尽管不断努力，却无法再现“永恒之城”的那种统一局面；而中国则在三四百年后，由隋唐实现华夏重光。那些蛮族的命运也大不相同：日耳曼、盎格鲁-萨克逊这些部族，不仅语言延续至今，并且仍被所在国家视为直系祖先；而入侵中原的“五胡”，无论哪一支，到隋唐时代就已被同化得不见踪影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流行的解释是说中国“人多”，因而异族入主中原，迟早淹没在炎黄子孙的人海中；不过，这又与另一个现象矛盾：同时代的汉人在南方是少数，却没有被多数人群同化。

  权力的瓶颈

  由于文化涵化所造成的社会变迁通常是潜移默化的长期进程，因此所谓“文化带来同化”的说法，很难描述清楚其演变机制。更重要的是，在南北朝的历史上，各族汉化的进程与其说是社会自发的，倒不如说是政治精英强力推动的——最为人所知的，便是北魏孝文帝力排众议迁都洛阳、强制鲜卑贵族全面汉化。正统历史观大多称赞他“顺应历史潮流”，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又为什么能这么做呢？

  仅仅注目于孝文帝本人对汉文化的倾慕，甚至从北魏历史脉络中理解，恐怕都很难找到答案，这需要将视野进一步拉长。自西晋王朝灭亡，天下大乱，这就像人们头顶上起支撑作用的拱梁突然凭空消失，平民百姓不得不依靠部落、世族等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来自保，原本和平统一的社会则出现了相互竞争的不同政治体，这是某种“近乎可分解体系”。这些社会组织本身就有潜在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如果继续发育壮大，就可能朝着进一步分解的方向发展。中古中国令人惊奇的一点在于：这种分解的势头最终被逆转了，社会再次趋于整合，而这又是由于强大的政治力量推动的。

  以往的解释，多认为这是大一统的观念或“民心所向”，但罗马帝国之后，欧洲也不乏这样的因素，却始终未能做到。这其中的原因，恐怕还得归结于不同的社会结构。简言之，在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上，一个政治体若想要充分发展，其首领就不得不面临一个两难：他的权力基础来自本部族，但也正是这会限制其壮大。这就是为什么从最初起兵的刘渊到后来的拓跋氏，都无不设法编造系谱，将自身标榜为一个超越本部族的天下共主——也就是说，这些旗号、血统乍看是原生性的，其实却是可资利用的资本。

  刘渊的策略是，既作为匈奴各部首领，又冒称汉朝皇族，这是一种“二元帝国”的策略：以多重身份代表不同力量，犹如后世清帝在汉地是皇帝，对蒙古则是大汗。这即便成功，其实仍未完全整合。这种“胡汉分治”的模式即陈寅恪总结的，主政者“皆兼单于、皇帝于一身，胡与汉、部落与编户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二系统分开治理。一般说，胡族系统用于打仗，汉族编户用于耕织。”但更复杂的一面是：这些胡族的武力，原本都奠基于松散的部落联盟基础之上，因而当一个首领越像“皇帝”，他就离“单于/可汗”的传统权力特质越远。罗新曾推测，突厥第一汗国的灭亡，就是因为被乌古斯九姓抛弃了；但五十年后，同样是这些部落，又欢迎它复国，不久，却又再次将它抛弃。对突厥汗国而言，“最大的不安全感来自九姓乌古斯”。也就是说，随着主政者迈向权力巅峰，原本是其权力基础的本部联盟，却反而可能形成掣肘。

  罗新在研究前赵、前秦、后秦这3个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之后认为，这是因为“客观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形势”使得一个胡族政权无法超越其统治部族的狭隘性，其“永难改变”的人口劣势最终注定了其衰亡的命运。不仅如此，“十六国时期民族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某一民族的政权在发展到鼎盛状态以后，本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却呈下降态势”，因为建立政权的统治族群“势必要带动本民族全体成员加速其社会进步，同时也是加速融入北方各族共同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民族融合”，而这本身就要“逐步否定民族狭隘性的、也就是要逐步从根本上消解民族的、部族的内在聚合力”，其结果是，随着该部族夺取统治权力，原本建立政权的历史驱动力反而大大弱化、乃至不复存在了。

  罗新在讨论这段历史时，参照了相当多的族群理论，但主要源于史学和政治学，对人类学、社会学的似乎很少参见。在此，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的名著《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或许可以给予我们启发：在克钦山区，“民族”并不重要，任何人都可以同时在几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拥有一个身份，因此，一个克钦人可以通过皈依佛教、借用掸族国王名号等方式“变成掸人”，“在每一代里，一个人群中各个对立的群体都会凭着自己的心意重新诠释过去的传统”。

  南北朝社会或许也正是如此：不同群体的差异并非本质，而是可选择的，具有流动性；与此同时，当一个君主迈向权力巅峰时，相反的作用力也在增长，这就像政治上的普朗克投入增长定律：“每一项进步都增加了这一事业本身的难度”。只不过在政治上，情形可能更为复杂：越接近霸权，就越需要更广泛的权力基础与合法性来源，这就意味着要超越本部族的狭隘基础；但这正是最凶险的时刻，处置不当可能两头落空：新的权力基础尚未巩固，既得利益的本部族却反对让出任何权力，引发内乱。五胡十六国的前期历史，几乎就是这样不断重蹈覆辙，无法突破这个权力的瓶颈，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才开始出现转机。

  用夏变夷：国家力量下的编户齐民

  尽管历来的论述多渲染南北朝乱世之后的再统一是“民心所向”、“社会进步”或“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当时社会组织自立门户的离心倾向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强大。人们的本能反应往往仅限于自保，在乱世中忠于自身世族、部落这类原生纽带，提供了地方资源更容易维持的层次，因为越复杂的实体越难锻造和维持，也更容易陷入不稳定。重建统一不但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还得压制这种离心力。周一良便曾明白指出，南朝“高门甲族重自己的门户甚于王朝，首先考虑是如何保卫家门，而不是尽忠王室”。也就是说，统一的动力其实出自王朝的权力意志，而统一本身也表明国家力量最终压倒了部落和世家贵族。

  对北魏皇帝来说，征服的汉地越多，不仅意味着越需要了解汉文化和行政管理技能、任用汉官，还意味着他越来越多地掌握了部落联盟之外的资源。由此，道武帝拓跋珪才能不顾潜在的强烈反对，在395年之后毅然大规模推进“离散部落”，使各部落再难挑战皇权；401年，他发布诏书强调“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帝王之业，夫岂虚应”，表明皇帝不是谁都能当的，这本身就在发出警告：不要轻易觊觎神器。明元帝、太武帝继续集权，而更下一代的孝文帝推行“全盘汉化”，只是这个进程顺理成章的一步，也只有在“离散部落”的基础上，他才能强行推动而不遭到强有力的反对。

  在这过程中，“汉化”与皇帝的集权同步进行，实非偶然：事实上，这是皇权与汉人精英结盟，利用直属于皇帝的中原资源，扫清了自己集权道路上挡道的鲜卑旧贵族。经历了三百年的动荡，他们或许确信，这不仅有利于皇权本身，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以往五胡政权兴衰无常的下场，实现江山永固，进而一统天下。

  这个过程极其艰险：不仅需要掌控军事力量、实施有效治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重建合法性。罗新敏锐地意识到，北魏太武帝在派人祭祀拓跋鲜卑先祖时，将民族集团的历史传统据为己有，“展开了一幅以统治集团为中心的历史图景”；但他注重分析史料的真实性，却忽略了文本的修辞策略：实际上，太武帝派遣中书侍郎李敞的告祭祝文里，诸如“绵绵瓜瓞”、“光宅中原”这样的句式，都仿照《诗经》和《尚书》。太武帝442年真正统一北方，次年就发现其先祖所居的嘎仙洞——要说凑巧，那这也太巧了。倒不如说，这是建立政权合法性的步骤：通过表彰先祖的悠久系谱，北魏皇族可以宣示祖德之厚；而将拓跋氏的祖先追溯到黄帝，则意味着正式成为“炎黄子孙”这个人神共同体的合法成员。这就像日本神话中，天皇的祖先是天照大神，而主要豪族的祖先也都是大神的亲戚或建国协力者。

  但所有这些都还不够。将祖先追溯至三皇五帝，是当时五胡各族的普遍做法，法兰克人与罗马人都源出特洛伊人的说法，在中世纪也被广泛接受，但并不能就此达成统一。道武帝所开启的统一进程，在政治形态上是从松散的部落联盟向君主集权的过渡。侯旭东曾指出，前、后秦的离散部落往往只针对统治者认为难以对付的部落，但北魏立国后，却一边在胡族聚居区设立护军，容忍旧有部落组织的存在，一边逐步推进将其编户化，最终达到由皇帝直接管控百姓，使部族首领无法动员部落民族反抗。事实上，最终也是未遭离散的契胡尔朱部，将北魏送上了亡国的道路。这反过来证明，强化王权达到“一君万民”的终极体系，既是北魏皇帝的权力意志使然，也是当时局势下想要达成天下统一的唯一现成道路。

  毫无疑问，罗新的考证功底很深，但他的历史书写中，其实隐蔽着华夏中心主义的倾向，认为汉化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他又避开了皇权与正统观对历史的深远影响。但事实上，非如此我们就难以理解这段历史：正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强大国家力量，才促使胡族政治首领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必须超越狭窄的部落基础，且又能够克服这些离心力。在国家强力干预下的离散部落，使任何进入中国的部族都变成了国家管理下的编户齐民，族群身份既然有流动性，在实践中远不如户籍重要，不出几代人也就被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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