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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郑伟：廖平“穀梁学”体系研究初探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9-21 00:25:20

  廖平（1852—1932年），初名登廷，字季平，号六译，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近代著名经学家。相较于历代谷梁学者而言，廖平治《谷梁》注重发凡起例和体系化研究，其“谷梁学”体系分为“内学”和“外学”两端，“内学”文献3种，“外学”文献43种，合计46种，占整个清代“谷梁学”文献（106种）43%；廖氏“谷梁学”文献类型包括注疏类、义理类、书例类、论说类和辑佚类（这五类为清代“谷梁学”最主要的类型），涵盖清代“谷梁学”文献类型（10类）50%。而他在继承前代谷梁学者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公羊学的相关理论，对谷梁学进行创造性地转化，系统总结并提出了基于本传传义的大义和书法体系，实现了《谷梁传》研究的新突破，树立了新典范，其价值远在钟文烝《谷梁补注》之上，成为清代谷梁学的一座高峰，无论是数量和种类，还是质量，有清一代，无人可与之比肩。

  一、廖平“谷梁学”之内涵

  “谷梁学”之名，始见《汉书·儒林传》，历代儒者沿袭此说，或云“谷梁之学”，或简称“谷梁学”。其中，“谷梁”指的是由谷梁子为《春秋》所作的《传》（《春秋谷梁传》），“学”指的是“学派”。中国“学派”形成于先秦时代，《汉书》“诸子略”著录的流派凡十家，儒列为首，其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为“儒家”流派做了准确定义，儒家“是孔子创立的有经典、有纲领、有徒众的儒家学派”，“研习的经典是‘六经’，儒家宣扬的纲领是‘仁义’，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是尧、舜，儒家所效法的榜样是文王和武王，儒家的创教祖师则是孔子”，“功能是帮助人君顺应天地之道、宣明道德教化”。由是观之，作为一个“学派”应包含创派先师、核心经典、内在旨归（纲领）、现实功能、传承体系等五个要素。“谷梁学”则是以谷梁子为创派先师，以《春秋谷梁传》为核心经典，以阐发《春秋经》的“微言大义”为旨归，以崇尚王道，提倡礼制、尊王攘夷、以民为本作为现实观照，具有较为明晰的传承体系的儒家学派。

  而廖平“谷梁学”中的“学”非指“学派”，而是“学说”之义。作为学说，廖平“谷梁学”自成体系，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谷梁学“范式”。“范式”指的是在特定时期内，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一套理论体系，包括原则、定律、准则、方法、信念、价值、技术等，具有精确性、一贯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特性。“范式”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研究主体，即“科学共同体”；二是研究模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廖平“谷梁学”作为“经学范式”中的一种，是廖平以《春秋谷梁传》为核心，在综合历代谷梁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一种新的经学研究模式。从学科共同体来看，廖平“谷梁学”是对本学科共同体的继承和认同，是融入学科共同体研究的一种理论自觉，即自觉回溯“谷梁学”师法、家法的研究传统，即“以旧说为主”，旨在“复明汉学”。从研究模型来看，廖平“谷梁学”包括原则、方法和信念三个层面。其研究原则是遵循鲁学家法，会通三传，即所谓“化其畛域，以期宏通”。其研究方法包括“以经解经”、“以传解传”、“以师说解传”、“以史解传”和“以例解传”五个类型。其信念是基于穀梁先师之说，阐发《谷梁传》的“微言大义”，寄予他对于《春秋》所蕴含价值的一种崇信，由此奠定了廖平经学“尊孔尊经”的基调。因此，廖平“谷梁学”是一个内涵清晰，理论完备的体系，而其关于《谷梁传》的一系列著作则成为对其理论体系的有力支撑。

  二、廖平“谷梁学”之外延——内学与外学

  以“内”、“外”观念划分中国学术，古已有之。起初，“内学”特指儒家六经之学（经典、经术之学），与诸子杂说（“外学”）相对。东汉时，“内学”意义发生变化，产生了向内和向外划分的趋势，一是向内划分，将儒家六经之学分为经、术两端，沿着“经典”之义划分为章句之学（“内学”重文本），沿着“实践”之义划分为经术之学（“外学”重实践），二是向外划分，用来区分儒家六经与谶纬图籍，“内学”指称图谶之学，“外学”指称六经之学。受此启发，廖平引入“内”、“外”观念，对“谷梁学”体系进行了新的建构。

  据《廖季平年谱》记载，光绪十一年（1885年），廖平编定《谷梁春秋内外编目录》，凡五十卷，分为内、外二编，共计著作46种，廖平“谷梁学”内、外之学的主体框架由此奠定。所谓“内学”，指的是廖平以《谷梁传》为核心所形成的注疏之作，包括：《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谷梁经传章句疏》和《谷梁春秋经传古义凡例》3种。“外学”指的是为进行“内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研究，即《春秋谷梁传外编》，包括四个类型（通论性研究、对《谷梁》本传的研究、对历代“谷梁学”的研究、对“三传”的研究），共计43种。

  第一、关于通论性的研究有1种，即《谷梁春秋经学外篇凡例》。

  第二、对《谷梁》本传的研究分为三类，合计28种，（1）对《谷梁传》大义的研究，即《谷梁大义详证》；（2）对《谷梁传》书法的研究，包括：《谷梁释例》《谷梁传例疏证》《谷梁日月时例表》《谷梁七等进退表》《谷梁笔削表》《谷梁褒贬表》《谷梁善恶表》《谷梁十八国尊卑仪注表》《谷梁一见例表》《谷梁三言例表》《谷梁内本国外诸夏表》《谷梁内诸夏外夷狄表》《谷梁内内夷外外夷表》《谷梁尊大夷卑小夷表》《谷梁名号中外异同表》《谷梁诸侯列数隐见表》《谷梁来往表》《谷梁加损表》《谷梁从史表》等19种；（3）其他辅助性研究，包括：《谷梁外传》《谷梁决事》《谷梁属辞》《谷梁本末》《谷梁比事》《谷梁琐语》《谷梁旧传》《诸国地邑山水图》等8种。

  第三、对历代“谷梁学”的研究，合计4种，包括《谷梁先师遗说考》《起起谷梁废疾》《释范》和《谷梁集解纠谬》。

  第四、对“三传”的研究，合计10种，包括：《三传师说同源异流表》《三传异例表》《三传异礼表》《三传异事表》《三传传疑表》《左传变异今学事实表》《左传传例表》《左传礼制表》《王制注疏》和《王制佚文佚义考》。

  其中，现存5种，分别是《重订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谷梁春秋经传古义凡例》《谷梁春秋经学外篇凡例》《起起谷梁废疾》《释范》；亡佚2种，分别是《谷梁先师遗说考》《谷梁集解纠谬》；其余未见者合计39种。

  三、廖平对《谷梁传》“大义”的发明

  （一）廖平“谷梁学”的理论内核——“素王”说

  廖平曾作《谷梁大义》四卷，其中详尽阐述了其对于《春秋》“大义”的理解。《汉书·梅福传》有“仲尼之素功”之语，颜师古注曰：“素功，素王之功也，《谷梁传》曰‘孔子素王’。”据此，廖平认为“孔子素王”为《春秋谷梁传》的核心大义。但是由于《谷梁传》历代传习不盛，很多本旨都已散佚，其云“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因此，廖平研治《谷梁传》着重于对其中所蕴含的大义进行发明。

  虽然，廖平“谷梁学”的相关著述没有对“素王”一词的内涵进行专门的界定，但是从他对《谷梁传》的疏解来看，“素王”说是廖平建构“谷梁学”大义的基础。关于“孔子素王”，廖平并不认可孔子等同于素王的说法，他认为“孔子素王”指的是孔子借《春秋》，托法于后世，即“‘素王’本义，非谓孔子为王。素，空也；素王，空托此王义耳……设此法以待其人，不谓孔子自为王，谓设空王以制治法而已”。

  为了避免造成把“孔子素王”误解为“孔子为素王”，廖平在《谷梁春秋经学外篇叙目》中引《梅福传》颜注称“孔子素王”，而在《谷梁古义疏》哀公七年中引《梅福传》颜注时，已把“孔子素王”改作“《春秋》素王”，正如皮锡瑞所说：“《春秋》素王不必说是孔子素王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杜预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为孔子自王，此本说者之误，若但云《春秋》素王，便无语弊。”廖平以“素王”代替“王鲁”，称孔子无王者之封号，而有王者之地位，推尊“孔子”之意呼之欲出。

  （二）廖平谷梁学“素王”说之内涵

  廖平的“素王”论包含“改制”、“三世”、“亲鲁、故宋、黜杞、尊周”、“异内外”等四个方面。

  第一、“改制”之说以“二伯”、“八方伯”、“六卒正”与“进退诸侯中国”为其主要内容。廖平认为《春秋》之制（《王制》）为孔子在虞、夏、殷、周四代制度的基础上，因革损益而成的为后王立法的新制，“《春秋》有王道，因旧制而加损益，故不拘《周礼》，参用四代，因革皆具于经，故传皆因经立说”。因此，廖平认为《王制》在谷梁学中不仅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指向意义，研究《春秋》，必须严格区分“周制”和“时制”。“二伯”、“八方伯”、“六卒正”本为《王制》所载之等级制度，天子以二伯为佐臣，二伯统方伯，方伯统卒正。廖平据此与《谷梁传》对比，认为《春秋》损益之制分为三等，一等为大国（齐、晋），为二伯之属，爵号为公；二等为次国，为方伯之属，爵号为侯，分为内方伯（鲁、卫、陈、郑）和外方伯（蔡、楚、吴、秦）；三等为小国，为卒正之属，分为内卒正（爵号称子、伯）和外卒正（爵号称男），内卒正分为上下二等，上等为曹、莒、邾，下等为滕、薛、杞，外卒正为许。这三个等级所对应的国别并非一成不变，根据华夏文化的伦理标准，针对各国的实际表现，《春秋》通过不同的词句，予以升降进退，即所谓的“黜陟之道”、“进退诸侯中国”，故廖氏称“信乎《春秋》为素王之制，进退褒贬，非复时王爵禄”。

  第二、“三世”说本为公羊学理论，《公羊传》隐元年、桓二年、哀十四年三言“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公羊家据此提出“三世异辞”的说法，何休继承了董仲舒关于十二公的划分，将其分之为三等，昭、定、哀为“所见世”，是“太平世”，其特征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文、宣、成、襄为“所闻世”，是“升平世”，其特征是“内诸夏而外夷狄”；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世”，是“衰乱世”，其特征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受此启发，根据《谷梁传》桓公十四年“立乎定、哀以指隐、桓，隐、桓之日远矣”之语，廖平以“定、哀”和“隐、桓”为坐标，分十二公为“三世”，又根据《谷梁传》哀公七年“《春秋》有临天下之言焉，有临一国之言焉，有临一家之言焉”之言，将其与“三世”相对，以“定、哀”为“立世”（即“所见世”），其范围为“临一家”，其针对对象是“陪臣”，其特征是“内孔子而外鲁”；“庄、闵、僖、文、宣、成、襄、昭”为“近世”（即“所闻世”），其范围为“临一国”，其针对对象为“大夫”、“诸侯”（成、襄、昭治大夫，庄、闵、僖、文、宣治诸侯），其特征是“内本国而外诸夏”（或称“内鲁而外诸夏”）；“隐、桓”为“远世”（即“所传闻”），其范围为“临天下”，其针对对象是“天子”，其特征是“内诸夏而外夷狄”。虽然何休和廖平都承认“三世异辞”，但对“三世”内涵与特征的把握上，二者却截然相反。何休的“三世说”是一个“据乱→升平→太平”线性进化体系，他认为“《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廖平则认为“定、哀”是乱的极致，是拨乱反正的开端，他建构了一个与何休反向的结构体系，从“临一家”的“内孔子而外鲁”，到“临一国”的“内本国而外诸夏”，再到“临天下”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形成一个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由内及外渐次“复古”以至“复周”、“复兴”的历程，从地域上看，是“身→家→国→天下”；从主体上看，是“陪臣→大夫→诸侯→天子”；从时间上看，是“定、哀→成、襄、昭→庄、闵、僖、文、宣→隐、桓”。这一结构旨在从孔子所立之世重构王道，进而复到王纲失驭，“二伯代王治”的时代，最后进至王法昌明，天下同化的周天子时代，其云：“王者初立，先治陪臣，由陪臣以及大夫，由大夫以及诸侯，由诸侯以归权于天子。定、哀治陪臣，成、襄、昭治大夫，庄、闵、僖、文、宣治诸侯，隐、桓反权于天子。”

  第三、“亲鲁、故宋、黜杞、尊周”之说，这一观点是从公羊学“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发展而来。董仲舒说：“《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将其提炼为“据鲁、亲周、故殷”。此后，何休将其发展为“一科三旨”之说，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何休认为孔子从天火烧了宣王中兴之乐器看出周室已无复兴的希望，乃黜周为王者后。周虽被黜为王者后，但比宋为新。黜而新之，故曰新周。“黜而新周”即意味着“周”从天子的地位降为王者后，因此，需要一个“新王”来填补天子的位置，何休认为鲁国正好具备这样的条件，遂提出“王鲁”之说，即“《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何氏“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之说演化为“黜周、王鲁、故宋”。对此，后世学者，如王接、杜预、孔颖达、孙觉、叶梦得、吕大圭、家铉翁、章如愚等不断加以批判，廖平亦称：“王鲁之说非《春秋》说，乃《诗》说是也”，“‘王鲁’之说，始于董子，成于何君”，“若以为‘王鲁’，则《春秋》有二王，不惟伤义，而且即传推寻，都无其义。此可据经传而断其误矣。”因此，在董仲舒、司马迁、何休诸说的基础上，廖平对其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把何氏“一科三旨”之说发展为“亲鲁、故宋、黜杞、尊周”之说。

  所谓“亲鲁”，廖平说：“司马迁云：《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而孔子受命改制，作为玄圣，为王制者，凡数十见……主‘据鲁’而不言‘王鲁’，皆足为‘素王’之证，而非‘王鲁’之比。是《公羊》旧说，主‘素王’而不主‘王鲁’也。”廖平在否定了何休“王鲁”论之后，根据《谷梁传》成公元年、成公九年之明文“为亲者讳败不讳敌”、“为亲者讳疾”，将名词“亲”引申为动词（意动词，以……亲），进而发展为“亲鲁”之说。“亲鲁”说的核心价值在于肯定鲁文化为周文化之续脉，为华夏文明正统所在，成为《春秋》秉持的基本价值取向。

  所谓“故宋”，董仲舒、司马迁、何休皆言“故宋”，而廖平“故宋”的概念是从《谷梁传》桓公二年“孔子，故宋也”而来，廖平说：“礼：家事不废王事。私讳得讳者，孔子修《春秋》托王，有继周之意，故得顾其私亲故宋也”。因孔子为殷人，且宋为王者后，凡经文中言宋者，孔子皆有所隐讳，以见“亲亲”之义。

  所谓“黜杞”，董仲舒、何休皆言“黜杞”，据其所言，“黜杞”与“新周”、“故宋”所用的爵辞不同，“杞”不可与“周”、“宋”同，故等而下之，以“子”、“伯”待之。廖平基本沿用了公羊家的说法。与董氏不同的是，廖平明确承认“杞”为王者后，但由于“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加之“杞”为鲁属，故廖平“黜杞”，列“杞”于“鲁”之后。

  所谓“尊周”，董仲舒、司马迁言“亲周”，何休言“黜而新周”，廖平据《谷梁传》庄公十六年、庄公二十七年“尊周”之明文，改“亲周”、“黜周”为“尊周”，其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王尊加于天下，至尊之辞。”与“亲周”、“黜而新周”相比，“尊周”之说更加强调对周天子地位的尊崇，此亦成为廖平谷梁学之基本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亲鲁”、“故宋”、“黜杞”、“尊周”并非处于同一层面，“尊周”是基调，是核心，“尊周”与孔子“王道”对应，“亲鲁”、“故宋”、“黜杞”成为“尊周”的两大环节，与廖氏“三世说”对应。廖平“三世说”是一个逆向复归的结构，“内孔子而外鲁”是王道之始，故立“尊周”之义，“内本国而外诸夏”是“亲鲁”，“内诸夏而外夷狄”是“故宋”、“黜杞”，最后复权于周天子，实现“尊周”。

  第四、“异内外”之说，廖平常以“外夷狄”称之，包括“内孔子而外鲁”、“内本国，外诸夏”和“内诸夏，外夷狄”三类。“异内外”本为公羊学术语，董仲舒说：“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何休则将“异内外”之说与“三世说”相配，进行了系统阐述。“所传闻世”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土诸侯也”；“所闻世，为“内诸夏而外夷狄”，“见所闻世治近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殊夷狄也”；“所见世”则内外无分，“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一方面，廖平继承了《公羊传》、董仲舒对“异内外”的解释，强调“异内外”是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孔子睹麟而作《春秋》，由近及远，拨乱反正，先急后缓”。另一方面，廖平继承了何休把“异内外”与“三世说”相配的做法，“内孔子而外鲁”、“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分别与“立世”、“近世”、“远世”相配。同时，廖平对董、何之说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建构起《谷梁传》的“异内外”之说。

  首先，廖平根据《谷梁传》“外鲁”之文，在公羊学“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内孔子而外鲁”，《谷梁传》哀公七年“其言来者，有外鲁之辞焉”，廖平注云：“《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正身以治家，为王法之始，故外鲁内孔子也。”何休“异内外”与“三世说”其实无法完全匹配，何休把“所传闻世”与“内其国而外诸夏”相配，“所闻世”与“内诸夏而外夷狄”相配，而“所见世”则没有“异内外”说与之对应，廖平的提法正好填补了这个缺环。其次，廖平修正了何休“异内外”与“三世说”的内在逻辑关系，何休“三世说”是一个由远及近（“据乱→升平→太平”）的线性进化体系，而“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逻辑顺序与《公羊传》、董仲舒“自近者始”的说法相悖。对此，廖平重新确立了“由近及远”的“异内外”原则，把“异内外”分为“内孔子而外鲁”、“内本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类，形成了一个渐次复归的逻辑结构。

  四、廖平对《谷梁传》“书法”的归纳

  孔子有感于礼坏乐崩，托《春秋》以存其志。于是，以鲁史为蓝本，援义入史，通过笔削之法，将“旧法世传之史”改造成蕴含“大义”的一代圣典。其对《春秋》的删改已超越信史的层面，形成了一种形式和内容高度融合的新型诠释方式，后儒以“微言大义”统而言之。由于《春秋》文简义繁，历代治《春秋》者无不以阐发“微言”、“大义”为治学之要，而以“例”解经、传成为研治《春秋》之钤键。廖平亦认为治经有法可循，“不可从门外说门内话”，“治经始于繁难，终归简易”，而由外入内，由繁归简之法就在于“例”。廖平认为“例”是《春秋》所独有的一种诠释形式，其云：“《春秋》文约理繁，多所况，是非心思开悟，深明义例者不能知其变化”。虽然董仲舒尝言“春秋无达辞”，苏舆亦言“《春秋》无达例”，但廖平认为：“《春秋》无达例，学贵变通，无取执一。”因此，廖平将“例”分为常、变二端，“经例有正、变，传道此者，明必先通正例，然后知变。”其中，“变例”是对“常例”做的补充性解释，其有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春秋》无达辞’，凡非常例，皆有所起”。二是不论对变例做何种程度的解读，都要符合“大义”的原则，“天下无一定之中，《春秋》无达例，即示人以缘事求中之意”。

  在《古义疏》中，廖平对谷梁学的“例”进行总结和归纳。据笔者统计，主要分为14类，12包括夷夏例、日月时例、名爵例（正名例）、即位例、会盟朝聘遇例、出入例、至自例、弑杀例、崩薨卒葬例、戎事例、执例、祭祀例、嫁娶例、灾异例等。其中，夷夏例明夷夏进退之分合；日月时例明日、月、时记事之规律；名爵例辨《春秋》爵禄与周制异同；即位例明新君书“即位”与记“日”之对应关系；至自例明致月、致不月之变化；执例明书“执”、称“人”、言“以归”之异同；祭祀例明烝、雩记时、月之变化；嫁娶例明言归、言求之规律；灾异例明以记灾与人事之关联；会盟朝聘遇例明会盟、朝聘、遇之次序、详略及记日、月、时之规律；出入例明奔、孙、如、往、归、入等记日、时之变化；弑杀例明言君、大夫及记日、月、名、氏之意蕴；戎事例明战、伐、败、溃、围、侵、入、灭、取、纳、获等言帅师、举败、以归及记日、月之异同；崩薨卒葬例明天子、诸夏、王臣、大夫、夷狄、会葬等记卒、葬、日、月、时、氏之规律。每类之下，以常、变二例相摄。

  五、结语

  廖平“谷梁学”著述宏富，体系严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力求突破与创新，虽为晚出，却后出转精。就“谷梁学”而言，其研究范式标志着清代“谷梁学”研究的转向，成为由章句训诂式研究转向微言大义探求的分水岭。他所建构的大义和书法体系完成了“谷梁学”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历史任务，使“谷梁学”成为能与“公羊学”、“左传学”鼎足而立的经学体系。就廖平经学六变而言，以“尊孔尊经”为基调，以“孔子素王”为核心，以“用夏变夷”为基本立场，以“推演进化”为精神的廖平“谷梁学”贯穿了廖平经学六变的整体进程。就蜀学复兴而言，廖平“谷梁学”范式成为其建构了“蜀学范式”的理论源泉，直接开启了蜀中学人对蜀学自觉建构的风潮。就近代学术转型而言，廖平“谷梁学”立足“中学”立场，坚持“尊孔尊经”的价值取向，企图通过整合本土学术以求创新的努力，无疑为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考。

  作者简介：郑伟，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文//来自于《古代文明》201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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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孩子一起重新学习汉字之美

  作者：鹿咔Looka 发布时间：2017-09-29 11:36:26

  被这本书的书名吸引了，“汉字是画出来的”，难道不是写出来的吗？

  翻看序言我才知道，原来这本书的主题是“甲骨文”，我这才知道，原来每个字都有它的来历，有这么多字都和鹿这种动物有关。

  比如“尘土”的“尘”这个字，原本的写法也是上下结构，上面一只鹿，下面一个小土堆。一群鹿在旷野奔跑，跑得贼快，我们的祖先想狩猎，哪知道追了半天，却只见尘土飞扬，真是望洋兴叹！

  “尘”字的故事还真不是个愉快的故事。

  若是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抓住鹿了呢？那该多么开心啊！赶紧庆祝一下吧！于是“庆”（繁体： 慶 ）字就是上面一个“鹿”字头，下面表示“到来”，“心有所喜，拿着鹿去庆祝”。好一副喜滋滋的场景。

  

  一只鹿的故事还有很多，都在这本小书里面了。随便翻开一页，比如：“马”（ 馬 ）。你能看到马的简笔画，你可以指着马的鬃毛说，这是马的典型特征鬃毛，于是我们的祖先就用这个“馬”几个字表现了马的样子。

  

  书中除了甲骨文的图式，还用不同字体表现了汉字的演变，可以让我们直观地看到甲骨文怎么一点一点变成现代文。并循序渐进，从“马”讲到“闯”，讲到“骑”，你可以根据这部分，和孩子一起发散思维，想象我们的祖先对于马这种动物的认识。

  因为孩子对汉字这种符号的认知是比较原始的，如果我们直接教他们现代汉语，无疑是枯燥又生硬的，这本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文字课堂，这本书的排版方式，也符合孩子形象认知思维的特点：

  它像一本图画书，而不是语文书。

  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好像自己也重新过了一次童年，自己也年轻了好多。而这本书正是开启汉字之美的钥匙，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些相交多年的老友，别有一番奇妙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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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如新的美学

  作者：Lazy念念 发布时间：2017-01-10 14:22:02

  我们所度过的每个平凡的日常，也许就是连续发生的奇迹。——《日常》

  日常二字听起来好像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冗长乏味，几点一线，但仔细去想，每个人的日常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面貌，即便是载满乘客的公交车，也少有人是去往同一个目的地的。生活就是我们早已习惯了的日常，但对另外的人而言，一切都是新鲜的。

  侘寂是日本传统文化、美学的重要根基，一般指的是朴素又安静的事物。日本生活的基础来来源于此，侘び是简陋，不同于中国的秀外慧中，日本是陋外慧中。寂び原本是生锈，但在日本文化的洗礼中逐渐延伸出了美感的含义，在老旧的外表下，显露出的一种充满岁月感的美，即使是外表斑驳，亦或是褪色暗淡，都无法阻挡的一种震撼的美，甚至只有这种粗陋的质朴，才能真正显示事物的美好。

  日式的美学就是如此，它并不依托于外在的形态，而是一种内在的坚持，要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才会显现的本质的美。在禅宗中安于简陋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日本最著名的茶道家千利休创造了侘び茶，就是把侘寂与茶道美学结合起来，称之为麁相，指外表粗糙，内在完美，这是日式美的追求。

  

  在客厅里放一朵花。

  它恬静地开在房间的角落里，

  花期总要在某时结束。

  这些天里，不禁为这多即将凋谢的花而惊叹。

  凋零之前盛放的那一刻，

  让我了解华丽的意义。

  这是日本独有的物哀的概念，既是一种真情流露，也是对美的一种情不自禁的感叹，在有种的钦羡和爱意中，又饱含了哀伤的意味，是在喜悦之上独有的哀愁。

  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文字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日本也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文字，渋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室町时代，渋い的意思是涩或苦，用来形容未成熟的柿子。但自江户时代起，它开始成为极简主义的代表词汇。渋い”的概念意味着一个实用的，不含多余的装饰的，不事张扬，简单而不花哨，它既不华而不实，也并不呆板。就像一个黄色的粗陶盘，仅是简单的样子，就能衬出食物最美好的一面。

  渡边有子的《365日：永恒如新的日常》就是典型的日式美学，每一日只用一张摄影和一段简单的话去描述，渡边有子原本是料理家，但她的日常并非仅仅灌注与料理，还有对建筑、对衣物、对一切生活细节的关注，看过一个人的365日，就一定能对她有一个完整的印象——一个身着黑衣的女子，表情总是淡淡的，偶尔会对着周遭的器物笑起来，喜爱旧物，认真料理，朴素、寂静、谦逊、自然，她完全在用自己的五感来记录这个世界。

  

  做料理的人应当是幸福的，看书里几次提到的梅子糖浆，用熟透的梅子和冰糖交替置于罐中，放在背阴处保存，不时摇动，大约一个月后可食。这样就将自然的产物保存下来，一季的熟成纳于罐中，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收藏自然呢？看上去似乎简陋得有点粗糙，可却是那样美好。

  洋李糖浆也是如此，将洋李与白砂糖交叠倒入罐中，洋李碰到玻璃罐漏出红色的圆点图案，用2-3星期的时间让砂糖渐渐融化，可爱又可口。

  渡边有子女士想必也是爱甜的人，花朵、面包、水果，她说，“尝鲜的乐趣，以及食物要当季的才好的道理，都是从那些回忆中学到的。”每一件事物在她的镜头下都鲜艳可爱，每一件事都系上了淡淡的情感，用粗陶器盛起这些日常的物品，就组成了永恒如新的生活。

  

  爱摄影的人可以看摄影的取景，爱料理的人可以看新鲜的食谱，爱生活的人一定会看这里饱含的生活态度，我们的每一天可能都不那么特别，只是因为珍惜这样平淡的时光，才忍不住一一记录下来。

  对生活的信仰，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

  希望看过书的人都能拥有自己的生活态度，用一种独特的角度去品味生活，每一天都是永恒如新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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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抱炸弹般恐惧

  作者：唐书钰 发布时间：2013-10-25 10:13:39

    悬疑短篇难驾驭在读者要迅速进入情境。在字里行间感受到的恐惧不仅依靠对环境细致入微的描写，更要为文字注入一股诡异神秘的力量。斯坦利•艾林《本店招牌菜》的故事都发生在现代社会，阴谋好像水蛭般粘附在日常生活背后，随时等待着侵蚀一切。斯坦利•艾林创造了一个特定的场景，当你正心花怒放的在商场内大肆采购，手里却不自觉地提了一枚定时炸弹，你万幸它没有爆炸，但恐惧那安全并不是永远，甚至不能保全人生的下一秒。

    斯蒂芬•金曾提到过恐怖文学作品的十大关键恐惧，包括“怕黑、黏糊糊的东西、畸形、蛇、大老鼠、封闭空间、昆虫、死亡本身、他人以及对于某人的恐惧”。在他本人的作品中我们时常能看到类似的元素出现。《守夜》中很多故事就运用了其中两种甚至更多的恐惧元素，在短期内对读者的阅读神经进行集中轰炸。我们在阅读时感到一阵犯寒，说不清是故事本身的恐惧还是来自本能的抗拒，但就造势上来说是无人能敌的。这样利用人恐惧点的重合来营造氛围的故事是骇人的，但与《本店招牌菜》所呈现出的则是完全不同的状态。斯坦利•艾林似乎并不急于在文章中恐吓读者，他把自己的诡异包成一颗糖果的模样，潜藏在文章的最后，哄骗读者吃下然后默默等待着。

    《本店招牌菜》是斯坦利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他将个人对于故事的运用精准的展现了出来。作者好像餐厅的经理斯比罗先生，总是在关键时刻现身，拉住客人的手将他们送进饭店的后厨。那之后究竟发生什么无人知晓，只知道作者的一句“无限怜爱”颇有深意，拉夫勒走进的不是后厨，而是为他准备的厨艺砧板。诡异不会透过经理的手指渗透进餐厅老顾客肉乎乎的肩膀，却足以搅动每个知情者内心的平静。

    这是斯坦利在创作短篇的招牌创意——将最骇人的部分留在最后，如国画中经典的留白一样，给人以无限的遐想。艾伯比先生要如何解释自己密谋除却妻子，她却真真死于意外（艾伯比先生井然有序的生活）？亚瑟要如何面对自己终结掉的生命竟然最终决定着自己的未来（这美好的一切）？特雷德韦尔先生除掉了自己的老丈人又要如何在未来确保自己不会被儿女除掉（布莱星顿法）？所有恐惧的根源并不在小说当中，所有的情节铺陈也并不是为了迅速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斯坦利•艾林试图营造的并非阅读那一瞬间的恐惧，而是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忐忑，布莱星顿法中邦斯先生最后的话“剩下的日子你就要靠它让自己解脱并获得安慰”也恰恰说明，斯坦利•艾林的悬疑小说，悬在了人们对未知生命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可以用一生来绵延。

    在这本《本店招牌菜》中，人性一直隐藏在悲剧的背后作祟，这有点像斯蒂芬•金的长篇小说《必需品专卖店》，魔鬼利用人与人之间的误解瓦解了一个城镇。也许人性不足以在短期内造成大面积毁灭性的打击，却也足以摧毁一个人并引起神秘的“蝴蝶效应”。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怀抱着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我们也只能期待周围没有一点明火足以点燃它。

  发表于《羊城晚报》，转载请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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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员的思路

  作者：豆友2533629 发布时间：2012-12-16 15:12:24

  本书是作者在著名的所罗门公司待了一年后，把所罗门的事情都起了个老底。其实叫做《关于所罗门的一切》或者《所罗门那些儿事儿》更贴切一些。所罗门公司以做债券而出名，债券市场是典型的场外市场，也就是说无法通过交易所的电子系统快速报价和实时撮合成交，相反，交易员是整个债券交易中的灵魂，他们持续关注行情，为繁多的债券品种寻找买家或卖家，并从巨大的交易额中赚取差价或佣金。书中对整个交易有非常生动的描写：整个41层大厅就是用来进行债券交易，座位一个紧挨着一个，两排作为间的空隙不能容许两个人同时通过，每个交易员都在忙碌地和客户通电话，实习生在这样的场合里面简直不知所措，还时刻小心不被路过的人踩着，因为没准这就是某位大人物。而每当某位交易员做出了一笔对公司有贡献的大交易，交易大厅里面的大喇叭就会迅速通报这一交易，对其对公司的贡献大加赞美。

  由于债券交易价格和行情的不透明-----而这又源于债券产品的非标准化，对债券价格的判断上会有很大的差异，一个优秀的交易员在于能说服客户这是合理的交易---无论是买入还是卖出---实质上由于交易的零和特性，所罗门赚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客户。交易员在交易的过程中有很大的权限，甚至能够自行决定头寸，潜在带来了很大风险，美林银行的一位交易员，在做IO/PO分离交易的债券时，将IO部分销售给客户而留下了PO，之后市场利率大跌，导致2500万美元的PO亏损严重。当然，这在金融历史并不算严重，臭名昭著的巴林银行交易员里森的交易直接导致了这家著名的商业银行破产。

  最有价值的一段是描写在伦敦和亚历山大----公司另一位交易员的学习。压力山大的两个思维，其一是对抗市场，在大部分人都对市场采取某一行动的时候，积极地寻找对着干的机会。这种思维反映在目前的A股市场上，即A股连续下跌，一些优质公司股票估值已经处于历史低位，适合买入并长期持有，但是市场惯性中，卖盘的力量依然强大。其二是当某种大混乱出现的时候，例如股市崩溃、大地震，不局限于考虑当下的利益，还要做第二步、第三步的考虑。比如日本遭遇大地震，首先考虑的是买入日本保险公司的股票，一般人会认为保险公司损失惨重，实际上由于再保险公司的存在，普通保险公司的赔付风险已经转移给了西方的数家保险公司和日本一家专业的地震保险公司。因此遭受双重打击的日本保险公司股票会明显低估。接下来，政府为了鼓励灾后重建，会放松银根降低利率，从而直接导致债券价格上升。日本公司短期内面临的资金困境和恐慌，会使得他们将海外的资金---主要是欧洲和美国---抽回国内--修复工厂，这意味着大量卖出美元欧元，买入日元，这个过程中如同亚历山大这样精明的投资者也会参与进来，加速日元升值，因此利用短期内汇率的变化也可以很赚一笔。

  这样的交易员思路稳准狠，在关键时刻刀刀致命。来源于开阔的国际金融视野，上述的操作中，涉及到了股票、债券、外汇甚至可能利率掉期等各种产品，没有深刻的理解和经验自然无法取得这样的火候。

  所罗门作为华尔街主力的债券销售商，在八十年代初还做成了另一件大事，即开辟了住房抵押债券市场（MBS）。所罗门的合伙人看到了住房抵押债券市场的前景：广大美国人还没有住房，购房需贷款，而美国国内主力的贷款机构---大大小小的住房储蓄协会们业务僵化，贷款都砸在自己手里，这意味着住房抵押债券理论上存在一个非常诱人的市场。但是这个美妙的构想实现得出乎意料。美国政府改变了自己的货币政策，从关注利率变为了关注货币供给，由于对货币供给进行了限制，使得利率剧烈波动成为了可能，原来死水一滩的债券市场立刻有了活力。但是对于储蓄协会们来说并非好事情，由于市场利率上升，储蓄协会吸收存款的成本达到了12%，但是发放贷款的成本却为10%，这意味着持续的亏损和破产的风险。于是米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送来了第二份大礼，储蓄协会若将手中的抵押贷款出售，可以按照会计准则分三十年摊销其亏损，并享受免税待遇。全国数千家储蓄协会发现了其中的好处，与其等死不如将手中的贷款低价变现，而此时整个华尔街还保留了抵押贷款业务的部门就是：所罗门兄弟。所罗门兄弟和其他华尔街投行如第一波士顿等对抵押贷款进行了包装衍生，开发出了CMO，也就是后来引爆次贷危机的大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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