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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士精神：我们所笑谈的，也许从未存在过

  作者：张佳玮 发布时间：2008-08-19 18:29:31

  一种精神的稀释，总需要时间与语言来经手。大师经典都必须承担被误读的义务，何况一些并不被人喜爱的词。潘安宋玉，千年后被说书人简化成弱柳扶风美少年的剪影；状元及第，成了被贾府老太君嘲笑的陈腐戏剧中无趣的头衔。

  譬如说，被塞万提斯巧笔勾勒过的那个老头儿，也许比真正的骑士更动人。一个情节代表了一种精神，漫画总比长诗深入人心。堂吉诃德举矛力战风车的图景，胜过一万个骑士单膝跪在玫瑰丛中，将怪物首级献给阳台上贵妇人的故事。骑士精神成了桑丘牵着洛西南特吹口哨而行的形象，塞万提斯漫长的玩笑，让骑士精神可以成为一种笑谈。堂吉诃德在书页中回过身来，满面严肃的陈述他所秉持的精神——自此而后，骑士精神像庖丁卸下的牛肉一样一块块委诸尘土。

  多年以后骑士精神成为了一种轻柔的笑料。大仲马8岁时敢于提支火枪到处找上帝决战，但在描述达达尼昂进巴黎时依然只得轻描淡写的拿他的剑与马匹、波托斯的斗篷、阿拉密斯的手帕开玩笑。类似的，二千年前的游侠以武犯禁、仗剑列国，而今天坊间的小说上与采花贼大战争夺地盘为美女解衣疗伤的先生们也冠着侠客的名头……一个名词就是这样被稀释去的。

  这又是一个词语被大众舆论毁灭的时代。一个姐姐的几张照片可以让芙蓉这个词意味大变，许多张手机选票可以让一种快餐食品变成一个团体的专有称呼。乔伊斯不动声色的让布卢姆承当起了奥德修斯，让他淫迭的太太变成了佩内洛普……我们都有涂鸦的欲望：初中时把教科书上庄严的头像添笔绘成熊猫或唐老鸭。你很难抑制一种恶意，尤其在这个以自由为口号的时代。用戏噱的口吻去嘲弄罢沉重的一切，然后信步走开……每个人都是塞万提斯，只需要动一动按键（手机、电脑或其他）发送几句聪明的解构，我们就可以得到快乐。

  只是，那被堂吉诃德用严肃的口吻——因而更显得滑稽——道出的骑士精神，曾经并不那么古板到令人厌恶。求诸于史，骑士精神始自查理曼大帝——那个经历五十余战、将西欧绝大部分土地纳入版图的“伟大的罗马人皇帝”和他那因《罗兰之歌》而闻名的十二圣骑士（帕拉丁）。骑士精神包括了八大美德：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精神、诚实、公正。

  因为良马的难得，很长时间，骑士是身份显贵者。亚历山大东征途中，享用着其父亲腓力为其留下的骑兵遗产，而那些骑士被腓力命名为“国王的同伴”。至于查理曼大帝，骑士依然是征战者的贵族。于是你可以说，骑士的八大美德是为贵族量身定做的——虽然八大美德的存在并不妨碍骑士们为非作歹、贪花好色……

  只是，重读这八大美德，也许你会略感惊讶。骑士并非僧侣或民众，必须依靠法令与刑罚去强制他们执行一些精神。对骑士的私德加以限制，显然难加硬性规定；骑士精神能否实践，很多时候，只能依赖于骑士本身的荣誉感。这种依赖本身是理想化的，但又渺茫得难以把握，一如这八大美德本身一样：

  指望一个贵族谦卑，在丰沛物质的可能性面前重视荣誉，肯为多数人利益牺牲，永远不带怯懦，对弱者保持怜悯，虔诚于上帝，诚实，而且公正无私。

  任何一桩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甚至可以说，宗教色彩。这些律令与精神如果照搬到一所寺庙的墙壁上，想必也不会有人嫌太宽松。

  是这样的：曾经有这么一个群体，能够在没有监督机制、没有舆论压力的前提下，给出这样的精神来约束自己。在那法纪散漫的时代，约束他们的仅仅是对上帝的虔诚，以及这种精神本身。这很诡异。尤其是，考虑到这些近于宗教律令般理想化、非尘世化的品行，针对对象却是世俗社会中的人？譬如说，假设你是孙大圣，一朝飞出五行山，为何不回花果山，却要去当行者，而且自找一副紧箍儿戴呢？

  设若这么想，也许我们能够多少念及骑士精神的核心。某一个伟大君王提出价值观，也许只是为了驾驭下属，但这种精神所针对的对象阶层如此圆转广被，以至他自己也身陷其中。用一种理想主义精神来策励周遭，所依赖的仅仅是周遭本身的荣誉感和理想主义程度。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主义。

  塞万提斯所嘲弄的那些作风，包括了僵化、爱幻想和流于俗套，但那许多是骑士小说的过错，而非骑士精神本身。当堂吉诃德与桑丘担任审判官来坐堂议事时，他们的公正与——虽然显得滑稽——优雅，却多少现出了骑士精神的本质。《三剑客》中，无论达达尼昂、波托斯和阿拉密斯闹出过多少世俗的玩笑，大仲马依然把最后的浪漫幻想寄托在阿托斯身上。那几乎是个完美无缺的半神，秉持所有骑士美德的贵族。

  或者，回过头来望一下那些被嘲弄的部分。福楼拜所厌恶的通俗小说，塞万提斯调戏的骑士小说，简·奥斯丁对乡绅间礼仪的轻刺，拉伯雷让他的巨人们放的屁撒的尿，屠格涅夫对彷徨知识分子的暗笔——人们所厌恨的一切是有共性的：虚伪、僵化、繁冗、呆滞、夸夸其谈。而骑士精神，或者说，其他理想主义的精神，其实并没有被弃若敝履。甚至，那些理想主义的作者们，到最后都需要找一个虚化的对象予以寄托他们的理想主义：比如阿托斯，比如死去的罗亭，比如在审判断案时忽然会智慧起来的堂吉诃德。

  但我们却经常忽视了这些。我们嘲弄着崇高与庄严所附带的僵化与造作，却以为我们在嘲弄崇高与庄严本身——有时也的确会瞄错目标。

  当骑士精神成为崇高与庄严代名词时，便成为了古旧的笑料。然而，其本身却并没有那么唐突与荒谬。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精神？诚实？公正？除了精神（虔诚）在这无神论盛行的时代难以流行之外，其他依然是值得鼓舞的美德。

  我想说的是，骑士精神，以及这种精神背后的因素——自省、理想主义——在任何时代都适用，当然也适用于这个一切都在被嘲弄、解构、下沉的时代。我们非常需要这些道德和精神。而促使我们反对这一精神的，也许仅仅因为他们本身的理想主义。在这个人人都对虚伪深恶痛绝的时代，认真的谈论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或公正，会让你显得或天真透顶，或虚伪绝伦。在这个语言泛滥、骗子与煽动家遍地的时代，如前所述，毁掉一个词语比任何事都要容易得多。

  重述一遍过程：

  最初，有一些美好的精神，叫做骑士精神。

  后来，堂吉诃德被骑士小说欺骗了，以为那些虚伪、愚蠢和僵化是骑士精神。

  后来，世界因为堂吉诃德而群起嘲弄骑士精神。

  世界在变轻飞上天空，而骑士精神变成了沉重的过期石头。

  卡尔维诺的小说《不存在的骑士》也许是这种窘境的完美体现：一个模范般的、没有形体的骑士，在一个奇妙的时代里却被所有人非议，终至于其以往荣誉也遭到了置疑。支撑他盔甲的骑士精神是如此高尚又如此乖谬，而这种悲剧无时不刻在上演。在这个哲学也已被断言成语言游戏的时代，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的提出最后总会被更现实的世俗伦理所淹没。因此，呼唤这种精神也只是水中捞月，最后成为一种行为艺术：我们说我们需要它，但我们却肯定无法真正实现它的重归。也许它，骑士精神，就从来不曾存在于这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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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平淡生活中，感知幸福

  作者：漫步秋叶 发布时间：2018-10-10 10:14:01

  “我们都是戏子。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席慕蓉

  高中时特别喜欢这句话，透着淡淡的忧伤，掺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宿命感，正贴合着我们那自诩孤独的年纪。那是的我甚至认真地将它写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仿佛这句话就能概括那一整本的青春。

  而今，步入中年，却又觉得这句话是为人生真言，碌碌半生，何尝不是在别人的故事扮演着一个又一个角色。我们是父母的孩子，是爱人的伴侣，是孩子的父母 ，是朋友的朋友，是同事的同事……

  不一样的年纪，不一样的心境，在同一段文字中被理解。或许，这就是席慕容的文字被大家所爱的缘由吧。

  在一无依凭的青春里，只有生命本身的驱策让我们全力以赴。即使整个世界只肯给我们冷硬空洞的教条和制度，年轻的心也会以极为单纯的勇气和渴望，把它变成是一段又一段可以回忆的时光。

  席慕蓉的文字总能给人以共鸣，有时候短短一句话，有时候只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总能够直入人心。这应该就是很多人都爱将她的字写入文中增色的缘故吧。

  绘画是我的理想，诗是我的痴狂，至于散文，则是我的生活笔记，且行且注记，作为对自己生活的记录与整理。一席慕蓉

  

  《写给幸福》为席慕蓉亲自编选的散文精选，此次撷选的范围纵横整个创作生涯，亟欲综合早期、中期、现今的散文创作，刻划个人的散文观和生命风貌，记录了作者对爱情、乡愁、人生、艺术的感悟和思考。

  席慕蓉以绘画开启艺术生涯，以诗情闻名于世，散文更是写尽生活中的激动与澎湃，辗转与彷徨。波光细碎，温柔慈悲。

  在那篇《谜题》中，当读到她的一双儿女在特定的年纪问着同样的困扰，急急问她：“妈妈，你有一天会死掉的，是吗？”那种着急、紧张、害怕失去的感觉跃然纸上。

  突然就想起女儿小时候，也是那个年纪，因为听到奶奶和别人的谈话，隐约知道了妈妈肚子里有个小宝宝。至今，还清晰记得，那天放学回家，一进门就跑过来紧紧抓住我的衣角寻求答案。那样着急，也是那样的紧迫盯人，跟前跟后，急红的小脸和欲滴下眼泪的眼睛，小小的人儿透出惊惶无措的神色。直到我坚定地告诉她：“妈妈有你一个宝贝就够了！”这才舒展开那紧绷的小小的身体，蹦跳着跑进自己的房间。

  在《傅先生》中，傅先生突然腿软走不了路，可是去医院检查却没有任何身体上的问题，当看到傅先生说出原因时，捧着书的我心中好似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心隐隐有些疼，有些慌。

  在《傅太太》中，看着傅太太轻轻地抚摸自己的手，只为感知当年哥哥拉着她双手的那一刻，眼眶里分明有泪光闪烁，只得放下书，缓一缓那被文字酸楚的心。

  在书中，席慕蓉在很多篇幅写到蒙古的故乡行，那个美丽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迁徙和经历的流离战乱。她写游牧是一种组织有序的集体行动；她写健康与美好的农耕态度是以稍稍长久的等待来换取从此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而游牧文化的核心是以不断地移动，不断迁徙来换取大自然健康美好与生生不息。只有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人类本身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庄严而敏感，矜持而亲切，不止诗性与爱，还有风霜与坚韧，气魄与风骨。”最后借用本书封底的一句话来总结吧，因为，再也想不出比这句话更全面、更有深度、也更贴切的文字了。

  《写给幸福》是席慕蓉的生活笔记，又何尝不是我们生活中的情感拾取。在书中，被感动，被温暖的地方太多太多。我相信，打开书，在席慕蓉流淌与字里行间的情感里，总能引发你内心随之而来的悲和喜，于平淡的生活中感知幸福。

  附摘录

  我想做一棵很敏感又很快乐的树，可以活好几千好几万年，而每一年春夏秋冬的变化都能记住，所有美丽的回忆都可以存进年轮里面，一层松一层紧，一圈淡一圈深的，都妥妥帖帖地放在心里，该有多好！

  所有的挫折与悲伤，在发生的当时都能使我们受苦流泪，可是隔了一段距离再来省视，却能觉出一丝甜蜜的酸楚来，当年的失，竟然成为今日的得。

  只要我们肯耐心的等待，让时光慢慢地工作，慢慢地流成一条宽阔的河流，在那个时候隔着远远的距离，再端详年少时的你与我，便会看出那如水洗过一般的清明与洁净，那像天使一样一般美丽的面容了。

  年少时仓皇走过的道路，在今日回头看去，应该是只见苍苍横着的翠微，不再见愁容了。

  “回顾”固然可以让我重温那些如水的月色，但是，如果只坚持不断地“回顾”下去，终于会使我错过了我的

  今夜

  。，和这一夜里满天的星光。

  原来，只要我愿意，生命可以是一处多么丰饶与美丽的园林！

  这就是生命吗？每个人撒他的网，得到他自己的收获。在一生里，去走上几千几万里的路，去捕捉几千几万种变幻的景象，去感受那几千几万种不同质感的细节，把所有的一切都放进柔软的心中，不断的重复回想，重复品尝，一次次地用追怀与疼惜的情愫去抚摸，一层层为记忆添加透明的光泽，最后所得到的，就是生命的精华了吗？

  在生命里，每一个值得追怀的时刻都自成一个光影迷离的世界，似乎是各自独立，却又相互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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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如何相聚

  作者：吃饱了撑着才 发布时间：2017-12-15 19:13:53

  “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文派”, 2015.12.7）

  失去想象力的城市

  四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袭击了小城阿赫兰。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法属区背对着热带的大海，宛若一片陆地丘陵中的沉睡者。人们在闷热的空气中工作、恋爱、死去，乏味的生活与娱乐的生活，都与其他现代城市无异。

  然而当老鼠以奇异的死法陈尸街头、楼道、乃至人们的房间里，小城的安宁逐渐被打破。城门被封锁，焚尸炉挂起，人们从恍惚不介意到觉醒，从惊恐到孤独，从忧伤到麻木，似乎只剩下绝望。

  阿赫兰的官员、医生、记者、公务员、神父、通缉犯、老人、妻子和小孩，都处在这一片死神毫不留情，人人孤立无援的境地里。但在他们当中，却有一些人不甘绝望，而是以各自的方式竭力抵抗着那无法抵抗的一切，在蝼蚁般的处境中树立为人的尊严。

  这是医生里厄、记者塔鲁共同记录的历史——当然也是阿尔贝·加缪讲述的故事。1940年6月，法国人被迫在贡比涅车站向德国签署了投降书。在沦陷区滞留半年后，加缪带着妻子远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他“遇见”了小城阿赫兰，以及这场神秘的鼠疫。

  无需怀疑，巴黎沦陷与流亡他乡的经历促使加缪以“鼠疫”来象征

  法西斯

  的浩劫：人们忽然与同胞相隔绝，成堆死去，却不知这一切为何而来又何时能去。疾病与战争的最大差别在于，执行死刑的不再是大自然，而是人们最为熟知的自身。

  但隔绝、死亡、流放、和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并不仅仅只属于法西斯的岁月，战争有其终始，并有其土壤。加缪寓言的隐藏涵义是，阿赫兰这座不起眼的“现代城市”本身就是

  鼠疫杆菌

  的携带者，哪怕是它的和平岁月，它日复一日的乏味运转。

  在罪恶法西斯的背后，或许就是一座座

  失去想象力的城市，特别是对于痛苦、贫困和他人的实在认识。

  

  阿赫兰的居民似乎只能想到自己。起初，老鼠成群暴毙街头，这种瘟疫先兆原本关乎全城，但却只被视作是“门房”的职责范围，连政府的“公务员”都承认事不关己；而当瘟疫开始蔓延，人们唯有通过媒体每日报道的“数字”去想象他人的死亡，公众的情绪完全被宣传资料所主导。他人，社会，一亿人，对这样的个体而言是无法想象的。在这里，加缪（医生里厄）的见地简直是针针见血：

  历史上大约发生过三十次大规模的鼠疫，大约造成一亿人死亡。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像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大夫忆起君士坦丁堡那次鼠疫，据普罗科庇记载，当时一天死一万人。一万死者相当于一家大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有必要这样作比较。你们去五家电影院门口，把出来的观众集合在一起，把他们引到城里的广场上，然后让他们成堆地死去，那时就可以看得清楚些。

  不仅如此，政府机器的运作也基于一套抽象的流程，缺少对现实的感知。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莫过于：火烧眉毛之际，政府仍坚持必须确认灾情是“鼠疫”才可以采取相当的措施，然而在沉寂多年变异多样的鼠疫杆菌面前，确认“鼠疫”是“鼠疫”就如同确认“母亲”是“母亲”一样毫无意义。

  或许爱情可以拯救这种想象力，但可悲的是，大多数人的爱都只是循规蹈矩的习惯，或者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迅速褪去了光晕。

  缺少对现实把握/想象的另一面，是

  纯粹理念

  的轻松胜出。一些看似宏大的理念，赋予人们的是高远而冰冷的臆想，它们唤起的是英雄主义，但也是战争，

  是对一个国家乃至族群的死刑

  ；而一些看似较小的理念，譬如司法，赋予社会以稳定运转的秩序，它为之代言的是“公正”，但也是判决，

  是对一个人的死刑。

  其实并不奇怪，也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理念倒比现实更为真实，按下毒气室的按钮并没有那么难。

  当然，大多数阿赫兰的居民对城中潜伏的

  鼠疫杆菌

  一无所知，他们背对着永无安宁的大海，过着五天上班挣钱，周末娱乐花钱的日子；而意识自己身负细菌的人，要么是罪人（书中的柯塔尔），要么是

  “局外人”

  ，即被迫的或自愿的，流放于社会之外。

  鼠疫爆发后，阿赫兰的居民发现一切生活习惯被迫中断，亲人、爱人早已关山永隔。人们可以一起坐在剧院里看戏，却会因为台上演员的忽然病发而四散奔逃。这是一群没有出路的囚犯，相互隔绝、孤立无援：

  “在孤独达到极限时，谁也不能指望邻里的帮助，人人都得忧心忡忡地闭门独处。”

  

  谈论起孤独与荒诞，人们往往想起的是加缪的《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说：

  “今天，母亲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确定。”

  人与世界的疏离感可以如此之大，以至于至亲的死亡成为了一个无法理解的遥远事件。但是在这场鼠疫中，加缪似乎并不甘心让“死亡”在冰冷中沉寂，而是呼唤某种反抗。

  提起反抗，我们又会想起《西西弗的神话》。西西弗日复一日地推石上山，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自己注定的失败。据说生活的意义就蕴藏在这个posture里，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孤独英雄的形象。

  《鼠疫》的主角则是一支小小的防疫志愿队，医生、记者、神父、公务员、漫游者和其他的普通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并肩战斗到鼠疫消失的最后一刻。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复杂的加缪：活下去的关键词不是孤独和英雄主义，而是诚实、热爱、与人们在一起。

  神父的两次布道：从末日审判到孩子之死

  阿赫兰人的宗教态度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从前的星期日，海滨浴场都是弥撒活动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换句话说，信仰并不能比娱乐更多地促使人们走到一起。

  鼠疫爆发后，既有的公共组织似乎都不再可信，而宗教的热度似乎重新点燃。人们蜂拥而至教堂，只为聆听一次神父的布道。毕竟祈祷也没有坏处，奇迹或许出现也未可知。听众们揣着这种混杂实用和希望的心态望向神父，但神父帕纳鲁则让他们失望了：

  “我的兄弟们，你们这是罪有应得。……正直的人不会害怕它，但恶人却有理由发抖。在世界上这座巨大的粮仓里，毫不留情的灾害将打击人类的麦子，直至麦粒脱离麦秸。”

  这是帕纳鲁的第一次布道，在他的描绘中，整座城市都成了一个打麦场，而死神则执着鞭子站在高处，带着不容质疑、且无法抵抗的力量笞打着负罪的人群。人们能做的，只有“别在意那一天天的悲惨景象和垂死者的哀号，仍然向上天倾诉基督教徒的爱慕之情。其余的事上帝自会安排。”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这番布告并没有唤醒他们的宗教感情，只是向他们确认了一种囚禁生活：此刻你已经是彻底地孤立，没有人能帮得到你，只能等待死亡降临。如果人们不再祈祷、不再反抗、那要怎样度日？

  小城中有一位老哮喘病人，靠一大笔钱轻松活到75岁。他“从未对任何事情感到过兴趣”，每日的生活内容就是“数鹰嘴豆”，每装15锅，就意味着他该吃饭了。他的宗教信念是：人在前半生走上坡路，在后半生则走下坡路。走下坡路时，每一天都不再属于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可能被夺走。既然你哪一天都干不成事，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也不干。

  但对于此时的神父帕纳鲁，祈祷仍然是有意义的，在黑暗中仍存在“一切痛苦深处的永生之光”和上帝“坚持不懈变恶为善的意志”。

  但是正因其虔诚，所以有挣扎。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虔诚的教士阿廖沙遭遇了圣人尸体的腐烂，于是走入尘世的泥土中寻求答案，帕纳鲁在面对同胞之死时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志愿防疫队。在那里，他遇见了令《卡》中伊凡无法释怀的同样问题：无辜孩子的死。

  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红肿的眼皮下涌出，顺着他铅灰色的小脸流淌起来。发作一阵之后，他精疲力竭，蜷缩着他那骨瘦如柴的双腿和胳臂，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折磨，孩子身上的肉已经消失殆尽了。这时，在这张惨遭蹂躏的床上，病孩儿的姿势让人想到奇异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为什么至善的上帝，会对一个无辜孩子的死无动于衷？”

  因为这个问题，伊凡成为了无神论者，帕纳鲁也在“全信”与“全不信”之间百般煎熬。一方面，他认为“或许应该去爱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他又偷偷写作《神职人员是否应该求医问药》的论文，并做了第二次布道。这一次，他说“孩子的死”不能再被理所应当地接受下来，而是“受辱者心甘情愿的屈辱”；他不接受毫无作为的等待，而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尽力做一些好事。”

  神父死于一场奇怪的热病。在被死亡击败之前，神父被其他的什么打败了。但正是打败他的东西——来自亲眼所见和亲身体会，让他做那个“留下来的修道士”，和信仰各异的人们站在一起，为拯救生命而努力。

  记者朗贝尔：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帕纳鲁是少数拥有真诚信仰的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鼠疫发生前后，个人的利益或幸福，远比宗教教义更令人感兴趣：“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如别离和恐惧，但人人都继续把自己操心的私事放在首位。”

  因而在鼠疫期间（其他灾难降临的时候也是如此），规章和法律的边界被冲破，盗窃案的数量开始上升，小城的访客，或是那些与爱人分隔两地的居民，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冲破政府的戒严，阿赫兰的大门时不时响起枪声。

  朗贝尔就是一位与未婚妻分隔两地的记者。他从巴黎来到阿赫兰，只为撰写一篇有关阿拉伯人生活的稿件。自然，在鼠疫发生之初，他仍然保持无忧无虑、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模样；然而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隔离处境，回到爱人身边的愿望就超越了一切。

  为了逃离这座死亡之城，朗贝尔与政府交涉了无数个来回。在官方渠道行不通的情况下，他得到了通缉犯柯塔尔的帮助，希望能够从黑道朋友那里找到机会。

  与一般人不同，朗贝尔对“个人幸福”有着近乎信仰般的坚持。这位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并且目睹过战败的记者说：

  现在，我知道人可以建立丰功伟绩。但如果他不能具有强烈的感情，我对他就不感兴趣。

  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那很容易，而且我听说那已经造成大量死亡。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

  对于朗贝尔来说，“幸福”或“爱情”并不是凡夫俗子微不足道的追求，而是对“为理念而死”的反叛，是在英雄主义夺走千万人生命的时候，守护最为脆弱的个体尊严。

  小城的志愿防疫队，起初在朗贝尔看来，也是这样一种抽象理念的产物。他可以深爱自己的妻子，但无法对这些异乡人产生感情；他可以理解人对亲人施以援手，但无法理解为公众谋福祉：后者似乎已经背离了爱情，进入了理念的领地。

  事实上朗贝尔的逃跑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尽管中间有许多意外环节，但是他身边的阿赫兰人（除了政府的办事人员）都在鼎力相助，罪人、“坏人”、以及他以为的“为理念而死”的医生，都认可“追求个人幸福”是无可置疑的决定。

  但就在计划成功的前夕，在距“幸福”一步之遥的地方，这位原本已经被判死刑的记者忽然动摇了。在这短暂的、用千辛万苦换来自由时刻，他选择留下来，参加医生组织的志愿防疫队伍。

  是什么，迫使一个人甘愿离开自己的爱人，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呢？

  事实上，里厄医生的处境和朗贝尔很相近。鼠疫爆发之前，他的妻子就因肺病离开了阿赫兰，独自一人在外疗养。在特殊时期拥有特殊权利的他，十分清楚这可能就是永别。饶是如此，也一步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医生并非见多了死亡便铁石心肠：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答案是同情心。同情心并非某种想象之物，或是抽象的自我感动。里厄在向朗贝尔解释时说：这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所谓诚实，或许不过是眼见他人痛苦时摸摸自己的良心：

  从四面八方传来低沉的呻吟或尖声的叫喊，汇成一首单调的哀歌。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刺眼的强光下缓慢地走来走去，光线是从带铁栅栏的高高的窗洞射进来的。在这闷热得吓人的大厅里，朗贝尔感到难受万分，而且他很难认出正躬身站在一个哼哼着的病人身边的里厄。大夫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两个女护士从床的两边按着病人，仿佛在让他受五马分尸的极刑。

  而一旦亲眼所见，（他）人便不再是一种理念，置身事外也就不可能：

  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无论神父还是朗贝尔，他们纠结的共同点都在于，无法亲眼见证他人之死而无动于衷。无论同情心也好、诚实也罢，这种无法消解之物让澄明的信仰变得模糊而焦灼，也让自我坚固的堡垒变得一触即溃。

  医生、圣人和普通人

  志愿防疫队最初是由医生里厄和检察官之子塔鲁发起的，事实上，《鼠疫》这部灾难编年史就是由他们共同撰写而成：加缪让里厄做了历史的叙述者，在主线之外又不断引用塔鲁的日记作为补充。

  见证他人之死对于这二位来说都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塔鲁年轻时无意参观了父亲的一次庭审，罪犯被处以死刑，之后他又现场观摩了枪决。对死刑的憎恶使他离家出走，积极投身各种各样“与社会作斗争”的政治运动，但最终他发现，在这种政治形式的反抗中，他也免不了宣判另一些人的死刑。

  塔鲁发现自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安宁：

  在今天，即使比别人优秀的人们也免不了去杀人，或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我还意识到，在当今世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别人的死亡。不错，我一直在感到羞愧，这一点我心中有数，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处在鼠疫的包围中，我因此而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到今天我还在寻找安宁，我试图理解所有的人，试图不成为任何人的死敌，从而找回我的安宁。

  他选择通往圣人的一条路：依靠“同情心”来“试图理解所有的人”，“站在牺牲品的一边”，以此来反抗促人死亡，以及“认为杀人有理”的一切。

  至于里厄，这名工人的儿子在从医之前就已经体会过贫穷所带来的痛苦，在偶然选择这个职业后，他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忍受死亡的情景：

  知道吗，有些人就是不想死？您听见过一个女人在临终时大喊 ‘永远不要死！’吗？我可听见过。我当时发现我简直适应不了那种情景。我那时很年轻，以为我的憎恶之情是针对天地万物秩序本身的。自那以后，我变得谦逊些了。老实说，我一直不习惯看见人死去。

  无论是出于职责还是出于本心，“与死亡做斗争”都是里厄最直截了当的信条。这种斗争并不宏大，哪怕是在鼠疫这样的大事件中，他所做的其实也不过是坚守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日常劳动而已。

  加缪拒绝为这场灾难刻画什么英雄。在他看来，鼠疫最有力的反抗者，不是做出卓绝功绩的伟人，而是最平凡、最普通，在日常的劳作中活出生命的人。

  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谈谈另一种西西弗的形象。

  约瑟夫·格朗是一个在故事内外都不引人注目的小公务员，但加缪却视他为“在鼠疫中唯一应该树立的榜样”。

  一辈子没走出这一个街区，为结婚而辍学就业，最终成为一名日薪62法郎的政府临时工——格朗成天在办公桌前核实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是为某个年轻人编写清除垃圾税率的报告搜集材料，当然，后来，他也成为了防疫队一员。

  格朗最大的特点（或问题）是：永远缺乏适当的措辞，换句话说，他过于诚实，以至于心流与文字之间的鸿沟比一般人突出百倍。这个问题使得他无法索求更高的职位，也无法挽回失去活力的爱情。最终，在贫困生活、暗淡前途和餐桌沉默的夹击下，他的妻子和别人私奔了。

  饶是如此，在可怜的下班时间里，在一个毫无幻想的城市中，在一个没有丁点浪漫可言的公务员身份下，他却养成了一种近乎“高贵”的写作爱好：

  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风姿绰约的女骑士跨一匹漂亮的阿尔赞牝马，驰过布龙涅林苑繁花似锦的条条小径。

  这段落理应是一部伟大小说的开头，但是格朗却似乎只能停留在这里，为之耗费无数个夜晚，变换无数词语，只为离内心那份美好画面更近一些。命中注定他写不成鸿篇巨著，成不了名留青史的伟人。但在加缪看来，他拥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能够始终勇气百倍地保持自己美好的感情，使英雄主义恢复次要的地位，而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

  对于无数个这样的西西弗来说，失败是既定的命运。

  鼠疫并没有被志愿者防疫队消灭掉，和来时的不可捉摸一样，它只是在某个太阳重新升起的清晨自行消失。但更重要的是，阿赫兰人没有彻底被鼠疫“打败”，无论是死于细菌，还是死于自己的绝望。

  正是从那些决不投降的西西弗身上，加缪似乎发现了“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就如阿廖沙对孩子们说：“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最后是永远不要互相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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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的成人礼

  作者：小菟 发布时间：2008-04-05 20:24:10

  《绿野仙踪》是我极其迷恋的童话，它改编成的木偶片和多版动画片小时侯都看过。把书中的多萝茜对照英文人名表查出来是Dorothy，从此我有了生平第一个英文名。口语课上外教在点到我名字的时候问我可看过电影《Wizard of OZ》，我不知道还有电影啊，于是就买了。《绿野仙踪》、《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格林童话里的小红帽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这类童话有着共同的主题，其中包括三个重要元素：少女，异境，历险。

  童话里的Dorothy年龄很模糊，但在我们印象里她在十三岁上下，这是个很关键的年龄。有精神分析学家曾考证小红帽这个形象，说红色帽子隐喻的是月经初次来潮。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类故事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少女的成人仪式。

  狮子王孙悟空之类的故事讲的是男孩子的成长，从反叛，被镇压，到最后的弑父或是被父亲认同，其中是父与子的关系决定着情节的发展。而《绿野仙踪》开头Dorothy为婶婶（母亲的替代者）对她不耐烦而伤心，从而离家出走了，着重表现的是一个即将成年的女儿与母亲之间的冲突。因好奇、迷茫、烦闷不安等各种原因而离家，初次认识现实并战胜困难的过程，是少女长大必经的“成人礼”。

  异境在电影里表现为Dorothy一个斑斓的长梦，即她平日所向往的“over the rainbow”。但在童话原著和其改编的动画里并没把它当成梦境，OZ国的确是存在宇宙某个角落的仙境。异境里除Dorothy之外的六个重要人物是不变的：稻草人，铁皮人，狮子，仙女，女巫，魔术师。

  它们的象征意义很明显，电影的导演深谙其意，因此在Dorothy梦里出现的演员都在梦境之外的日常生活里扮演了其对应的角色：稻草人，铁皮人，狮子是友善的男性朋友，处处给她协助；女巫是常欺负Dorothy和其他弱小者的恶女人；魔术师是个自以为是的男人，但也不能否认他确实有点本事。仙女在现实生活里没有具体对应者，但可以看作是Dorothy心中存在的形象，美丽智慧的女神，往往是小女孩对待困难的精神指引者。

  黄砖路毫无疑问象征着正确的人生道路，而催眠的魔花之类则象征着可能出现的诱惑。

  稻草人，铁皮人，狮子所缺失的东西也可看作是Dorothy要认识要寻找的，她将在这成长的路上获得智慧、情感和勇气，从而达到成年的必要条件。

  初次看动画片时觉得这OZ国着实古怪，和过去童话里常见的森林宫殿之类有着很大不同，再次感谢电影，在场景布置上动用了象征意味明显的色彩和歌舞，让我明白了其中的寓意。

  龙卷风之后Dorothy和房子最先落下的地方是，会唱歌的可爱小精灵，仙女，树木和缤纷花朵，通过长长的黄砖路到达了秩序严密结构复杂的翡翠城，里面是一排排身着绿衣的少年侍者，这象征着Dorothy的心境由天真漫烂的儿童时代转向注重礼仪和规则的成人世界，在翡翠城里，Dorothy在见到魔术师前被改变了发型，两只麻花辫变成了披肩发，这个细节也体现了这种转变。

  而后，一行人来到了女巫阴森可怖的城堡，有火把和飞猴，时间永远是黑夜。尽管我们的Dorothy始终被塑造得那么善良，这阴森的景色还是暗示出来了，如同一切争取生存空间的人一样，她已不可避免地陷入勾心斗角的利益争斗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番磨难之后，最后完成Dorothy心愿的不是那个故弄玄虚的魔术师，而是仙女。魔术师可看作是来自男性世界的权力，而仙女象征的是Dorothy的深层自我，智慧、情感和勇气的获取都来自于外界，而“回家”这件事意味着内心对母亲和最初自我的认同，必须经由她的内省才可完成。

  最后，必须要提一下那双红宝石鞋，那双鞋子有着巨大的魔力，可送Dorothy去任何地方，而未经仙女点拨的她却不知道其力量。其象征意义在动画版本体现得较明显，结尾处Dorothy转动红宝石鞋，狂风再次来到，把她吹回了家，鞋子就在这狂风中永远地遗失在大漠中了。我觉得遗憾，为什么不让Dorothy带着红宝石鞋回家呢？但也隐隐感到，带不回才是合理的结局。

  亦舒在《阿修罗》里说，少女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最透彻，像冷的刀刃，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柔而迟钝。奇妙的历险结束了，长大了的Dorothy回来了，不再是过去那个懵懂无知的Dorothy，她多了智慧、情感和勇气，但那独属于孩童的想象力和灵气却是永不会再回来了。红宝石鞋，大概就是象征着那些到了人生某一阶段注定要消失的魔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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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的交流方式

  作者：宗大桔 发布时间：2013-04-10 16:08:08

      顺着大海漂流，抵达另一个世界的人手，爱情原来如空气，不曾离开不曾走。

    这个故事是一个值得看的故事，会教给我们一个道理，美好未必长久，珍惜才是王道。珍惜你的眼前人吧，爱，就与他相守一生一世。哪怕远隔大海，远隔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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