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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哲学思考

  作者：TT 发布时间：2020-11-26 12:21:27

  

  “一旦有闲钱，就要想办法投资”

  这个观点，感觉已经是现在中国人的一个共识了。毕竟工资增长的速度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所以学会正确的投资就显得尤为必要。然而大家也知道收益越大，风险也就越大。很多时候你盯着高收益去，人家说不定在盯着你的本金，所以选择正确安全的投资渠道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作为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投资渠道其实是非常狭窄的。常见的也就是黄金投资、基金投资和股票投资。这些投资的渠道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投入资金的门槛不高，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投资，但是投资风险却很高，所以说在基金和股票市场上大家绞尽脑汁想的，就是怎么样在提高自己收益的同时降低自己的风险。

  这本《趋势投资》讲述的就是股票投资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趋势投资。

  在接触股票之前，我以为股票就是在低位买，然后在高位卖出去这么简单。然而真正进入股市之后，才发现股票的高低位是相对的。你以为一块钱的股票很便宜，实际上它还可以跌得更惨。你以为一百块钱的股票很贵，分分钟它就翻倍给你看。有些人买了很便宜的股票，但是很多年都不涨，有的人买了很贵的股票，短短几个月就能赚很多。那么如何分辨你买的股票到底是会涨还是会跌呢？针对这个股市究极问题，股市里面出现了各种流派、各种研究股票的方法。

  这本《趋势投资》的作者丁圣元，是著名的股票书籍《日本蜡烛图技术》的翻译。他本人也在股市潜伏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有理论，有实际操作。所以他写的这本《趋势投资》可参考性是很强的。

  说起来在股市中，流行的股票分析技术常常是一阵一阵的。比如说几年前非常流行的打板方法，再比如说价值投资、超短投资、长线投资等等。各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缺点，一种方法往往用的人多了之后也就失效了。而趋势投资是属于里边比较折中的一种方法，也就是不看价位的绝对高低，也不做短线也不做长线，而是看股票的趋势如何来决定自己的操作。

  “趋势为王”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趋势”这个词也已经流行了很久了，在生活中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它的重要性来。比如说一个人再努力，但如果他选错了赛道，他的努力基本上都是被浪费的。而一个人如果身处在风口上，也许他什么都没干，却得到了超出他努力的回报。这就是趋势的力量。所以

  在人的一生中过分强调努力其实是方向上的错误，选好赛道，看准趋势才是正确的努力方向。

  在股票中同样如此，一只股票如果在下跌趋势中，它的基本面再怎么好，股价再怎么低，也很难马上迎头赶上。一只股票如果处于在良性的上升趋势中，那么说明这支股票被很多人看好，每个人看好它的理由各不相同。它一定有其上涨的理由，也就是这支股票上涨趋势背后的逻辑。

  

  在这种趋势投资中，丁圣元把股票和太极阴阳联系在一起

  ，开篇用二十多页阐述了阴阳理论。我发现一个在股票中沉浸久的人往往会非常喜欢中国古代的哲学。比如说，丁圣元就比较喜欢阴阳理论，有一些人喜欢庄子的无为而治，还有一些人喜欢老子的《道德经》。所以我相信作者在开篇引用的这个阴阳理论并不是为了拖延篇章，而是丁圣元真心的相信这种中国古典的哲学在投资交易中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联动性。当然像我们这种小散，在修为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之前估计是看不太懂的。

  丁圣元还在这本书前面的篇幅中阐述了股票价格形成波动的原因，无外乎就是价格与心理的一种变化关系。

  在第二章也阐述了蜡烛图技术的基础。蜡烛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k线图，在股票交易中可以起到一种非常关键的判断作用，其中还阐述了一些简单的股票交易的技术。但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技术，它其实都是有优缺点和所对应的使用环境的，所以新手千万不要看到 类似的信号就做出盲目的操作。

  总而言之，这本《趋势投资》对于股票新手来说是一本非常友好的书。

  书中不仅阐述了股票投资的一些基本的常识，也提供了一些非常实用的投资建议。虽然我在股票里也没赚到什么钱，但是深刻体会到在股市中，你学习到的不仅是赚钱的知识，还有很多前沿的理论。比如说你从来不知道量子为何物，也觉得量子跟自己从来没有关系，但因为你炒股票，所以你不得不去研究。这就提升了你对于社会上一些重要事件的敏感度。除此之外，股票对一个人的心理承受压力也是会产生影响的，比如说，你平时丢十几块钱可能就会觉得痛心疾首，但是在股市里面可能经受的上下波动多了之后，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会变得强一些。

  最后说一句，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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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邦金：孙希旦《礼记集解》的诠释范式及其思想新蕴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1-12-06 16:15:38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4期

  内容摘要：

  在清代礼教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背景之下，孙希旦《礼记集解》综罗诸家、要言不繁，堪称清儒重新注疏诠释《礼记》的代表作。孙希旦的《礼记集解》既表现出“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乾嘉考据学特征，也表现出以礼治世的现实关怀意识。从文本诠释背后的思想依据来看，孙希旦的礼学研究尊崇朱子学而又不唯朱子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朱子学的藩篱，特别是在有关“君为臣纲”“嫂叔无服”“未嫁守贞”等传统礼例讨论中，具体而微地表现出强调“缘情制礼”的情感主义特质以及“变而从时”“礼以义起”的损益革新诉求,成为清代礼学诠释范式从“依理释礼”向“依情释理”、“以礼代理”移易转换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孙希旦 《礼记集解》 缘情制礼 礼理关系 礼以义起

  在人们的印象中，清代中期儒学有意与汉、宋诸儒争胜，专注于经典文本考据，学而不思，远离社会现实。可是这一时期儒学不断民间化、世俗化，社会影响力达到了历史顶峰，堪称“儒教的民众化时代”1。当时深处那个市井繁华而又思想沉闷的时代的儒家学者，不可能不感受到存在于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除了极少数纯而又纯的学者，其实都在观察和思考时代的问题，只是回应的方式不同而已。像戴震敢于公开喊出“以理杀人”口号，对于当时官民共认的教条式理学和“吃人的礼教”发起猛烈批判的人毕竟在少数，更多的人则是通过具体而微的学术研究来移易观念，提撕风教。身为四库馆臣的孙希旦（1736－1784）本着“读礼经当如目视亲见之而身亲行之”的态度所著的《礼记集解》六十一卷，成为清代这场礼学研究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冷门研经，弥留之际有诗曰“人禽相去只几希，人欲横流天理微”2，从“礼以成人”“礼以治世”的高度审视了自己的礼学研究。不过，学界对其研究大多停留在文本训释和名物制度考据层面，很少关注《礼记集解》文本背后所蕴含的颇具时代特征的价值立场和思想主张。本文拟在指陈《礼记集解》文本诠释范式移易的基础上，彰显其尊崇朱子而又不唯朱子学的汉宋兼采立场、“依情释礼”的情感主义特质以及“礼以义起”的损益革新诉求。

  一、“为学一宗程朱”与“依理释礼”的诠释范式

  阮元在《〈礼记集解〉序》中指出，孙希旦之所以自号“敬轩”，是源于其对“《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3的理解。孙希旦在集解中“能于三千求其说，不厌其繁”（同上），除了引用了郑注、孔疏之外，还参考了张载、程颐、程颢、吕大临、王安石、宋祥道、朱熹、真德秀、黄震、陈澔、王夫之、顾炎武、李光地、戴震等几十家注解，博参众说，择优取舍。其中，吕大临《礼记解》和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两书中的相关注解基本上是每每必称引的材料，而对于郑注孔疏多所驳正，表现出“为学一宗程、朱”（孙锵鸣《〈礼记集解〉序》，《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下文该书只注页硕）的特点和一定程度的尊宋抑汉倾向。

  对于三礼之书的性质与关系，孙希旦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看法。朱熹认为《周礼》基本上可视为周公有关政治制度的遗典，“礼典固在其中，而非专为礼设也”4，在整个礼学体系中的地位其实不如《仪礼》和《礼记》重要。至于《仪礼》与《礼记》两者的关系，朱熹认为“《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乃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说附益于其间。”5在他看来，《仪礼》与《礼记》的关系是经与传、本与末的关系，应以《仪礼》为本经，而以《礼记》为传记、为补充。孙希旦虽然没有像朱子那样回避《周礼》，但是非常肯定地说“经礼、曲礼之说，朱子之所辨论者至矣”（第2页），基本上遵从了朱子“经礼固今之《仪礼》”6——以《仪礼》为经礼、以《礼记》为曲礼的说法。依此标准来看，当年王安石废《仪礼》而重《周礼》《礼记》无疑是“弃经任传、遗本宗末”7、“有邪心夹杂”8之举。孙希旦对此事的看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心术之邪，学术之偏，而其才又足以济其奸者，后世若宋之王安石如此。”（第374页）孙希旦这一评价，与其所信奉的程朱理学历来强调道德性命为本，偏重挖掘《仪礼》《礼记》中的义理内涵，而与荆公新学强调刑名度数和制度规范，双方在礼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和思想基础上存在深刻分歧是分不开的。

  晚清经学大家皮锡瑞说“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9，礼、理关系虽由来已久，只不过在宋代以前礼、理关系还没有成为重要的哲学问题。《礼记》文本中诸如“礼也者，理也”（《礼记·仲尼燕居》），“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乐记》），“义理，礼之文也”（《礼记·礼器》）等关于礼、理的表述，不一而足。这些礼经文本资源后来成为宋代理学家谈礼、理关系的重要依据，不过“依理释礼”的礼学诠释范式无疑是宋儒的新发明。《礼记》之“理”，原本多是指事物的条理、规律，用来说明人为建立的礼仪规范的自然根据和合理性。而在理学家看来，“礼即理”，“礼者，天理之节文，而人事之仪则”10，天理更上一层成了人道规范的形上本体和理论依据，礼节成了天理的表现形式和实践规范，形成了一种“理体礼用”“礼理双彰”11的关系架构。在这个二元架构之下，相对于天理的本体地位，节文还只是天理的自然流露和外在表现；相对于体贴涵养天理，践履礼节仪文还只是第二位的工夫，理与礼的先后与轻重之别是很清楚的。在礼经文本的理解上，则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依理释礼”“依礼见理”的礼学诠释新范式。正所谓“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12，天理的恒常性与礼教的纲常性合二为一，理学与礼教成为儒学一体之两面，极大地推进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民间化、世俗化和生活化。可以说，朱熹是宋明以来儒家礼教主义运动兴起的关键人物。

  在礼理关系上，孙希旦亦步亦趋地接受了朱熹依理释礼的解释范式。他在注解《丧服四制》时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莫非天理之所当然”（第1468页），明确将天理当作礼仪规范背后的先天根据。在解释《礼记·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论”时，认为“五刑皆天讨，故其出入轻重，必就天理以论之，而不可与以私意也”（第371页），天理成了衡量礼仪节文是否合理合法的终极标准。在注释《礼记·礼运》“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一段时，孙希旦又特别指出“天地之德以理言，阴阳、鬼神、五行以气言”，“天地之生人物，皆予之理以成性，皆赋之气以成形。然以理而言，则其所得于天者，人与物未尝有异；以气而言，则惟人独得其秀，此其所以为万物之灵而能全其性也。”（第607页）这里在诠释《礼记》文本和解释人性的起源时，显然援引的是朱熹的“性即理”和“理气二分”的思想。在讨论人性修养工夫时，诸如“非明乎其理，则义之是非或不能辨”，“穷理尽性以进于圣贤”（第618页）等依理践礼之说法，与朱子哲学亦如出一辙。

  当然，如果固守“天不变，理也不变”和“理不变，礼也不变”的逻辑，具有人为历史性的礼仪规范一旦有了绝对普遍的“天理”的背书，就可以提升其权威性和认同度，但也很可能因为权威性而使之变成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礼教”，进而出现教条主义、严苛主义的伦理异化弊端。乾嘉时代戴震“以理杀人”的呼吁和凌廷堪等人的“以礼代理”的礼教重省运动13，正是对于宋儒“依理释礼”甚至“以理代礼”这一礼理关系范式的反思与重构，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呐喊“礼教吃人”的反礼教运动。同处纲常伦理意识盛行的伦理异化年代，孙希旦的批判意识虽然没有戴震那么激烈，但是却自觉地通过创造性地恢复情感在日常礼仪生活中的应有地位，委婉而又真诚地回应了“情得其平”“达情遂欲”14的时代呼声。

  二、“缘情制礼”与“依情释礼”的道德情感主义特质

  《礼记·中庸》有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换言之，其实就是“发乎情，止乎礼”的意思。学礼之所以能够“薰陶德性，变化气质”（真德秀语），其奥秘就在于礼经已经成为国人节制行为、适度表达情感的教科书。即便是在人的情感欲望问题处理上有颇多争论的朱熹，也清楚地认识到“先王制礼，本缘人情”15的这个道理。《礼记·礼运》中说“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形象地将人情比喻为一块有待耕耘的田地，成为有待礼节去规范的对象。而在孙希旦看来，“礼乐之本在乎爱敬之情也”（第990页），“称情立文，而礼制于是大备矣”（第12页），通过适当方式、有节制地抒发情感是制礼作乐的根本动机。如果背离了人情，礼不仅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而且会走上绝情禁欲的反面。世上有“无礼之情”，但不应该有背离这一根本动机的“无情之礼”。孙希旦很清楚情对于礼的重要性，因此对各种注解进行取舍裁断时，紧紧抓住“缘情制礼”的这一宗旨，尽量对文本做出入情入理、情理兼尽的解释，在“依理释礼”的同时又表现出“依情释礼”的特点。例如在讨论《礼记·檀弓下》“人喜则斯陶，陶斯咏”一节时，他指出“盖哀乐之情，其由微而至著者盖若此。然情不可以径行，故先王因人情而立制，为之品而使之有等级，为之节而使之有裁限，故情得其所止而不过，是乃所谓礼也。”（第271页）可问题在于“依情释礼”与“依理释礼”之间无疑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紧张，礼学诠释究竟是以情为本还是以理为本呢？

  宋代之后，儒家对情—礼关系的处理往往都是通过讨论情—理关系来实现的，因为如何实现情与理的相互配合和平衡，是如何制定仪礼规范并得到完美实践的最大难题。用孙希旦的话来说，就是“理之当然，而情之不可以已者”，“出乎心之所不容已，与顺夫理之所不可易者。”（第587页）一方面情感表达要不违天性（理），自然而然地流露，不矫揉不造作；另一方面又要理所当然，应是道德理性反身而诚之后不得不如此的结果。所有礼仪规范应“皆出于天理之本然，而即乎人情之所安”，顺其自然，发而中节，情理兼尽，“行之而无弗违也”（第617页）。在论及“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一节时，孙希旦指出“盖法也，情也，理也，参校而归于轻重之平，先王之权衡审矣，为虑深矣。”（第88页）在中国古代之所以不禁止私人为父母复仇，是出于孝道的情感无比重要且不容扼止；而同时又严格禁止非法复仇行为，则是出于防止出现公报私仇、违背正义等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需要。这一切其实是情、理、礼（法）三者平衡的结果。完美的礼节其实是情与理的平衡艺术。“依理释礼”与“依情释礼”两种诠释范式之间的确存在紧张，但在孙希旦这里二者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换言之，礼的规范性和合法性，既要有情感上的认同，也要通过理性的审查，二者缺一不可。孙希旦在处理礼制的经、权关系上既不刻板也不放纵，正是基于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的双重审查，要求既合情又合理的结果。相对而言，孙希旦对《礼记》多有“依情释礼”式的诠释，响应了戴震等人的“达情遂欲”思潮，无疑应视其为乾嘉儒学情感主义合奏中的一个乐章。

  在《礼记集解》中，孙希旦对于“亲亲之情”的多处阐扬，尤可见其“依情释礼”式的诠释。他曾将《礼记·大传》的整篇文义归结为“亲亲”之情：“盖人道虽有四者，而莫不由亲亲推之，所谓‘孝弟为仁之本’也。”（第902页）对亲亲之情的推重，在有关君为臣纲、未嫁守贞等礼例讨论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他对《礼记·礼运》中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德、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种伦理价值进行排序时，特别指出“先父子而后兄弟夫妇，先尊而后卑也。先兄弟而后夫妇，先天合而后人合也。先闺门而后乡党，先乡党而后朝廷，先近而后远也。”（第607页）在这里，孙希旦是以亲属关系的亲疏、尊卑和远近来确定伦理价值规范的优先次序的。其中“先天合而后人合”“先乡党而后朝廷”等价值标准，与当时被宣扬为“天下第一义”的“君为臣纲”之忠君伦理有明显的距离。孙希旦在君臣关系上坚持“君臣以义合”，明确反对“君臣以天合”——认为君臣有如父子般的拟制血亲关系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说法。他在解释《礼记·内则》“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时也不无类似地指出，“服从，谓服其事而从君也。君臣以义合，故道合则服从，不合则去，不可以阿徇而取容也。”（第772页）将其与清代有关君臣是天合还是义合，是依从父子之道还是夫妇之道抑或朋友之道的众多讨论16联系起来看，孙希旦同样对愚忠伦理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强烈的批判态度。

  无独有偶，孙希旦对于当时《礼记》文本中和现实中不断出现的“未嫁守贞”“夫死不嫁”现象，也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礼记·效特牲》中屡有“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以及“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等妇女“三从”之说。孙希旦本人在实际生活中，不幸碰上了其小女儿未嫁夫死、守贞不嫁，最后年甫十六抑郁而终的人伦悲剧。在女儿未婚夫去世之后，孙希旦劝其改字他人时说：“某氏女字某氏者，婿死更婚于某，今已有子，而夫亦荣贵，此于古礼为当不为非也。”这里说的“古礼”是指《礼记·曾子问》中的一段话：“曾子问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17女子碰到吉期已定未嫁而夫死这种情况，可以妻子的名义齐衰服丧，但在下葬之后即可脱去丧服，恢复自由身份。对于孙希旦“既葬而除以昏”这种既不违背古礼精神也较符合人性的解释，仍旧有人却仍旧表达了不满，认为“敬轩治《礼经》，笃信古礼，谓婿未娶而死，既葬服除以昏，先王之制，中庸之行也。虽怜其女，而颇疑所行之过”18，从中可见当时纲常伦理的异化毒害之深牢不可破。从更大范围来看，明儒郝敬等人认为“昏姻之约，自纳采问名时已定矣”19，婚姻成立条件中对于女性的要求日趋严苛。后来汪中、焦循、陈立等清儒在婚姻成立的标准究竟是“纳征”还是“亲迎”等问题上的争论，其实理论矛头皆指向了严重异化了的纲常伦理。晚清浙东礼学大家黄以周就明确反对将纳采、问名作为婚约成立标准：问名之后，“卜不吉中废，何妨情理？后人视纳采礼太重，反疑古礼不可通，自聩聩耳！”20而孙希旦在婚姻成立和贞女改嫁问题上的开明态度，不仅仅是出于对女儿的怜惜之情，更是其坚持“缘情制礼”和“礼以成人”之一贯宗旨的具体表现。

  三、“变而从时”与“礼以义起”的礼法损益原则

  除了情礼（理）关系，义与礼的关系也是礼学研究无法绕过的基础性理论问题。情礼关系要处理的是礼的起源与依据问题，其原则可以表述为“缘情制礼”和“情得其平”；义礼关系要解决的是礼制规范的适用性问题。《礼记·礼器》有曰“礼，时为大”，意指礼仪规范一旦形成会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惯性，但也不能一成不变，应随着时代环境变化而有所损益、变通甚至革新。《礼记·曲礼》中的“礼从宜，使从俗”，说的其实就是移风易俗要与时俱进的道理。孙希旦为此特别强调了“礼时为大”和“礼以义起”的礼学主张，并将作为礼法损益的两大基本原则，其解释较朱熹等人亦更为深刻、更富有新意。

  在孙希旦看来，“礼之为体固有一定，然事变不一，礼俗不同，故或权乎一时之宜，或随乎他国之俗，又有贵乎变而通之者也。”（第6页）有时候，“礼而不合乎义，则无以各适乎事之宜”（第618页），因此有礼法因过时要取消，有礼法因时代变化要调整；有时候，“事变不一，多有出于意度之外，而为礼制所未及备者”（第506页），因此有礼法因缺失要增加。即便是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去看性质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还需要对既定规范进行具体分析和对待。孙希旦举例说，“礼之因革损益，必随乎时，而嬗、授、放、伐，尤随时中之大者也。”（第627页）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商纣，在当时民命倒悬、民心思变的时势下，不能算是以下犯上的僭越行为，而是顺应天命民意、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举。孙希旦的礼学诠释之所以没有陷入教条主义，即在于他很好地坚持了“变而从时，而或损或益之各有所宜”（《礼记·礼运》）以及“事与时并者，礼有质文损益，视乎时以起事”（《礼记·乐记》）等“变而从时”“因时以制礼”的损益原则。

  用“礼时为大”原则说明了礼法随时损益的必要性之后，孙希旦继而把“礼以义起”当作礼法增益和创新的基本原则。“礼以义起”首见于《礼记·礼运》：“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朱熹认为“义者，事之宜”21。义就是合于事理、既无不及亦无过的适宜状态和正义要求。正所谓“礼者，义之定制；义者，礼之权度。礼一定不易，义随时制宜，故协合于义而合，虽。”（第618页）义作为“礼之理”“礼之权度”，是礼的内在要求；礼作为“义之实”“义之定制”，是正义的实践规范。前者作为道德理性的自主运用有其权变性，后者随道德理性的必然性要求做出相应调整。“盖先王所著之为礼者，其常也”（第506页），“先王未有此礼，可酌于义而创为之”（第618页），要对过去没有过的行为做出道德规范的事情有很多，需要根据道德理性因时因地自为立法来创制礼法，弥补道德的诸多飞地和空白。应该讲，孙希旦强调“礼以义起”的礼法损益原则，充分体现了其贴近时代生活的创新精神。

  这一点，在孙希旦对于《礼记》中屡屡出现的“嫂叔无服”礼例的讨论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礼记·檀弓》给出“嫂叔无服”的理由，是出于男女之大防、避嫌的需要。可是这种需要与嫂叔之间的亲戚情义又如何平衡呢？如果嫂子去世，“岂有己身立于父母妻子之间而独同于无服之人哉？”（吴澄语）对此，孙希旦明确指出：“哭有服之亲乃为位，嫂叔无服而为位者，以其本亲也。”（第1347页）嫂叔互服是人之常情，即使是为了男女避嫌也不能无所表示，应采取“吊服加麻”“哭则为位”等变通办法。正所谓“嫂叔相为吊服加麻，礼有明据矣。嫂叔虽不制服，而哭则为位，又吊服加麻，因固非恝然同于无服之人也。”（第214页）孙希旦对于嫂叔无服的原则性理解与灵活性变通关系的处理，可谓通情达理、情理兼尽。朱熹当年谈到叔叔鞠养于嫂这种特殊情况时，其实也持有开放的态度。他引用程子“后圣有作，顺为制服”的观点，认为“若果是鞠养于嫂，恩义不可已，是他心自住不得，又如何无服得！”（第214页）对于亲情的推崇和维系，可以说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立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与原来的嫂叔无服情况类似，外甥与姨母、姨夫原则上也是无服的。孙希旦直接引用了吴澄的解释：“有同居而食之恩，则虽礼之所无，而可以义起此服也。”（第212页）言下之意，外甥与姨母、姨夫虽然无服，但如果存在同居共食、情同母（父）子这种特殊情况，则可缌服。从上可见，孙氏研治礼学固然是“粹然程朱之言”，但是依据缘情制礼的原则来解释礼学，较少宋儒那种教条僵化、违拗人情的学究气。尤其是在纲常伦理深入人心的乾嘉时代，孙希旦运用“礼以义起”原则对于既有礼法规范作了不少创造性的诠释和补充，对于推动礼法回归人情、人性和人道做出了贡献。

  四、从“依理释礼”到“以礼代理”的礼学诠释范式移易

  清代礼学到了乾嘉儒学那里，主流形式是替“三礼”作非哲学性注解，呈现出“尊经与对个别礼经作注解的趋势”22，对于郑玄礼学及其学术性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此前更为注重的朱子礼学及其实用性则相对衰减，最终形成了一股与“依理释礼”相对的“依情释礼”和“以礼代理”的礼学思潮。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尊朱而又不唯朱，既充贯着宋学强烈的道德主义气质，也体现了乾嘉儒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应是清代礼学诠释范式从“依理释礼”向“依情释礼”进而再向“以礼代理”移易的重要环节之一。

  从总体上看，孙希旦礼学研究“以礼为治”的制度儒学面向、“礼达而分定”的修养工夫论以及“礼以义起”的务实变通思维等，都体现出鲜明的以礼为学、以礼治世的时代特征和重情主义思想基调。一方面，他在文本考据方面能够细数礼法、器物、制度之由来，对郑注孔疏多所驳误，“可补汉儒所未及”；另一方面，又自觉继承了宋明儒学擅长义理诠释的长处，多有中肯的议论，可补宋儒所未备。在汉宋之间，孙希旦并没有先入为主、尊汉黜宋，而是不偏不倚、就事论事，对于郑注孔疏和程朱礼学诠释皆有所辨正，体现了客观求是的严谨治学态度和很高的裁断水平，较好平衡了考据和义理之间的张力。更为难得的是，孙希旦能够“深明先王制作之意，以即乎人心之所安”（孙衣言《敬轩先生行状》，《礼记集解》第6页），结合自己的生活情境与经验，从义理层面入情入理地阐释了礼法规范背后的礼义、礼意之所在，敢于依据“礼本人情”“礼以义起”等经训大胆提出与时俱进、革新礼制的新见解，表现出很强的说服力。在清儒汗牛充栋的经学集解类著述中，孙希旦能够不迷信权威，做到情理兼尽、博而能约，实现考据与义理的高度统一，促进礼学回归人情、人性和人道，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注释：

  1.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中的公与私》，佐佐木毅、金泰昌主编《公与私的思想史》，刘文柱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2.孙希旦：《弥留口占》，孙延钊辑《求放心斋遗诗》，永嘉乡著会抄本，温州图书馆藏。

  3.阮元：《礼记集解序》，周立人、徐和雍编《孙延钊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4.朱熹：《仪礼经传通释》，《朱子全书》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八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2186页。

  6.朱熹：《仪礼经传通释》，《朱子全书》第二册，第28页。

  7.朱熹：《乞修三礼劄子》，《朱子全书》第二册，第25页。

  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七十一，第1799页。

  9.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第25页。

  10.陈淳：《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11.参见殷慧：《礼理双彰：朱熹礼学思想探微》，中华书局2019年版。

  12.朱熹：《论语集注》卷一，《朱子全书》第六册，第81页。

  13.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14.参见孙邦金：《戴震的道德絜情理论及其普遍正义原则》，《孔子研究》2019年第1期。

  15.朱熹：《答陆子寿》，《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第1558页。

  16.孙邦金：《明清儒学对君臣关系与忠君伦理的多元省思》，《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7.钱玄、钱兴奇等注译：《礼记》，岳麓书社，2001年，第259页。

  18.钱世锡：《孙贞女传》，《孙延钊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88－189页。

  19.参见黄以周：《礼书通故》，中华书局，2007年，第250页。

  20.黄以周：《礼书通故》，第250－251页。

  2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第250页。

  22.周启荣：《儒家礼教思潮的兴起与清代考证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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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 First Go语言程序编程

  作者：流浪肖邦 发布时间：2022-05-23 18:50:27

  该书相较于HeadFirst Java、HeadFirst JavaScript、HeadFirst设计模式等HeadFirst系列书籍其质量有所下降。该系列书籍标榜风格为通过图文加幽默风趣的生活例子深入浅出地讲解技术，主打沉浸式学习，在“玩”中学，以上提到的三本书就我个人而言是达到了这个标准，尤其推荐其中的HeadFirst设计模式，是一本令人阅读过程趣味横生且学有所悟的好书！

  此书作为HeadFirst系列书籍其质量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全书在讲解Go语言基础语法时蜻蜓点水、平铺直叙、浅尝辄止，虽然基本符合一本讲解Go语言入门书籍的定位，但是相比于该系列其他书籍对于知识点与例子的趣味融合、讲解思路的层层递进而言逊色不少！恳请该系列书籍要做到牢记初心，不忘使命，出版的书籍不能丢失原本的那“深入浅出”味儿哟！

  总之，本书可以作为一本中规中矩的Go语言基础语法入门书籍，想要深入学习Go语言还得多看看其他Go语言的进阶书籍，在此也希望路过的大佬在评论区推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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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作者：醉葫芦 发布时间：2006-08-25 17:59:54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号称影响一代人的书想必大家早已耳熟目详了，但真正看过的又有几个呢？说实话，老夫在二十岁以前也没看过（老夫的意思是说：即使像老夫这么爱看书的人都没看过，所以原谅那些至今还没看过这本书的人）。当然，这本书早就想看，但老夫很担心这本书在世界文学史的地位就像鲁迅先生在中国的地位一样，有人为拨高的政治原因。不过近来实在无聊，鼓起“上当也就一回”的勇气，花了一个晚上看完了这本书。看完之后已经是凌晨二点，虽然已经是深夜，但老夫却心潮澎湃，毫无睡意，心中是又喜又恨：喜的是这本书并没有让老夫失望，名著不愧就是名著；恨的是那些看过这本书而又误导过老夫的朋友（以前问他们好不好看他们总是回答不好看）。为了不让大家再受欺骗，老夫在这里忍着眼睛被电脑辐射的危险和一小时0.6元的电费，以一种雷锋精神给大家做一次免费导读，让大家好好体会名著中的精华。

  在这本书中，老夫最喜欢的人就是保尔•柯察金（下面简称保尔）这个人物了，记得在前几年有过一次大讨论，说什么“是保尔更伟大还是比尔•盖茨更伟大”，那时的老夫由于年少无知，喜欢上了比尔，如果早几年看这本书，老夫可以指着天上的流星发誓一定会投保尔一票。因为，在保尔的身上老夫看到了人性，不错，是人性。我们知道，文学即人学，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部分都要描写人性。而什么东西最能体现人性呢？是爱情——伟大而又战无不胜的爱情。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那个作者奥什么什么司机（请原谅我这点微弱的记忆力和想象力）是如何来描写那个保尔的一生中的四个女人（当然，在书中只明确写了四个，至于有没有地下的就不得而知的）和他的爱情的，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由于这本书实在精彩，老夫在这里大段地引用了原著中的句子，希望大家好好读读这些段落，并仔细体会一下某些词语的韵味。

  有句话说得好：“年轻时的我们不懂爱情。”但不懂并不意味着不能去爱，保尔的第一个初恋情人叫冬妮亚，还是个什么官的女儿，而那时的保尔只是个会打架的淘气男孩，地位也很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但偏偏冬妮亚对保尔一见钟情（伟大的爱情都是一见钟情式的，作者在写这部小说时也用了这种套路），在见过保尔几次面并且跟保尔长聊过一次之后，爱情已经在两个人的心中种下了种子。且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第一次长聊完之后赛跑回去的情况：

  他猛地冲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肩膀。

  “逮着喽，小鸟总算让我逮住喽！”

  他兴奋地叫着，上气不接下气。

  “放开我，怪疼的……”

  她挣脱着。

  两个人都站住了，气喘吁吁的，心口扑通扑通地跳着。

  因为跑得太快了，冬妮亚累得精疲力竭了，无意间稍稍靠在了保尔的身上；看上去，他俩更加亲密了。

  自从两人开始交往后，保尔常常有事没事就往冬妮亚家里跑，这是第一次去她家里：

  他俩在一起呆了好几个钟头。

  这期间，两个人都很开心，也都有种情投意合的满足。

  再一次去她家时，他们的感情又更进了一步：

   

  “咱们去水池边吧。”她提出了建议。

  于是两个进了花园，紧接着穿过花园踏上了那条小路。

  这时，保尔已把冬妮亚当作了知己。

  从此以后，冬妮亚有事没事就盼望着保尔常去她家里玩，而保尔对此也很热衷（实在想不出冬妮亚家有什么好玩的）：

  那一天，他俩是偶然相遇的，冬妮亚请他到她家去玩。

  她对他说：

  “爸和妈都去鲍利尚斯基家参加命名礼去了，只留下我一人在家。保尔，亲爱的，到我家来吧。……咱们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你愿意来吗？”

  她那浓密的栗色头发上戴了一顶小白帽，帽子下面那对大眼睛充满真诚的期待。

  保尔望着她这对美丽的眼睛回答：“我一定来。”

  他们分手了。

  保尔欢快地回到机器旁。

  一想到可以跟冬妮亚单独度过整整一个傍晚，他只感到炉火格外旺了，木头也发出了更动人的噼啪声。

  他们俩关系真正得到进一步巩固是在保尔出狱之后，在离开家乡出去外面避难的前一天晚上，那天晚上他躲在了冬妮亚的家中，而冬妮亚也冒着窝藏罪收留了他并且陪他度过了最美好的一个夜晚：

  冬妮亚的爱抚叫他感到无比的甜蜜与幸福。

  他真不知道，在残酷的生活中还有这种青春的快乐！

  黑暗中，他清晰地闻到了姑娘的发香，仿佛也看见了她的眼睛。

  他激动地倾诉着衷肠：

  “冬妮亚，我多少爱你呀！我真是说不出多么爱你——我真不知该怎样告诉你。

  他的头晕眩而目光迷离……

  她那柔绵的肉体是多么湿润顺从啊……

  ……

  他们睡着了的时候，天已经麻麻亮了。

  睡前，他们相约终生不忘。

  当然，任何爱情都是有曲折，有诱惑的，当保尔入狱时，他就受到过诱惑：

  当她伸过双臂紧紧地搂住他，并把他拉向她时，他并没有一下子明白过来。

  “你听我说，亲爱的。”她热切而又低沉地向他诉说，“不管怎样，我是得失身的：不是那军官，就是这些大兵！我把我这女儿身给你吧，亲爱的，我给你吧，我决不让那些畜生来破坏我处女的贞洁。”

  “赫里斯季娜，你说什么？”

  她有力地拥抱着他。

  她的嘴唇温暖而又丰满，是无法逃避的。

  那少女的话简单而又温暖，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眼前的苦痛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他忘记了门上的锁、红头发的哥萨克兵、残暴的司令官、野蛮的抽打以及七个痛苦的长夜……

  在这刹那间，只有火热诱人的嘴唇和满是泪水的清沌少女的面颊。

  当老夫看到这里时，还真担心保尔会受不了诱惑，但是，我们知道，保尔的意志是坚强的，就在他把快要把持不住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冬妮亚”，看，这就是爱情的力量，谁说爱情让人失去理智？保尔这种理智地行为总是让老夫想到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各位看官，请扪心自问：如果那个男人换作是你？你能做到“不乱”吗？在这里，老夫可以诚实地告诉大家：老夫一定做不到，老夫一定会很乱。

  闲话少叙。虽然说保尔跟冬妮亚两人一片真心，但最终还是不得以分手告终，追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两人阶级不同。每想到此，老夫都感慨不已，看来古人提倡“门当户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毕竟禁不起往下猜想，因为他们往往不是两个世界的人。不过，好在此时的保尔并没有因“碌碌无为而悔恨”，因为在无产阶段队伍中他又有了奋斗的目标，那就是他的政治指导员，他的同志兼老师丽达（看来琼瑶小说《窗外》中的“师生恋”也影响了那个奥什么司机的创作路线）：

  她站在那那儿，微微仰着头，阳光照得她眯起双眼。

  保尔第一次有平时少有的神情看着自己的同志兼老师。与此同时，他第一次意识到，丽达不仅是个团省委的委员，而且也是……

  但当他一发觉自己产生了这种荒唐的念头时，他立时就自责了。

  当然，如果仅仅是想想倒也罢了，但倘若仅仅只是想想那他就不是那个意志坚强的保尔了，如他们坐火车去出差，因为坐位有限，丽达出于一种同志式的关怀，邀请保尔跟她睡同一张卧铺（为什么这小子总能碰到这样的好事？）：

  保尔听了便躺下去，紧挨着丽达，舒服地伸展着他那浮肿的双腿。

  ……

  她的胳膊亲热地搂住他。

  保尔感到她柔美的头发贴到了自己的脸庞上了。

  在保尔眼里，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她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她是他的政治指导员。

  但她毕竟是个女人！

  所以此时，她的搂抱让他产生了十分欢欣的冲动。

  他感觉到她均匀的呼吸，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她那双唇近在咫尺……

  一处莫名的强烈的愿望支配了保尔——去亲吻那美好的双唇。

  不过遗憾的是，由于保尔战争受伤，回家治伤却被误报死亡，导致丽达离开了这个城市，最终两人失之交臂。每看到此，老夫总是不胜禁嘘嘘：为什么两颗心彼此相爱，但人却总是走不到一起呢？

  当然，保尔一生并不缺女人，由于受伤，他右眼失明，还留下了后遗症，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自己竟然要面临瘫痪的危险，但是，我们知道，保尔的意志是坚强的：病魔怎么阻止得了他对爱情的追求呢？在治病的那段时间里，他去看望了他妈的（他母亲的）一个老朋友，他母亲那个老朋友有个女儿叫达雅，是个独身主义者，曾经对保尔说过“就是死，我也不结婚”之类的话，但这并难不倒保尔这种意志坚强的人：

  他一直住在达雅家。

  ……

  达雅踌蹰了一下：这怎么行？深夜和小伙子在房间里谈话，母亲肯定会骂我……

  但她又怕伤了他的心。

  他们坐在黑暗的房间里，互相离得那样近，她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

  ……

  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达雅，你我两个人的生活现在都没乐趣，我已决心给它放一把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愿意做我的伴侣、我的妻子吗？”

  就这样，也不知保尔用了什么手段，达雅，一个独身主义者，答应了嫁给保尔，嫁给一个眼睛即将失明、身体即将瘫痪的人（老夫的这种想法真他妈世俗）。至此，这个世间又多了一段伟大的爱情。不过故事到了这里老夫有点不爽，因为保尔对他妈说过“我发过誓，不把全球的敌人消灭净，我决不找对象娶媳妇。”从他结婚这件事看，这似乎违背了他的诺言，有损他的英雄形象。不过仔细想想，英雄就是要有点缺点才显得有血有肉，这样保尔的形象岂不更真实吗？再说了，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爱情的伟大：它居然能让保尔这种意志坚强的人违背自己的诺言。

  当然，至此，保尔已经收获到了他最完美的爱情，而我们在看名著时，除了看之外，更多的还是要学习，学习书中主人公的成功经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意志坚强，就没有追求不到的女人——哪怕她是个独身主义者）。老夫总结了一下，发现保尔的爱情之所以能成功，除了他意志坚强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他常常反省自己，总结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再接再励：

  他的一生，从幼年以现在，闪现在他的眼前。二十四年来，过得好呢，还是不好？他像铁面无私的法官似的检查着自己的生活。

  他对自己是满意的。

  但是，他犯过错误，这都是由于缺乏经验，由于年轻，甚至是无知。

  人虽圣贤，孰能无过？年轻时的保尔不懂爱情，所以他的无知注定了他与冬妮亚恋情只能是“那一场风花雪夜的事”，在遇上丽达后又因为缺少经验，于是两人之间只能留下“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至于那个在监狱里主动投怀送抱的赫里斯季娜，老夫不知保尔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会不会后悔（请原谅老夫这种“坐怀很乱”的小人之心），不过即使真的发生了点什么事，想必也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看来那个能陪着保尔“一起慢慢变老”的就只有那个独身主义者达雅了。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要骂老夫了：你小子就不会说点正经的？好，咱再说点正经的（难道我前面说的那些就不正经吗？）。凡时看过这本书的人，或者包括很多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对这一段话想必是记忆深刻：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庸庸碌碌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这是保尔在参观烈士公墓想到的一段话，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背诵，因为这段话从小就写在教科书，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傻逼要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那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试问现在还有多少人相信这个事业？），也就是这段话，那我们觉得生命的目的只是为了将来不因……而悔恨（而不是说活着只是为了活着本身，甚至是没有目的的活着？），更为恶心的是，这段话还确确凿凿教训别人“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老子爱过不过，谁要你教啦）。作为教育的受害者，很不幸，老夫从小至今都还能背诵这段话，但是看过这本书之后，老夫倒觉得有段话更为激励人，更值得我们欣赏，更值得我们去背诵，因此在文章结尾，谨以这段话与大家一起共勉：

  于是他反复问自己：“为了挣脱生命的枷锁，为了能够重新战斗，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你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呢？”

  他每次都坚定地回答：“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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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作者：鸣鹿 发布时间：2016-03-14 17: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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