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晚年礼学思想研究——以《仪礼经传通解》为中心的考察 word 下载地址 网盘 在线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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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真正的遗产保护

  作者：桂道樂 发布时间：2021-12-09 22:26:16

  ◆ 保护的“误区”

  >> 在国际上，原真性原则是检验城市遗产保护成功与否的基本原则，这是保护的核心问题。

  >> 显然，这种以景观需求为主要目的的新建仿古建筑已不属于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因此也无法用原真性原则加以衡量。但是，它却对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造成了很大影响，引发了到处都重建已经消失的历史建筑的风潮，而且混淆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新造所谓“历史景观”两个概念。

  ◆ 六、“文化工程”

  >> 以文化为名的工程是新建项目，不属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但是现在很多人把这种建设行为当成遗产保护，在我国公众遗产保护意识不强的情况下，使人们混淆了遗产保护与再造历史景观的差异，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危害；还有些人把“文化项目工程”当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希望借此提升国家软实力。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打造人造“文化”，其实他们的注意力在于“经济”——希望借“文化”发展旅游，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 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样的文化项目工程常常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些项目在经历了暂时的繁荣之后就开始衰败，这些耗资巨大的工程项目不但不能保护好现有的文物古迹，大量的人造景观还会破坏现有的历史环境，值得我们深思。

  >> 无论是世界上，还是我们中国，所有杰出的城市都不是靠打造历史文化景观而闻名的，与之相反，杰出的城市反映的是时代的特色、文化和技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在当时展示了最新的技术，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展示的是时代的特征，它们没有使巴黎形象有丝毫的减损，反而让古老的巴黎展示了时代风采，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

  >> 再造的文化景观无法推进民族文化的进步。孔孟文化固然重要，但中华文化如何能通过一座“城”来体现？文化是融合于全民的知识素养之中的，而提升中华文化更需要一系列的、长期的行动，比如文化遗产保护，青少年的教育、人们日常生活中道德情操的培养等等。如果把建设“文化工程”的大量资金用来修建博物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会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教育是立国之本”，提高国民素质是首要，中华文化的保护、继承、传播与光大是教育的根本途径。

  >> 一些大规模的项目工程不仅破坏自然生态景观的完整性，而且传统文化中富有意义的事物被简单化成商业性的虚妄庸俗的符号，富有煽动性的表面意义盖过了本该有的厚重内蕴，是对文化价值的背叛和对“真文化”的曲解。

  >> 几乎每一种具有魅力的文化，都必有浩浩荡荡却毫无魅力的伪文化。

  >> 过多过滥的‘老北京’‘三国城’等堆砌不出真正的文化，这些人造景观在饱受风吹日晒后终不过是些建筑垃圾。当这些充满虚假气息的东西在当下文化生活中弥漫开时，冯骥才所言将不是危言耸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正在被改造得浅显粗陋。这文化的粗鄙化带来的更深、更长远的危害，不仅仅在文化本身，还将败坏我们的国民精神，即精神走向浅尝辄止、粗糙浮泛、不求精神和甘居落后，伪文化将进一步使民族低素质化。

  >> 当前的许多所谓的“保护”行为，都是在破坏遗产的价值，保护历史古迹与环境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历史遗存的整体性至关重要。国际上的宪章文件多次强调应尽可能地保护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全部历史信息，包括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我国的一些地方却没有把握好发展旅游的“度”。发展旅游首先要保护好文化遗产，尊重遗产地的自然生命进程，而不是再造“文化景观”。文化项目工程的根本出发点不在于保护城市遗产，而更多的是考虑旅游，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旅游才进行保护，才来建设文化项目工程，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

  >> 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项目常常占地几千亩，建筑用多少材料更难以预计，虽然一些项目是私人企业投资，但是土地、材料、能源的浪费却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样的工程项目可能会取得短期效益，但是希望通过“再造景观”来发展旅游，不可能具有长远前景，更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个是普遍性的问题。与大规模的文化项目工程相比，中国农村散布的大量传统民居，由于缺少财力、技术方面的支持，面临着剧烈的人为破坏和渐进的自然损毁。

  ◆ 八、旧城改造

  >> 人们感到失望是因为：破旧的棚屋消失了，那些古老的四合院也一起消失了

  >> 这究竟是历史遗产地，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房地产项目？

  >> 所谓的“修旧如新”或“原样重建”实际上就是将老建筑推倒后在原址上使用新材料、按照原式样重新建造。比如奥运前夕的北京胡同改造，虽然在整体上很好地传承了传统街巷格局，但是，这不是真正的保护，这样的“原样重建”使建筑的历史价值荡然无存。新建筑无论模仿得如何逼真，都无法追回逝去的时间，如此的传统街区更新模式丢失了古建筑的历史价值。

  >> 所谓的“修旧如新”或“原样重建”实际上就是将老建筑推倒后在原址上使用新材料、按照原式样重新建造。比如奥运前夕的北京胡同改造，虽然在整体上很好地传承了传统街巷格局，但是，这不是真正的保护，这样的“原样重建”使建筑的历史价值荡然无存。新建筑无论模仿得如何逼真，都无法追回逝去的时间，如此的传统街区更新模式丢失了古建筑的历史价值。

  >> 如果采取“修旧如新”的保护方式，古建筑连最基本的“见证文物”的功能也会消失。

  >> 许多人误以为整体性就是追求“风貌”的统一，通过对旧城区传统建筑的“修旧如新”来换取的和谐实际上只是一种视觉上和心理上的宽慰，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城市遗产的生命力——其历史价值的丧失。

  >> 首先，重建的新房子没有时间的历史叠加痕迹，而原真性的根本就在于它的时间性，在保护中如果无法体现它的时间性和历史感，那么城市遗产本身的价值将被遮蔽。历史建筑应该是历史的原物，而利用现代材料重新修建的是新建筑。在老建筑被拆除的之时，其实已经宣判了它的消亡，它的存在已经结束了。重建起来的建筑，是一个新的存在，它所代表的技术、材料、工艺水平都是当代的，不具备时间的累积过程，而我们所要保护城市遗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护镌刻在遗产上的那一段时间历程，那一段历史岁月。

  >> 城市遗产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证据，这些历史证据是他们叙述历史的出发点，借此建立起对过去的认识。

  >> 认识历史需要城市遗产的原真性。

  >> 为求风貌统一，对老房子采用粉刷外墙的办法，虽然外表很光鲜，但决策者没有理解保护的宗旨，仅仅把城市遗产保护看作改善城市形象的工具，造成对城市遗产保护理念的误导。实际上，外表的改善并不能真正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旧城改造的“形式主义”仍然泛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城市发展中必将充斥越来越多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

  >> 我认为，对我国的历史街区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小规模发展模式，将街区内建筑逐栋调查，针对每幢建筑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需要保护，有的需要维修，也有的需要拆除和重建。保护前提下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深入细致的工作。

  ◆ 九、文物及考古专家

  >> 对于单体建筑和建筑群，原真性就是原状。对“原状”的理解有些不一致，梁思成提出“修旧如旧”, “旧”也有不同的理解，我理解就是“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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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与前作有关的故事，一篇有红鲱鱼的故事，以及一篇郑渊洁式的童话故事

  作者：yasha001 发布时间：2022-06-13 14:58:23

  前面说过这部作品的看点包括两个，一个是关于这个游戏的主线剧情进展情况，另一个则是每个选手所讲的故事。但一直到看完第四集，我觉得整个故事的主线剧情仍然是非常松散而且非常牵强。我虽然没有看过前作，但我想宁航一写这部书的一个目的是把自己的一些短篇小说能用一种并非短篇集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这一点他做得还是挺到位的，每一个选手的故事其实单独来看虽然有不足，但总体的感觉是故事性超过了其他内容，也就是说读者在看每一个选手所说的故事的时候会沉浸在故事中而忘了这还是一部长篇小说。

  

  外封、本体和书签

  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说，作为长篇小说的本作还是失败的，因为读者更多的还是想看每一个小故事的脑洞。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一个故事实质上都和主线并没有什么关系，至今为止就是单纯讲了一个吸引人的故事罢了。而宁航一显然也是认知到这一点的，这从第九个故事《火锅与死神》就可以看出来。

  《火锅与死神》是到第四集为止11个故事中最特别的一个，它和《鱼悸》类似也有着作中作的结构，但相比起《鱼悸》，《火锅与死神》的整体结构基本是复刻了《必须犯规的游戏》这部作品的结构：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分别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最终在《火锅与死神》这个故事中，选手宋伦甚至还谈到了自己讲的这个故事中的人物讲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复仇对象。这就和我在第二集的评论中提到的一样，这次游戏的主办者举行游戏的目的的可能性之一就是通过每个人讲述的故事找到他的复仇对象。

  正是因为有完全一致的文本结构，《火锅与死神》也就是到目前为止与游戏主线最贴近的故事，再加上其中一篇作中作还出现了和宁航一前作紧密关联的故事，即前作的第12个故事《私房菜》的男女主角再次登场。从这种种迹象来看，如果宁航一真的打算用讲故事的游戏来完成什么目的，而且主办者也在选手之中的话， 那么《火锅与死神》的讲述着宋伦是所有玩家都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

  但是我不知道作者的打算究竟是怎么样的，在主线剧情中，这么重要的故事竟然也被忽略了，所有其他选手也仅仅是说了几句，并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形式的监视，这在以命相搏的游戏中（特别是已经出现了真正的死者）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虽然作者想让短篇故事和主线剧情非常自然地衔接起来，但是由于短篇故事肯定是早于完整的主线剧情就完成了的，强行将两者串联成一部作品，其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生硬的地方。从而造就了整个游戏中玩家们完全不符合常理的心理和举动。

  当然，如果仅仅从短篇集的角度来看，第四集的三个故事中，《火锅与死神》和《黑夜迷踪》两个故事可以归入现实世界的悬疑推理小说类型，这两篇都完全可以在现实中完成整个故事，不存在超自然的内容，而且《黑夜迷踪》更是有着许多红鲱鱼，完成度还是比较高的。

  但我在这一集中最喜欢的还是《永夜》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有着一股浓浓的郑渊洁的童话故事味道，当然，这里说的是郑渊洁后期的《金手指》《白客》《鬼车》等一系列成人童话。一个完全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永久日全食小镇的故事，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人性、社会的肤浅探讨，真的让我有回到了看郑渊洁后期童话的感觉。当然，这个故事不足的是最后硬是来了个无聊的外星人解释，能不能不要老是把无法解释的现象推给外星人啊？

  好了，下一集就是大结局了，现在选手们的道具基本也没怎么用，对应的塔罗牌更是装饰品，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主线剧情会有怎样的结局，但愿会有让我能够接受的举办这个游戏的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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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威 | 亡明作为隐喻——台静农《亡明讲史》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0-12-15 11:38:17

  本文原刊《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4期

  摘要：《亡明讲史》是台静农完成于抗战时期的历史小说，陈独秀曾经先睹为快。这部以满清灭明史事为蓝本的演义之书，是一部危机之作，也是一本危险之作。台静农日后携书稿到台湾，在戒严的时代里，当然心存顾忌。《亡明讲史》自此被束之高阁，直到2020年才正式出版。抗战期间流亡知识分子颠沛流离，每有兴亡之叹。南明作为隐喻，此时又成焦点。台静农随性出入古今，从晚明看见民国，从文明看见野蛮。他质疑历史大叙事「诗学正义」的可能。不过《亡明讲史》更应被置于文学史与台氏的精神史脉络中加以看待，因为他的对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写作《故事新编》的鲁迅。在这部迟到八十年的抗战小说中，我们见证一位五四文人兼革命者的自我对话与转折。《亡明讲史》正位于台静农生命转折点上，其内蕴的张力关乎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历史有如梦魇，我挣扎从中醒来。」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

  1937年夏天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台静农（1902-1990）和千百万难民撤退到大后方。他落脚四川江津，先于国立编译馆担任主编，随后受聘执教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战争带给他重重考验，包括痛失爱子。[1]但一如他日后所言，这只是「丧乱」之始。[2]也就在此时，他写下《亡明讲史》。

  台静农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传奇人物。因为家国丧乱，他的生命被切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台静农生于安徽，青年时期深受五四运动洗礼，关心国家，热爱文学，并视之为革命启蒙的利器。1925年他结识鲁迅（1881-1936），随后参与左翼活动， 1930年北方左联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3]也因为左派关系，他饱受国民党政府怀疑，1928至1934年间曾三次被捕入狱。[4]抗战时期台静农避难四川，巧遇五四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1879-1942），成为忘年交。[5]

  抗战胜利后，台静农并未能立即离开四川。1946年去留两难之际，他觅得国立台湾大学一份教职，原以为仅是跨海暂居，未料国共内战爆发，让他有家难归。在台湾，台静农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乡成为故乡。

  台静农在台大中文系任教二十七年，其间任系主任长达二十年，广受师生爱戴。除任教治学外，他以书法见知艺坛，尤其擅长倪元璐体，被张大千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台的才情风范成为五四一辈来台学者的典型，然而在彼时的政治氛围下，他对早年的经验讳莫如深——包括了战时所写作的《亡明讲史》。

  *

  《亡明讲史》顾名思义，讲述明清易代之际，天崩地裂的一段史事。全书始于李自成（1606-1645）攻陷北京，长驱直入紫禁城自立大顺王，百官四散，崇祯皇帝（1611-1644）走投无路，自缢景山。继之福王在乱中建都南京，是为弘光朝。此时清军已经席卷大明半壁江山，南明小朝廷偏安一隅，兀自内斗不已。福王昏聩颟顸，耽溺酒色，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左良玉、刘泽清拥兵自重，史可法等少数忠臣良将一筹莫展。这是一出完美的亡国大戏。果然，清兵不久长驱直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最后南京沦陷，福王窜逃，未几被俘。南明弘光一朝从开始到结束，为时不过一年。

  《亡明讲史》完成于抗战最胶着的时期，廖肇亨推断为1940年前后；因为陈独秀在当年秋天已经先睹为快，并致书台静农，鼓励他「修改时望极力使成为历史而非小说，盖历史小说如《列国》、《三国》，虽流传极广，实于历史、小说两无价值也」。[6]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和左翼革命的先驱，也是中共党史早年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他之后被贴上托派标签，驱逐出党，并进了国民党的监狱。台静农认识陈独秀时，陈甫出狱，穷途潦倒。两人很快在彼此身上找到默契：他们都曾经是革命理想的信徒，却各自走上曲折道路。时不我予，他们流落在西南边陲小城，幽幽相濡以沫。

  

  陈独秀致台静农信手迹

  在对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刻，台静农写出一部满清灭明的小说，自然是甘冒不韪。原因无他，此书太容易被视为讽刺国民党政权的末世寓言。这段期间他曾先后写出杂文，针砭时政，感伤民生。《亡明讲史》更以「讲史」形式，暗示历史的永劫回归：大敌当前，国民党退居西南，纷纷扰扰，何曾全力投入抗战？明亡殷鉴不远，民国的命运又是如何？

  台的讥诮可能出于早年政治经验，但更来自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心声。不论如何，这是一部危机之作，也是一本危险之作。日后他携带此一书稿来到台湾，在戒严的时代里，当然心存顾忌。《亡明讲史》被束之高阁，良有以也。

  我们今天该如何评价这部迟到八十年的抗战小说？抗战期间流亡知识分子颠沛流离，每有兴亡之叹。南明作为隐喻，清代即有脉络可寻，此时又成焦点。陈寅恪（1890-1969）北望中原，曾写下：「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7]陈的亡明情结延续到1950年代，以《柳如是别传》（1958）为高潮。冯友兰（1895-1990）则以较乐观的眼光看待，称之为「第四次南渡」。冯认为中国历史的前三次南渡分别是第四世纪的晋室南渡、十三世纪的南宋偏安，与十七世纪的南明起义。这四次南渡都是因为异族——胡人、女真、满人、日本人——侵略中国而发生，每一次侵略都将中华文明逼向一个存亡危机；政治正统、文化与知识命脉都备受考验。[8]冯友兰宣称抗战引发的第四次南渡将以北归作结；贞下启元，剥极必返，中国必能复兴。

  相对于此，左翼文人如阿英(钱杏邨，1900-1977)在上海写出南明系列戏剧《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张苍水》。郭沫若（1892-1978）则于1944年——明亡三百周年（1644-1944）——写出〈甲申三百年祭〉。郭以李自成农民起义的角度写出革命的史前史，赞美闯王的反叛精神，遗憾其人刚愎自用，终不能成大业。他并推崇仕宦子弟出身的李岩，「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9]郭期待延安的共产党记取甲申教训，为革命开出新局。郭文引来国民党强烈抨击，日后却成为革命书写名篇。

  台静农在甲申之前数年就写出《亡明讲史》，即使无意为风气先，也的确流露出一种强烈的世变心态。[10]国难当前，当权者却依然贪腐无能，有识之士怎能不忧心忡忡？但台静农与郭沫若极有不同之处。对郭而言，历史进程必须以革命来实践，延安势力不啻是民间起兵的进步表征。他期望的历史充满破旧立新——尤其是建构国家民族——的力量。然而对台静农而言，历史已经失去了这种承载过去、建构未来的目的性。他固然期待巨变，但对于巨变之下的不变——人性的卑劣、世事的无常、命运的「无物之阵」——却有不能自已的忧惧。

  这让我们再思《亡明讲史》叙事风格的特征。改朝换代、国破家亡原来是再沉重不过的题材，台静农却采用了轻浮滑稽的方式叙述。崇祯王室最后一刻紊乱暴虐、宗室朝臣苟且偷生，南明小朝廷尔虞我诈，霎时大难临头，一切灰飞烟灭……，他的叙事者彷佛立意将明朝灭亡写成一出闹剧。当皇帝与外寇、乱臣与贼子都成了跳梁小丑时，起义也好、战争也好、甚至屠杀也好，都不过是充满血腥的笑话。当历史自身成为一个非理性的混沌时，史可法等少数典范也只能充当荒谬英雄罢了。

  《亡明讲史》读来不像一般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小说。这也许是为何陈独秀看过初稿后，有所保留的原因；他希望台静农将小说写成历史，但台静农却视历史犹如小说。陈独秀低估了台静农的心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台静农何尝不曾「呐喊」过、「彷徨」过？但到了抗战前夕，新文学的范式显然已无法表达他所感的时，或他所忧的国。在革命与启蒙之外，他感受到更苍莽的威胁铺天盖地而来。无论政治抱负上或个人情性上，他都面临着此路不通的困境。《亡明讲史》那样阴暗却又轻佻的口吻，已经清楚标示他的危机感。在这方面，台静农对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鲁迅。

  *

  1922年底，台静农成为北大学生，不久即参与五四三大现代文学组织之一「明天社」的创立。[11]1925年，台静农结识鲁迅，迅速成为亦师亦友的知交。他们与几位友人[12]组织了未名社，译介外国文学，特别是苏维埃文学。与此同时，他也编辑了文学史上第一本鲁迅作品批评论文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30年秋，台静农和一群友人共同提倡创立「北方左联」(次年年初成立)，台顺理成章的担任常任委员之一。1932年，鲁迅因为台的协助才能回到北京小住，发表了著名的「五场谈话」，并参与两场地下论坛，而未遭到当局刁难。[13]台静农与鲁迅的深厚情谊也可从两人的书信往来，以及台静农关于鲁迅的演讲与写作中一见端倪。[14]1937年北平沦陷前一夜，台静农手钞鲁迅旧体诗三十九首，携带出奔。

  

  未名社骨干。三四十年代摄，左四台静农

  五四之后，台静农开始小说创作，1928至1930年间，出版了《地之子》与《建塔者》两本短篇小说集。《地之子》描绘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深陷苦难与惰性的循环，无法自拔；《建塔者》则彰显了革命青年如何建立起高塔般的使命，舍身蹈火在所不惜。合而观之，两作指出当时小说写作的两种趋势：乡土写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穿梭在「地」与「塔」之间，台静农为一九二○年代末中国小说添上最精彩的一笔。他精练的修辞、抑郁的风格，乃至对写作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思考，在在令我们想起鲁迅。鲁迅所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有台静农小说四篇，是为收入篇数最多的作家之一，鲁迅对台的欣赏，可见一斑。[15]

  乐蘅军曾指出台静农早期小说展现「悲心」与「愤心」的张力。《地之子》直面人世苦难，企图以无比的悲悯包容众生。[16]但在革命的时代里，「悲心」很快就为「愤心」所取代。《建塔者》描写革命青年如何饱受冷血迫害及自我抑郁的折磨。这些故事结构零散，声调若断若续，彷佛要讲述的真相总是难以说清；叙事者就像是个劫后余生者，从死亡的渊薮带回那一言难尽的讯息。

  1930年代前后，台静农遭遇一系列政治打击。先是1928年初，未名社因为出版托洛次基的《文学与革命》，被北京当局强迫关闭。台静农和另外两名译者韦丛芜与李霁野，遭到逮捕。台静农入狱五十天，案情一度「颇为严重」。[17]1932年末，台再次因持有革命宣传资料与炸弹的嫌疑被捕。[18]尽管最后无罪释放，他却因此失去辅仁大学教职。1934年7站台静农第三次入狱，罪名仍为共产党关系。[19]1935年出狱后，台静农在北京已无立足之地，只能在福建、山东等地寻觅教职。这些经验日后他虽绝口不提，但无疑已成为忧郁核心，渗入他的写作甚至书法。

  如果台静农早期作品证明了他的「悲心」或「愤心」，《亡明讲史》则透露出他横眉冷言、笑骂一切的犬儒姿态。台静农的「悲心」与「愤心」来自于他仍然视历史为有意义的时间过程，有待我们做出情感与政治的取舍。他的犬儒姿态则暗示他看穿一切人性虚浮与愚昧，进而嘲弄任何改变现状的可能。如此，他笔下的史观就不赋予任何一个时代，不论过去还是未来，本质上的优越性。当下看来就像是过去的重复，反之亦然。

  这一风格立刻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的《故事新编》（1936）。晚年鲁迅自谓以极尽「油滑」之笔重写历史或寓言；他刻意颠倒时代，张冠李戴，故事于是有了新编。在大师笔下，儒墨道德君子凄凄惶惶犹如丧家之犬，自命清高的老庄也难逃装模作样的嘲讽。纵是女娲的补天之举也只落得一场徒劳的闹剧。「油滑」的极致，不仅人间的秩序失去意义，天地的秩序也纷然瓦解。无物之阵的狂欢一旦启动，不论什么革命进步方案都注定被吞噬殆尽，就像〈铸剑〉中人头滚动的那口大鼎一样。

  台静农以类似角度看待晚明——或抗战——天崩地解的现象，激烈性可想而知。他随性出入古今，从晚明看见民国，从文明看见野蛮。他质疑历史大叙事「诗学正义」的可能。我们阅读史可法的孤军奋斗、或扬州十日的屠城死难，与其说感受到天地不仁的悲怆，不如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虚浮。钱谦益等士大夫的惺惺作态，崇祯皇帝的殉国死难，或弘光皇帝的昏聩荒淫，不过殊途同归，都为大明送终而已。台静农如此描写崇祯的最后一刻：

  宫中树木新叶正发，晨光中已能辨出油绿的柳色，皇帝不禁心酸，霎时间过去十六年中的一切，都一一的呈现在面前，忽又一片漆黑，一切都不见了，只有漆黑。（页31）

  他笔下的扬州十日：

  且看这偌大的扬州城，被清兵闹得比地狱还惨，奸抢焚杀，无所不为，正如三百年后现在的日本兵的兽行一样……五天的光景，就屠杀了八十多万人，妇女上吊的投水的被掳去的，以及饿死的骇死的还不在数，作者不用在这里重述了，读者自己去翻翻这篇血史吧，看看同我们的日本敌人现在放下的血债有什么分别没有？（页141）

  在这层意义上，《亡明讲史》流露的幽暗意识不再局限于政治、道德批判，而有了本体式的、横扫一切的戾气。

  *

  赵园论明末时代氛围，总以王夫之所谓「戾气」二字。[20]她在时人论述里不断发现「乖戾」、「躁进」、「气矜」、「噍杀」、「怨毒」等字眼，显现一个激切纷乱，上下交征的时代如何动人心魄。始作俑者当然是皇朝无所不在的暴虐统治，尤以对待士大夫为甚。有关明代种种钳制、杖杀、逮系、监视、流放的「规训与惩戒」已有极多研究，赵园则提醒我们，这样的统治风格如何渗透至各个阶层，形成见怪不怪的感觉结构。帝国表面踵事增华，恐怖与颓废的暗流早已腐蚀民心，以致沆瀣一气。

  时至晚明，朝中阉党与东林党斗争你死我活，几无宁日；上行下效，民间也形成尖峭寡恩的风俗。刘宗周因此感叹：「乃者嚣讼起于累臣，格斗出于妇女，官评操于市井，讹言横于道路，清平世宙，成何法纪？又何问国家扰攘！」[21]更重要的，戾气所及，穿透舆论清流，模糊了仁暴分野。鼎革之际，烈夫节妇或殉难、或抵抗者不知凡几，固然展示誓死如归的勇气，换个角度看，却也不无铤而走险、甚至「施虐与自虐」的征候群。[22]

  《亡明讲史》写尽了弥漫明清之际的戾气。这戾气吞噬袁崇焕、左光斗，也吞魏忠贤、李自成；吞噬史可法、高杰，也吞噬马士英、阮大铖。掩卷兴叹之余，我们要问，作者台静农自己不也难以幸免？全国抗日的时刻，敌我忠奸的杀伐之气甚嚣尘上，而台静农似乎走得更远，流露出玉石俱焚的忧郁和诅咒。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但他必已感觉《亡明讲史》这类作品可一而不可再。

  如何化解这样的戾气成为台静农最大的考验。我所关注的是，台静农撰写《亡明讲史》同时，已经开始旧体诗创作。他的幼学不乏旧诗训练，转向五四后搁置已久。新文学引领他写出《地之子》、《建塔者》这类标榜现实主义人道精神的作品，然而曾几何时，他逐渐理解新文学一样不脱程序化的形式和窠臼，现实主义也每每沾染意识形态色彩，变得毫不现实。生命的困蹇无明让他体会启蒙与革命的局限。眼前无路想回头，台静农有意识的透过古典诗歌另辟蹊径，探寻一个可以疏解郁愤与忧患的管道。

  

  台静农行书七言诗

  离开晚明，台静农发现了六朝，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大裂变的时代。他从阮籍、嵇康等人的吟咏中找到共鸣。台静农此时的旧体诗均收入《白沙草》，其中最动人的作品无不和历史感喟有关。以〈夜起〉为例：

  大圜如梦自沉沉，冥漠难摧夜起心。

  起向荒原唱山鬼，骤惊一鸟出寒林。[23]

  首联呈现一个天地玄黄、凄清有如梦魅的情境。次联写夜不成眠的诗人起身朗读《九歌》〈山鬼〉，彷佛与两千年前《楚辞》的回声相互应和。诗人的悲声划破了夜晚的宁静，寒林中一只孤鸟受了惊扰，突然扑簌飞出。而我们记得阮籍《咏怀诗》里就充满了孤鸟的意象。[24]

  或有人认为台静农因此背离了他早期的信念。但我认为旧体诗其实将他从启蒙万能、革命至上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也为《亡明讲史》那样的虚无感提出超越之道。旧体诗引领他进入一个更宽广的记忆闳域中。在那里，朝代更迭、生死由之，见证着千百年来个人和群体的艰难抉择。旧体诗的繁复指涉构成一个巨大、多重的时间网络，不仅瓦解了现代时间单线性轨迹，也促使台静农重新思考「讲史」的多重面向。面对古今多少的憧憬和虚惘，他岂能无动于衷？换言之，台静农是以回归传统作为批判、理解现实的方法；他的怀旧姿态与其说是故步自封，不如说形成一种处理中国现代性的迂回尝试。

  不仅如此，正是写作《亡明讲史》期间，台静农开始寄情书法，竟欲罢不能。他在书法方面的创造力要到定居台湾后才真正迸发，并在晚年达到巅峰。从文学到书法，台静农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书写」政治与美学。他早年追索人生表层下的真相，务求呈现文字的「深度」；饶有意味的是，他晚年则寄情笔墨线条，彷佛更专注于文字的「表面」功夫。[25]

  

  晚年台静农

  值得注意的是，台静农重新开始书艺时，先以王铎（1593-1652）为模范，后转向倪元璐（1593-1644）。王铎风格酣畅奔放，相形之下，倪元璐则字距紧俏，笔锋欹侧凌厉，彷佛急欲脱离常规结构，收笔之际却又峰回路转，彷佛力挽奔放的墨色。倪元璐与王铎同为东林党人。东林党在崇祯时期卷土重来，政治影响力自然有助于倪、黄等的书艺地位。但两人不同之处在于：明亡王铎降清，倪元璐则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自缢殉国。

  台静农初遇倪元璐书法时，《亡明讲史》完稿不久，倪殉国一事也为小说所描绘。我们不难想象，在满纸昏君乱臣贼子的荒唐行径后，台静农必然对倪元璐的忠烈心有戚戚焉。书法的创造力有很大的层面来自临摹参照，促使书写者进入意图和中介的辩证层次：就是生命与意象、人格与字体相互指涉的呈现。《亡明讲史》对中国文明、政治未来充满犹疑，而倪元璐的书法则确认了忠烈意识的久而弥坚。

  在这样的脉络里，我们见证一位五四文人兼革命者的自我对话与转折。悲心与愤心，戾气与深情，台静农的后半生不断从书法与写作中尝试折冲之道，死而后已。《亡明讲史》正位于他生命转折点上。这本小说未必是台静农文学创作的最佳表现，但内蕴的张力关乎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那是怎样纠结郁闷的征兆？大势既不可为，唯余小说一遣有涯之生。然而即使是游戏文章也只能成为「抽屉里的文学」。

  故事新编，亡明「讲史」讲不出改朝换代的宏大叙事，只透露「人生实难，大道多歧」的叹息。[26]的确，抗战流亡只是又一次「丧乱」的开始。几年之后台静农将跨海赴台，而且在一个他未必认同的政权治下，终老于斯。

  《亡明讲史》成稿八十年后，我们阅读此书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感触？当此之际，台湾小说家骆以军写出《明朝》(2019)——「明朝」既是明日黄花的过去，也是明天以后的未来。拨开华丽的表面文章，一个充满戾气的时代扑面而来。喧嚣与狂躁凌驾一切，虚拟与矫情成为生活常态。历史不会重来，一切却又似曾相识。亡明作为隐喻，有如奇特的接力暗号。历史有如梦魇，我们仍然挣扎着从中醒来。

  

  骆以军《明朝》，镜文学2019年版

  ***

  《亡明讲史》终于出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廖肇亨博士功不可没。二〇〇四年春天，我在文哲所客座访问，某日在书库遇见肇亨，他告诉我为筹备台静农先生百岁展览，发现《亡明讲史》稿本。我有幸先睹为快，深为台先生这本战时小说所震撼，一位学者的隐微心事，尽在其中。当即约定日后此书刊印，必定共襄盛举。

  台大中文系柯庆明教授为台静农先生弟子，也是肇亨的老师，多年以来极力推动《亡明讲史》出版。所遗憾者，柯老师未能亲见此书付梓而遽归道山。遥念庆明老师当年闻我从事台静农研究，每次会面必作竟日长谈，倾囊相授之余，并赐赠大批珍贵资料。从台先生到柯老师到肇亨，《亡明讲史》的出版，见证台大中文系三代学者的传承。我虽非中文系出身，也有如身在其中，为之感动不已。是为记。

  注释：

  [1] 1939年台静农四子夭折，时为台避难四川白沙第二年。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台北：学生书局，2009），页277。

  [2] 台静农：〈始经丧乱〉，《龙坡杂文》（台北：洪范出版，1990），页148。

  [3] 有关台静农先生生平以及学术艺文成就最翔实的数据为罗联添教授所编辑之《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台静农参与左联，页175。

  [4] 见台静农挚友李霁野的回忆，〈从童颜到鹤发〉，收入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页6。

  [5] 见台静农文：〈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收入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附录，页343-349。

  [6] 陈独秀于民国29年（1940）10月14日与台静农书信，《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6），页64。台静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许礼平编：《台静农诗集》（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2001），〈附录〉，页74。陈独秀与台静农之往来信件超过三百封，都有妥善保存。台静农将这些书信带到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还小心保藏。

  [7] 陈寅恪：〈蒙自南湖〉，《陈寅恪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7册，《诗集》，页24。陈寅恪的亡明情结延续到1950年代，以《柳如是别传》（1958）为高潮。

  [8] 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1946年5月4日），收入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页283-284。

  [9]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190。

  [10] 见廖肇亨：〈希望•绝望•虚妄——试论台静农《亡命讲史》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人物图像与文化诠释〉，《明代研究》11（2008.12）：页95-118。

  [11] 罗联添，页64。

  [12] 同前注，页66。其余四名成员为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曹靖华。

  [13] 同前注。

  [14] 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从1927年到1936年间，鲁迅写给台静农的封书信有40封。

  [15] 鲁迅在导言中如此称赞台静农的小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详《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页16。

  [16] 乐蘅军：〈悲心与愤心〉，收入林文月编：《台静农先生纪念文集》（台北：洪范书店，1991），页225-246。

  [17] 台静农于1928年4月7日遭到逮捕。许礼平编：《台静农诗集》，〈附录〉，页69-71。

  [18] 参见李霁野,〈从童颜到鹤发〉，收入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页6。台静农于1932年10月12日遭到逮捕，原因为持有「新式炸弹」以及「共匪宣传」。后来发现所谓的「新式炸弹」是台静农朋友留下制造化妆品的设备，所谓的「共匪宣传」则是未名社出版的书籍。

  [19] 台静农于1934年7月26日与范文澜（1893-1969）同遭逮捕，并被移送到南京军警司令部。六个月后在蔡元培、许寿裳和沈兼士等人协助下才得释。

  [20]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

  [21] 刘宗周，〈上温员峤相公〉，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第3册，文编八，页519。

  [22]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页10-15。

  [23] 许礼平编：《台静农诗集》，页11。

  [24] 论阮籍诗中鸟的意象的文字所在多有。见如刘慧珠：〈阮籍「咏怀诗」的隐喻世界──以「鸟」的意象映射为例〉，《东海中文学报》，16（2004）：105-142。

  [25] 有关台静农书法与文本、文字与文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请参看拙著《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台北：麦田出版社，2017），第八章〈国家不幸书家幸——台静农的书法与文学〉。

  [26] 这当然是台静农书法最为脍炙人口的金句。「大道多歧」典出《列子》；「人生实难」典出《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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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传媒人的短兵相接，看看中国为赢取话语权的战争历程

  作者：常侨居是山 发布时间：2021-08-26 15:15:23

  如果你们把“3·1”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案件称为“可怕且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那么纽约的9·11就是一起“令人遗憾的交通事故”。

  ——网友曹凡

  这句话是一名叫曹凡的网友写的，

  在2014年的“3·1”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口径一致的拒绝使用“恐怖袭击”这类词汇来形容在中国发生的恐怖袭击案件。相反英语媒体全体采用了“刀子袭击”“捅人事件”这类听上去更像是犯罪活动的词汇来描述。

  美国的官员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也咬紧牙关，拒绝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目的就是不想让西方社会对那些中国的受害者产生任何的同情之心，极力模糊事件的性质。

  这种行为不是偶然，西方媒体与政府官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中国的进行着各种污名化的行动，在媒体宣传和话语权上不断的打压中国，贬低中国的一切行为。

  西方媒体抹黑的手段往往不是直截了当的，他们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手段，绕个圈子，尽可能在西方民众眼中把自己包裹成中立客观的样子，从而让他们抹黑的话语更容易影响到不知情的民众。他们的手段一般有4招。

  第一招，借刀杀人

  一般情况下，西方媒体不会在新闻消息主体中加入任何偏向性的话语，而是在采访评论的嘉宾身上下功夫。那些请来的专家教授，往往都是被记者早就摸清的立场的，知道他不会说中国的好话，所以才请的他们。

  第二招，负面信息为主

  凡事有正有反，当中国提出某一个国际议题的时候，西方媒体不会在明面上说不好，但是他们的数据、采访评论、以及各种佐证信息都是倾向性严重，比如在报道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问题时，西方媒体从不会关注中国的渔民，而是会深入的采访其他国家的渔民，这样他们就既能高高在上的表示中立，又能把新闻的偏见写的明明白白。

  第三招，立靶子

  相信大家小时候都学过欲扬先抑、欲抑先扬的写作技巧，这里西方媒体同样会采用类似的写作风格。他们往往会以中方的观点开头，写上一部分，然后一个转折词“However”然后开始引述那些反对中国的观点，并最后以此为收尾。这样以来，看上去文章是把双方的观点都说到了，但实际上最后能留在读者脑海里的全是负面信息。

  第四招，矮化引述

  当西方媒体报道美国或英国的观点时，他们往往会很自然的说“白宫说：（according to the white house”“伦敦表示：(London states that”，但当他们引述中国的观点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词像 “据说”（Allegedly）、“标榜为（branded as），描绘成（portrayed as）这最后一个词含义其实更像是：粉饰成什么什么。还有类似于给中方表述的立场上面加上引号：比如在报道中国的暴恐事件时会说：‘据说北京认为中国昆明发生的案件是“恐怖袭击”’这词语和引号一加，看上去就像是记者本身都怀疑这条新闻，西方的观众和读者自然也不会把这条信息当真。

  为什么这本书这么重要

  而以上的这些总结都是我在王冠大佬发布的新书《让世界听懂中国》中学习到的，作为一名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王冠大佬对美国媒体污名化中国的套路可以说是心知肚明。如果你不熟悉王冠大佬的名字，可以去搜索一下“南海仲裁案辩论”。这可以说是王冠大佬的成名之战，在2016年，当中国在面对西方精心策划的所谓“南海仲裁之时，中国的媒体人包括王冠大佬，通过坚定理智的求索、通过激烈的辩论赢得了海内外各界有识之士的认可，也打破了西方媒体的垄断，向很多西方的社会民众传递了真相、传递了中国的声音。

  为什么，我认为很多国人其实不理解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的压力是多么的大，很多国人也不理解我们有多少的记者，呆在一个个对中国充满敌意的国家里，坚定的为中国发声需要多么强大的心理素质。因为我常常浏览外国网站，我很清楚西方媒体掌控的话语权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力量，是一种我们必须也要去竞争的武器，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低于我们的飞机战舰。话语权的争夺，毫无疑问，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书中我知道了很多中国驻外记者的艰辛之处，也认识到了很多西方媒体的套路以及我们如何驳斥西方不实言论的技巧。这更是让我明白，这是一场关乎我们所有人的战争，在社交媒体上为中国发声，为事实发声也是我辈应该履行的职责。这声音应该是理智的、真实的。毕竟哪怕的大洋彼岸，我相信有脑子的人还是不少的，也许就是因为你的一句理智真实的发声，就能把一个被西方媒体蛊惑的人给点醒，让他重新看待中国，从而影响更多的人。这本书毫无疑问是值得推广的。

  自我感受

  最后我想谈谈我读这本书的感受，我用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愤怒，感受到了一丝无奈，也感受到了一股昂扬的斗志。我相信这也是王冠大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的感受。这本书，通过多种角度，证明了西方媒体处处针对中国的偏见是多么的深，但在如此确凿的证据面前，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尤其是西方民众，在今天都以为西方的媒体是一个永远客观的存在。这也让我对话语权这三个字的分量有了新的认识，他就像是一个铁幕，长久的包裹住了很多人的认知，让他们的脑子接收不了除了西方媒体之外，其他任何的信息。但我同样相信，坚定不屈的央视记者和日益精进的中国国际媒体，迟早有一天能给这些人开个瓢，让他们的脑子好好的兜个风。我真诚的建议，每一个关注中国崛起的朋友，每一个关心新闻媒体的朋友、以及每一个渴求能参与这场话语权战争的朋友，都可以来看看这本书。看看中国已经走过的路程，与那些亲历者们正在前行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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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阅读营销“砖著”

  作者：荣振环 发布时间：2013-09-25 20:26:27

  如何阅读营销“砖著”

  很多从事营销的朋友经常问我这本书怎么读，太厚了。比砖头还厚，简直就是“砖著”。

  我给的建议是这本书不用读，用翻即可。即遇到相应困惑时顺着目录翻一翻，找一找相关概念、资讯、工具和案例即可。

  否则，尽管你花费大把时间通读此书，相信你不出半个月就彻底忘光本书的核心内容以及要点。

  因为本书内容太多，用大块时间一次性阅读是不太合适的。

  我多年前就阅读过此书，那时书是公司藏书，后来到12版时索性自己买了一本。

  基本上就是目录查找式翻阅。

  因为我做咨询行业，客户问题多，层面多元，有些客户又特别在乎方法论，所以，本书在营销咨询或品牌咨询时，偶尔还会翻看几眼，尽管不一定用得上，目的是启发自己的想法和创意。

  我做品牌咨询项目比较多，包括经常给企业做品牌培训，所以时常拿第四篇建设强势品牌来进行实战比较和检验。

  我觉得，科特勒的书只能告诉你相关概念，看后你仍然不知道如何下手。

  正像我的很多客户，做营销的或做品牌的，身边都有此书护法，但是他们却从本书中找不到具体答案。

  为此，我特意将我们给企业提供品牌咨询时的方法和工具以及实施步骤写成一本书，《品牌建设10步通达》，手把手告知企业如何制定品牌愿景、梳理品牌架构、做品牌定位、设计品牌口号、提炼品牌故事、规划品牌形象，制定品牌传播策略等等。

  按照企业实际开展相关工作的套路，结合翻阅式阅读给你的激发，我觉得能更好地指导你应用本书。

  换言之，你得知道怎么做营销或做品牌，然后从本书汲取点营养，那阅读本书的最佳方式绝对不是一次性通读，而是翻阅式搜读。

  比如，在塑造品牌定位章节中，科特勒提出差异化战略，他提到了四个方面，产品差异化、人员差异化、渠道差异化、形象差异化。我的理解，四个差异化支持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位，才能让你的定位深入人心。即，你的产品有何特色，如何放大你的品牌特性；你的人员如何能够展现企业独有的风格，并有助于品牌定位的巩固，渠道又如何能够凸显与品牌相称的气质，形象又如何能够展露你品牌的优势，比如华为的企业总部，非常的大气，拉着亚非拉的客户一来参观，就产生一个效果，把客户震撼，把合同给我。

  在超越客户期望这块，我经常采用的步骤和科特勒一致，第一步，界定客户价值模型，列出价值要素；第二步：建立顾客价值等级，基本、期望、欲望和出乎意料；基本就是一般满足，期望就是意料之中的满意；欲望是可预见环节都营造喜悦氛围；出乎意料就是额外增值服务深入人心，海底捞最擅长在这个等级，所以人家服务成为典范。

  这也是我在翻阅式阅读中吸收到的内容，也给我在实际工作中一起启示。

  总之，对于一些大块头的图书，我相信，很难用一个中心思想来总结提炼，作者涉及的面也比较广，读者不妨采用我提到的这种方式，不要企图一次吃个胖子或者把整个海洋煮沸。

  用一句话讲：眼睛只能看见心愿意理解的事情。所以，不要纠结本书不好读，你完全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读。

  PS：关于对品牌建设有困惑摸不着头绪的读者，不妨参考《品牌建设十步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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