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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秩序的固化与精英教育的迷思

  作者：ly的读享生活 发布时间：2016-10-25 09:20:58

     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其纷繁变化超乎人们的想象。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种语言无声无息地消失。像拉丁文这样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地位特殊的语种，它为何在如今成了一种渐趋没落的“死语言”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知其果，究其因。法国文化学者弗朗索瓦•瓦克认为，追溯拉丁文在西方文化中的踪迹，首先要从学校着手。根据他的考察，直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学校和拉丁文一直紧密相关。拉丁文是小学基础课程，以主人的姿态垄断中学教学用语，在大学里坐享稳固的学术地位，因此瓦克将学校称为“拉丁文的摇篮”。不过，即便是在拉丁文一枝独秀的时间段，它的权威始终遭遇质疑。国家母语和当地方言更加明白晓畅，但却长期不能被教育系统接纳使用，为何如此？花费大量精力学习复杂繁琐的拉丁文语法，实际上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掌握这种语言的精髓，有何意义？过度重视拉丁文，因而蔑视本国语的态度，是否可取？

      这一连串问题是瓦克在《拉丁文帝国》里开篇即摆在读者面前的思考。他无意于把这本书写成百科全书式、面面俱到的语言学作品，而是着力探寻造成拉丁文当代命运的原因。但凡读者稍具心思，我们会发现，这个过程并非拉丁文独有，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民族的文化演进都与其他文化犬牙交错，呈现为交流与融合的错综复杂的过程。

      拉丁文原为意大利中部拉提姆地区的方言，它是怎样变成“欧洲符号”的呢？拉丁文的地位有着人为抬高的迹象，它起初是罗马帝国征服与同化的结果。最初的情形可能类似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普鲁士强迫战败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改教德语，或许不一定是暴力方式，就像中国历史上扬鞭中原的少数民族往往被汉族文化悄然同化。语言的更弦易张好比一把钥匙，封锁了一个文化体系的传播渠道，而让另一种文化思想徐徐浸透。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拉丁文的地位不降反升，则有赖于基督教的认可和传播。瓦克将教会称为“拉丁文的堡垒”。拉丁文直到今天依然是梵蒂冈的官方语言，是天主教会执行弥撒圣祭和施行圣事的礼仪语言。

      《创世纪》讲述了巴别塔的故事：“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融合一体化、超越自然发展的人类社会形态而构建的群体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并将这种认同稳固下来形成更全面更具凝聚力和约束力的象征意义体系，这些活动必然需要一种统一的明确的语言意识。仪式促使一个群体记住能够强化他们身份的知识，重复仪式实际上就是传承相关知识的过程。对于基督教而言，拉丁文的难以掌握、无法亲近，恰是它的优点。相比不断变化的活语言，凝滞固结的死语言更适合担当礼仪用语。它是古老的、传统的、崇高的，神圣的信仰可以借助这个媒介得到体现。

      我们还要面对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的不同需求。文化并不仅具备凝聚力，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分层与分裂的效果。拉丁文教育成了精英现象，凡是有分量的学术著作，都默认必须以拉丁文的形式发表。但这其实也是人为设置的障碍，它将高等教育限定为上层社会的权力，各人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接受各自的教育。它长期将女性隔离于拉丁文教育之外，并以拉丁文处方制造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断。学习拉丁文更能促进智力、逻辑和抽象思维的发展？这个说法无法得到科学的证明，它引发的学龄儿童的厌学情绪反而是显而易见的。瓦克陈列的这些弊端展示出人文主义者对文化专制的批判。对文化的反思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成形，这种反思通过拉丁文这个主题而变得发人深省。

      瓦克提醒，20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重大的顿挫标记。这个时间点正是西方新旧文化交替纷争的时期。作为政治标识和权力表达的拉丁文正在消亡，而作为文化传承、保留和研究旧时代的拉丁文仍有其用途。继承了它的遗产并加以改进的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等，蓬蓬勃勃地活着，国际文化和语言的变化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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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式甜点

  作者：ivorldn 发布时间：2010-01-03 22:46:58

    还是我的贝塔斯曼书友社时期看过的。只记得作者看上去很文青，在序言里居然建议读者结合莫扎特，pink floyd还有诸如沙丘，ET之类的电影阅读他的小说。显然贝尔纳还活在后五月风暴的氛围里，干脆借小说里一个感性空灵的小姑娘在高中校园发动一场革命，颠覆成人或者说人类世界。

    在如今新左泛滥的时代，不知作者是否还保持着当年那颗干蚂蚁革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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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就是个中老年励志故事

  作者：leo张大志 发布时间：2014-06-06 21:51:12

  写跑步的书整体分两类，讲技术或者讲感悟。本书无疑是后者，如果想提高马拉松的技术请谨慎入手，如果想给自己打打气坚持跑钟倒是可以考虑。

  全书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讲了一个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只要方法得当也可以跑马拉松。如果你有钱还能去国外跑的中老年励志故事。

  首先，方法得当。虽然书里没多少方法，但近代科技的发展，对科学健身也有长足贡献。“循序渐近、逐步提升、量力而行”无疑是三个应该特别关注的原则。至于跑步膝、跑步鞋的问题，可以去网上搜下答案有很专业的意见。

  其次，年纪不是什么问题。如果想提高身体素质，活得长久一些，多与家人共处些时间，那么无论是30、40还是60都可以开始，不同只在于方法。烟戒了（绘本里有抽烟的画面，我个人认为很不合适）、少吃、迈开腿，慢慢来，这样多半就OK了。

  第三，别强调这个那个的。如果没有双臂的人也能游自由泳，那没有人配说学不会游泳。只能说不够努力、方法不对、舍不得钱请教练——找找自己的问题。

  书的主旨还是中老年励志，没什么不好。前提是有时间（少看点儿电视、少看点儿手机你就有时间了），不服气（总感觉自己能做成点儿事儿，做不成心里难受），目标合理（比如：别想得世界冠军，完成一次马拉松比赛。以上三条儿作者者具备（从以前登山这点儿上看作者也不吝惜在爱好上花钱），所以他跑成了。因为开始跑的年纪比较大、比较擅于总结，把经历写出来，让女儿画了个绘本，再然后就印出来了。

  看了介绍，作者好像是搞客户关系相关咨询培训的，应该说这个领域老专家挺多，但在这个领域的老专家里跑马拉松的也许没几个——从此角度看作者出的专业书未必有《百马人生》好卖。

  最后谈下我自己的跑步经历，2014年3月29日开始跑至6月6日已经在跑步机上跑了300公里。有人说跑步机上跑比较枯燥，还好我本人很乏味，一直看各种指数也能路1个多小时。右膝跑超过1小时就开始疼，睡一觉就好，查了一下主要是腿步肌肉需要加强（即使是跆拳道黑带）。下一步会开始路跑——因为马拉松都是在街上进行的。

  有目标坚持下来就比较容易，即使是中老年也可能成为一个励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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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做“好女人”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作者：冬惊 发布时间：2019-09-09 14:01:46

  《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本很薄的书，昨晚两三个小时就读完了，却让我失眠了很久。书中尽数韩国女性在家庭、学校和社会遭受的性别不平等，让人很难不去思索，作为女性，如果不想经历这些，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生活？

  如果只看简介，你会以为女性一生经历的性别歧视都被金智英占全了：在家里没有弟弟受宠，没有自己的房间，小时候什么好东西都得先给弟弟，偷偷吃一点弟弟的奶粉还会被奶奶骂；在职场要被客户灌酒，经常受言语上的骚扰；事业和生育无法兼顾，只能放弃工作和梦想，变得产后抑郁。

  但从女性整体的处境上看（尤其是在性别不平等的韩国），金智英其实算是幸运的，她在首尔接受了高等教育，有过一份自己能从中感受到价值的工作，与女上司和同事之间关系和睦，丈夫是自己的学长，工作不错，收入水平也不错，能尊重她的选择，而且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大男子主义。婚后没多久，她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这看上去非常符合社会期待的人生，却没有给金智英带来真正的满足。因为她一直活得小心翼翼，从幼年到青年，从家庭到学校到职场，都在努力遵循社会对女性的规范，从来没有真正为自己而活。

  全天候带孩子筋疲力尽之时，金智英买了一杯几十块钱的咖啡坐下来休息，享受难得的片刻休闲，却听到周围的男人议论她，说她是整天无所事事，心安理得花老公钱的“妈虫”。这让我想起前阵子我的女权主义群里有个男同胞一口咬定：如果一个女人以生育为理由要求在房产证上加名，她就是用生育权换房产，是物化自己。群里有好多人试图给他讲道理，但是他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过。

  试问房子男人不住吗？女人生了孩子是卖给别人了吗？何来用生育换房产一说？正如书中金智英问丈夫“（生孩子这件事）你失去了什么？” 当女性为生育牺牲了健康，影响了自己追求梦想的时候，她周围的人认为这是应该的，丈夫如果能分担家务和育儿任务，那是在“帮你”。

  在书中描述的韩国社会，当一个女性付出N倍的辛劳才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机会之后，仍然被社会和婆家默认为应该为家庭奉献、牺牲，社会舆论不断美化母亲的奉献，让她连诉苦的机会都没有。当她想要一点应得的权利时，周围的人又开始无视家庭分工中女性的贡献，怀疑她是不劳而获。正如当我在女权群的讨论中提出家务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该男同胞又说“你这是物化女性”——他认为女性生育不算劳动（因为孩子是夫妻双方的），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也没必要计入GDP，而男人分担了生活成本（房产还不想给女性加名），就等于为家庭做了贡献，因此丝毫不亏欠于老婆。

  言下之意，家务劳动和家庭花销可以AA，但妻子生孩子和操持家务不是独特贡献，也别拿这为由觊觎男性的房产。这听起来气人，却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男性思路。这位男同胞认为不存在女性是弱势群体的说法，他的论点一向是：“如果你觉得结婚生孩子会让女性处于弱势，那别结婚生孩子就好。”

  别结婚生子。我就是这么做的。因为我从小就不想过金智英这样的人生。金智英已经很努力了，在同龄人中也算是优秀的，亦是一个贤惠的妻子、母亲和儿媳。然而“好女人”的标准是一个无底洞，“好女人”的赞誉也是一个沉重的枷锁。因为儒家文化（韩国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的好女人一定是利他的，是有利于家庭的。一说起“建设最美家庭”，社会首先想到的就是改造女人，不会有人把男性聚集在一起给他们讲如何持家，如何改善家庭关系的话题，仿佛这就是女性的任务，只要女性退一步、温柔一点就好了。一旦掉入“好女人”的预设，你便很难在更大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诚然，无论男人与女人，都会面临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自我发展与家庭生活的矛盾，但女人的挣扎却往往更多。

  很多人说金智英的故事会让中国女性感同身受，我们身边就有很多金智英。我自己和金智英过着完全相反的人生。从小我就害怕生孩子，青春期有段时间我生活的很像个假小子，也从不觉得有什么事情是男孩子能做，女孩子做不了的。但是越长大越发现，我不把女性身份当障碍，不代表社会也这样看我。

  我在别人眼里首先是个女人。在很多人心目中，女人有女人的活法，女人的标准活法就是找个稳定的工作，不那么忙，以便将来照顾家庭。

  我大姑说过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女人之难，难在抉择。女人总要在家庭、自我和事业中做出取舍。

  是这个社会给女性设置的障碍太多。

  让我们来看看金智英面临的障碍中，有哪些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普遍存在的。

  第一，

  原生家庭的性别歧视。这可能包括继承权、受教育机会上的区别对待。

  在多子女的家庭中，经常是男性优先，我父亲在奶奶家就是小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上面有两个姐姐。从小家人就把最好的留给他，和书中写的一样。爷爷去世的时候，也指明要把金戒指留给他。据说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非常失望，他很想要个孙子。但因为有独生子女政策，他们只能有一个孙女，所以对我的疼爱没有丝毫减少。独生子女政策让许多城市独女得到了和儿子一样的待遇，父母也会资助我买房。几年前我们去看房的时候，房产中介对我爸妈说：“你们是我见到的第三例给女儿买房的”。他也干了好几年了，可见整体上在北京看房的父母还是给儿子买房的多。我前男友是贫困农村家庭出身，他是超生的孩子，上面有两个姐姐，学习都很好，但都只读完了小学就辍学了，都没有走出去，只有他到了北京，读了大学。独生子女政策确实大大提高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女孩的地位，还有人提出一个概念叫“女儿子”（female son），指独生女背负了家人对儿子的期待。但是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不知道是否会导致女性地位的全面滑坡。

  第二，

  来自职场的性别歧视。

  女性即便比男性优秀很多，也未必能获得同等的机会。大三那年某部委到我校遴选，学校给每班十个名额，女生两个名额，男生八个名额。我们班一共有十一个男生和十一个女生，这意味着最优秀的女生才能有机会成为候选人，而男生只要不是倒数就行。大三暑期我们班有很多人去一家知名国企实习，其中有个女生很优秀，领导也很喜欢她，想留下她，但她最终还是落选。最后这家单位只从我们专业招了一个北京男生，一个外地男生，他们的成绩都远远不如那位被淘汰的外地女生。金智英所在的韩国职场，相当一部分女性会在婚后辞职，女领导就更少了，中国女性的就业率远高于韩国，但也普遍存在着领导层男性更多的现象，私企中女员工怀孕后被挤兑、被辞退的消息也屡见不鲜。

  第三，

  “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伪命题。

  很多媒体在采访女企业家的时候，都会问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问男人。我自己没结婚的一个原因就是自觉做不到事业与家庭的平衡，不想为了结婚而寻找适合结婚的人，影响自己追求爱情与梦想。我们这代女性，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少了几分盲从，多了几分质疑。《82年的金智英》一书对种种歧视女性的社会现象提出大胆的质问。书中写到金智英去面试，面试官问她如果工作中被性骚扰怎么办，她心想HR会问男人这样的问题吗？这个问题算不算是一种性骚扰？金智英的种种疑问和困境，让我们意识到：这个社会上的很多制度都是为男性设计，以男性为中心的，因此不少人自动视女性为客体：女性的声音，女性的处境，女性的需求都被忽略了——只要你是女人，你就得考虑怎么兼顾别人。金智英初入职场就主动给同事端茶倒水，怀孕后还一样担心会不会被同事嫌弃怀孕以后搞特殊。当她决定不搞特殊，每天按时按点上班的时候，又发现孕妇挤地铁实在太辛苦了，还被年轻女孩鄙视：“肚子都大成这样了，竟然还坐地铁出来赚钱？”

  

  前些日子在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上看到的一幅画，寓意是当代女性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中寻找平衡

  第四，

  女性是否能一直毫无负担地去社交？

  金智英有了孩子以后几乎失去了自我，以至于产后抑郁。我还没有结婚，但每次有了固定伴侣，就感觉到了社交受限。单独和男性朋友出去吃饭、看展、看剧、看电影、喝酒，在以前是很平常的，有了对象就要尽量避免，没事不见，以免让伴侣介意。这等于疏远了一半朋友。甚至做生意也是如此，没讲两句话就让我去面谈的男客户，我会本能拒绝（之前遇到过以工作为由耍流氓的油腻中年男子，中外都有）。前几天一位女性朋友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讲她如何机智地劝退一个想占她便宜的大叔，就有男生评论说“你为何不一开始就拒绝呢，你（还上他的车）这不是贱么？” 然而像我现在这样一开始就拒绝和不了解的男客户见面的，谁知道是拒绝了骚扰还是失去了正常商业往来的机会？我看到这位女同胞的文章，更担心的反而是故事中的性骚扰者看到文章后会不会报复她，或者暗中使坏。连我这样经常不把自己当女人的未婚女性都会有种种顾虑，不要说已婚已育的女性会损失多少正常社交的机会了——在男权社会里，资源又经常在年长的男性手中。

  在我看来，金智英后来的精神异常不仅仅是产后的失落所致，更是她三十多年不快乐的总爆发。

  小说的结尾，心理医生在分析了金智英的案例之后，联想到了自己的妻子是如何为了育儿放弃梦想的。但这一番思索却让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不论是多么有能力，表现多么优秀，只要解决不了育儿问题，女职员都免不了带来困扰。下一个人一定要找未婚单身的才行。所以金智英这本书，也没有给我们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正如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生活。

  但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争取，我们可以对性骚扰说不，对性别歧视说不，对不友好的言论说不，可以做一个只恋爱，或者只追求快乐的老女孩。

  不想做金智英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也给不出什么普世的答案，因为我早就放弃了“正常”的生活。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还可以更勇敢一些，更“自私”一些，不被“好女人”三个字捆住手脚。只有我们更坚定地寻找自我，去塑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比我们更年轻的女性才会更有底气挣脱束缚。

  不要一味去遵从，幸福需要每个人独特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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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道义与激情——论《九三年》中诗式英雄的三重世界

  作者：靈泊春星 发布时间：2009-04-13 14:29:40

  历史、道义与激情

  ——论《九三年》中诗式英雄的三重世界

  文/顾一心

  引 言

  “在小说领域里，取得最高地位的伟大小说家往往都不是属于雨果这一类型的。但雨果却靠他雄健无比的才力也达到了小说创作的顶峰，足以与世界上专攻小说创作、取得最高成就的最伟大小说家媲美。”

  维克多•雨果无疑可被视为所有小说家中的特例。他毕生激情洋溢，野心勃勃，以不可思议的天才和气魄，探索着人类在宗教、社会与自然领域的道义准绳。写作于1874年的《九三年》是其长篇小说的压卷之作，在这部以法国大革命高潮——1793年为背景的史诗般的作品中，糅合着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和悲剧精神各种并存的激情，并通过作者极具张力的叙事释放出惊心动魄的魔力。

  小说描绘了法国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之后的那段恐怖而壮丽的岁月。在这阵荡涤陈旧世界的狂风暴雨之中，人与过去时代之间的联系被历史的惊涛骇浪所割裂，催生出各种道义的殊死搏斗，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无限沉思。在这部小说里，雨果以高度象征化的手法创造了三位诗式英雄——旧式贵族、保王势力的统帅朗德纳克侯爵；从教士化身为革命导师的西穆尔丹；以及从贵族后裔化身为革命军人，沉思于人类未来的青年郭文。

  在这三个巨人般的身影上，私人感情被缩略，个人与时代之间的精神联系成为人格的主体，从而成为不同道义立场的传声筒。朗德纳克是封建君主时代的守护者，西穆尔丹是九三年恐怖革命的推行者，这两个冷酷无情的人象征着过去历史与革命时代的交战。而郭文虽然充当九三年革命的工具，在精神上却是一位属于未来的思想者。朗德纳克是叔祖父，西穆尔丹是导师，倘若说他与他的家族作战，那么他事实上也与他精神上的父亲作战。透过郭文的声音，雨果试图反思大革命的暴力，寻觅道义与历史之间独特的矛盾及张力。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在小说史上固然存在着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它赋予《九三年》以一种特殊的浪漫禀赋，并令其成为小说世界中最具悲剧诱惑力的杰作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九三年》是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最后余音”。

  通过对小说中人物品质与行动的理解，则不难约略窥见隐匿在表层叙事之下的三重世界——历史、道义与激情。三者在决定人物行动及命运的同时，亦触发小说对主体自由的追问：即个人在道义抉择上究竟受制于历史还是顺从于激情的问题。本文将由人物设置的象征性出发，以“三个孩子”所触发的道义抉择为关键，理解人物自我毁弃的悲剧性，以求对历史、道义与激情三者的关系进行尽可能深入的解答。

  一.力的交战——朗德纳克与郭文

  在雨果的笔下，这两位完美的军人出自同一支世袭贵族，一方是白发苍苍的叔祖父，一方则是青年的共和国军人。在两人的象征性对立中，朗德纳克代表了黑铁般的封建秩序，郭文则代表着革命事业中的仁慈与光明的部分。

  这是由新旧时代所铸造出的两尊截然不同的塑像。

  出于刻意设计，侯爵与子爵有着亲密的血缘，并且是他童年时代的监护人。在这一意义上，两人关系的决裂象征了革命对于封建血统的冲击——陈旧的血缘联系被僭越，从而令现代与传统作战，黑发者与白发者为敌。小说的高潮部分，郭文率领革命军将朗德纳克围困于祖先的城堡，更是将这种对峙的象征含义深化，即革命意味着于人类对传统的否定和破坏，它将自我放置于祖辈、父辈以至于整个历史的对立面，随后向着那扇黑铁所铸的城堡大门开火。

  正如两人所奉行的原则——“绝不宽恕”，朗德纳克与郭文的对决始终冷峻、庄严而富于血气，这种战场上的军人禀赋，无疑可视为个人与历史之间独特关系的写照。在某种意义上，保卫国王与保卫共和国实际上是同一种事业，它们都受到激情的推动，也都不可避免地将个人纳入一种历史的呼声与判决中去。换而言之，在郎德纳克与郭文的战争之中，人是抽象的历史本质所诱惑的对象，私人道义与历史的界限在指挥官的身份中变得模糊不清。他们的形象被精准地嵌刻在两具高贵的军人的塑像里，作为战士他们奋不顾身；作为统帅他们果敢无情；作为演讲者与鼓吹者他们才华杰出。但这些相同的军人禀赋，却在不同的历史呼声中彼此为敌，使个人成为历史无意识的工具。正是原本这种冷峻而简单化的对立状态，为小说在关键时刻的情节急转孕育了巨大张力。

  二.青铜面具的两面——朗德纳克与西穆尔丹

  假如说侯爵抚养了童年的郭文，那么西穆尔丹则扮演了郭文的精神之父，最终，与侯爵作战并最终将他逼入绝境的人正是这位年轻的共和国军官。过去历史和当代历史相互争夺着未来，胜负的结果不言而喻。换而言之，西穆尔丹通过塑造未来世界的主人翁，获得了这场白发者之间的战争的胜利。

  与郎德纳克与郭文的对比不同，在郎德纳克与西穆尔丹之间，并无军事统帅的血气之争，而是上演着两种大写的道义立场的交战。一方是对君主与等级制度的狂热信仰，对平民的冷酷无情；一方是对革命暴力合法性的许诺，和对普罗大众的清教徒式的悲悯。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两人性格中所藏的一组深刻的人格共性。

   “侯爵和教士，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个人。内战的青铜面具有两个侧面，一个朝向过去，一个朝向未来，但两个同样可悲。”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十一章

  他们朝向于不同的时代，但他们却是由同一种材质所铸造出的人。激情是道义与历史的中介，它诱使作为道义主体的个人与某种历史本质相结合，而在侯爵和教士的身上，这种结合达到了最致密的程度。假如说在郭文的身上，明显地存在于时代不相容的特质，那么，这两位白发者则更像是传统与革命这两种意志本身。

  这是两位恐怖的白发者，他们仿佛生而站在私人情感的对立面上，纯粹为理念而存活；这又是两个在真理的信条上天真而不假思索的人，他们对于自我准则有着异乎寻常的践行勇气；他们善于布道，冷酷无情，在各自阵营中扮演着威严与裁判，在对方阵营中则扮演着毋庸置疑的魔鬼。他们绝不令亲情和友爱僭越于自身的原则，侯爵将炮口对准了郭文，而教士则签署了死亡的判决书。唯一的区别在于：朗德纳克不爱任何人，仅仅忠实于他所服务的历史；而西穆尔丹在卫道的同时，又将心灵的热爱倾注在郭文的身上。因而，侯爵仅仅是将炮口对准了郭文；而教士在签署郭文的死亡判决的同时，却选择将自己的生命也一同结束。

  三.真理的两极 ——西穆尔丹与郭文

  在西穆尔丹与郭文之间，同样存在着一场真正的战争。西穆尔丹赞同革命的暴力手段，而郭文的悲悯却跨越阵营的界限，这出于他对于人类苦难更温柔的审视。他宽容战士、僧侣和老弱妇孺，反对革命之路上的重重血污；他的目光更加深远，直抵星空与未来。

  “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友谊，可是他们各自奉行的原则之间却存在着仇恨。这种情形就好比是一颗心给劈成了两半，各人分了一半。其实，郭文接受了西穆尔丹心的一半，不过是温和的那一半。郭文似乎得到了半颗白色的心，而西穆尔丹留下的那一半几乎可说是黑色的。”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七章

  雨果将两种不同道义立场的声音，分别注入了郭文与西穆尔丹的话语。两人的第一次长篇对话，出现在第二部《在巴黎》第二卷的第七章，这一章里，西穆尔丹开始惊诧于这位学生与他之间的道义鸿沟。在这些对白中，话语的节奏如同“利剑与斧头的对话”,更不断显现出郭文在个人道义上的独立。

  “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和平与和谐的信条。为什么要给这些信条一个吓人的外表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争取各个民族形成世界性的共和国。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使他们感到害怕。……推翻王座并不是为了竖起断头台。杀死国王，让民族生存下去。打掉王冠，放过脑袋。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温和的思想并没有被严酷无情的人好好贯彻。我认为‘赦免’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字眼。我只在自己有流血的危险的时候才愿意流血。……让我们在战斗中是敌人的敌人，胜利之后就成为他们的兄弟。”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七章

  这段郭文的陈词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争论。他看到了革命血腥对法兰西的危害，并试图建立一个以人道为准绳的更理想的共和国。这在雅各宾时代毫无疑问是一种危险的话语，因此，西穆尔丹忧虑地回答道：

  “郭文，你对于我比儿子还要亲，你要小心！”

  ——也许是无法反驳的缘故，他退出了道义的对峙，而退回到他对郭文的爱中来。

  但接着他又沉思着补充道：

  “在现在这种时候，怜悯可能成为叛逆的一种形式。”

  ——这句话意味着他又回到道义的对峙之中。西穆尔丹永远无法超越于原则的界限。

  革命的原则与私人情感上对郭文的慈爱，是翻涌在西穆尔丹内心中的两股巨浪。后者是一种危险而温柔的、具有皮格马利翁色彩的爱，是这颗铁铸的心灵中唯一“未被冥河浸湿的一角”。 因而，当他们各自的原则彼此仇视的时候，尤其是郭文因释放朗德纳克而被宣判死刑的时候，一种极为深刻的象征性含义便出现了——即道义本身出现了分裂：私人情感上的道义作为一种牺牲品被僭越了，取而代之的是断头台，一种从属于历史的、更具表面道德优势的的道义。

  四.论“三个孩子”对新的道义抉择的触发

  在这里，我们无法回避三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被侯爵挟持为人质的三个孩子，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叙事的进程与结局。童年象征着一段抹去了人类历史的时间，它和城堡的炮火、时代的交锋之间永远显得格格不入。因而，唯有孩子才可能消解在英雄们身上汇集的所有历史迷雾。

  尚未开始生活的孩子没有干过坏事，他就是正义，就是真理，就是洁白无瑕，天上的众多天使存在于幼小的孩子身上。

  ——第三部《在旺代》；第六卷；第二章

  从而，孩子扮演了一种崭新的、富于人性的道义抉择的触发者。《九三年》用最后三卷的篇幅，描绘了这一系列抉择的诱发、过程和结局。

  第五卷：郎德纳克的溃败；图书馆的纵火；孩子的险境；四千名士兵的束手无策；郎德纳克调转回头救出孩子；接受逮捕。

  第六卷：郭文与郎德纳克的狱中对话；沉思的郭文；释放郎德纳克。

  第七卷：军事法庭；判处郭文死刑；西穆尔丹与郭文的狱中对话；郭文被送上断头台；西穆尔丹的自杀。

  以郎德纳克、郭文与西穆尔丹的依次抉择为中心，道义产生了其自身的分裂。换而言之，在人物与历史本质紧密结合的空隙之处，出现了道义抉择的偶然性，服从于崇高历史的道义与私人领域的道义终于面临着分道扬镳。而激情作为一种触发抉择的动力，则显示出其偏向于后者的本质。

  当侯爵逃离城堡，目睹被大火所围困的三个孩子的时候，在他身上被历史迷雾所蒙蔽的人性似乎得到了觉醒，于是他选择返回城堡救出孩子，自己则成为了郭文的阶下之囚。人们似乎有理由质疑这一举动的真实性，但是，出现在这位英雄内心的骤然急转却可能是合乎常情的，因为亲眼目睹孩子在火光中的呼救所带来的情感冲击，极有可能使人物的行动立场产生剧烈的变化。在这一条件下，他暂时不再扮演其崇高的历史角色——法国封建势力在旺代的救世主，而是被一种迫在眉睫的、更需激情与勇气的场景所支配，从而作出摆脱于历史迷雾之外的道义抉择。

  侯爵这一出乎人意料的举动，令郭文的内心激起了更为剧烈的波澜。在郭文内心声音的交战中，蓦然出现了革命的原则和人性的荣誉之间的矛盾。作为军事统帅，他有必要按照共和国的法律处死敌军领袖；然而，一个英勇的拯救行为却横亘于他和真理之间，人性上的荣誉感不允许他杀死一个因拯救孩子而落入他手中的俘虏，因为倘若如此，也就否定了侯爵拯救孩子的善行；否定了孩子的生命，也就否定了人类在未来建立善良法则的可能性，这足以令一切革命的正义性彻底坍塌。

  郭文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因为眼前的革命历史负载着巨大的荒谬，而他必须给未来留出广阔的星空。正如小说中所说——“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历史的迷雾在郭文眼中缓缓消散，于是，他选择释放侯爵，而把自己交给了军事法庭。在这一刻，历史本质的淡化乃至消失，宣告着人作为道义抉择的主体重新获得自由，西穆尔丹和郭文的共同阵线此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侯爵与郭文的道义抉择向西穆尔丹发出的微妙挑战。

  至于西穆尔丹，也许是他们所有人中最可悲的一个。在他的身上，尽管也存在理性与激情的矛盾，但他却最终成为唯一未能跨越理性的历史原则的人，因而在小说的结尾，他只能以举枪自杀来弥补判决郭文死刑的悲痛。在西穆尔丹的身上，人格被真正地两重化了，他的举动成为了大革命精神的反映，显示出残酷无情的面目，把最为可爱的人物送上了断头台；同样，在他的身上，历史的迷雾也在缓缓散开，那种在侯爵和郭文身上获得胜利的东西也获得了一种的胜利。然而，这又是一种无比凄凉的胜利，因为这个在流血中进步的时代迫使它以最高贵的人的死为代价。也许，惟有当我们顺着郭文的忧郁目光看向他所说的“未来”的时候，才能够确信这种胜利的价值。

  五.论三位英雄自我毁弃的悲剧意义

  米兰•昆德拉在其随笔《帷幕》( Le rideau )中，对《九三年》的三位诗式英雄评述道：

  这是三个正直的人物，任何个人利益都无法使他们离开正确的路线，于是我自问：他们之所以能够有力量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一丝怀疑，没有一丝犹豫，难道不就是因为愚蠢吗？一种自豪的、高贵的，像从大理石里雕刻出来的愚蠢？一种忠实地伴随着他们的愚蠢，正如从前一位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伴随他们的英雄们，直到死亡？

  是的，我就是这样想的。愚蠢丝毫也不降低一个悲剧人物的伟大性。它与“人性”不可分割，一直跟人在一起，到处在一起：不管是在卧室阴暗的光线中，还是在历史灯火通明的舞台上。

  ——《帷幕》；第六部分《撕裂的帷幕》；第五节

  对于雨果这位激情型的作家，昆德拉素无太高的评价，但这段评论却蕴涵着某种独到的精确。他在小说的背后发掘了重大秘密，即在侯爵、教士和子爵三人之间存在着一组独特的共性——他们为道义而殉难的精神、对历史的责任与正义感的虔诚是同等的，他们纯粹得如同从史诗中走到当代里来的古代英雄。他们与历史本身含混、破碎的非诗性原貌并不相容，而是被置身于一个异常诗化的、英雄角力的场景之中。在强烈的悲剧精神的诱惑之下，无论是作者，还是如笔者般的读者，都难以避免地深深沉浸于这一诗式英雄的世界——力的抗争，坚定的信仰，毫无犹豫的牺牲，历史、道义与激情三重价值的博弈。

  三位人物作出最后抉择的共性，是他们都听任私人道义立场上的“善”超越于自身的历史本质。这些抉择都表现出对激情的顺从，以及一种自我毁弃的悲剧色彩。尽管在西穆尔丹那里，理性也曾战胜了激情（处死郭文），但最后的自杀却依旧宣告了其对自我毁弃的悲剧性的皈依。

  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一词有其特殊的适用范围——它必然发自悲剧人物的主动抉择，体现为一种僭越性的行动。并且，主人公往往预知其行动所孕育的可悲后果，其行为的真正意义，是不惜以自我毁弃的代价彰显个体的尊严、道义或激情。最后，这一受难的行动又往往催生出某种具有魔力的福祉，而非一切价值和意义都消亡的虚空，正因于此，悲剧才具有引导精神上升的效力，富于教谕和净化的功能。《九三年》可以被看作一部充分彰显作者道义裁判的小说，这是因为，在三位诗式英雄的主动抉择与自我毁弃中，表现出作者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人性深处的道义和激情的赞许。在侯爵的身上，发自天性的怜悯之心战胜了求生的本能与历史的责任；在郭文的身上，出于直觉的正义感战胜了作为军人的原则；在西穆尔丹的身上，历史的道义摧毁了他自身，他最终用自杀证明了他对郭文的热爱，从而完成了“西穆尔丹的悲剧”。

  不难发觉，雨果赋予整个小说的结尾以一种肃穆而壮美的氛围。郭文被判处死刑之后，他静候着黎明的死亡，在监狱中与西穆尔丹作最后一次倾心长谈。这段对话之中，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地位甚至出现了微妙的逆转：这位即将死去的诗人与探险者，滔滔不绝地发出对革命与历史的深思，沉浸于对人类未来的美妙空想，他最终赢得了争论，赢得了一切——无论是炮火的战争还是道义的战争。这段动人的对话被特意安置在人物注定被处死之后，顿时催动了悲惨与喜悦之间的张力，产生了悲剧所独有的雄壮与欣快。而在小说最后的行刑一幕，作者将断头台设置在晨光微露的旷野，并以两个灵魂的飞升与混合来比拟郭文与西穆尔丹之死，则又似乎是一种对高贵灵魂富有激情的颂歌，以及对未来历史的无穷期许。

  结 语

  九三年是一个历史舞台。朗德纳克、西穆尔丹和郭文，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身戴各自的面具与战袍在舞台上交战。同时，这三位对立的诗式英雄，又处在某种相同的境遇之中，即被一七九三年的历史迷雾所包围。这一迷雾，如同人类历史上诸多激动人心的时代一样，令人物成为抽象的历史本质的工具，而在道义的抉择上渐失自我的主体性。

  激情作为道义与历史的中介，一方面诱使个人与普遍的历史本质相结合，一方面又表现为道义抉择的自由性与偶然性。《九三年》拥有一种史诗般的雄壮与欣快的风格，它用急速的节奏将小说推向顶峰，以三个孩子为媒介，将三位诗式英雄推向其各自道义抉择的决定性时刻。最终，他们以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形式自我毁弃，终于换取个人道义的彰显。

  在《九三年》中，各种充满力量的行动都显得富于崇高的美感，在不同的政治立场面前，作者更像是一位中立者；真正占据整部小说价值中心的是人在道义抉择上的自由问题。在历史、道义与激情三重世界的相互关系上，雨果显然倾注了其深刻的思索。如我所见，天性、直觉和热爱，这些激情化的因素是道义抉择真正依赖的基础，它们促使人去把握历史之外的自由，尽管人在大部分情况下均受制于历史的机器。在此意义上，作为道义抉择主体的人既是非自由的也是自由的，而这，也就是维克多•雨果对三重世界的诗意裁判。

  2009年5月25日完稿

  （豆瓣版删略摘要、脚注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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