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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了 全乱了》的“混沌学”指南

  作者：陵迢 发布时间：2021-01-14 17:06:59

  乱了！全乱了！究竟是什么乱了呢？房间乱了？故事乱了？又好像一点都不乱——因为，这是一本讲述“变化”的书。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社会中，大人每天风尘仆仆，小朋友也忙得团团转。如何为“变化”而准备是这本书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此外，《乱了，全乱了》也是一本内涵丰富的绘本。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本讲述“变化”的哲学绘本，也可以把它当做兄弟姊妹间的相处指南，甚至还可以把它当做野外求生手册。这可真是一本“多变”的绘本。

  （一）关于“变化”的哲学

  绘本开头便说明了这是一个关于“蝴蝶效应”的故事，而“蝴蝶效应”又揭开了“混沌学”的篇章。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故事中，几乎所有的祖神都跟混沌有着紧密的联系：古希腊的原始神卡俄斯Chaos就是混沌本体，中国的盘古大神是从一片混沌中诞生的。我们从远古的混乱中走来，试图寻找秩序与规律。

  前文看似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可能就能为下文埋下伏笔。假如前面的某一件小事没有发生，可能也就不会产生后面的故事。《乱了，全乱了》中用了两种文体，用“假如”“也许”等形式来不断引导孩子们假设问题，假如没有了“假如”，也许就没有“也许”了。面对不断变化的状况，姐姐可可教会了小朋友们随机应变与乐观心态的重要性，弟弟可乐则无形之中告诉小朋友们合理计划与充分准备的重要性。

  书中提到了关于英国国王理查三世的真实典故，莎士比亚的名句：“马，马，一马失社稷!”使这一战役永载史册。因为少了一枚铁钉，继而掉了马蹄铁、瘸了战马、损了骑士……最终竟然毁了一个王国。而我们中国人也常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世界万物之间的联系和发展是非常微妙的。

  在这中西共通的道理背后蕴含的是混沌学理论。一只蝴蝶能带来龙卷风，一头牛也能让书中的姐弟失散。宇宙本身处于混沌之中，在某些看似并无关联的事件发生后，可能会给其他的事物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我们任何人、任何事都可能在未来某一刻产生“涟漪”，都可能成为未来某件大事的“导火索”。

  （tip：有趣的是，混沌学还与量子力学一起将物理世界中四大神兽之一的拉普拉斯妖斩于马下。物理学界曾经有这样一个“传说”：宇宙间存在这样一个神兽，只要它动动脑袋，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确切的位置和动量，就能用牛顿定律来推算出宇宙的过去及未来。只可惜，这通晓阴阳、推演万物的拉普拉斯妖最终惨败于混沌之下。）

  （二）兄弟姐妹相处指南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点顽皮，她还有一些疯狂。她冒失爱闯祸，整天嘻嘻哈哈，登上台阶就想当女王。但是她乐观善良，又能灵活机动，谁说她不是个好姑娘呢？

  有一个男孩，他有一点脆弱，他还有一些胆小。他倔强有点呆，每每按部就班，一不如意就抱头哭鼻子。但是他心思细腻，又考虑周全，谁说他不是个好男孩呢？

  每个小朋友都可能在可可与可乐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与天下所有的兄弟姐妹一样，他们相处起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意见相左时，当有小情绪时，这对姐弟有着他们自己的相处模式。虽然姐姐也有坑弟的时候，但总体上姐姐让着弟弟，弟弟尊重姐姐，真可谓是模范姐弟了。

  故事中接近结局的时候，弟弟并没有看到自己一直想看到的景色。那个委屈的小脑袋又仿佛是每一个成年人似曾相识的场景。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工作中的琐事杂事、心情里的鸡零狗碎，生活的混乱总会使我们不时地陷入濒临窒息的深渊。这个时候，自带“小太阳”属性的姐姐便温柔安慰弟弟。虽然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兄弟姐妹，但一定能勾起他们心底温暖的回忆。

  （三）野外求生手册

  虽然只是短短一天的历程，但是姐弟俩的经历却惊心动魄。惨遭牛群追赶、野外姐弟失散、山中迷失方向……真可谓是一波三折，可可与可乐还只是小孩子啊！

  通过故事中的画外音，家长朋友们可以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引导小朋友思考：“遇到危险了怎么办？”“迷路了怎么办？”“和家人走散了该怎么办？”“吃了野果中毒了怎么办？”

  或许小朋友们不一定真的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这么说，但愿小朋友们永远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毕竟这是一个时刻“变化”的社会，我们需要在他们幼小的心田种下一颗安全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能够学会保护自己，积累一定的安全意识，那就足够啦。

  （四）发散式彩蛋

  有意思的是，书中除了与其他书本的互动彩蛋之外（偷偷告诉小朋友们，《无名外星人》中的小男孩和《你好呀 你好呀》中的卡门来串门咯），还埋下了一些有意思的彩蛋。比如他们的房间装修风格。

  

  房间对比

  前几年，Minimalism（极简主义）非常流行。日本收纳女王近藤麻理惠也让“断舍离”一词频频登上热搜。物极必反，这不，当下又出了一个cluttercore（硬核杂乱风）与极简主义分庭抗礼。

  杂乱风有点像是乡村风+一点暗黑学院风+轻度囤积的合体。比如，堆满书的客厅、摆满小玩意的角落、挂满壁画的墙壁等等。很明显，《乱了，全乱了》书中的可可与可乐姐弟就正好是这两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左：极简主义；右：硬核杂乱风

  “房”如其人，一个行事严谨，一个思维灵活。万事皆有尺度，严谨过了头就成了呆板，灵活过了头就成了迷糊。倒也不是不好，迷糊有迷糊的可爱，呆板有呆板的魅力。傻傻呆呆的郭靖还不是招黄蓉的喜欢。对小孩子，我们又何必强求。

  《乱了，全乱了》讲了一对平平凡凡的姐弟一个普普通通但又不普通的一天，里面的小事可能变成大事，结局也会随着读者的选择而有新的改变。总体上来说，这是一个描述日常的故事。这样平平常常的日子不就是孩子和大人每天都在过的日子吗？生活总是平常又无常，关键是我们如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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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李猛：经验之路——培根与笛卡尔论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哲学基础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2-03 09:56:44

  内容提要：现代科学革命包含“实验性”和“数学化”两大传统，分别以培根和笛卡尔为代表。两个人都倡导经验之路，反对传统的辩证法和三段论，但这两条经验之路颇为不同。培根的经验之路采取的归纳方法，出发点是经验的实验化，而真正的归纳取决于简单自然的知识，但难以从中排除人类理智的幻象。笛卡尔的经验之路以直观为中心，通过方法的统一性实现科学统一性，这一方法的关键在于能否将经验事物还原为简单自然，笛卡尔在确定简单自然的存在性质上的困难最终导致他重建被培根自然化的形而上学。

  作者简介：李猛，1971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博士。2009年起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著有《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三联书店，2015）。

  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一、新科学的方法：实验还是数学?

  　　 现代科学的巨大成就，被普遍认为源于现代科学迥异于其古代和中世纪前辈的新方法。但如何理解现代科学的新方法，在现代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中，却存在相当广泛的争议。①

  　　 科学革命早期的赞美者，《百科全书》的编撰者达朗贝尔认为，②现代科学的决定性特征在于“实验”——尤其是“理性地搜集实验与观察”的“普通物理学及实验物理学”(Physique générale & expérimentale)，即使所谓的“数学物理”(Sciences Physico-Mathématiques)重视数学的作用，也要基于观察或实验，才能在研究自然时摆脱“含糊而武断的假设”。这一借助培根的思想原则建立的知识体系，也被达朗贝尔用来描述自文艺复兴以来从“长期的无知”中解脱出来的“几个世纪的启蒙”。面对“盲目尊崇古代”以及“神学专制”的偏见，是培根——“最伟大，最广博，最雄辩的哲学家”，在“最深重的黑夜中”为哲学找到了出路。而“杰出的笛卡尔”则被看作是培根的继承人，只不过他的形而上学包含了根本前提的错误，只是为了从孩子手中夺走危险的武器，才必须先给孩子这个形而上学的玩具，而孩子长大懂得事理后，自然会丢弃它。最终，在达朗贝尔对现代哲学的叙事中，是牛顿和洛克完成了这场培根肇始的科学革命。在形而上学方面，洛克甚至做到了牛顿都不敢或未能实现的工作。就像牛顿创立了物理学一样，洛克创立了真正的形而上学——“一门人心的实验物理学”(la Physique expérimentale de l'ame)。可以说，在《百科全书》阐述的现代科学叙事中，只有当洛克抛弃了笛卡尔的“玩具”，在形而上学领域中也完成了科学的实验化，科学革命才最终得以完成。

  　　 《百科全书》强调实验作为现代科学革命的核心特征，因为实验提供了让自然事实系统地进入科学的经验门径。但二战前后，现代科学史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科学革命的另一面。在这些学者看来，科学革命作为一场精神革命，关键是用一种无限的抽象空间瓦解了古代世界中和谐有序的有限、封闭的等级制宇宙(cosmos)。自然的数学化或几何化，才是这场革命的关键。③如果实验是新科学的标志，现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就是培根；而对于像柯瓦雷这样关注数学物理学的科学史家来说，笛卡尔则是以系统而彻底的方式完成自然世界数学化的关键人物：“他试图向我们描述的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由上帝在想象的空间中某处(离我们无限远的某处)所创造的世界，一个也可以说是由我们自行创造的世界……笛卡尔的宇宙是几何学的实在化。”④对培根归纳方法的普遍质疑，使这位在前三个世纪广受尊敬的现代思想的开创者，在20世纪的声誉迅速衰退。⑤

  　　 库恩虽然同意柯瓦雷等人的观点，认为现代科学革命“与其归功于一系列未曾预见的实验发现，不如说是以新的方式看待旧的现象”，但他指出，这一点更适用于以数学为典范的所谓“经典科学”，而如果不将科学局限于一种形态，就会发现，培根式的新科学是在经典科学诸学科之外的领域得到了发展。从17世纪到19世纪，大约经历几乎两个世纪的酝酿成熟，培根式的实验科学，才最终与“经典科学”关联在一起。⑥在现代科学中，始终并存着实验性与数学化两个传统。在库恩之前，休厄尔与巴特菲尔德先后都试图通盘考虑新科学这两大传统之间的关系，尽管都未能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一问题。⑦

  　　 要理解新科学，除了从制度和文化等角度考察实验性与数学化这两大传统之间的分离与融合，一个核心问题仍然是这两大传统在“方法”上真正的哲学分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深受新科学影响的现代哲学的性质。那么培根与笛卡尔，现代科学两大传统的开创者，是如何分别阐述现代科学方法的性质的呢?

  　　 笛卡尔在其早期的方法论作品《指导心智探求真理的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中指出，“我们要达到对事物的认识，有双重道路：即要么是经验，要么是演绎”(nos duplici via ad cognitionem rerum devenire，per experientiam scilicet，vel deductionem)。⑧笛卡尔“双重道路”的学说被认为直接来自培根在《新工具》中的相似划分：⑨

  　　 探求和发现真理，有且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觉和特殊的东西飞跃到最普遍的公理，从这些原理及其不可动摇的真理出发，去判断，并发现中级的公理。这是现在通用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是从感觉和特殊的东西引发出一些公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从而最终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这是真的道路，但迄今还未有人踏足。⑩

  　　 《新工具》和《规则》的这两个段落，描述的都是达致“对事物的认识”或“发现真理”的方法，那么两个人到底如何处理这两条方法路径之间的关系呢?

  二、培根的道路(1)：经验的实验化

  　　 将新科学的“实验性”传统在哲学上理解为一种排斥假说的天真的归纳主义者，是培根的标准形象。(11)在现代科学哲学中，波普是树立这一形象最为重要的学者。波普断言，无论“传统的科学编史学”，还是“传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都深受所谓“培根神话”的影响，相信“一切科学都从观察出发，然后缓慢地、小心翼翼地过渡到理论”。正是这种“培根神话”，使我们误以为科学知识的“真正源泉”是观察，科学知识始于一只橘子的知识，而不是我们有关整个宇宙的知识。在这一归纳主义的“培根神话”背后，波普发现了一种曾鼓舞现代科学技术诞生的所谓“认识论乐观主义”。这一学说相信“真理是显明的”(truth is manifest)，只要真理“毫无遮掩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辨别出真理来，理性的自然之光总是可以发现未被遮蔽的真理。波普认为，笛卡尔和培根都持有这种学说，只不过，两个人树立了不同的真理权威，一个是理智，一个是观察。具体而言，笛卡尔是通过“上帝的诚实”(veracitas dei)来保证真理的显明：“我们清楚分明看见是真的就确实是真的，否则上帝就在欺骗我们”；而培根则借助的是“自然的诚实”(veracitas naturae)：自然是一本打开的大书，任何不抱偏见的纯净心智都读得懂。所以，在波普看来，《新工具》中倡导的真正方法——“自然的解释”，应该理解为排除了“心智的预判”等种种偏见和迷信来“读解”自然这本大书。(12)培根的自然哲学，核心就是净化人心的“偏见”学说。(13)

  　　 初看上去，培根在《新工具》中对探求真理的两条道路的讨论，与这一标准形象相当接近。这两条道路，一条是“现在通用的道路”，而另一条“虽然是真的”，却尚未有人踏足。自诩为“不追随任何前辈足迹的拓荒者”的培根(Bacon，Novum Organum，I.113.)，撰写《新工具》的目的就是“为理智开辟全新的道路”(Bacon，Novum Organum，Praefatio.)，人们习惯的第一条道路显然并非他心仪的途径。培根对通用道路的描述是“从感觉和特殊的东西飞跃到最普遍的公理”，然后再从最普遍的公理出发发现中级公理。培根的这一描述指出了以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为基础的通行逻辑的两个根本缺陷：三段论的演绎，在原则上不能得出科学的原理，而只是从原理推演出“中级公理”(Bacon，Novum Organum，I.13，17.)；对于传统用于发现原理的“辩证法”，培根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辩证法枉顾经验只图“跃升”到“更为一般的东西”来求得心智的安息。Bacon，Novum Organum，I.20，63，82.)“旧工具”从感觉飞跃到最普遍公理，再推演出中级公理的做法，实际上是辩证法与三段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次序导致的必然缺陷。辩证法和三段论，只是为了博取“赞同”或“一致”，而不是为了把握“事情”，因此，对于发现科学都没什么用。(Bacon，Novum Organum，I.11，13.)传统方法次序的两个主要步骤所建立的公理，无论是最普遍的，还是中级的，都是基于相当单薄的经验，而更多来自各种大众意见或教条，频频陷入理智的各种“幻象”之中。(14)这就是为什么培根称传统的方法为“自然的预判”(anticipationes naturae)：借助来自伊壁鸠鲁学派的这个概念，培根强调当时用于自然的人类理性途径，更多是来自人类理性自身“仓促而早熟地”建立的某些一般性公理或观念，(15)缺乏与经验事例的系统关联，所以必须靠“真正的归纳”来救治。(Bacon，Novum Organum，I.26.)

  　　 《新工具》开篇就反对人在研究自然的时候听由理智自为(intellectus sibi permissus)。因此，在“前言”中描述全书计划时，培根强调，与辩证法不同的新道路，借助来自感觉的归纳，“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建立特殊与普遍的抽象次序；这一次序在一开始要排除感觉之后大部分的心智活动，特别是不信任“心智天生的自发运动”(mentis...processus nativus et sponte moventem)，而要建立一条具有确定性的“从感官知觉本身到心智”的新道路。(Bacon，Novum Organum，Paefatio，pp.52-53.)新道路要避免让理智陷入现行逻辑的缺陷，就要遵循这一“真正的阶梯”逐级上升，从特殊的东西先抵达较低的公理，再逐渐上升到最一般的公理，从而避免理智的“自为”，堕入各种幻象之中。(Bacon，Novum Organum，I.104.)培根著名的“幻象”(idola)学说系统地剖析了盘踞人类理智，构成科学复兴障碍的种种虚假观念，可以视为是对过早脱离感觉与经验的“理智自为”的病理学诊断。但仔细考察这一学说，我们会发现，培根对传统科学方法的批判，比波普创造的归纳主义神话要复杂得多。

  　　 就传统方法囿于远离经验的抽象观念和言辞，把科学视为来自人类的契约或往来而言，“自然的预判”必然深受各种所谓“市场幻象”(idola fori)的困扰。要治愈这种情形，靠重新定义并不能解决纷争，因为定义仍然要靠语言，而语言的实质不过是采用对大众理智而言明显的方式对事物进行划分，所以，只有回到“特殊事例及其序列和秩序”，借此促使划分事物的路线更符合自然。(Bacon，Novum Organum，I.43，59-60.)“更小心翼翼的观察”，意味着转向“更为敏锐的理智”，从而摆脱大众理智对于自以为明显的东西(conspicua)的依赖。对抗市场幻象，回到事物本身的努力，已经要与“明显的东西”决裂。不过，“事例”虽然有助于我们意识到语言和习俗带来的市场幻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观察”本身足以从人类理智中根除“幻象”。

  　　 “剧场幻象”(idola theatri)是由各种虚假的哲学教条与误导性的证明法则进入人心所导致的。培根指出，错误的根源是三种虚假哲学，即“诡辩的”(sophistica)，“经验的”(empirica)和“迷信的”(superstitiosa)。(Bacon，Novum Organum，I.44，62-64.)培根认为，“经验”一族哲学往往比诡辩派或理性派阐发了更加“歪曲和不正常”的教条，因为他们的哲学基础只是少数“狭隘和模糊”的实验，完全不倚助任何大众的观念，而“诡辩派”(以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为代表)倚助大众观念来建立公理，强行扭曲经验来适应教条，固然是“市场幻象”的一种表现，但大众观念尽管单薄肤浅，却仍然以某种方式触及到了“普遍的事物”。而经验派哲学却因为只依靠有限的经验，而陷入了剧场幻象。事实上，正是针对这种经验派的哲学，培根才告诫说，不要让理智仓促而早熟地飞跃到“一般项，或事物的原理”，这被视为是经验派哲学的巨大危险。(Bacon，Novum Organum，I.64.)这一多少令人讶异的告诫，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经验派哲学依赖“过少的实验”，(Bacon，Novum Organum，I.66.)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其处理来自观察或实验的事实的方式：

  　　 那些从事科学的人要么是经验派，要么是教条派。经验派的方式像蚂蚁，只储存和使用；而理性主义者的方式像蜘蛛，只从自身织网；但蜜蜂是中道(ratio media)，从花园或田野的花中取来材料，而它特有的能力是转变材料，将其消化。哲学的真正工作与此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依靠的不仅不是或主要不是心智的力量，它也不是仅仅从自然史和机械实验中获取材料，将之原封不动地存储在记忆中，而是将改变加工过的材料重新置放在理智中。因此，在实验与理性这两种能力之间实现更紧密、更牢固的结盟，我们会对此寄托更大的希望。(Bacon，Novum Organum，I.95.)

  　　 培根的新道路，是在“经验的蚂蚁”与“理性的蜘蛛”之间的“中道”，需要“在实验与理性这两种能力之间实现更紧密、更牢固的结盟”。而旧道路无论是诡辩或迷信之流，还是经验派，都未能做到实验与理性的系统结合，因此才会从有限的经验过于仓促地“飞跃”到一般项或普遍的东西。培根描述的新旧两条道路，差别不在于二者的出发点或终点不同，而在于各自不同的方法论秩序：

  　　 两条道路都是从感觉和特殊的东西出发，而止息于最一般的东西；但二者的差距是巨大的，因为一条道路只是偶尔触及经验和特殊的东西，而另一条道路则是以庄重、有次序的方式关注经验和特殊的东西。(Bacon，Novum Organum，I.22.)

  　　 无论是旧道路，还是新道路，都是从特殊的东西最终到达最一般的东西，因此培根都称之为“归纳”。(Bacon，Novum Organum，I.14，17.)新道路，是一种“真正的归纳”，与通用道路采取的“大众归纳”相比，在方法上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以庄重、有次序的方式关注经验和特殊的东西”。要实现这一点，新道路必须是一条“从感觉本身，即有次序安排和良好基础的经验”(ab ipso sensuvelexperientiaordinata et bene condita)直接出发的道路，而不是基于“偶然，即随意或没有基础的经验”(vel casus vel experientiae vagae et inconditae)。单纯发生的经验，不过是“偶然”而已，仿佛“散捆的笤帚”，只能靠摸索。只有人们特意探求的经验，才可以称为是“实验”(experimentum)。(16)也只有从这一“有秩序的，被消化的经验”出发，才能引导出“公理”。“真正的归纳”始于“有次序安排和良好基础的经验”，也就是实验化的经验。而无论诉诸大众观念的辩证法，还是只靠狭隘经验的“经验派”哲学，都未能着眼于对经验的加工和消化，从而也就无法真正从有秩序的经验出发引导出“基本原理或公理”来。在“公理”与“实验”之间的往返，才是培根所谓的“经验的真正方式”(verus experientiae ordo)，是新道路最主要的方法特征。(Bacon，Novum Organum，I.82.)

  　　 由此可见，培根推崇“实验”的新方法，并不是单纯地搜集事实，关键在于将经验从“偶然”转变为“实验”，并从“实验”中“经确定和有规可循的道路”引导出“公理”，建立法则，否则就会导致散乱庞杂的特殊项对理智的扰乱。(Bacon，Novum Organum，I.102，100.)因此，尽管培根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为人的生活提供新的发现与资源，但培根倡导的“经验之路”(via experiendi)，在科学上更重视的，却不是“带来成果的实验”而是“带来光的实验”——本身无用，但却有助于发现原因的实验(lucifera experimenta，nonfructifera)。实验之所以能够将经验从没有基础的偶然转变为“有秩序的经验”，就在于这些实验尽管不能直接产生操作上的效果，但却能揭示自然的原因，用这些经验擦亮的“光”来指明经验之路，从中引出公理，再回头操作出新的实验。(Bacon，Novum Organum，I.81-82，70，99.)“实验”指向“公理或原因”的自然之光，而无序的经验不过是掩蔽光的黑暗。

  　　 因此，如果说培根新方法是要“通过事例”(per instantiam)来建立“公理”的话，(Bacon，Novum Organum，I.50.)那么，它对“事例”的关注就远非波普笔下从一只橘子的知识开始的天真的归纳主义。事实上，培根并不认为，依靠正面事例的单纯枚举是他倡导的归纳法的主要方式。他反而批评，这一做法是相当“孩子气的”。(Bacon，Novum Organum，I.105.)在培根看来，科学所采用的归纳，是为了“通过拒斥和排除”来分离自然。追求数目过多的“事例”，并非新方法的宗旨，甚至寻求过于丰富的“实验”，也不是新方法的唯一特点，而是要能够从事例，特别是从“实验”中通向“自然的精妙”的道路。因此，培根对各种“事例”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划分，目的就是为了澄清不同的经验特殊性在建立公理上扮演的不同角色。《新工具》几乎一半的篇幅都在讨论培根所谓的各种“特权事例”(praerogativa instantia)，而培根对这些事例的分析始终着眼于这些事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显示了“有待研究的自然”(natura inquisita)中隐含的“形式”。(Bacon，Novum Organum，II.22-51.)

  　　 因此，在培根的科学方法中，作为知识基础的“自然”不是处于自由状态的自然，而是人力之下的自然——凭借人的技艺与手段，使自然脱离了其自身的状态，施加了各种压力，重新塑造过的自然。真理并不是显明的，“自然的秘密，只有通过各种技艺的干预(per vexationes Artium)，而不是在其常规历程中，才能显露自身”。(17)培根眼中的自然之书，显然并不是自行打开，随人查阅的。培根新方法对于“实验”的强调，“意味着”自然只有经过人为的束缚或者强制，才能具有真正的秩序。(Bacon，Descriptio globi intellectualis，Ch.II.)

  三、培根的道路(2)：简单自然的形式

  　　 一旦新方法的目标，不仅是要从对特殊性的感官知觉逐级上升到普遍公理，而且还要发现原因，那么培根与前人不同的新道路，“自然的解释”，就远不止于让经过净化的理智面对自然之书中显明的真理。在培根看来，要想认识自然之书的真理，首先就要学会辨识其中的字母，而这里妨碍理智工作的就是不同的幻象了。

  　　 每个人因为生活在自己的洞穴或“小世界”中，他的自然秉性和所受的教育会遮蔽或扭曲自然之光。“洞穴幻象”(idola specus)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理智在处理分离与组合的时候导致的过度：“考察自然与物体的单纯一面，使理智流于支离和琐碎，而考察自然与物体的组合和构型一面，使理智趋于迟钝，缺乏精神。”在将原子论者与其他哲学家对比之后，培根指出，前者的缺点是专注事物的微粒，忽视其构造，而后者却只顾直观构造，未能洞察到自然的单纯。对自然的考察必须要同时达致对“简单自然”(simplicitas naturae)的“洞察”(penetrans)和把握“构造”(fabricas)的“全面”(capax)。(Bacon，Novum Organum，I.57.)但“自然的解释”如何能同时做到这两个方面呢?

  　　 根据培根的规划，“自然的解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考虑如何从经验引发或激发公理；而第二部分则是从公理演绎或推导出新的经验。(Bacon，Novum Organum，II.10.)有关从经验到公理的第一部分，培根又进一步依据对人的心智能力的不同管理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管理感觉的“自然史或实验史”，这一部分是全部架构的基础；第二部分是借助各种“表”或事例的汇编来管理记忆，以便为理智可以对这些事例进行加工；而第三部分则是管理理智“真正而合法的归纳”(inductio legitima et vera)。凭借这一归纳，才能避免理智“自发的运动”所导致的种种幻象。因此，归纳方法作为“自然的解释”的锁钥，就是“始终管控”人的心智，避免理智任其自为的“工具”。(Bacon，Novum Organum，Praefatio，II.10.)

  　　 值得注意的是，在培根这一著名的金字塔形的知识体系中，严格意义上的“归纳”并不是指搜集特殊事例的自然史，也不是指将感觉经验杂乱的特殊事例“编排操练”的“发现表”，而是指将这些事例与公理建立关联的工作，从这些“事例”或事例的序列和次序中，激发出“公理的光”。(Bacon，Novum Organum，I.102-103.)在这个意义上，晚近培根学界对归纳主义神话的批评和矫正，无疑触及到了如何理解培根方法在哲学上的真正意涵：培根的归纳方法，要害不在于经验的“实验化”和“编排成文”，而在于“经验的公理化”，后者才是归纳方法的核心。

  　　 培根定义归纳时，将之称为是“一种关注感觉、紧贴自然，逼近并几乎完全混同于操作的证明形式”，(Bacon，Distributio operis，p.31)但归纳作为证明的关键，却是要从它“紧贴”的自然现象中分离、提取出自然的“形式”：

  　　 因此，必须要对自然进行全面的解析与分离，不是凭借火，而是凭借心智，一种神圣的火。真正的归纳(就为了发现形式而言)，第一步工作就是拒弃或排除所有那些个别自然，只要(1)在给定自然出现的事例中，它们并不出现，但却在给定自然不出现的事例中，它们出现；(2)在给定自然衰减的事例中，它们增长，而在给定自然增长的事例中，它们衰减。(Bacon，Novum Organum，II.16.)

  　　 在培根对“真正的归纳”的这一工作描述中，首先强调的是“要对自然进行全面的解析与分离(prorsus solutio et seapratio naturae)”。这一对“自然的分析”旨在发现构成自然现象的各种“形式”的知识。用培根的话说，人类知识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形式”。(Bacon，Novum Orgartum，II.1.)

  　　 但什么是“形式”呢?从培根对归纳具体步骤的分析可以看出，培根想要发现的“形式”，不是所谓的“给定自然”(naturadata)。比如任何当热的现象不出现时出现或热衰减时增长的那些“自然”，都与“热的形式”无关。在热的现象中，元素与天体的“自然”，光以及某些运动形式，就都是与热的现象无关因而被排除的“自然”。经过这一排除程序，“自然的解释”第一次允许“理智的自为”(permissio intellectus)，培根称之为“初步解释”(interpretatio inchoata)。具体在热的例子里，可以将“热”定义为“物体努力自我膨胀，占据比之前更大的范围或尺度的扩张性运动”。(Bacon，Novum Orgartum，II.11-20.)虽然马赫在检讨热力学的历史时认为，培根对热的这一界定毫无稀奇之处，要把握热的现象，关键在于要能“看穿”他所搜集的那些事实。(18)但培根对“热”的形式的“归纳”，正是严格按照马赫的方法论原则，透过未被分析的“给定自然”的完整表面，找出能够产生这一现象或效果的隐秘的“自然”，即“形式”。(Bacon，Novum Organum，II.17-19.)(19)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与后来的霍布斯相比，培根对自然研究并没有采取一种“现象主义”或“虚构论”的立场：“事物的形式与事物本身没有什么不同，而事物与形式之差别，不过就像表面与存在(apparens & existens)，或外部与内部，或相对于人(in ordine ad hominem)与相对于宇宙而言(in ordine ad universum)之间的差别一样。”(Bacon，Novum Organum，II.13.)(20)“形式”是对自然或世界进行分析的结果。在具体的程序上，要在归纳中得出形式，分析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考察自然现象在性质或者量上的变化时，排除与之并不共同出现的各种自然的“原初性质”，即培根所谓“简单自然”(natura simplex)。比如在培根经常举的例子中，就是构成黄金的“黄色、重量、可延展性、固定性、流动性、可分解性以及其他这类的形式”。用培根带有炼金术色彩的话说，如果有人想要在银上叠加或产生出“金”来，他需要从哪些性质的产生入手。因此，从人在世界中经验的各种物体或现象的角度看，培根断定，“真正的形式是能从存在的某种源泉引导出给定自然来”。(Bacon，Novum Organum，II.4-5.)(21)而对于这些相对于人而言的自然现象来说，形式，作为简单自然，就是这一自然现象赖以生成或者存在的内部根源，是“给定自然”的内在原因。基于上述考虑，培根借助中世纪的传统说法，称“形式”为“生生自然”(natura naturans)。(Bacon，Novum Organum，II.1.)(22)在培根的方法规划中，真正的归纳工作始于对与给定自然现象无关的“简单自然”的排除，而终于对作为其形式的“简单自然”的肯定。

  　　 不过，培根的方法，正是在这里面临了一个重要的困难。“真正而完善的归纳”取决于对简单自然的知识，但正如培根自己强调的，“如果我们对简单自然并没有好和真的观念”，排除过程又如何可能进行呢?(Bacon，Novum Organum，II.19.)可是，根据什么标准确认我们真的拥有自然的形式方面的知识，而不是各种虚幻的幻象呢?

  　　 在培根对自然的解释中有两种不同的公理，一种像黄金的例子，将物体看作是简单自然的聚集，从这一公理出发，质料就能被最终分解为简单自然的形式；另一种则致力于发现物体的“潜在过程”，这一公理仍然将事物看作是具体的物体(concreta corpora)，考察“具体而复合的自然”及其“构造”。从培根的例子可以看出，在有关“潜在过程”的公理中，科学家建立的是“给定自然”或者物体之间的关联习惯。(Bacon，Novum Organum，II.5，3.)就培根整个方法的公理等级而言，对“构造”和“过程”的分析，只是第二等的公理，而通过简单自然对形式的把握才属于首要的公理。因为，只有把握简单自然的知识才提供了进入自然的操作内部的“光”，而对物体过程与构造的分析，如果没有形式的知识，仍然只是在黑暗中摸索。(Bacon，Novum Organum，I.121，100.)

  　　 “简单自然”相对于“构造”和“过程”的优先性，体现了培根对不同类型的原因的看法。培根在划分自然哲学的理论部分时，主要根据探究原因的性质，将之进一步划分为研究“效力因和质料因”的专门物理学(physicaspecialis)与关注所谓“形式和目的”的“形上学”(metaphysica)。(23)质料因与效力因，在培根看来都是显明的，“效果”和“质料”都是事物的表面，是相对于人而言的现象，仍然不是相对于宇宙而言的真正的“形式”。

  　　 如果不能在质料和效果显明的表面之下发现形式，就无法把握“自然的整体”(naturae unitas)，这样的知识不仅是不完善的，也是注定无用的，无法实现人的知识与力量的结合，从而实施所谓“自由的操作”(operatio libera)。培根在论及形上学相对于专门的物理学的优先性或者根本的力量时，每每特意强调，专门物理学给予的知识，总是肤浅的，而只能进行非常有限的机械操作，而真正的形上学，才能将我们带向科学与力量的真正同一。(Bacon，Novum Organum，II.1-4.)对于培根来说，归纳不仅要求从“给定自然”的现象，找到质料和效果方面的原因，并进一步探索自然物体潜在的过程和构造，但只有当达到“形式”的知识，把握了物体的“简单自然”，才算真正完成了归纳，人才能凭借归纳发现的形式，对自然进行最深入和彻底的操作。(Bacon，Novum Organum，II.5.)(24)

  　　 但究竟应该如何在哲学上规定这一作为自然现象基础的隐藏真理呢?培根的决定似乎有些犹疑不定。事实上，在培根的科学金字塔中，在自然史和物理学之上，严格来说，有三个部分处理的对象都超出了具体的自然现象。

  　　 首先，在培根这里，探讨上帝、自然与人的哲学的知识之树有着共同的基础，培根称这一“普遍科学”(scientia universalis)为“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或“智慧”(sapientia)，作为其他科学之母，它只处理“最高程度的事物”，即上述所有科学共同的公理(communia et promiscua scientiarum axiomata)。不过，对这些公理究竟是什么，除了提出一些有待推敲的例子之外，培根并未能从不同知识“混用”的公理系统地推进到“普遍”的公理。(Bacon，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III.i，iv.)其次，在自然哲学中，培根区分了物理学与形上学。这样，培根就将传统上视为同一门科学的metaphysica与philosophia prima分为两门不同的科学。培根笔下的metaphysica，不再是“存在之为存在的科学”，而是成为自然哲学的一部分。因此，形上学探讨的“形式因与目的因”，并非“任何超出自然的东西”，而是“自然中最尊贵的部分”。但就在做出这一区分之后，培根马上又对物理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将其中的一部分进一步划分为处理“造物”的所谓“具体物理学”和处理“自然”的所谓“抽象物理学”。在培根的整个知识体系中，具体物理学接近自然史，而抽象物理学则接近形上学。培根提出的这门“抽象物理学”，处理的分别是质料的构造(schematisma materiae)，、以及动力或运动(appetitus et motus)，其实就是《新工具》中分析“潜在过程”和“潜在构造”的物理学部分。在讨论“形上学”时，培根指出，与传统实体形式相比，物体的各种构造与运动的形式数目有限，易于穷尽，因此，通过研究这些所谓“初级形式”(forma primae classis)或“事物的简单形式”，能够构成了所谓“形上学”的对象，(Bacon，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III.iv.)透过这一叠床架屋的区分架构，我们发现，最接近自然史的“具体物理学”，处理的是各种所谓“复合形式”(formae copulatae)，即在实验中被秩序化的经验事物，但培根的归纳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始终要从中引出公理，无论是作为形式性原因的“公理”(metaphysica)，还是更为一般的普遍公理(philosophia prima)。但经验之路在抵达这些普遍公理之前，必须首先透过“给定自然”的现象还原或分析到“简单自然”的层次，这里的要害就是“抽象物理学”研究的各种构造和运动。一旦能够把握其“形式”，并找到其中最普遍的，就建立了培根所谓的“自然的字母表”，也就完成了从物理学向形上学的跨越。不仅简单枚举经验事例对于科学没有用，甚至寻求具体事务的原因也是漫无边际、徒劳无功的。归纳的关键就是简单自然的形式。(25)

  　　 现在我们可以准确地指出，培根归纳方法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抽象物理学研究的“构造”和“运动”中提取出简单自然的形式。但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实际触及到培根有关质料分布和天体运动的理论时，这部分理论却很少满足“自然的解释”的要求，而更多是基于“预判”的“思辨物理学”。(26)由于对基本物理现象的分析，大部分仍然是基于各种大众观念的“预判”，当培根通过对质料的构造与运动的形式的分析尝试提出“自然的新字母表”时，其中列举的各种“简单自然”，仍然未能在知识上超出“孩子气的练习”。培根曾怀疑，探究形式的形上学并非人的知识能够达到的，而所有人在从人的王国进入天的王国时，都不免像孩子一样。在培根的自然秩序中，形式仍然属于人的理智缺乏可靠门径进入的王国。(27)

  　　 培根哲学在“简单自然”问题上面临的困难，并非偶然，而是根源于培根自己对人类理智根本缺陷的刻画。在培根列举的人类心智罹患的幻象中，首当其冲的是“部族幻象”：这一幻象驱使人错误地将人的感觉作为事物的尺度，而所有人的感知，都是按人的尺度建立的，而非宇宙本身的尺度。受到这一幻象的影响，人的理智在面对事物的光线时，就像凹凸不平的镜子，将自身的自然与事物的自然混在一起，势必会歪曲事物的形式。这种幻象之所以称为“部族幻象”，就是因为人类永远无法脱离这一幻象，这一幻象根植于人性本身，任何科学的方法都无法彻底根除这一幻象，而且方法本身也必然受到这一幻象的影响。(Bacon，Novum Organum，I.41.)形上学的研究，之所以无法摆脱基于人的自然的目的因，恐怕根源也在于此。(Bacon，Novum Organum，I.48.)“部族幻象”对培根归纳方法最直接的限制就在于，只有通过抽象物理学才能找到通往形上学有关“简单自然”的形式。但如何从具体物理学关注的相对于人而言的自然现象，经过对质料的构造与各种运动和过程的分析，前进到事物内部的“简单自然”，培根的归纳方法并没能给出在哲学上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事实上，正是在从具体物理学前进到抽象物理学时，一旦物理学考察的对象超出了感觉触及到的质料和效果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人的自然的影响。这一影响使得看不见的“简单自然”成为了人的某种设定。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自然解释，不仅无法突破现象的层面，而且也注定无法摆脱“自然的预判”中来自大众的意见，难以为人的理智找到“世界的一个真正的范式”。

  　　 培根的经验之路，从自然现象向简单自然，从物理学向形上学，或者更精确地说，从具体物理学向抽象物理学推进上的根本困难，尤其体现在培根对数学的不信任上。在其庞大的科学著作中，特别是与各种充满“预判”色彩的自然学说相比，培根始终对数学缺乏足够的热情。数学在他的科学体系中一直处于次要，甚至有些模糊不清的位置。(28)在写于1605年的《论科学的进展》一书的英文版中，培根认为，数学作为自然哲学的一部分，应该算作“形上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处理的是“确定的或成比例的量”(quantity determined or proportionable)，属于事物的存在形式。(29)而在1623年将《论科学的进展》修订扩充成为《伟大的复兴》的第一部分时，培根却在分类体系中将之指派为整个自然哲学——不仅包括物理学与形上学的理论部分，而是包括机械技艺与法术的操作部分——共同的“辅助”(appendices et auxiliares)。不过，对数学在科学体系中位置的调整并未改变培根对数学角色的根本看法。虽然，在我们理解的所有自然形式中，量是最能与质料分离，因而最抽象的形式，从而得到了人们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在培根看来，人类心智对于数学的这种偏爱，恰恰是因为数学的这种抽象性满足了心智乐于无拘无束的概括的欲望。培根始终坚持，绝不能因为迷信数学和逻辑的确定性力量，而听任它们从自然哲学的仆人转变为主人。(30)而实际上，二者在根本上都无法避免人类心智必然遭遇的“幻象”，其形式性的语言并不能掩盖其中的普遍观念仍然是旨在谋求赞同的大众观念。(31)所以，在检讨处理自然现象的具体物理学时，针对天文学的研究，培根特别指出，这些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忽视对“自然原因”的探讨，而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数学观察与证明”上，但这样的证明只不过凭借才智构想出来的东西，并不能揭示“在自然中一切是如何真实存在的”，借助数学虚构的体系，根本无法发现“事物的原因本身和真理”。数学化是天文学研究的误区。(32)而笛卡尔正是从培根坚决拒绝的这一方向踏上了他的经验之路。

  四、笛卡尔的道路(1)：从经验到直观

  　　 培根系统阐述其科学方法的《新工具》和《论科学的尊严与进展》分别写于1620年和1623年，而笛卡尔关于方法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指导心智探求真理的规则》，大致写于1619至1628年。(33)现代科学两大传统的奠基人关于科学方法的思考，几乎处于同一时间。只不过对于培根来说，这些思考是他一生倡导革新科学知识的方法与制度，以实现科学的“伟大复兴”的最终定论，而对于笛卡尔来说，《规则》更多是他为新科学提供方法指引与哲学奠基的开端。(34)

  　　 表面上看，笛卡尔在《规则》开篇提出的认识事物的“双重道路”(duplici via)，经验和演绎，与《新工具》中新旧两条道路恰好对应。而且，笛卡尔像培根一样，构想新方法的出发点就是对辩证法与三段论的批判，在方法上，两个人都努力想要在辩证法与三段论的证明结构之外重建科学的方法次序。(35)但对于笛卡尔的“经验”之路来说，关键正是培根的归纳方法力图管治或限制的“理智天生的自发运动”。笛卡尔笔下“经验和演绎”的表面对立，最终建立的是直观在整个科学方法中的中心地位。而笛卡尔以直观为中心建立的方法，就其实质意涵，正是要解决培根从具体现象到简单自然的困难。而现代哲学最终的决定性问题，在笛卡尔的努力之后，不再是经验现象的还原问题，而是规定“简单自然”的存在性质上的困难，以及由此对“人的自然”的哲学重构。(36)

  　　 直观在笛卡尔方法中的中心地位，可以从《规则》在文本上的一个“矛盾”之处看出。“规则二”提及的“双重道路”分别是经验和演绎，然而到了“规则三”，“我们赖以认识事物，但却丝毫不必担心可能被欺骗的”的两种理智作用却成了“直观”和“归纳”，二者被称为是“达致科学两条最确定的道路”(duae viae...ad scientiam certissimae.)。“规则四”更是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方法”(methodus)阐明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心智直观，以避免陷入与真实相反的错误”和“应该如何发现演绎，如何达到对所有事物的认识”。而“心智直观”和“演绎”被称为是“先前刚刚提到的，非此无法获致科学的两种方式”。最终，在“规则九”，笛卡尔再次重申，要获得科学知识，只能依赖理智的两种操作，即“直观”与“演绎”。那么，“经验之路”怎么变成了“直观之路”呢?(37)

  　　 “经验”转变为直观的第一步是经验本身的可疑性：“纵有经验，也往往受骗”，但能够达到对事物认识的经验何以会带来欺骗或者错误呢?甚至，有些人想要“从经验中”获得认识，“注定一无所获”。笛卡尔对此的回答是，人而非动物发生的错误，“因为想当然接受(supponantur)那些没有充分理解的经验，或者由于没有根据而仓促做出的判断”，错误除了来自判断，还源于“没有充分理解的经验”(experimenta quaedam parum intellecta)。因此，经验虽然可以证明某些东西是不确定的，但却不能像算术或几何那样，只涉及“纯粹而单纯的对象”，从而不会产生“想当然的接受”(ut nihil plane supponant)。经验必须被理智充分把握，才能避免仓促地接受某些假定，产生错误和欺骗。经验的理智化，才是确定性的来源：“只有在纯粹简单的、绝对事物上，我们才能拥有确定的经验。”对于“纯粹简单的绝对事物”才能建立“确定的经验”，这是因为这些所谓“纯粹而单纯的自然”(naturas puras et simplices)，无论“是在我们的经验中”，还是“通过内在于我们自身的某种光”，都可以直接，且不依赖他者地就其本身而被直观(primo et per se，non dependenter ab aliisullis)。(Descartes，Regula，II，AT.X.365；VIII，AT.X.394；VIII，AT.X.394；VI，AT.X.383.)要想在经验中排除错误和欺骗，建立确定性，就必须通过理智将经验转化为“纯粹而单纯的自然”。只有针对这样的绝对事物，经验才能被理智把握。也只有对这些事物的“直观”，才能使经验被理智化。

  　　 “规则十二”对这一点进行了更加明确地澄清：

  　　 理智绝不可能为任何经验所欺，只要理智准确地直观作为其对象的事物，恰如它在自身本身中或在想象中拥有该对象的方式。(Descartes，Regula，XII，AT.X.423.)

  　　 “只要理智准确地直观”其对象，经验就不再有欺骗的可能。理智的直观才能确保人们通过经验达致对事物的认识。因此，方法的要害不是像在培根的《新工具》那里指导我们如何通过实验的技术在经验中建立秩序，而是指导“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心智直观”。(Descartes，Regula，IV，AT.X.372.)直观将经验转变为可靠的方法道路。

  　　 直观对于经验理智化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笛卡尔对直观的规定上：

  　　 我用直观一词，指的不是感觉易变的信念，也不是进行虚假组合的想象所产生的错误判断，而是纯净而专注的心灵的把握，这种把握简易而明确，对我们所理解的事物不会留下任何怀疑。(Descartes，Regula，III，AT.X.368.)

  　　 “直观”并非“感觉”或“想象”，(38)而是所谓“纯净而专注的心灵的把握”，这种纯粹和专注指向了单纯的事物，所以才“不会留下任何怀疑”。作为理智作用的直观才能保证经验的明见(evidentia)与确定(certitudo)。笛卡尔建立的经验之路的开端，就是事物自发呈现在人面前的(quod sponte obvium est)，只有借助理智的直观，才能把握这一直接呈现的东西的真理。而“自发”意味着这些真理，是不经人的拣选，自行呈现在人心灵的目光前的事物。正是这种自发性，使这一直观构成了人遭遇的“经验”。对直观理智一面的强调，甚至将直观作为理智作用，看作是人类心灵蕴含的“有益思想的原始种子”(prima cogitationum utilium semina)，并不意味着“真理可以从自己的头脑里蹦出来”，经验仍然是达致真理不可忽视的道路。因此，经验借助直观，排除了怀疑的可能，建立了确定性，但经验本身的自发性，则意味着借助直观对事物的直接把握，始于在经验中认识者与事物自发的遭遇。(Descartes，Regula，IX，AT.X.400；III，AT.X.368；XII，AT.X.411；VI.AT.X384；IV，AT.X.373；V.AT.X.380.)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波普发现的所谓“真理显明论”对于《规则》中的笛卡尔来说，是恰当的。

  　　 然而，直观在笛卡尔方法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对于经验通过理智化进行的纯化，而且在于直观在另一条方法道路——演绎或归纳——方面同样发挥着奠基甚至规定性的作用：

  　　 不仅对于命题而言，需要直观的明见与确定，对于任何推理来说同样需要。(Descartes，Regula，XII，AT.X.369.)

  　　 笛卡尔对这一点的解释是，心智不仅能直观到2+2=4，或3+1=4，也能直观到二者相等的结论。这事实上意味着所谓“演绎”的方法论道路，同样需要直观来建立明见与确定。

  　　 笛卡尔所谓“演绎”，指的是“从确定知道的其他认识必定得出结论的一切”。作为直观之外“附加”的一种认识方式，演绎达致的认识，虽然同样可以“确定地知道”，但本身却不具任何明见性。对于这样的认识，从明见的确定性到非明见的确定性，在演绎的过程中，要求“从真的已知原则出发，经过连续不间断的认识运动，而其中每个个别的环节都被清楚地直观”。用笛卡尔的比喻来说，在演绎中，虽然直观不能一眼将推理链条的所有中间环节都把握，但可以将这些环节“相继收入眼中”(perlustrverimus successive)。由此可见，演绎与直观的方法差别就在于前者包含了某种“运动”或“相继”，正是直观的相继，使演绎虽然建立了确定性，却不能直接呈现明见性。换句话说，演绎是相继进行的直观通过记忆连接在一起的结果，而原初的起始原则(prima principia)，或者作为演绎出发点的“真的已知规则”，都只能通过直观来建立。在“规则三”描述的这一方法论次序中，直观对于演绎而言具有奠基作用。(Descartes，Regula，III.AT X.369-370.)

  　　 但我们已经注意到，在笛卡尔笔下，与直观相对的另一种方法，有时是“演绎”(规则二和三)，有时却又变成了“归纳”(规则三)或“列举”(规则七)。在何种意义上，这两种用法可以统一在一条方法论道路上呢?事实上，根据笛卡尔对直观的用法，如果演绎是指从一个事物推到另一个事物(推理链条的环节)，那么正如我们在“规则三”看到的，这恰恰需要直观来进行。(39)在演绎中，处于直观之外的，是笛卡尔所谓的“归纳”，即“逐一全部审视要探求的一切事物，把它们包括在有秩序的充分列举之中”(omnia et singular...perlustrare，atque illa sufficienti et ordinata enumeratione complecti.)。在“规则三”中最初规定演绎时强调的“连续不间断的认识运动”，就是为了避免有些人“想要过于迅速地从较远的原则地推演出什么结论”，未能按照顺序“准确地经过整个系列的中间环节”，从而导致演绎链条的断裂。因此，对于演绎超出直观的部分来说，关键就是“有次序的充分列举”，即归纳，在“规则七”，笛卡尔明确将之规定为“仅仅指比不属于单纯直观范围之内的任何其他种类的证明更能确定无疑地推出真理的那一种”。这一“充分列举”或者说“归纳”，不过是指对那些无法一下子看到的推理链条通过“有次序的列举”来保证链条的连续或“不间断”，从而确保直观通过自明建立的确定性，可以最终传达到推导结论真理的确定性。(Descartes，Regula，VII.AT X.387；VII.AT X.389.)

  　　 然而，无论在“规则三”将直观与演绎相对，还是在“规则七”中将“归纳”与直观相对，笛卡尔事实上都认为，直观可以跨越对单一事物的把握，直接到达结论，尽管在这一链条区别环节较多的时候，不得不依赖“列举”来挽救结论的确定性。事实上，这是在借助记忆的确定性来代替或补充在想象中建立的直观明见性。(Descartes，Regula，VII，AT.X.388.)严格来说，亚里士多德在理智直观与演绎推理之间的建立的两分已经被取消了，代之以直接直观与记忆中的相继直观的区别，从而实现了演绎的直观化。演绎不仅以直观为出发点和构成环节，演绎其实不过是直观的“次序”。而归纳的枚举只是确保这一次序不会出现错误的辅助手段。

  　　 笛卡尔在“规则十一”试图进一步澄清这一关键的方法论区别时，更凸显了直观对于演绎的重要构成作用。笛卡尔重申，“要在心智中直观两个东西，必须要清楚分明地理解命题，而且必须全面一下子理解，而不是相继地理解”(utpropositio clare et distincte，deinde etiam ut totasimul et non successive intelligatur)。但笛卡尔进而指出，虽然演绎在进行过程中，是借助“我们心智的某种运动从一点推至另一点”，因此与“全面一下子”的直观判然有别，但演绎一旦完成，就不再是运动，而是“运动的终止”：“因此，我们假定，当演绎是简单而清晰的(simplex et perspicua)，就可以通过直观来看见，而当它是复杂而繁复的(multiplex et involuta)，就不能，后者，我们称为列举，或归纳。”“规则十一”对心智的训练就是要将直观与列举结合起来，“阐述这两种作用怎样互相支持，相辅相成，以至于它们通过认识的某种运动，既专注地直观个别，又同时转向其他，从而似乎是融汇成一种作用”。直观与演绎中不在单纯直观范围内的归纳，最终“似乎是融汇成一种作用”，通过心智反复不断地重复认识的历程，最终可以“极为迅速地从首项到末项，几乎没有给记忆留有任何用处，似乎同时直观了全部事物”(rem totamsimulvideariintueri)。这里的“迅速”之所以不会导致演绎链条的断裂，从而产生模糊或欺骗性的知识，关键在于能够将复合物的相对项逐级还原为“绝对项”。(Descartes，Regula，XI，AT.X.407-409.)

  　　 “心智直观所及，不仅包括所有那些简单自然，而且包括了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关联，还包括理智在其自身之中，或在想象中恰恰经验到的一切东西。”(Descartes，Regula，XII，AT.X.425.)借助简单自然将特殊的复杂物进行分解，笛卡尔的直观得以将经验与演绎融汇成一种作用，使理智无论在自身之中，还是在想象中“经验到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统一在直观的明见和确定之下。至此，笛卡尔在《规则》中实现了方法的统一。虽然这一统一方法的主导概念是直观，但其要害却是“将心智的目光应该观察的那些事物安排为次序”。这一次序不仅是复杂事物到简单事物(“绝对项”)的还原步骤，也实际上支配了心智借助直观能够“似乎一下子”把握看起来不可能被把握的演绎链条。使心智对最单纯，最简单的直观成为可能。(40)

  　　 因此，笛卡尔提出的两条道路，经验与演绎，在实际操作上都以直观及其明见性作为基础。这一方法次序有两个核心环节：知识的确定性奠基在直观的明见上；对非直观的确定性通过有秩序的列举来保证直观的明见不会在演绎链条上出现断裂，从而使演绎也似乎能够以直观的方式加以直接把握。这一做法成功与否取决于能不能将经验的特殊事物还原为“简单自然”。笛卡尔经验之路的命运同样取决于“简单自然”。

  五、笛卡尔的道路(2)简单自然：方法还是形而上学

  　　 笛卡尔科学方法的研究者认为，笛卡尔后来放弃了在其早期著作《规则》与《谈谈方法》中阐明的这一方法。(41)这一转变经常被描述为笛卡尔哲学从“方法”向“形而上学”的转变。(42)

  　　 这一放弃的真实原因，是以普遍数学作为物理学基础的努力，面临根本的困难。这一困难，不仅最终在“第一沉思”中被笛卡尔以系统方式展现出来，并成为所谓“形而上学怀疑”的重要动力，而且甚至早在1630年代笛卡尔思考“永恒真理”的问题时就已经对笛卡尔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冲击，使其在《谈谈方法》中已经多少放弃了普遍数学的路径。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最早对这一困难的意识，或许就出现在笛卡尔写作《规则》的过程中，这使笛卡尔最终中断了《规则》的写作。

  　　 笛卡尔的《规则》始于对科学统一性的强调。科学并不因为其研究的对象有别而存在根本的不同，相反，它应用到不同领域的是同样的人类智慧，就像同一束光照在不同的事物上一样。因此，认识真理，就应该从这一普遍智慧，即人的所谓“良知”(bona mens)着手。(Descartes，Regula，I，AT.X.359-60.)(43)不过，笛卡尔提出的这条“第一规则”，究竟是纯粹方法意义上的，还是具有更进一步的实质意涵呢?

  　　 如果把《规则》的这一出发点作为纯粹方法的第一规则，它要求的不过是无论研究何种科学，都应该着眼于增进“良知”这一“理性的自然之光”。而《规则》借助方法的统一性实现的科学的统一，就是笛卡尔倡导的“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笛卡尔在1619年前后试图突破所谓“数学物理”科学的形态，在他与荷兰数学家Issac Beeckman的交流中，他们普遍意识到，培根式的科学，未能在物理学研究中有效地利用数学。普遍数学正是笛卡尔在这方面的重要努力。(44)“规则四”的描述直接触及到这部分的内容。“普遍数学”不仅要将数学应用到“经典科学”的主要领域中，而且试图拓展到任何涉及到“次序或量度”(ordo vel mensura)的问题。“普遍数学”并没有因此要求将所有知识都“数学化”，而只要能够在方法上将涉及“次序或量度”的事物能够按照经验之路还原为“最简单、最容易的事物”。(45)在这个意义上，“普遍数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将事物排列成从绝对项到相对项的序列。规则五到七就是在事物的序列中建立这一“次序”的具体方法。只有做到这一点，经验之路才能借助直观的明见让自然之光照亮“普遍数学”的对象。(Descartes，Regula，IV，AT.X.377-0378；VI.AT.X.381-382；VIII，AT.X.392.)

  　　 然而，普遍数学的方法也因此有了明确的限制。不仅无法纳入围绕绝对项建立的序列的事物，就不能成为“普遍数学”的对象，而且一旦“要被探求的事物的序列中出现了某个我们的理智不能足够好地直观的东西”，这一方法也无能为力。普遍数学实现的方法，不仅面临还原或者说分解步骤上的限制，而且还面临更根本的原则性的限制：“只有在纯粹简单的绝对项上，我们才拥有确定的经验。”这里就势必要求考察“人的条件(humana conditio)的限制”。对人的认识条件的限制的“认识”，作为科学，丝毫不亚于对于“事物本身的自然”的认识。而且，从普遍数学的这一方法论结构来看，就所有其他东西的认识都依赖于理智的认识而言，“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一生中至少要有一次探求出，人类的理性能够达到哪些认识(quarum cognitionum humana ratio sit capax)”。人类知识的范围是人探求的问题“最有用的”。(Descartes，Regula，VIII，AT.X.393-7.)

  　　 因此，笛卡尔对普遍数学的方法统一性最终指向了人类知识的限度和范围，考察这一问题的科学在原则上优先于其他有关事物本身性质的科学。这导致了在笛卡尔的方法中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事物序列中的绝对项与人类理性认识的限度，二者在方法上的相对优先性。《规则》中的“简单自然”学说本身的含混性，是这一困难的直接体现。

  　　 在“规则六”中，笛卡尔明确根据事物序列的绝对项建立了符合普遍数学精神的“简单自然”概念：

  　　 我将这称为绝对的，即任何在自身之中包含了纯粹、简单的自然(naturam puram & simplicem)的东西。这个自然即所有被看做是独立、原因、简单、普遍、单一、相等、相似、直以及其他诸如此类事物的东西；并且，我将它称为最简单、容易的东西，因为我们可以用它来解决问题。(Descartes，Regula，VI，AT.X.381-382.)

  　　 这就是作为普遍数学建立的统一科学基础的“简单自然”。然而在较晚时期撰写的“规则十二”中，笛卡尔在首先阐述了“认识事物的我们”之后，然后在考察“有待认识的事物本身”时给出了一个相当不同的对“简单自然”的理解：

  　　 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仅仅是这些事物，即就它们被理智所察觉而言，当我们对它们的认识是如此明显和分明，以至于心智无法将它们分为更多的、更加分明地被认识到的东西时，我们就称它们为简单的。这种事物包括形状、广延、运动等等；而我们认为，所有余下的事物都是从这些东西中以某种方式复合而成的。(Descartes，Regula，XII，AT.X.411，418.)

  　　 在“规则十二”的简单自然学说中，将“简单自然”进一步分为纯属理智的、纯属质料的和二者共通的，像它们最初被规定为“简单”一样，都取决于理智对它们的察觉。这些“简单自然”的“自明性”(per se notas)，以及绝对不包含错误的确定性，都取决于它们在理智直观中的“明显”与“分明”。因此，并不需要花太多工作去认识这些“简单自然”，它们并不像培根的“简单自然”那样隐秘，而是“自身就足够显明，只要将它们彼此分开，并且用心智的光芒分别直观它们每一个”，就行了。而“人的全部知识”就在于，能够分明地辨识出“这些简单自然是如何同时汇聚复合成其他事物的”。(Descartes，Regula，XII，AT.X.419-427.)

  　　 严格来说，无论是“规则六”，还是“规则十二”，“简单自然”只要是直观面对的简单事物，就势必是依据我们的理智规定的。但被笛卡尔称为是“技艺的奥秘”的绝对项，仍然具有方法的“便宜”特征(因此，绝对项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的)。而“规则十二”“依照我们认识的次序”建立的简单事物的“观念”(notiones)，则并非随意可以变更的，而是取决于我们理智固有的结构。但对于后者，“规则十二”在第一部分进行的初步分析则远远不够。如果“简单自然”不只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还原机制，还涉及到人的认识能力，普遍数学就不足以为这一“简单自然”的学说提供基础了。虽然在《规则》中，借助普遍数学的方式，依据对理智直观的信任，笛卡尔似乎轻而易举地就从自然事物到达了构成这些事物的“简单自然”，但“规则六”与“规则十二”在规定“简单自然”上的分歧，以及两份“简单自然”清单在内容上的诸多差异，(Comp.Descartes，Regula，VI.AT.X.382 and XII，AT.X.418-420.)都表明“简单自然”学说仍然欠缺哲学上严格而坚实的基础，一门“知识的原理”(les Principes de la connoissance)。(Descartes，Princpia Philosophiae，Lettre-Préface，AT.IX.B-14.)在阐述“简单自然”的学说方面，在《规则》中，笛卡尔并不比培根更成功。

  　　 笛卡尔的哲学工作并没有终止于《规则》。恰恰相反，《规则》更多是笛卡尔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工作的一个序曲。

  　　 从《谈谈方法》到《第一哲学沉思》，笛卡尔慢慢摸索出自己的“形而上学之路”来解决“经验之路”无法克服的困难。从《规则》出发，这一“形而上学之路”显然并非人类理性幼稚阶段难以摆脱的“形而上学玩具”，而恰恰是笛卡尔艰苦构思，以图克服“经验之路”内在困难的重要尝试。要理解笛卡尔的“第一哲学”的性质，特别是其新的哲学开端与基础，或许仍然需要回到笛卡尔与培根最接近的地方。在这里，担忧“理智自为”的培根，坚决反对探讨心智与观念的古代形而上学的做法。似乎面对二十年后将原本属于神圣心智的“观念”借用到人的心智上的笛卡尔，培根告诫说，“在人的心智的幻象(humanae mentis idola)与神圣心智的观念(divinae mentis idea)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Descartes，Responsiones III，AT.VII.181.Bacon，Novum Organum，I.124.)我们需要理解的是，笛卡尔是如何跨越这一巨大的鸿沟的，找到重构“人的自然”的“观念”。

  　　 注释：

  　　 ①以下讨论参考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25-127页。

  　　 ②以下讨论见Jean le Rondd' Alembert,"Discours préliminaire",Encyclopédie,University of Chicago:ARTFL Encyclopédie Project(Spring 2016 Edition),Robert Morrissey and Glenn Roe ed.

  http://encyclopedie.uchicago.edu/

  (下引《百科全书》均据此版本)，Vol.I.p.vii-xxviii.

  　　 ③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邬波涛、张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戴克斯特霍伊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在戴克斯特霍伊斯和柯瓦雷之前，胡塞尔已经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中，对现代科学做出了类似的诊断(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节以下)。

  　　 ④柯瓦雷：《伽利略研究》，第370-371页。

  　　 ⑤参见Graham Rees,"The Reputation of Francis Bacon's Philosophy",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Vol.65(2002),pp.379-94,esp.pp.387ff.

  　　 ⑥参见Thomas Kuhn,"Mathematical versus Experimental Traditions",in The Essential Tension: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p.31-65.

  　　 ⑦参见William Whewell,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From the Earliest to the Present Tim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rep.of 1837,London:Parker; Her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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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倔强头，赤诚心——温家宝的地质生涯

  作者：小沛爵 发布时间：2018-05-12 01:50:41

  2016年6月21日至7月9日作

  　　我坐在家中，静静地回忆三十七年的道路，思考着未来，用得着一句话概括，还是那颗倔强的头颅，还是那颗赤诚的心。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并不好，容易满足，而且经不起波折。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远大的目标，还得从点滴做起。对生活仍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多大的压力，不要中断学习和工作。

  ——1979年7月24日日记

  　　我初知温家宝，是1998年抗洪抢险期间央视新闻中常出现的忙碌身影。当时不到10岁的我只知温家宝是国务院副总理，而无过多级别概念。直到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于次年接任国务院总理，愈加关注时政的我才对温家宝印象深刻。

  　　回顾温家宝的事业历程，清晰可辨三大阶段：地质系统、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依我看，第三阶段（特指政府首脑任期）最为人熟知且最具功过争议，第二阶段关键在于进入政治中枢，第一阶段则因年代较早而陌生。

  　　今年3月，地质出版社出版的《温家宝地质笔记》在全国公开发行。据新华社电：“本书收入温家宝同志1968年至1985年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的工作、学习笔记160余篇，手迹影印件632幅。这是作者从现存45本、400多万字的笔记中摘选的。本书还收入作者撰写的回忆文章24篇，照片50余幅。全书分为野外地质考察笔记、管理工作笔记、调研笔记和学习研究笔记四个部分，真实记录了作者的成长经历，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的变化和成就。本书所收笔记、回忆文章及照片均为首次公开发表。”

  　　显然，温家宝退休后再度出书（首部著作是《温家宝谈教育》），讲的正是自己事业历程的第一阶段。25年地质生涯（1960年9月入学北京地质学院－1985年10月调离地质矿产部）塑造了温家宝的品格，更确立了温家宝的仕途，可谓认识温家宝的“窗口”。温家宝在自序中就坦言——

  　　从1968年到1985年，我在地质系统工作了18个年头，大多是在艰苦环境中度过的。其中，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15年，在地矿部工作3年。这18年是我从青年到中年这段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也是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更是我们国家发生历史转折变化的重要时期。

  　　乍一看《温家宝地质笔记》，567页的正文厚度和大量的专业材料挺瘆，其实字里行间夹着诸多“干货”。我“读薄”了此书，颇感受益匪浅。

  　　“工作越忙，读书越要坚持不懈”

  　　遥想总理当年，古文脱口而出。想必有人视温家宝为“掉书袋”，但这恰是博览群书的一种实践啊！况且所谓“掉书袋”者，实为“一瓶不响，半瓶晃荡”，真正的大家则是经典信手拈来。

  　　然而，太多阳春白雪毕竟不够接地气，更贴近民众的“习话”、“李语”就比“温言”传播效果好。但也不能否认温家宝的脱口而出确是信手拈来，而有此底气，定离不开长年积累。

  　　温家宝于《温家宝地质笔记》中强调，“读书学习对我来说不仅是习惯，而且是需要和自觉了。”我总自称“我为读书狂，每每徜徉于知识的海洋，莫不欣喜。”温家宝亦如此，而感悟更深——

  　　我出身教师世家，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历史和文学作品。1954年9月，我考进南开中学，走进了一个学习知识的新天地。在南开中学时，我如饥似渴地读书，获得了很多知识，认识了学校以外广阔的世界。

  　　从中外历史和文学作品的宏篇巨著中，我看到了人类历史的辉煌和未来的光明，也看到历史和现实中丑恶的一面。我常含着热泪阅读这些不朽的作品。书中记载着历史的厚重和启示，人类的进步和前途，个人的奋斗和命运。每读这些篇章，我的心情总是跌宕起伏，掩卷久久沉思。我经常以历史上的英杰名人为榜样，把他们作为指引我前进的明灯和克服困难的力量。在阅读中，我时常联系社会、思索人生，想着社会发展的道路，想着自己将来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温家宝读过何书？我从《温家宝地质笔记》中整理出一份书单（如有遗漏，敬请谅解），除了李四光《中国地质学》、黄汲清《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这样的专业著作和阿·费尔斯曼《趣味地球化学》这样的科普读物以及徐霞客、丁文江、章鸿钊、杨钟健、谢家荣、魏格纳等中外地理大师的作品，还包括若干非地质类图书：

  　　中国作者（按出生时间排序）

  　　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庄子、范仲淹、王安石、毛泽东。

  　　外国作者（按出生时间排序）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康德、华盛顿、歌德、林肯、马克思、恩格斯、甘地、列宁、丘吉尔。

  　　中国作品（按书名汉语拼音排序）

  　　《邓小平文选》、《汉书》、《刘禹锡诗文选注》、《呐喊》、《史记》、《王安石诗文选注》、《贞观政要》、《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简编》、《资治通鉴》。

  　　外国作品（按书名汉语拼音排序）

  　　《恩格斯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传》。

  　　其他

  　　“描写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的著作”。

  　　在培养子女读书习惯方面，父母的示范作用极重要。温家宝就两次提及与父亲的书缘：一是温家宝带着父亲读过的《中国地质学》上大学，这本李四光英文原作、张文佑中文编译的专著先被温父“画满了红线”并“写有心得体会”，后被温家宝“圈圈点点，作了许多新标记”；二是温家宝买的《二十四史》独缺《明史》，“年迈的父亲知道后专门给我买来补齐”。由此推之，温家宝好读书应是受家庭环境熏陶。

  　　我很敬佩温家宝见缝插针地读书，特别是当别人专注于忙里偷闲时，仍能不改初衷。1970年5月18日，温家宝在祁连山如是说——

  　　现在，同事们都在打扑克。我不愿在那上面多费时间。我想，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才能不空耗生命，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温家宝所谓“现在”指的是夜晚，即“读书和思考的最好时光”。温家宝认为，“工作越忙，读书越要坚持不懈。睡觉前我一定要看书，一个小时也好，翻几页也好。不看书，就觉得没有完成一天的任务。”

  　　早在1968年赴甘肃工作时，温家宝四件行李中就有两件是“装满书籍的小木箱”。在地质队，温家宝制定了每个冬季自学一门学科（物理、化学、历史、文学、外语）的学习计划。故“每到祁连山或北山出野外”，温家宝都要带书，“有专业书，也有文史哲类的书，甚至带着英语课本”。

  　　1982年冬，刚及不惑之年的温家宝在日记中自勉“刻苦学习，求有真知灼见”。当时，已调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的温家宝在学习政治理论的同时，重点加强经济知识、经济政策、经济理论的学习，从而更开阔了视野。

  　　博览群书甚好，只入眼不入脑地海读却会导致“学而不思则罔”。读书并非拼数量，而应求质量、重消化，实现学以致用。温家宝读书就有深思，在史籍方面，“特别关注历史上‘盛世’成因的探讨、研究”。如针对《贞观政要》所载唐太宗“爱之如一”的施政理念，温家宝评曰：“若‘如一’，这样算‘允公’、才‘平等’、才可能‘大同’，人民才能共同富裕，社会才能进步。”

  　　学无止境。温家宝至今“仍为未能完全掌握英语而深感遗憾”，年轻的我不更应珍惜时光，多读书、多学习以完善自己吗？

  　　“母校是我终生难忘、永远感恩的精神家园”

  　　1960年至1968年，我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地质专业教育与训练。我时常回忆起这段时光，想念我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地质学院的学习和生活给我日后从事地质工作、做人行事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当时所做的大量学习笔记全部散失了。但是，母校是我终生难忘、永远感恩的精神家园——

  　　不言而喻，大学是青年人走向社会的起点。8年（5年本科和3年研究生）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学生岁月对温家宝就有三重影响：

  　　母校培养了温家宝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校期间，求知若渴的温家宝“抓紧一切时间去涉猎各种学术理论和观点，让头脑这张白纸，画上五彩缤纷的科学画图”。地质学博大精深，沉浸其中的温家宝汲取着知识，更树立了态度——

  　　一个科学工作者只承认规律和真理，而不屈服于任何权威。在学校期间，我遇到问题总要问“为什么？”这也就养成了在日后工作中不迷信、不盲从的信念。在“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年代里，北京地质学院是一个重灾区。即便在那十分狂热躁动的气氛中，我也始终保持清醒，努力坚守独立的人格。

  　　母校培养了温家宝克服困难、勇于担当的勇气。虽早有选择地质就是选择艰苦的思想准备，但温家宝才入学几个月就患上浸润性肺结核，实属打击——

  　　但我认为，人要垮，首先精神先垮。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我的意志和身体。因此，我从不放弃锻炼身体，更加努力自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考试的几门课程，包括没有上完的结晶学都获得了优秀。半年后，医生允许我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但我不把自己当成病人，坚持跑步、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班上的同学都忘记了我还是个病人。殊不知，我是直到大学临毕业时才摘掉肺结核的“帽子”。大学五年全部考试课程（除一门外）、所有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都获得了优秀。

  　　学霸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母校坚定了温家宝人民至上的理念。除了读书，温家宝还常抄录名人格言，“常看常思，常看常新”，并“下决心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我急切地要了解国情和民生，坚定自己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信念。”温家宝从大学开始参加农村调查，“除学校组织的下乡麦收和秋收劳动外”，还曾赴北京通县（今通州区）、湖北秦岭、河南嵩山等地农村劳动、实习——

  　　在实习中，我和老乡同吃同住，充分了解了山区农民的生活。乡亲们纯朴的面容，一口亲切浓郁的方言，至今让人难以忘怀。我对群众了解得愈深，对他们的感情愈真，觉得自己的责任愈重。1965年大学毕业时，我为新同学写了一篇题为“要把学习和为人民服务联系起来”的信，发表在9月5日的校刊上；我还决心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为此，我曾多次要求到西藏工作，并两次写血书明志。

  　　温家宝虽未到西藏工作，但仕途同样始于甘肃且同为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兼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同胡锦涛一样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春华，也在毕业时主动要求到西藏工作，并于当年（20岁）任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组织部干部。

  　　忆往昔，温家宝于《温家宝地质笔记》中表示，“如今，作为一个年过七旬的人，回顾自己的学习、工作历程，我感到十分欣慰：我没有辜负自己的生命，没有辜负我热爱的人民。”

  　　我认为，温家宝也没有辜负母校。

  　　“只要一天不倒，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

  　　北京地质学院使温家宝决心为人民服务，艰苦的野外工作则是毕业后的第一考验。当时，温家宝常自勉“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温家宝地质笔记》就收录了几段类似“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情”的文字——

  　　我身在深山，但胸怀却像海一样的宽广。我把自己的工作，与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就产生了无穷的力量，顽强地战斗。

  ——1970年5月27日日记

  　　我要以坚韧、顽强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只要一天不倒，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

  ——1970年5月28日日记

  　　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的心情从未平静过。纵横全国的大小河山，贮藏了丰富的矿藏。我要在祖国的土地上，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为人民造福。

  ——1970年7月12日日记

  　　光阴荏苒，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看自己，已经进入壮年了。在生命的长途上，我必须抓紧这每一天、每一年，刻苦地学习，努力地工作。一息尚存，我决不放弃为人民积累知识，再服务于人民。

  ——1974年7月17日日记

  　　我每每看到农民辛勤劳动的情景，总要敦促自己，早起晚睡，努力做好工作，不负于抚养我们成长的人民大众。

  ——1974年8月4日日记

  　　地质队员总希望每一次踏勘都能有所发现。即便是一块石头，通过我们的野外工作，能逐步证实其经济价值，从而改变地方或当地人民的生活。尽管这种几率很低，但这种梦想时刻总在头脑中闪现，我们每天都在脚踏实地地追索。

  　　最终，一心赤诚为民的温家宝从北京的大学生到甘肃的技术员，从祁连山到中南海，从找矿到治国，步步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一个不畏艰难困苦的人，一定会到达光辉的顶点”

  　　大学时患肺结核只是温家宝成年后经历的初次磨砺，到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才是艰苦的开始。

  　　1968年冬，温家宝被安排到酒泉县丰乐公社（今酒泉市肃州区丰乐乡）劳动锻炼，负责挖建台子沟水利干渠——

  　　那时，我年轻，能吃苦。在一人多深的沟里，一锹一锹地将土甩上沟边；几十斤重的大石块背在后背，连走带跑几十米都不感到累。手上磨出了泡，背上磨破了皮。午饭，常常就着开水吃凉馍。就是这样，我们干了三个多月。

  　　正式入了行，温家宝就随地质力学队进行野外地质考察，跋山涉水也成了家常便饭。但温家宝心态极佳——

  　　地质队员在野外考察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枯燥和艰苦危险的，但也充满了神奇和乐趣。我平静从容地面对艰苦，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保持心灵的纯净和美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这样的内心，有着常人的愿望和追求，也有着神仙般的诗意和广阔。

  　　温家宝更视“苦”为“炼”和“练”——

  　　艰苦的野外地质工作既是对身体的锤炼，又是对人的意志、品格的磨练。我经常背着装满石头样品的地质包，一步—步向高山攀登，累了就靠着山崖歇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我从不敢坐下，生怕再也起不来。

  　　我坚信，没有翻不过去的山，也没有到不了的岭。山越高，意志愈坚；岭越远，胸怀愈宽。一个不畏艰难困苦的人，一定会到达光辉的顶点。

  　　《温家宝地质笔记》还记述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险情——

  　　1970年6月的一天，在洪水坝河小龙口基站，由于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数十年未上水的阶地边缘不断被水冲垮。山上冲下的大石头在洪水中轰隆隆滚动，山坡的泥石流不断滑下。我们小组就住在阶地上，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我招呼同事先搬资料，后搬行李，再拆帐篷，迅速转移。那一夜，大雨滂沱，洪水连续上涨，我们竟然搬了三次家。第二天雨过天晴，沟谷被冲得变了形，堆满了被洪水冲下来的巨石，还有死去的骆驼。

  　　有付出就有收获，也有代价。温家宝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干巴河脑野外考察时，“午饭就是带上山的凉馒头”，却因忙而“经常中午不吃饭，饥一顿饱一顿，以致后来胃一直不好”。

  　　那为何温家宝在野外如此拼命？“这样做值得吗？”

  　　对地质队员而言，每一座山梁都可能蕴含宝藏，即便以前有同行到此踏勘过。只要不畏高、险、远、难，尽力追索观察地质异常，不断发现与矿产相关的蛛丝马迹，做好野外观察，就有可能找到宝藏。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温家宝用不畏艰苦和专业精神在祁连山播撒青春、倾注热血。

  　　“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

  　　党中央提出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后，我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1978年12月，我被甘肃省地质局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

  　　从此，步步践行赤诚为民的温家宝转而驶入仕途快车道：1979年9月21日，调任甘肃省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主持全处工作；1981年3月28日，升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处理全局地质业务工作；1982年11月初，调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1983年10月10日，被国务院任命为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参与领导部委全局性工作；1985年10月，离开地质系统，转职中共中央机构……

  　　走上基层领导岗位意味着管的人变多、事变杂。在待人方面，温家宝非常关注地质力学队职工的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尽可能地为大家多做些事”。在处事方面，温家宝于1979年1月20日日记中告诫自己——

  　　我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从担任领导工作的一天开始，我便下决心继续努力钻研科学技术，绝不能放松。

  　　仍在1979年1月，温家宝决定“第二次放弃提级的机会”，并于日记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人的价值不是用工资的多少作为尺度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决不是以挣钱多少可以衡量的。”

  　　至于温家宝第一次放弃提级，是在1977年底。1979年1月15日日记则简述了温家宝两次放弃提级的始末——

  　　那次队上十四个单位有十三个半单位的同志提我，我写出大字报坚决让给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同志。这一次是在我被提升为副队长之后，又有多数单位的同志同意我，由于我主持队上的工作，不能先为自己打算，我又决定放弃这次机会。

  　　经过调研，温家宝决定提级“四个技术人员，三个工人和一名行政干部”，并获党委通过。在队职工对此的反映是“多数群众满意，少数持不同意见，甚至很强烈”。

  　　面对主动让利仍起纷争，温家宝就以马克思为榜样，写日记激励自己——

  　　一个坚持真理的人，有时是遭人嫉恨和受人诬蔑最多的人。马克思就是这样。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曾把他驱逐出境；无论保守的资产者或极端民主的资产者都争先恐后地纷纷诽谤他，诅咒他。但是马克思心中装着真理，无所畏惧，他把这一切当作蛛网—样抹去，不予理睬，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给以答复。我一定要做这样勇于坚持真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调任甘肃省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的同年12月，温家宝别酒泉、赴兰州，“结束了12年的野外地质工作和生活”。从山野到省局，温家宝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变化很大——

  　　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了一多半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默然呆坐。

  　　未入正轨令温家宝感叹“人的生命这样度过”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

  　　我常常沉思：一个有信念的人，一定会珍惜生命的每一天，甚至把它作为自己的最后一天来度过。按照自己的信念，坚定地向前看、向前做、向前走。而绝不会满足于事务工作，学习无一定计划，工作和生活缺乏目标，空费精力、耗人生命。那时，三十多岁能当处长是件令人羡慕的事。但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没有远大理想和真才实学，没有实际经验和工作能力，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青年干部刚到新地方，难免职场受气，这隐现在温家宝1980年3月18日日记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仿佛变得更加沉默了，说话做事异常谨慎，就是这样仍难免缠绕是非。我想，慎重是对的，但谨小慎微就不好了。一个人胸中的目标要远大，为了这个目标，百折不挠；为了这个目标，激流勇进，不断进取；为了这个目标，谦虚谨慎。我胸中的目标是什么？我怎样对待自己的生活呢？

  　　而履新半年后，温家宝“开始进入角色，每天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终“以刻苦努力、勤于思索很快赢得了工作上的主动和同事们的信任”。

  　　1981年4月7日，温家宝获知地质矿产部党组已批准自己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就在日记中立下奋斗目标——

  　　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要确立政治经济学的主攻课题，并在某一两个领域的研究上有所创见；

  　　要熟悉地质业务技术，尤其是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在指导地质工作中要运用自如，在地球化学和成矿理论方面要选择课题，深入研究，力争有所成效；

  　　要刻苦攻读外语，三五年内，亦即45岁以前要攻破英语；

  　　要做一个干练的管理干部，有远见卓识、明确目标，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要不图虚名，不骛虚声，做事要有计划，应该办的事切实抓紧，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力求避免。

  　　立大业必须有大志，实现自己的目标更要有非凡的勇气和极顽强的毅力。

  　　我将为祖国奋斗一生，并将此精神留给我的儿女。

  　　次年11月8日傍晚，将到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工作的温家宝从兰州乘火车远行——

  　　火车开动了。我凝视着渐渐远去的皋兰山，遥望那东流的黄河，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舍之情。在甘肃工作15年了，我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热爱浩瀚的戈壁沙漠，更热爱这里纯朴的人民。

  　　进京正式报到前，温家宝被派往陕西搞调研。期间，温家宝一直在思考——

  　　我又想到：自己即将到部机关工作，面前的任务非常繁重，必须努力学习，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下艰苦卓绝的功夫，做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为此，自己要横下心来，十年内不顾任何冷言冷语，不顾任何讥讽挖苦，潜心自修，增长知识，积累经验，这样才能在风口浪尖中站得住，才有可能肩负起更重的担子。

  　　结束了在陕西近一个月的调研，温家宝于12月4日乘火车抵达北京。从地方到中央工作，温家宝简直是受宠若惊——

  　　部政研室的同事们对我的到来做了精心安排。我办公兼住宿的地方是部机关大楼三层东端的310号房间。房间内有两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两个大铁皮立柜，一对小沙发，一个双人沙发，再加上一张床。尽管室内东侧有一扇窗户，但早晨东照时间较短，白天屋里显得光线暗些。然而，部机关许多同事的办公条件较差，政研室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办公。同事们给我安排得这样好，使我内心十分不安：我一个人怎么能在这一间办公室里坐得住？我对政研室副主任方克定说：“请你过来吧，我们在一起办公，或者再安排一位同志过来，这样才好。”但是，政研室始终没有再安排其他人过来。我在地矿部工作三年间，也一直在这个房间里办公。

  　　才到地质矿产部工作十余天，温家宝就在日记中表态——

  　　珍惜时间，提高效率，等于延长生命。

  　　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

  　　置生死于度外，视富贵于粪土。

  　　自不惑年起，要有个新的开始，不贪一得之功，不存一孔之见，卧薪尝胆，刻苦学习，求有真知灼见。自勉。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生于1942年、1968年从北京到甘肃工作的胡锦涛，也在1982年底进京，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2002年11月，胡锦涛和温家宝成为搭档，开启了所谓“胡温十年”。

  　　短短几年内接连升迁，温家宝总要不断转换角色、调整心态。特别是初进地质矿产部，温家宝对这里的几乎一切都颇感陌生——

  　　刚到政研室，我对工作环境和人头都不熟悉，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甚至连学都学不会。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但是，我必须坚强地走下去。

  　　经过接触，温家宝发现，“政研室的几位同事业务扎实、对地质管理熟悉、文字水平高”。相较之，温家宝“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人地两生，面前的路很难”。怎么办？

  　　我想，要自信，不要逃避困难，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勇气，凡做―事，定要排除万难，奋力前行。通往真理和成功的路，是崎岖的路，它只欢迎具有坚韧不拔意志的勇敢者。事实上，我在甘肃就是这样从地质队到地质局走过了十五年。我相信，靠自身的努力会走下去的，关键是要有学识、有建树。我暗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走下去。

  　　1983年元旦之夜，迎新爆竹“毕毕剥剥地响着”。温家宝则坐在安静的地质矿产部办公大楼里，回想过去，思考未来——

  　　对生活和事业都要充满信心，要善于抓住时机，开创局面，勇于进取。

  　　活着一天就要奋斗一天，生活就要做生活的强者，因而要不倦地学习，有计划地学习。

  　　要面对现实，深入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要做一个不畏艰苦、不怕困难的人！

  　　温家宝常强调要坚守独立人格和坚持真理，并付诸实际：“在部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我大胆谈出了我对体改的见解。”“大胆”就在于“对待这个重大问题，从上到下是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识的”，而温家宝“挑明了这个矛盾，没有回避问题，不苟同于某家之言，独立地和盘端出”对问题的全部看法。

  　　对为官者来说，温家宝1983年1月4日日记所述感言堪称标杆——

  　　一个好的干部，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问题，无论什么场合，都要敢讲真话，这样做于国家于人民有利，于自己也无害。那种一味迎合领导的“奴相”是可鄙的。我尊重领导，但从不迎合。

  　　近年来，习近平也在多个场合强调“讲真话”，如领导干部“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

  　　驶入仕途快车道的温家宝充溢着繁忙和紧张、经历过彷徨和诋谤，但一直寄希望、敢担当，从而实现了不惑之年新气象的理想。

  　　“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总是同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干部队伍“四化”方针使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得以充实各级领导岗位，时任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就乘势为国家慧眼识英才——

  　　孙大光是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老干部。他不仅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他以宽广的胸怀、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眼光，亲自到各省局调查了解情况，并带领一批又一批年轻干部深入基层，考察学习，让他们在实践中展示才干。他识别干部的方法就是亲身接触、实地考察，把看、听、问、思结合起来。他常说：“对干部的选拔使用，要做到大胆、得当，就必须对所选拔的对象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光靠听汇报、看材料，重要的是要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来印证这些材料的准确性。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领导同志也要利用多种形式考察的机会，亲自接近和熟悉他们，既从大处又从细微处去了解他们。”孙大光不仅重视年轻干部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而且重视他们的文化修养和理论素养。他不喜欢四平八稳的平庸之人，更看重那些勇于独立思考和有创新精神的人。他用人不拘一格，坚持五湖四海。

  　　正是孙大光通过甘肃考察和东北调研，决定选拔温家宝。对于老同志的知遇之恩，温家宝感谢且铭记，并化作不竭动力——

  　　人们常说，“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千里马”，但我要感谢那些认识我、了解我、信任我并给我锻炼机会的“伯乐”。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没有像孙大光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我仍可能还在大山里。因此，对我来说，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

  　　我常想：生活对我是公平的。岂止是公平，甚至有些偏爱。机遇也是难得的，许多人比我有才华，但却没有我这样的施展条件。现在，主要是自己要有知识、有力量、有胆略。在这些方面，我还差得那样远，知识不足，经验不多。我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学问和事业上。

  　　1983年10月，经中央批准，41岁的温家宝被国务院任命为地质矿产部副部长，从此跻身高级干部行列。而在当年3月，温家宝就获知自己被增补为地质矿产部党组成员。随着职责加重，温家宝在《工作手册》（1983年4月至1984年5月）上写下了自己的誓言兼座右铭——

  　　硬是同自己的公正廉明分不开的。

  　　要做一个为坚持真理而不怕被打倒的人。胆大心细，既要有硬劲，又要讲方法，处理问题要留有余地。

  　　要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对人民负责，在困难面前不退缩，立志采取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

  　　这几句话显示，在部委历练了的温家宝比在甘肃工作时成熟了，且仍不忘初心。

  　　同“要做一个为坚持真理而不怕被打倒的人”和“要敢于面对现实”写于一页的还有以下文字——

  　　要开小会，开短会，开议题明确的会，开真正讨论问题的会，上面不作包罗万象的报告，下面不作漫无边际的汇报，切实改进文风、会风。

  　　与之相同的是，2012年12月发布的中央八项规定也要求“切实改进会风”，其中就包括“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升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的温家宝承担两项重大任务：“一项是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地质矿产工作布局的调整；另一项是旨在提高地质找矿效果和地质工作经济社会效益的地矿工作体制改革。”1984年是温家宝“极为繁忙的一年”，也是“地质工作计划任务完成最好的一年”。

  　　1985年10月，因工作变动，我离开了地质系统。如果从上大学学地质算起，我在地质行业待了整整二十五年。这里留下了我的心血、我的奋斗、我的思考，还有我对几十万地矿职工深深的眷恋和热爱。

  　　即使调离地质系统，温家宝仍惦记着恩师孙大光。1985年9月，孙大光离开地质矿产部领导岗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5年1月13日，孙大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5年后，《人民日报》2010年1月13日二版刊登了温家宝撰写的《深切怀念孙大光同志》，其中几段文字展现了孙大光的卓越风范——

  　　大光同志光明磊落，知错必改。他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10年也曾有过失误，如在1976—1979年富铁矿会战期间地质队伍快速膨胀，造成了不良后果。大光同志发现后，从1979年开始严格控制队伍规模，1980年停止内部招工，力图“消肿”。对此，他既不讳疾忌医，也不文过饰非，而坦称“后悔莫及”。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7月中顾委常委扩大会后，大光同志响应会议主持者的号召，上书中顾委领导。其中针对当时的物价问题、经济理论和政策认识混乱的问题、党的生活中的“透明度”问题、党的建设和党风问题，痛切陈辞，直言不讳。特别在党风问题上，历数“人们谈论的所谓‘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党的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直指社会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三四千言，可以说是一位积5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赤胆忠心凝聚成的字字珠玑，给人以很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从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讳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的心声和最后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尾语“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不难看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爱党、忧党的纯洁党性和坦荡情怀，是弥足珍贵的。

  　　我与大光同志于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触，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得到兼有领导、严师、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对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的关怀、教诲和培养，情真意切，言犹在耳。特别是他对年轻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胆放手，让他们去施展、开拓，这是很少有、也很难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称高超，但少有“领导高明论”；他驾驭全局往往挥洒自如，但并不恋栈、揽权；他悉心培养年轻干部，诲人不倦，却不指手画脚。

  　　凭自身努力，遇领导赏识，逢时代召唤，温家宝才41岁即任副部级京官。俗话说，“不求尽如人意，但求问心无愧”，依我看，温家宝的仕途既问心无愧，也尽如人意。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事业，也要热爱家庭。野外工作远离家乡，温家宝却依然能感到母亲的呵护——

  　　天气冷时，里面还得套穿一件毛衣。身上这件驼色毛衣，是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穿上这件毛衣既暖身也暖心。摸着这件毛衣，仿佛看到妈妈灯下织衣的情景。那时，我常常想念在乡下劳动的爸爸、妈妈，他们年近花甲，在乡下已经待了4年了。

  　　温家宝也多次在日记中提及要当孩子的表率。1979年1月15日日记即一例——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处理同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我要教育他们从小就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不靠天，不靠地，也不靠父母，自强自立。说实在的，作父亲的除了在道德品质上能给孩子作个楷模外，别的不会给予什么。

  　　温家宝在甘肃工作时认识了毕业于兰州大学地理系的张培莉，两人于20世纪70年代结婚。因种种缘由，温家宝夫妇鲜有出镜。但我相信，“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的温家宝能步步高升，必定有亲情的鼎力支持。

  　　“山峰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银光闪闪，山谷松柏成荫，一片葱绿”

  　　《温家宝地质笔记》还流露出温家宝的文采。

  　　“尽管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祁连山的风光和大自然的奥秘，给了我探索的勇气。”多年工作在祁连山，温家宝对壮丽景观的描写使我身临其境——

  　　我常常出神地望着祁连山，它是那样的挺拔，山峰陡峭，棱角分明，直刺蓝天；它是那样深邃，层峦叠嶂，山重水复，深不可测；它又是那样美丽，山峰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银光闪闪，山谷松柏成荫，一片葱绿。

  　　祁连山幅位于祁连山主峰周围地区，是祁连山的腹地。那里，高山林立，陡峭险峻；沟壑纵横，巨石滚滚；冰雪覆盖，熠熠生光。平时，沟中清水潺潺。一遇大雨，山洪暴发，汹涌澎湃。

  　　我喜欢层峦叠嶂的山峰。我们常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工作，每次上山，除了几个地质人员外，很少能见到人。有时，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我一边走一边唱，把从小学会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旷的山野，只有我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我喜欢领略自然的奇趣。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托莱山后，远处又出现一道和天际相连的山峰，比托莱山高过1000多米，那就是班赛尔山。远远望去，山上的白雪连着蓝天，显得那么挺拔耀眼。山怀抱着云，云环绕着山，山在云中若隐若现，变幻无穷，神奇奥妙，宛如仙境。然而，大自然又是变化莫测的。早晨过沟时还是涓涓细流，清澈见底，让人情不自禁地弯下腰来捧起清凉的水，喝上两口，再洗洗脸。下午归来时，因上游冰雪融化或突降暴雨，沟内洪水下泄，波涛汹涌，让人望而生畏。

  　　我喜欢冰川的奇观。高山上的冰川比想象的要厚重坚实，它分布在山峦之巅或丘壑之源。在那晶莹剔透的冰上慢慢走动，看着那深不可测的冰裂缝，听着脚踩冰面发出的声音，给人以奇妙的感觉和无限遐想，脑海里随之变幻着美妙的画面。那时，我真的陶醉了，整个身心都融入了自然。

  　　温家宝也极好地宣传了地质科学——

  　　地质是一本记载几十亿年大自然神奇演化的“天书”。它在时间的长河中形成，在立体的空间中转换。在这部“天书”中，岩石和矿物如同它的书页，蕴含着地质演进的信息。要读懂这本“书”，需要到大自然中去亲自观察、触摸、体验、感受。岩石的颜色、粒度、纹理、产状及其间的化石，矿物的硬度、密度和晶体结构，都是这部“天书”中的“摩尔斯”密码，具有真实的涵义。唯有破解密码、读懂“天书”者方可领略大自然的壮观与精妙！

  　　1984年，温家宝赴苏联考察，在日记中以散文式笔调“定格”了贝加尔湖之美——

  　　早晨，风和日丽，湛蓝色的湖水微波荡漾，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银光。水中或见沙鸥翔集，或见水鸭游水。岸边是浓密的白桦林，一片黄绿，林中有少数的塔松，郁郁葱葱；还有几株枫树，树叶红了，红得像血。南面是萨彦岭，山不算太高，但已有了雪。林中偶见农舍，木屋铁顶，屋前放有砍伐的树木，卧着奶牛。湖的对面依稀可辨，青青的山，和蓝天连在一起。

  　　我一直对温家宝充满敬意，通过《温家宝地质笔记》了解了这位人民政治家的青年岁月后，则更添了崇拜之情。透过地质专业材料的“现象”，我看到了温家宝著此书的“本质”，即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的评价：“《温家宝地质笔记》真实地记录了温家宝同志的理想信念、扎实学识、实践创新的全过程，堪称一部青年的成长的教科书。”

  　　简言之，《温家宝地质笔记》就是作者的青年奋斗史。

  　　从高校毕业生到青年业务骨干，从基层领导到部委官员——温家宝的青春如此精彩，温家宝的成长甚是励志。温家宝事业历程的第二阶段遍遇风浪，至于十年国务院总理任期的功过毁誉，且待后人评说。正如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所言——

  　　我秉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为国家服务整整45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结语：我于今年4月购入、6月读完《温家宝地质笔记》，至今心潮难平。青年温家宝的奋斗之路太感动我、鼓舞我，使我觉得“少壮不努力”简直是罪过。我的读后感不知不觉达万余字，其中半为认真收集的原作精华。衷心希望本文能接力传递《温家宝地质笔记》蕴含的正能量，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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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了，却开始怀念

  作者：七月七日晴。 发布时间：2014-10-13 16:05:51

  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买了这本书，一直放着没有看，因为还属于学生，而且光看这本书的书名，就知道它比较适合用来怀念我们的大学生活。人确实总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在学校的时候各种吐槽自己的学校，在马上结束学生生活之际，才发现自己是有那么多的不舍得，哪怕学校小的一会就可以转完也不想离开它，食堂的饭再贵再吃腻了还是想哪怕再多吃一顿也是好吃的，或许在学校的时候和哪个同学有了摩擦，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觉得那时候的自己是有多么的幼稚，都可以不去在意了。那种吃饭时间寝室成员互相带饭、晚上熄灯后聊天谈心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毕业后看了这本书，书中的画面真的是我们大学生活的样子，那种熟悉的感觉让我觉得很温馨，但是鼻子却酸酸的。毕业了，却开始怀念。它像是一本相册，记录着我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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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花费了如此多时间，我很惭愧。

  作者：keke藕 发布时间：2010-04-14 02:40:11

  我不会推荐这本书。

  虽然我还是坚持把496页认真看完了，因为我有精神洁癖。

  实际上。

  建议阅读方式：迅猛的略读每章开始部分浅显易懂的“卡耐基金言”就好，因为主体内容没有任何的详尽解释或深入阐述。时间把握在两个小时以内。

  建议阅读人群：18岁到20岁及从未想过想要尽力认识自己的人，成熟的孩子可以在15岁左右阅读，可是那个时候在初高中学习没时间读这种“工具书”，所以还是不要读了。再说在不该圆滑的时候领略一下不成熟挺好的。

  建议阅读前提：你需要做一份类似营销的临时性交际工作，或者你发现你身边的所有人都讨厌你而你感到惶恐和痛苦了，或者你发现你嫉妒你身边那个如鱼得水的人了。注意，这本书完全不能帮助你认识到人性的弱点，更不能帮助认识自我。

  说下我不推荐的理由：

  1.该书属于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不属于地球毁灭前几年的中国。这导致了两点：一是许多观点甚至是基点已经落后；二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的躁动发展大背景为该书确立的“高效率”的教条式立场很令人反感，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有人在身后抽着鞭子指令明确的告诉我们怎么过才叫做幸福，我们也许更想被含蓄安静的揭面纱。比如，他会告诉你为了走出孤独忧虑的人生为了获得“幸福感”要遵守“消除心中的忧虑”这个原则，他无情的反对人类的自怜情绪，认为始终走不出悲伤绝望或忧虑就是不可原谅的失败，他除了直接又严厉的命令“你不能一直保持忧虑，否则你会被社会被大众抛弃”之外，并未尝试性的告诉我们什么是“忧虑”，“忧虑”从何而来，为什么会产生“忧虑”。倘若忧虑真像卡耐基说的那般是人类的敌人，那如果如此不了解敌人，凭什么靠一句命令就能战胜它？当然我想卡耐基是解释不了这些的，我甚至怀疑他由于个人理解力及层次问题对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洛•达斯的一段发言当作佐证材料完全用错了地方。

  2.篇幅冗长，废话连篇，结构不合理，逻辑性太差。总结一下该书的主要观点，不会超过500个字，他却整了个44.5万字，除了引用大篇幅的案例而且是重复作用的案例之外，还有很多废话，比如他举例一个人的唠叨有多烦人时，可以把那些烦人的唠叨话写个两大页甚至更多，细到“强尼要蕉蕉，强尼拉拉”这样的描述。一共十篇，看看这些篇题：第一篇 与人相处的基本技巧，第二篇 平安快乐的要诀，第三篇 如何使人喜欢你，第四篇 如何赢得他人的赞同，第五篇 如何更好地说服他人，第六篇 幸福的家庭生活，第七篇 如何使你变得更加成熟，第八篇 走出孤独忧虑的人生，第九篇 不要为金钱和工作烦恼，第十篇 远离疲劳，保持活力。敢问这些篇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哪？是同质并列关系还是递进关系啊？是为了不完整的交代人生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么？如果是这样，那请问第四篇和第五篇的区别在哪啊？第八篇和第九篇又是个什么关系嘛？在更细一层的章节机构上就更加混乱了，第二章讲了关于疲劳，第十章又反复的讲，重复之处简直多如牛毛，不是简单的重复，是基于整个框架都没有逻辑，因此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在围绕一句话转圈圈，讲了几十万字还是在讲那一个观点。

  哎。

  当然我没有资格去批评卡耐基以及他的作品，毕竟我不是“卡耐基”，我默默无闻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如他那般“成功”，所以整体上还是抱着学习为主的精神记住那些可以记住的东西吧：

  简单的总结，该书496页只表达了一句话：“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先施于人”。

  从两个角度阐述，都在从事社会活动的前提下，一是个人的发展，如何使自己“平安快乐”；二是与人相处，如何使自己左右逢源。顺带解释了一点夫妻间的相处。

  个人的发展方面，要点在于：时常进行自我批评，要善于自我暗示（当然是好的方面），不去担心未知（未发生的不好的结果），经常休息消除疲劳（卡耐基似乎认为疲惫和忧虑是人生最大的威胁），不喋喋不休怨天尤人，接受既定事实的困难并改变，正确理财。总之就是头也不回的保持前进的步伐。

  与人相处方面，要点在于：站在他人的角度着想而不是奢望别人为你着想，只当面赞赏绝不当面批评他人，鼓励他人多表达其兴趣点使自己成为好的倾听者使其感到优越感，实在要下命令时把对方当做已经满足了自己的要求，大度的原谅他人的侵犯或者批评并且不回应，微笑，记住他人姓名。总之就是顾全他人的面子。

  夫妻关系同样如此：自己少说话而让对方说，不批评而是赞赏对方，注重细节。

  我忍不住还是想说，按照我的理解，此教条的执行指向一个很会自我安慰且拥有虚伪的人际关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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