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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贝也要学会情绪管理，让他快乐成长！

  作者：小米爱读书 发布时间：2023-09-14 19:20:57

  ❤培养孩子成长型思维，拒绝焦虑，提高情绪管理能力，是每个家长都希望给予孩子的重要教育。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孩子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挑战。因此，如何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学会积极面对困难，成为他们未来成功的关键。通过学习《写给孩子的思维与情绪成长书》，可以总结几个超实用的方法，帮助孩子培养成长型思维，拒绝焦虑，有效管理情绪，让他们快乐地成长！

  ⭐ 培养成长型思维成长型思维是指认为个人的能力和智力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得到提高的一种心态。结合《我具有成长型思维》这本书中的知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孩子培养成长型思维：

  ①给予正面的反馈和鼓励，让孩子明白努力是有回报的。

  ②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他们去尝试新事物，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弃。

  ③培养自信心，让孩子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可以克服困难。

  ⚡ 拒绝焦虑焦虑是孩子面临的一种常见情绪，容易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为了帮助孩子拒绝焦虑，家长通过陪同孩子阅读《我可以不焦虑》学习以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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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下架的书，不来关注下么？

  作者：fsgj4444 发布时间：2018-04-15 21:44:10

  本书充满争议，2012年原版因杜撰鲍勃·迪伦和奥登的名言被下架。对国内读者来说，此科普读物却无比生动形象，易于理解。毕竟，作者花费大量时间收集材料来打磨论证，并根据时代性将本书划分为两个阶段：巨人的世界与团队的奇迹。这种划分符合当下人的思考方式，提出的结论也切合实际，算得上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

  作者乔纳·莱勒主修神经学，还是个年轻的畅销书作家。擅用绝对吸睛的词汇抓住重点，并铺垫出一个传奇故事，最后通过合理解释来验证理论，单就论证方法看，书中个例几乎无懈可击。他总能抓住读者的好奇心，并将其拐入自己的思维中不断发散碰撞。阅读时，能感到作者辅助式的交流方式，让我们不自觉的成为书中的研究者，一起开发探索想象力的奥秘。

  关于鲍勃·迪伦 ：

  我了解他，是通过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位两度被诺贝尔提名的作曲家无疑才华横溢。但更好奇他的佳作是如何诞生的，书中详细描述了1965年的迪伦在媒体，歌迷的狂热追捧下失去创作灵感，开始厌倦音乐，彷徨中，他选择独自隐居小木屋。不曾想，狂暴的灵感倾泻而下，让他在几个小时内便创造出《像一块滚石》，这首6分多钟的歌曲传奇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美国，转瞬成为经典。人们为传奇呐喊，缺忽视了迪伦曾经历的痛苦，那段毫无灵感的岁月正是灵感爆发的基石。正如纪录片《别回头》里看到的，迪伦喜欢一个硕大的灯泡，并时刻提醒自己灵感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他不必让别人理解，只需坚持自己就好了，正因如此，他才能数十年的生涯中不断突破，成为引领美国音乐的传奇。

  书中要说的，是天才的努力也是痛苦持久的，唯有坚持付出，才会让想象如约而至。

  不务正业的3M：

  这家公司里，寿命不足5年的创新产品占比30%，每年更是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新项目。最奇葩的，当属研发方向的自由随意，不论是航空科技，还是家用保洁，只要产品被多数人接受，便能立即进行生产。没人想到，这一切竟源于一个科研的人员“不务正业”：1925年，砂纸部门的技术员为改进汽车喷漆而研发出一种不沾油漆的贴纸，不曾想，新贴纸在短时间替代了原本的砂纸销量，成为公司主要利润来源，开明的总裁也意识到创新的重要，终于，全球知名的3M诞生了。数十年来，它独特的创新氛围影响了无数公司，不论谷歌还是苹果，都从中受益。这些敢于重金投资创造力的公司用丰富便携的产品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可见，想象是笔无形资产，能够通过投入来获得丰厚回报。

  与时俱进的新想象：

  过去数千年，无数名人用璀璨作品点缀了历史长河，他们将想象转变为成果。不论是发现重力的牛顿，还是创造文学的莎翁，他们的经历都被我们神化了，然而，身为人类的他们，与我们的区别并没多么巨大，相同的脑组织，一样的身体构造，不同的，是他们成功挖掘出想象力的绝大能量。而当下的社会，由于超频繁的信息交互，让团队的作用愈发明显，通过团队协作，人类想象的潜能被无限放大，前进的方向也拥有无限可能。

  作者重点讲解了想象诞生的温床与诱导方法，让我们循序渐进地发现想象隐藏的地方，并通过一定程度的学习锻炼，让想象成为一种可以掌握的人生技能。

  全书对想象力的研究，让我知道痛苦的疲乏期或许正是超凡想象诞生的温床，深奥的科研也能用故事很好表达。最后点赞下译者，双语翻译真的便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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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宴一场好殉葬

  作者：仍歌杨柳春风 发布时间：2009-03-11 13:31:41

  　　 题为《帝女花》一句歌词，私以为正是那明末王朝末日狂欢的最佳注脚。

  　　至今读《桃花扇》三次有余，每次都会为孔尚任在序言中写道的“桃花扇底送南朝”而掩卷叹息，细品这句话，感其包含了多少明末遗民的无奈与不舍、泪水与哀叹，又有多少难以尽述的暂离之状、永诀之情！这并非仅仅国破家亡的黍离之哀，人生最难承受的便是这般繁华与凄凉的对比、盛宴与殉葬的落差。“人面桃花”之诗自古已经不知唱了多少遍，“人去楼空”的寥落每个人都会经历，时间与世事不断地轮转，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不需要多长的日子，人的生命长度，其实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须臾即逝，所以这些沉痛的物是人非，就这样强加在脆弱的生命里，留给你在剩下的有生之年去悲伤。

  　　曹雪芹从南京巨富世家子弟到京城以写小说为生的落魄文人，时间不过相隔几岁？他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他说“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更加悲壮的是，他“眼看着它起高楼，眼看着它宴宾客，眼看着它楼塌了。”而孔尚任面对的，不仅仅是“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那样的王室宫殿的倒塌，更是一个王朝文化的崩落甚至是民族的屈辱。曹雪芹已然“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了，孔氏那九转回肠的衷曲，大概更加无人能解。《桃花扇》本就不主言情，所谓“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悲欢离合”也不过是为了合传奇套路的幌子，此二人形象即不突出也不招我喜欢，而苏昆生这个明朝遗民式人物却屡屡给我唱出作者心声的错觉。李侯二人双双出家的结局，幼时觉得可笑，如今却感觉酸楚，这是孔尚任于那样的时代境遇下能够找到的唯一出口，寻找宗教的慰藉、追求另一种世界观的信仰，人于大悲大喜的强烈落差、鼎盛繁华与凄凉死亡的洗礼后，当不再对璀璨俗世有所留恋了吧。

  　　五大名戏通读一遍，《桃花扇》的主题是给我以最大震撼的，对我来说，可谓《牡丹》得辞，《琵琶》得法，《长生》得事，而《桃花》确确实实得意。《西厢》虽在这四方面都可称一流，但却没有一样可以得魁。但是《西厢》与《琵琶》早出，金圣叹不得见后出之传奇，所以谓“《西厢记》天下夺魁”自然无可非议。五大名戏中《西厢》为杂剧、《琵琶》是南戏，其余则是传奇，所出时代、戏曲发展的成熟度既然不同，我这样比较当然有失公允，但仍然可以说出个所以然来：《牡丹亭》辞藻最佳，读过的人都不免被那姹紫嫣红开遍的雨丝风片和烟波画船迷倒；《琵琶记》结构最得法，指的是蔡伯喈与赵五娘二者境遇对比交错的关目安排；《长生殿》故事最好看，它具体地描述了唐玄宗和杨玉环爱情的曲折离合与缠绵悱恻，细节充足，穷形尽相，爱情中的各种问题，包括多角恋、怀疑与嫉妒、坚贞与坚守，展现之细腻为它剧所不及；至于《桃花扇》，如上所述，它的思想性是远远超出其余几部剧之上的，它以它独特的超越历史的眼光、交缠着对人世的辛酸与失望，并以磅礴的气势写出了一个时代于殉葬之际的盛宴狂欢与垂死挣扎，并非单单纠缠于儿女风月之情。国破家亡的危机时刻，史可法的捐身赴国难，弘光帝于歌舞取乐的沉迷，南明改历建号之年百姓们的“家家庆贺”，这些人的焦虑与奢靡、愚昧与忠诚甚至死亡与盛宴都在触目惊心地上演中，但不论是如何惊心动魄的曾经过往，孔尚任毕竟站在了后人的立场上，于是他有了他历史观的超越性以及对儒家文人的迷惘感，作为孔门圣人的后代，他几乎是以痛心疾首的笔力写出了传统文人于乱世中的软弱与无力，而苏昆生最后的那一支《秣陵秋》，又有一股“历史一页风云散，往事都付笑谈中”的淡定平和，另我心向往之，谓之绝唱不而为过。

  　　古今、世事、人生都是相通的，王朝有兴起与覆亡、鼎盛与没落，世事有聚有散，有爱的炽热也有离的萧索，人与人的关系来时荏苒去也迁延，人的经历有高峰有低谷，曾经踌躇满志也曾一蹶不振，我渴望拥有这般超越苦难的眼光，宠辱不惊参透世事，不被外物所缚，但由古至今，求仙求道者尚且不能，吾辈俗人又如何可得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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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的价值在于防止被PUA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21-09-19 19:23:26

  我真的蛮可怜短评里说“中产生活指南”的朋友。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将自我分为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心理自我，并以此顺序逐渐发展。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并没有发展出心理自我或者至少没有充分发展。在他们的心中，自我无非就是物质身体加上社会交织的自己（马所说的人的本质）。因此，他们的眼中也只有社会比较和阶级论，认为自身的价值完全被社会比较所决定。

  这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被PUA。从小被父母PUA，在学校被老师PUA，在恋爱时被对方PUA，在职场被上司PUA，在社会上被各种文化价值PUA，女生被父权PUA，男生被女拳PUA……只要一次不符合别人口中的价值标准，他们就会怀疑自己一次，他们绝不相信自身有着独特的价值。从187到普信男，从985废物再到人类高质量，网络热梗的背后都是自我怀疑在蔓延。他们或许也会活得很“积极向上”，背单词，健身护肤，读不喜欢的书，然而每一次这样的“积极”行为，在向社会和资本摇尾乞怜证明自己的价值并得到强化的同时，也在加固对自身独特价值的潜在怀疑——只要他们再遭遇挫折或失败，便又跌入怀疑的深渊。

  说回开头，诚然，这本杂志中的跳伞潜水不是大多数人（也就是无产阶级）消费得起的，然而他们意识不到最宝贵的是那些免费的东西：你一呼一吸间的空气，每一次的日出日落，风吹动树叶的声音，鸟儿的歌唱，头顶无尽的星空……而去认真感受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感受自我的存在，正是正念的价值。最可怜的还在于，当他们接受到这样的信息后，他们只会觉得这是堕落的标志，会觉得这是资产阶级的阴谋（当然心理学的实验证明正念只会帮助你更加高效和集中注意）。

  所以，我真的蛮可怜他们，也是可怜曾经被PUA的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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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桂梅｜我的导师洪子诚：不退让，也不追从

  作者：阅读培文 发布时间：2023-12-21 16:55:42

  在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史上，洪子诚教授是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他27岁参与教材编写，十年后参与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的组建工作，1999年独立完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超越了此前的写作范式，勾勒了整个当代文学出现、发展、遇到问题、延续至今的历史脉络。在学生贺桂梅的眼里，他似乎在从事学术之初就明确选择了文学史研究，“即使在文学现状批评辉煌鼎盛的80年代也是如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在文章《文学史家洪子诚》中，曾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洪子诚教授的为人和成就，她说：“称洪先生为‘文学史家’，不仅是指他在学术专业上以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著称，同时也指他内在的精神气质。他能包容历史的丰富与厚重。这是文学史家的最重要品质。”在洪子诚教授的代表作《中国当代文学史》精装版出版之际，培文君与书友们分享《文学史家洪子诚》一文。虽然中国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一样，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国家文学”，“但（文学）永远比某一时期的政治更广博，因为它创造的是无比广阔和无限可能的心灵。”

  文学史家洪子诚

  贺桂梅 | 文

  一

  在我心目中，洪先生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学者。他1961年本科毕业后就留在了北大中文系任教，是资格很老的“老教师”。人们很难意识到，80年代风头很健的“青年学者”如钱理群、赵园、黄子平、曹文轩、戴锦华等先生，其实是洪先生的学生辈。虽然，当代历史的错乱之处也在，洪先生和钱理群先生事实上同龄，都是1939年生人。洪先生1999年出版36万字的代表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已是花甲之年。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他是90年代才开始活跃起来的学者。我甚至有一两次听人开玩笑：原来洪子诚是个老先生啊，我以为是年轻学者呢！其实《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之前，洪先生已经完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等重要著作，只是名声和影响还在比较专业的学术圈内而已。

  1994年我决定师从洪先生的时候，他刚刚结束日本东京大学的两年教学任务归国。他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我是因为听了吴晓东、韩毓海等年轻老师的鼓动，选择洪先生做导师。不过，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坚定了我的选择。1993年，北大出版社在校园内有一个很小的门市部。因为书太多，一些折价书摆在院子里。我从中挑选了一本绛红色的精装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因为那些作家和流派与我喜欢的当代文学相关，虽然读不太懂，但是打折书，决定买回去慢慢看。我那时完全没留意过“洪子诚”这个名字。奇怪的一幕是，我走到门市部的柜台交钱时，一位书店工作人员对售货员大发雷霆：洪先生的书怎么可以折扣这么低！把他的书全部搬到室内来！我没弄懂事情的原委就赶紧离开了，当然，还庆幸用很低的价钱买了一本很好的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用如此尊敬的态度谈到另一个不在场的人，而且，也是第一次在校园里听到有人用“先生”称呼一个老师。因此印象深刻。

  第一次见到洪先生真人，是在他北大蔚秀园的家里。我不请自到，拿着几篇自以为得意的论文未打招呼就去拜访他，并且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要求做他的研究生。洪先生坐在堆满书的房间里接待我，温和地和我谈话，谈些什么都忘记了。我的印象里，一点都没有紧张的感觉，反而觉得洪先生有点局促似的。后来在洪先生面前，我一直都很自如甚至张狂，虽然我常觉得自己生性拘谨。他总是很平等地交谈某些问题和某些书，还会反过来问我的态度和看法。

  

  199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左起为朴贞姬、戴锦华、曹文轩、洪子诚、赵祖谟、贺桂梅。照片由戴锦华提供。

  1996-1997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史》最后收尾的那段时间，因为洪先生生病，所以我帮他做一些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并模拟他已有的样稿、思路和笔法改写了最后三章的初稿。在新书研讨会上，这三章受到了最多质疑，让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那只背后站着老虎的狐狸一般。幸好这三章洪先生后来全部重写了，我以后看到也不再脸红。但我因为这本书得到了很多殊荣。好多次，有不认识的学生或朋友过来打招呼，说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他（她）们知道了我的名字。洪先生后来在访谈文章中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史》完稿的时候，自己惴惴不安，便问我觉得怎么样，我的回答居然是“还可以吧”。这件事我没有印象。不过想想以洪先生的宽容，我这么张狂的回答也不是不可能的。

  洪先生年轻时的腼腆和低调被很多人提及。最近出版的《两忆集》、《回顾一次写作》中“曝光”了他年轻时的几张照片。年轻的洪子诚那种腼腆和青涩，让我们学生大开眼界，同时也想到那时他一定是那种内心丰富、感觉细腻而又极度敏感和羞涩的人。戴锦华老师讲过的一个著名“段子”：洪先生给她们78级文学班监考，他坐在讲台上埋头看书，抬头无意间看到有学生偷偷传抄考卷，他像自己干了坏事一样脸红了。我没有见过这种充满喜剧感的场面，因此总有些怀疑这个段子的真实性。

  在我读书的90年代，谢冕、洪先生牵头组织“批评家周末”，会后聚餐时，孟繁华、徐文海、孙民乐等老资格学生，在谢先生面前略有拘谨，在洪先生面前就完全称兄道弟，亦师亦友。他们敢趁着酒兴拍洪先生的肩膀，但即便醉了，见到谢先生也还是毕恭毕敬的。他们对洪先生的学问其实是极为佩服的。孟繁华后来写道：“我的一个朋友说：‘洪老师的研究真正把当代文学纳入了学术的范畴，使当代文学成为了一门学问’。其评说如何自当别论，但这样的评价足以说明子诚先生在青年学人心中的位置”。所以也有人说，他们很“怕”洪先生。我想洪先生谈学问时大概是让人害怕的，但是聊天时却很风趣。我常常见识到他的种种“冷幽默”，不时在课堂和会场引发一片笑声，也为朋友们平添许多乐趣。前几天，华南师大的滕威老师来京召集我们一起聚聚，电话打到洪先生家，他说：“太好了！每天在家吃糠咽菜，暗示贺桂梅、李杨他们好多次请我出去吃饭，他们就是假装听不懂！”让我大呼冤枉。

  洪先生的这种平和，我常以为是人生阅历和智慧的表现。年轻时的敏感羞涩、中年时期的严肃深沉，到了老年，都化作有幽默感的包容。90年代后的洪先生，与他年轻时比起来，别有一种潇洒而睿智的风采，仿佛许多沉重的东西，这时都得到了舒解和释放，并转化为特有的人生智慧。

  二

  我常想，洪先生或许是最适合做“文学史家”的人。在对当代文学做学术的梳理和研究，与通过文学而感受、体认生命之间，他做到了一个学者可能达到的化境。

  洪先生常常慨叹，他不如钱理群、戴锦华先生那样具有“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能力，但他也不是学院和书斋中职业化的“读书人”。他的位置介乎两者之间。也可以说，他把握到了一种关于学术、学者的独特位置。赵园先生曾这样评价：“校园对于其间人物的影响，是我感兴趣的题目。洪先生的特别之处，在我看来，也在学人而有文人气习”，又说：“洪先生常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

  洪先生是学院中人，且是典型的“北大人”。1956年他17岁，从南方一个小县城揭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他的求学、就职、生活、学术研究等，就都与这个叫燕园的校园联系在一起。校园的生活是平静的，但人的精神却并不平静，应该说更丰富更复杂；从50年代到新世纪，这个校园也并非总是安宁，当代中国历史中那些曲折的事件和变动，在这里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了；而在这个号称全国最高等学府中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实践，也常常处在前沿位置。这些都对洪先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经历或历史经验对许多人都是相同的，每个人则会有自己不同的应对方式。

  称洪先生为“文学史家”，不仅是指他在学术专业上以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著称，同时也指他内在的精神气质：他是有能力将繁复、断裂甚至悖论性的当代历史经验和文学经验，进行理性的学术处理的人。他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是他能包容历史的丰富与厚重。这是文学史家的最重要品质。

  洪先生常常自嘲，自己缺少把握新时代的敏感。关于50-70年代，他说：“我没有出过风头，也没有被打倒在地：这是幸运，也是悲哀”。但那段历史中的复杂经历和记忆，却成为他长久反思、咀嚼的对象。关于80年代，他常讲的一个故事，是1980年春天去南宁参加“全国诗歌讨论会”。当时诗人、诗评家都在为“朦胧诗”激动不已，谢冕、孙绍振先生的两个“崛起”就酝酿于那次会议。洪先生内心也是支持“朦胧诗”的，但他谈论的却是早已“淡出历史”的诗人田间。对自己“判断力”、“前瞻视野”的怀疑，使洪先生选择了在80年代相对冷落的文学史研究。不过，虽然不是“弄潮儿”，但洪先生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视角，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新时代。

  日本学者竹内好曾这样评价鲁迅：“他不是先觉者。他一次也没明示过新时代的方向。……他不退让，也不追从。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之后，再把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我觉得这段话用来说洪先生也是合适的。他是以“挣扎”、“怀疑”的方式，将自己置身时代前沿，并在与新潮的紧张角力过程中，形成独特的自我和作为文学史家的主体意识。

  洪先生受到最多赞誉的著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在北京大学的研讨会上，钱理群先生说，这部书“标志着当代文学有‘史’了”；谢冕先生则说，这本书标志着洪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的成熟”，也标志着“‘当代文学’学科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当代文学史》此后成为各高校的教材和参考书，多次再版（2007年修订重版），印刷总量达60余万册。译成英文、日文，也即将译成俄文和韩文出版，是国际学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可以说，这本书使洪先生跻身于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列，也使一个学科——当代文学——获得了相应的学术地位。

  这本书是洪先生多年教学工作和参与文学史写作的结晶之作。洪先生常说：我主要是个“教书匠”。他的学术研究常和他的教学直接联系在一起。但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使他的每一次授课都成为一次思考和锤炼观点的过程。在80年代，洪先生承担了10多次当代文学史的基础课教学，每讲一次都会重写讲稿。这些讲稿的一部分，后来出版为《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是最早反思新时期文学的限度，并从作家意识的内部做出批评和探讨的著作。1991-1993年间，洪先生在东京大学的教养学部讲了三个学期的文学史，其讲稿历经曲折出版，即香港青文书屋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在此基础上扩充、展开和推进，洪先生完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2002年退休以后，洪先生曾三次受邀到台湾的大学讲课。一位台湾老师写道：“目前在台湾专攻中国现当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大概很少没旁听过洪先生的课的。”

  

  已出版的外文版《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先生的另一特别之处是，历史的机遇和偶然，使他在50-70年代、80年代，都参与了文学史写作。还在学生时代的1958年，洪先生和其他当年的六位学子，在高校学术大跃进的集体写作文学史热潮中，编写了第一本现代新诗史《新诗发展概况》。尽管对这部年轻时的“造反”之作普遍评价不高，但参与写作的先生们都承认，这事实上也成了他们学术研究的起点。洪先生与刘登翰先生后来在80年代再度合作，在此基础上全盘重写了当代部分。这就是影响很大的第一部当代诗歌史著作《中国当代新诗史》。

  

  左起：洪子诚、刘登翰、谢冕

  1977年，洪先生参与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的组建工作。为给恢复高考的学生编写教材、也为适应新时期的变化，教研室的五位老师编写了《当代文学概观》。这是文革结束后出版的当代文学教材中最早的一部。1986年修订重版后，很长时间还被一些高校用作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史》超越了此前的写作范式，将当代文学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本书的另一意义，被认为是第一部个人独立完成的文学史著作。但此前的写作和研究经验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而是在批判性的反思中，被重新理解。在洪先生看来，学术研究不同于道德化评价，它首先应该深入某种政治（历史）逻辑的内部，去探索其被构造的发展轨迹。80-90年代当代文学史的许多研究，要么重复50年代构造出来的那套框架，要么推翻另建一套说法，而洪先生的做法，是“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勾勒这套框架被建构的过程，及其中互相冲突、矛盾的力量关系演变，从而客观地描画出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图景。

  三

  在洪先生的精神世界中，“历史”与“个人”构成了充满张力而具有能动性的两条轴线。这里的“个人”即研究者的主体结构。如赵园先生所说，洪先生是有“文人气习”的人。他对学术问题的处理不仅是职业化的，而是与文学、思想等一起构成了他的“整体人格”。

  2002年从北大教职上退休以后，洪先生有意识地选择的一种写作文体，是从个人经验角度切入，重新思考当代的历史、学术、文学问题。这包括《我的阅读史》《两忆集》以及他牵头组织的《回顾一次写作》。应该说，洪先生的历史记忆和反思能力是超常的，他极大地凸显了“个人经验”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同时，洪先生性格与精神中那些“坚硬”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些反思中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

  洪先生第一次在《语文课外的书》一文中，提及出生基督教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我的外祖母和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高小上的是教会学校，所以，读（和听别人读）得最多的，是《圣经》”。《圣经》对洪先生的影响，其一是对“界限”的意识，“一个人要时刻保持对善恶、美丑、经验和超验区分的信心”，所以他认为自己在最基本的方面，仍是个“二元”的信仰者；其二是对词语的感觉，“文字能创造一个世界，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奇妙、甚至神秘的事情。”后者使他从初中时代开始，变成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觉得书本为我提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起我见到的，每日所过的日子来，要有趣得多”。这种对于文学的爱好一直持续下来。可以说，没有文学爱好者的洪子诚，就不会有文学史家的洪子诚。

  2012年，洪先生出版《我的阅读史》，提及自己不同时期阅读的、影响甚深的著作（和人），也勾连起不同时期的阅读记忆。其中最精彩的是关于契诃夫、《日瓦戈医生》和《鼠疫》的写作。从这些文章里，我们可以窥见洪先生精神世界的深邃之处。一个时期的阅读心态、当时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感受，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结合起来，同时也包含了对这些理解和感悟的反思性思考。学术观点因此不仅仅是理念，经过丰富人生阅历的咀嚼与思考，而成为了某种“智慧”。比如从契诃夫那里理解的“怀疑”，比如从《日瓦戈医生》那里理解的“生活”和“大自然”，比如从《鼠疫》那里理解的“艺术”与“道德”的张力……

  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先生在为洪先生台湾版的《阅读经验》所写的序言中，提及两人的有趣交往：在如何看待文学的本质上，两人分属两派，洪先生是“文学自主派”，而吕先生是“灵魂工程师派”。两人因此常常开玩笑地互相争吵，“彼此嘲讽”，但“交情却越来越深厚”，“这让我的学生颇感奇怪”。吕先生认为原因在于，“我们两人都是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每个人如果真心实意的寻找自我生命的价值，常常就需要某些特定的文学作品来作为这种价值的依托”。在这一点上，文学关联的不仅仅是某些作品，而是“人生态度和美学态度”，是某种“信仰”一样的东西。

  洪先生的文学趣味，正如他的音乐爱好，都偏于俄国、东欧作家。这与50年代读书期间的经典资源相关，也与洪先生的个人性格相关。在某一处，他提及伯林谈论的“法国作家”与“俄国作家”的差别：前者是专业的小说家，而后者则总是要求将他的“整个人格”都与文学关联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洪先生的学术、文学趣味和精神诉求，毋宁都是更“俄国式”的。

  在洪先生那里，与“文学”的位置相当的，还有“诗歌”和“音乐”。洪先生不善写诗，但他一直热爱诗歌和研究诗歌。2012年八卷《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出版研讨会的答谢词中，洪先生引用赵园先生的话说道：“一生钟情于诗，是一件美好的事，经由诗而保持了审美的敏感，对文字的细腻感觉与鉴赏力”，“这确实‘润泽’了我本来枯燥、灰色的人生”。洪先生的弟子大多是诗人，同时也研究诗。比如大名鼎鼎的臧力、周瓒、冷霜、胡续冬，他们在北大校园简直可以说呼风唤雨，在粉丝群面前总是“大师”气派，唯独见了洪先生，都变成了谦逊局促的学生。洪先生曾主编过一套《北大诗选》，序言提及他和北大诗人们的交往，写到诗人们千奇百怪的笔名、王清平的字、骆一禾的毕业论文、麦芒的长发……2001年北京大学成立新诗研究所，出版“新诗研究论丛”和《新诗评论》刊物，洪先生都是主要组织者和运作者。我是洪先生弟子中少数两三个不写诗也不研究诗的学生之一。以前觉得无所谓，后来慢慢感到，不懂诗而要进入洪先生的精神世界，便欠缺了不少。

  洪先生的一大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在蓝旗营他那间不大的书房里，最显眼的就是一套音响。传说北大中文系的两大音乐发烧友，一是洪先生，另一是语言专业的王福堂先生。不过洪先生一直否认他是“发烧友”，只是听听音乐而已。他和吕正惠先生的交情，除了不打不相识的文学观，可能还因为两人都是CD爱好者吧。洪先生有过两三篇文章写到他与音乐及对音乐的理解。童年时期的唱诗班经历，可能是最早的源头，但是真正变成爱好的，却是50年代北大学生校园生活中的一种社团活动：哲学楼101是固定的音乐欣赏的地点，大一的洪先生会把几乎每个周末晚上都消磨在那里。那时他还是十足的音乐外行，“有时候不过是想安静地坐在那里，抛开为生计的处心积虑，听那些仿佛来自心底，但又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我常常想象，在枯燥的学术工作之余，心仪的文学作品如果提供给洪先生的是某种“生命的支点”，那么音乐可能就是他遐想神游的另一个美妙世界了。

  当然，除了这些“高雅”的爱好，洪先生还是球赛爱好者和汽车鉴赏家，虽然他既不会踢球也不会开车。戴锦华先生开玩笑：洪老师这些都是“大男孩的爱好”。

  写到这些洪先生的个人情趣，忽然会意识到他是多么的“文青”。现在这个词已经十足贬义了，但用在洪先生及他们那代人身上还是合适的。谢冕先生就毫不愧疚地宣扬“文学是一种信仰”。洪先生也一样，只是他不张扬出来而已。但这里的“文学”其实并非所谓“纯文学”，而是可以给人不断提供精神滋养的“经典”。在这一意义上，文学、诗歌、音乐，甚至《圣经》都是一样的。马修·阿诺德说：文学是宗教消失时代的替代品。只要我们还需要内在精神的滋养，需要构建别一世界的精神想象和依托，广义上的文学就不会消失。也许，这是一项高尚者的事业，它与政治相关，但永远比某一时期的政治更广博，因为它创造的是无比广阔和无限可能的心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刊《中华文化画报》2015年第10期，发表时改题为《洪子诚：燕园一甲子》。图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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