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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是否是全譯版的疑問及其他

  作者：Angelo 发布时间：2012-03-27 15:32:21

  P68

  「在大學期間，某一時期政治鬥爭愈演愈烈，室井先生也受到一些影響，但繼承旅館的想法一直沒有動搖過。」

  讓人一頭霧水：

  1.大學生怎麼會「政治鬥爭」？

  2.受到政治鬥爭的影響，怎麼會關係到是否繼承家業？

  室井俊二社長生於1946年，這樣算來他上大學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6-3-3-4制加他本人复讀一年）。所以我推斷這裏想要表述的可能是室井社長參與了學生運動，而且沾染了共產主義的立場——這樣一來這種表述就說得通了。

  所以我猜想這裏是不是不是原文的直譯，而是譯者修改過的？

  第七章，辻谷工業

  這一章反复提到了辻谷工業的「魔法鉛球」包攬了1996、2000和2004三屆奧運會的千秋比賽前三。

  讀到這裏不僅要問，對於成書於2010年的本作，為何對2008奧運會絕口不提？

  原因是社長辻谷政久由於對大陸中共當局對人權打壓的不滿，拒絕將自己生產的鉛球出售給北京奧運會使用。

  我想原著不可能不對此事加以解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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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幸福小川

  幸福小川的事業充滿愛心，值得尊重。但是我覺得幸福小川的性質更接近慈善機構，而不是公司。因為社長的思路並不是通過產品的銷售實現長期的扭虧為盈，而是希望得到社會的捐助維持生產。

  全書八個案例，除了幸福小川都保持著盈利（小竹、丸吉日新堂、ARAKI的利潤還都很可觀），或能低利潤的維持公司的運營。而幸福小川一直是負債經營，而且社長也沒有扭虧為盈的思路。所以我覺得將幸福小川定型為公司，似乎有所不妥——當然，祗是個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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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0，倒數第三行：

  【經歷】>>應為【精力】

  P37，倒數第一行：

  【湮沒】>>應為【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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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江山图》：极致的孤独绝望绽放的坚韧之花

  作者：薛宝钗的冷香丸 发布时间：2022-05-28 00:55:34

  说到讲谍战故事的高手，当代著名小说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可说是一位绕不过的存在。

  许多人对于谍战小说的最初印象大致要追溯至2007年首版的长篇小说《风声》。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小说，主要人物皆有原型，也是一个扑朔迷离、险象环生、处处充满理性与情感较量的悲伤故事。

  15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风声》，也许已经可以用很平常的心态来看待在汪伪政府机要部门潜伏多年，为我党地下情报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牺牲的“老鬼”李宁玉。

  无论如何，值得一提的一点是，也许正是得益于麦家塑造的“老鬼”这个角色上的成功，才让谍战小说这种通俗文学体裁在文学叙事上得以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和话语权。

  如果说在群魔乱舞的敌伪心脏与敌步步为营、斗智斗勇的“老鬼”代表的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与从容冷静的性格特质，那么，作为一部群像小说，作家孙甘露的长篇谍战小说《千里江山图》中，那样一群为了实现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而甘愿牺牲一切的芸芸众生，TA们才是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最可爱的人！

  这是一个比《风声》更悲伤的故事。

  

  整个故事架构以上世纪30年代风声鹤唳的上海为背景，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十里洋场表面的繁华下，另一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敌我殊死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

  1933年的腊月十五，一场由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核心人员老方召集的12人临时党支部成员会议事先走漏风声。

  尽管会议披上了“赌钱”的外衣，但由于被发现时，桌上的钱财数量明显达不到赌金的标准而遭到侦缉队强行逮捕，多半成员由于未能及时逃脱而锒铛入狱，部分侥幸逃脱的成员却也未能从此逍遥度日，他们时刻绷紧神经，面临着巡捕房的高压抓捕和组织上对于潜伏在小组中“内奸”的审查。

  与此同时，令双方人员都颇为费解的一点是，会议的召集者老方却未能按照约定时间出现在会议现场。

  除了未能到场的剃头师傅老方，与会人员均来自各行各业。

  TA们中有外科医生秦传安、银行职员林石、左联女作家凌汶、图书馆管理员田非、房屋经纪卫达夫、书画铺老板易君年、小学女教师董慧文、国际通讯社翻译陈千元、退役士兵梁士超与租车行司机崔文泰。

  这其中，凌汶是衣食无忧的富商遗孀，董慧文与陈千元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的年轻情侣，心眼颇为活泛的崔文泰是老方的交通员，心思深沉的易君年则时常以书画买卖的名义在凌汶家登堂入室，二人关系扑朔迷离。

  

  那么问题来了，连番高压审讯下，究竟谁才是军法处侦缉队队长游天啸与特工总部副主任叶启年师徒俩的眼中钉、肉中刺？

  还有，他们急欲除之而后快的“浩瀚”同志和真正的中央特派员“老开”，此刻是否就隐藏在这些被抓捕的临时党支部成员之中？是什么原因导致老方未能如约出现在会场？

  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

  事实上，相对于小说人物的出场顺序而言，很多时候其实并不如出场方式那么重要。

  譬如《红楼梦》中那位“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王熙凤，贾老太君口中笑骂的“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的“凤辣子”，这就让我们对于王熙凤这个人物的了解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三言两语便让初入荣国府的林黛玉对这位精明强干又八面玲珑的琏二奶奶有了初步印象。

  从这种叙事方式上来讲，书中对于主人公陈千里这个人物的塑造也是同样的方式。

  小说甫一开始，陈千里尚未正面出场时，我们就已经从反派人物游天啸对于被捕的小组成员的审讯中清晰地看到其对于陈千里的态度颇为忌惮，同时这也给我们留下了对于陈千里的初步印象，我们会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位神仙？

  

  我们说，一个人为何会对另一个人如此忌惮？究其原因，无非来自于对方的财富、权势、地位或者某一方面较为突出的个人能力。

  基于双方的敌对立场，我们可以轻松排除前三点，答案呼之欲出，陈千里身上要么有游天啸急欲挖掘的秘密，要么他的存在会对敌方产生致命的威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才会令这位心思缜密的侦缉队长如此郑重其事。

  作为一部群像小说，严格来说，从整部小说的篇幅上来讲，书中对于陈千里的着墨也并没有勾勒太多，但却如同林黛玉初见王熙凤一样，作者在这个人物的拿捏上可谓恰到好处。

  寥寥数语，我们便了解到他的背景来历、组织上派给他的任务，他来到上海后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以及他与阔别多年的弟弟陈千元之间的手足情谊。

  尤其在对于弟弟个人问题的态度上，尽管陈千里没有比较明确的态度，但字里行间依然隐晦地透露出一个离家多年的兄长对于手足兄弟的关爱之情，这就让我们觉得他不只是上级派来审查内奸“西施”的地下工作者，除了这个不能公开的身份，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与常人一般七情六欲的人。

  小说以北宋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命名，不仅仅因为它是被组织委以重任的陈千里与同志之间的接头暗语，实则这幅名画寓意着一个一旦启动便无法撤销的计划。

  从大的方面来讲，说它关系着我党在上海地下情报工作的生死存亡都不过分。在那种孤独而又绝望的境况下，依然坚守工作的情报人员该有着怎样坚韧的心性与坚定的信念？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千里江山图计划”真正的目标在于实现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

  毫无疑问，在整个计划中，这个转移的过程必须是安全且行之有效的。

  问题在于，理想总是完美的，现实却是骨感的。这场事先张扬的大转移由于叛徒，或者准确地说是“内奸”的出卖而胎死腹中。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中良善的一面与罪恶的一面在不断较量。

  有人为了区区五根金条不惜抛弃自己的革命信念，终日东躲西藏，疲于奔命，最终惨死于敌人手中；有人杀掉于己有恩的入党介绍人，化名后处心积虑接近其遗孀，为了达到不可言说的罪恶目的，双手沾满了血腥；有人为掩护同志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有人为了革命事业从容赴死……

  读罢全书，我们不仅感动于伟大的先烈们在上世纪白色恐怖时期为了我党革命事业做出的牺牲贡献，同时，人性中罪恶的一面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相信这也是本书作者写作的初衷之一吧！

  21世纪的今天，如果还有什么值得人类去珍惜、去思考，我想，它应该而且必须是来之不易的和平！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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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周小兰：从社会史到情感史———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学术之路

  作者：阿珂路 发布时间：2022-07-18 03:26:00

  原作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从略，参考请下载原文。

  【作者介绍】周小兰，女，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2000-2004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4-2010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博连读，获博士学位。2006-2007年，就读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现代史专业，获硕士学位，周小兰老师是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培养博士。2010年，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2013年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2021年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

  【提要】阿兰·科尔班是受经济社会史范式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拉布鲁斯指导下考察了19世纪利穆赞地区独特的经济和社会风貌，但这一研究让他意识到拉布鲁斯研究的局限。此后，他延续费弗尔阐发的心态史研究，梳理嗅觉和听觉的进化及其引发的社会想象，进入通过构建感官系统厘清个人与权力、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感官史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起，福柯的《性史》和“五月事件”震撼法国学界，由此，科尔班将边缘群体和个人纳为研究对象，进行“无名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得益于情感史研究理论的重大进展，科尔班突破心态史局限，对文学材料进行文本解读，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情感史范式。总之，科尔班试图在传统的整体史范式之外实现一种历史的综合，他的学术道路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法国史学界演变的缩影。

  【关键词】阿兰·科尔班 地区史 感官史 无名的历史 情感史

  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1936—)是专攻19世纪史的法国历史学家。科尔班成长于年鉴学派和拉布鲁斯的经济社会史范式在法国学界获得绝对优势的时代。从20世纪70年代起，科尔班在区域社会史、政治文化史、感官史、微观史和情感史等领域均有建树。

  当前，虽然科尔班的多部著作已被引介至中国，但是学术界对这位史学家关注较少。最早向学界引介科尔班的国内学者是沈坚，他在《法国史学的新发展》一文中介绍了科尔班的代表作，将其成果作为表象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强调科尔班以人的感受来重新解读政治史的突出贡献。此外，周兵在介绍新史学的研究成果时，就科尔班在感官史方面的成就作了简要概述。在国外，希玛·戈德弗雷在《阿兰·科尔班:使法国历史有意义》一文中，就科尔班的主要成果进行评价，肯定了科尔班在妓女史、感官史和微观史方面的贡献是富有原创性的:他与经济史范式告别，脱离布罗代尔长时段和结构主义的轨道，向费弗尔的心态史靠拢，转向被主流学界忽视或边缘化的主题。与科尔班同时代的法国史学家阿居隆、伏维尔和夏林等人都曾评价过他的作品，但都未对科尔班的整个学术经历进行综合考察。由于下文将会引用并解释这些观点，此处不再赘述。

  实际上，科尔班在各个时期的成果均与当时法国史学界的重要转向息息相关。国内外学者或多或少地关注过科尔班的著述，对其在表象史和新文化史领域的成就给予肯定。然而，尚未有研究对科尔班的学术生涯进行综合梳理，辨识其各个时期的学术转向，并将之与法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潮流紧密结合，探讨其学术价值。有鉴于此，本文爬梳和解读科尔班在地区史、感官史、无名的历史和情感史四个研究领域的转向，以管窥法国史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重大变局。

  一、早期的探索:对拉布鲁斯经济社会史的突破

  20世纪60年代，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成为年鉴学派的第二代掌舵者，他通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及《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两本代表作，构建了长时段整体史，他奠定的结构主义在法国史学界经久不衰，影响深远。同时，与他共同编写《法国经济社会史》的拉布鲁斯构建的计量史和系列史也越来越有影响力。与年鉴学派强调的长时段有所不同，拉布鲁斯以短时段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来解释政治危机。虽然他个人的研究从未涉及心态史乃至表象史等领域，但是拉布鲁斯在1965年圣克鲁(Saint-Cloud)召开的社会史学会上，面对该领域面临的瓶颈，明确提出心态史研究范式，鼓励研究者向这一方向靠拢。著名心态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曾坦言自己在拉布鲁斯的鼓励下转向心态史研究。他与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一同意识到走出重复化的社会史研究的必要性。到70年代，心态史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史之后的一大“显学”。

  同时，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吸引了一大批历史学家。这一分支草创于1976年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课程规划公告，其中一则提到“历史人类学”教育。这一历史分支的兴起可被视为史学家“介入”政治和社会潮流的表现。60年代末，“五月事件”对法国史学界造成剧烈震动。历史学家开始反思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旧有研究范式。由于结构主义力图以机构取代个人、以知命知足取代对自由的追求、以“中庸之道”取代革命斗争、以纯理论思辨取代社会实践，因此，当革命风暴到来时，它必然让位给存在主义。在报纸等媒体手段的宣传之下，公众对个体在历史上的表现兴趣大增。部分敏锐的法国史学家开始关注历史上的人的身体、动作、情感、观念等因素，开拓了一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科尔班进入学术界时，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方兴未艾，但未能撼动经济社会史的优势地位。1960年，他被派驻阿尔及利亚两年，他在这段时间深入思考了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最后确定行为史(histoire des gestes)这个大方向。然而，他在与好友妇女史专家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谈起行为史时，对方给他的忠告是:“如果您去见拉布鲁斯，跟他谈及您研究行为史的计划，那您肯定会失败，您不可能在历史学界立足。”经济史学家贝特朗·吉尔(Betrand Gille)在听说他计划从事经济史以外的研究后，第一个反应是:“我得先问问拉布鲁斯。”在这种情况下，科尔班只能首先加入拉布鲁斯主持的价格史研究团队。他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拉布鲁斯像内政部部长一样将研究人员分配到“辖属”地区。他被分到了在经济数据上最缺乏特色和活力的利穆赞地区(Limousin)。

  1973年，科尔班的国家博士论文《19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出版。该书选取历史悠久、传统根深蒂固的利穆赞地区，聚焦1849年该地区发生的政治转向及其固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科尔班的这本成名作将两种极端的状态对立起来:利穆赞地区相对于法国其他地区较早接受激进的民主思想，这是一种十分超前的政治意识;与之相对的是，这一地区在经济革新方面表现得十分保守和迟滞。因此，该地区居民政治觉悟的超前和经济水平的落后之间的强烈反差是该书最大的亮点。科尔班在书中不仅运用国家级、省级和市镇一级的档案，还查阅大量教区和军事档案以及私人档案(交通企业的档案、私人信件等)，将研究触角伸向偏远的农村地区。

  从写作范式来看，该书受拉布鲁斯模式影响很深。科尔班尝试以大量的曲线、图表和地图来勾勒利穆赞地区独特的经济图景。他还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考察了利穆赞地区的不同阶层:城市显贵和大资产者影响力不足;教士阶层处于不作为的状态，既无法在贵族中建立信任，也无法满足农民和工人的精神需求;农民文化程度低，由于在经济困难时期饱受高利贷之苦，所以对贵族和资产者多持仇视态度;当地陶瓷工人和泥瓦匠定期前往巴黎和里昂谋生，在那里接触到共和主义原则和主张，回到当地进行传播。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利穆赞的工人和农民一改过去支持波拿巴家族的态度，一面倒地同情巴黎公社及其主张。这一极端的转向在科尔班看来，是该地区反教权主义流行的结果。由于该书材料的选取、数据的处理和结论的形成仍遵循拉布鲁斯主导的地区史范式，这一作品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可和推崇。从经济社会史转向政治文化史的阿居隆对其评价甚高。他认为，科尔班的研究开阔了他的视野，法国乡村的共和化可能比他本人得出的结论更晚。众所周知，拉布鲁斯开创的价格史研究属于计量史学领域，他致力于搜集全国各地区完整的数据系列，旨在归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周期和波动规律，最终实现宏大的叙事，比如对政治史和心态史的解释。他的理念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学者，他的计划就是汇集弟子们在区域研究方面的成果，搜集验证其模式有效性的证据。科尔班的博士论文就是拉布鲁斯方案的产物。他需要从经济落后的利穆赞地区的谷物价格、工资和利息等数据系列，推断当地居民的政治行为与心态。

  但是，科尔班在实践这一研究思路的过程中遭遇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利穆赞地区的居民不以小麦为主食，而大量食用板栗，肉食是野兔肉，经济上基本处于原始的自给自足状态。这个地区城市化程度低，农村人口占多数，官方的食品价目表基本体现不出当地的实际情况。有鉴于此，他只能以身体人类学范式来探讨当地人的身高、食物、衣着、人口运动、疾病和死亡。此外，他在利穆赞地区无法获得详尽的谷物价格信息来构建具有说服力的数据，而且已经获得的数据无法体现该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独特保守性。这一困境实际上也暴露出拉布鲁斯模式的弊端:试图将短时段的局势与无法用时间衡量的事物(如心态、信仰和仪式)整合起来，二者的矛盾使一种理想化的历史解释沦为空谈。这一局限性使拉布鲁斯的博士们与他们最初的研究以及他们被指派的地区渐行渐远。

  总体而言，《19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一书仍是在经济社会史范式下对历史上的集体心态进行的探索，是一种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所强调的整体史框架内的史学范式，与同一时期年鉴学派出版的著作类似，如勒华拉杜里的《1294—1324年间奥克语地区的蒙塔尤村》(1975年)、韦纳的《面包和杂技团———一种多元政治的历史社会学》(1976年)和贝桑松的《被屠杀的沙皇子嗣》(1967年)。

  自《19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出版以来，科尔班一直在反思拉布鲁斯模式的有效性，这一过程历经十几年时间。1990年，他的《残暴者之村》出版，该书围绕普法战争期间多尔多涅(Le Dordogne)地区的一个村庄展开研究。在这个不起眼的村庄，一个年轻贵族在村民的围观下被活活烧死。村民野蛮的宣泄模式与先进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与《19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一书中利穆赞地区的落后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异曲同工。但是，本书明显抛开了拉布鲁斯的经典范式，不再聚焦于当地经济和社会状况，开篇即探讨当地居民的情感问题，对上述事件进行心态层面的解读，重点关注了乡村资产阶级在这起事件和当地群众的政治倾向中所扮演的角色。笔者认为，该书可被视为科尔班对《19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一书以及拉布鲁斯模式反思的结果。

  二、20世纪80年代的创新:感官史的写作

  1954年，科尔班进入卡昂大学学习，在古希腊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和中世纪史学家米歇尔·布亚尔(Michel Boüard)的影响下，开始关注年鉴学派。布亚尔教授是年鉴学派的忠实拥护者，他极力向学生推介吕西安·费弗尔的作品。

  费弗尔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呼吁学界关注“历史心理学”“心理史”“情感史”或“感官史”(histoire des sensibilités)的研究，这一取向在60年代开始重新受到乔治·杜比和罗贝尔·芒德鲁等史学家的重视，并成为年鉴学派在经济社会史以外重点关注的领域。1941年，费弗尔在《年鉴》上发表论文《感觉与历史:如何重建过去的情感生活?》。他认为人的感觉包括情感，情感会将参与者联系起来，继而延伸至发起者和追随者，从而形成人际激励机制。由于各人反应和感觉不一，这一机制随着不同条件和形势变化而变化。当这种情感最终唤起更有安全感和力量更强的集团时，一种情感系统就建立了。情感变成了一种制度，以仪式的方式被表现出来。在原始人群中，许多仪式就是这种情感的模拟集合。为了唤起所有人共同的态度、行为和忧虑，并将之整合到一种高级的个体中，为同样的行为做准备。由于情感是一种由个人向集体、制度和机构渗透的机制，因此结构主义大有用武之地。他提倡一种混合了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集体表象概念、布隆代尔(Maurice Blondel)和瓦隆(Henri Wallon)的集体心理学、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的原始心态研究、西米昂(Franois Simiand)的经济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及阿勒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研究的历史心理学。此外，费弗尔在《封建社会》一书的书评中，批评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对个体和个体心理的忽视，及其研究群居的中世纪社会而不考虑个体的做法。一言以蔽之，费弗尔强调一种以心态角度切入的兼顾个体和集体的史学。

  20世纪60年代起，心态史研究在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和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等人的推动下取得实质进展。长期被法国学界忽视的阿里埃斯出版了《18世纪以来的法国人口史和法国人对生命的态度》和《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现象来解释法国人口运动异于别国的特质。伏维尔的《巴罗克虔诚和非基督教化:18世纪普罗旺斯人对死亡的态度》《宗教与革命:共和二年的非基督教化运动》和《1300年至今的死亡与西方》探讨了历史上的西欧人面对死亡的集体表象，这是一种与阿里埃斯并行的心态史研究。最终，心态史研究在勒高夫推动下获得了显著的成功，他将心态史通常被诟病的不确定性视为这一领域的最大魅力。这一界定使历史学向其他社会科学跨界的门槛降至最低。1962年，科尔班提交博士论文题目的同一时期，芒德鲁的《法国近代史引论》出版，杜比发表了关于心态史研究范式的论文，同时，将人类学、社会学、集体心理和哲学融入史学研究的杜普隆(Alphonse Dupront)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当时法国高等研究机构中尚无19世纪心态史的教席或团队。

  20世纪70年代，布罗代尔构建的结构主义在学界流行。虽然布罗代尔从20世纪70年代至1985年去世，一直强烈反对心态史研究，但是，在计量史和系列史之外，史学家开始关注一种趋近于社会心理学的心态史，这种有着明显结构主义倾向的心态史研究超越了费弗尔提出的范式。与此同时，福柯的《性史》震撼了法国史学界。除了选题新颖以外，福柯还发明了一种心态史的新路径:将心态史置于话语、权力功能和社会控制模式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上述史学潮流对科尔班的研究旨趣和方法影响至深。他的第一个“试验场”便是感官史。

  感官史这一术语是费弗尔在《感觉与历史:如何重建过去的情感生活?》一文中提出的，后来此文被收录到他著名的文集《为历史而战》之中。费弗尔在文中梳理了感觉(sensibilité)一词的词源，并作了精确定义: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体的关系;只产生于某个人特定的有机环境之中，常常源自一个感动某个人的事件，或者至少是以严重性或暴力性打动个人的事件。他在1942年出版的《16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再一次提出了历史上的感觉这一命题，认为了解古代人的感觉才是认识古代法国最真实和最深入的方式。⑤“感觉”是这个世纪的特征，营造了一种当时人的生存方式所依存的神秘气氛，⑥而感官正是感觉的一部分。科尔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直言费弗尔是他钻研感官史的启蒙老师。由于感官是社会环境的反映，社会环境又对感官倾向有深远的影响，感觉可被视为一种建制(institution)，以仪式的方式被执行。

  20世纪80年代，科尔班任教于巴黎第一大学，他的感官史研究吸引了大批年轻学者。科尔班首先选取嗅觉展开这种历史人类学范式的探索，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妓女史的写作过程中发现，关于嗅觉的描述和话语在涉及妓女的历史文献中频繁出现。《被租赁的女孩:19—20世纪的性苦难和卖淫活动》问世后，他开始筹划一本专门探讨嗅觉历史的专著。实际上，在所有感官系统中，嗅觉通常最不被社会认同，它在所有感官中最单一、最难以形容。由于嗅觉难以被明确勾勒，群体又对其讳莫如深，有关嗅觉的回忆遇到的阻力最大。不过一旦阻力被克服，针对嗅觉的讨论可直入个人的隐私。通过对这种“深入灵魂”的感官的研讨，史学家对个体的认知得到升华。这一旨趣促使科尔班关注近代法国城市无处不在的“腐臭”(miasme)，这种臭味被辨别、警觉和取代的过程，凸显了一种被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嗅觉体系。1982年他的《腐臭与黄水仙:18—19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出版，该书以文化人类学方法探讨了法国近代社会的嗅觉系统，可以说是科尔班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首次尝试。在书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几个核心问题:(社会和政府)对感官的强调说明什么?这种神秘的、令人担忧的祛味过程是如何展开的?这种涉及人类学的深入改变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在对气味的评估标准和象征体系变化背后蕴含了哪些社会利害关系?这几个问题点出了科尔班进军历史人类学的意图及其以感官(感觉)解读社会关系的主旨。

  之后，他沿着福柯曾经开拓的路径，探讨嗅觉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大革命时期，尸体(尸臭)成为震慑手段，植物香气被蔑视，麝香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被广为使用。拿破仑和约瑟芬不再喷洒玫瑰水，而是以充满动物香气的古龙水取而代之。复辟王朝的王宫圣日耳曼堡总给人一种发育不良的姑娘的印象。但植物香气的使用使其重新焕发出柔美的气息，这也暗示新人入主宫殿。”19世纪，掌握话语权的资产阶级所青睐的淡雅花香成为法国社会推崇的香味，资产者在家中设置花园的风气就是这一潮流的结果。总而言之，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对腐臭和香气的看法存在对立，体现出19世纪最深层次的社会冲突。“在动荡的19世纪，政府对气味的规训折射出政府治理和规训社会的复杂过程，这一段历史还向读者展示了自恋情结的日益凸显、私人空间的收缩、粗野的消失以及对失序的排斥。”通过追溯19世纪不同历史时期法国社会普遍推崇的香气，科尔班另辟蹊径地描绘了一部权力的变迁史。

  嗅觉作为一种社会表象，对于考察特定时段的历史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由于嗅觉是一种私密性和主观性极强的感官，因此对嗅觉的研讨更多地涉及私人领域，而其他感官却能引起共鸣，唤起一种心理上的集体共识。听觉就是其一。1994年，科尔班发表《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声响格局和感官文化》。1958年故乡隆雷－拉贝伊镇(Lonlay-l＇abbaye)一次围绕钟声爆发的骚乱吸引了科尔班的注意。查阅资料后，他发现因声响引发的争端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关于“声音记号”的记录在档案中频繁可见，这一话题经常涉及到权力博弈和象征层面的问题。有鉴于此，在种类繁多的声音中，他选取了在乡村社会对农民私生活和公共生活都举足轻重的钟声作为考察对象。他发现，时至19世纪，教堂的钟声仍在农村地区具有不容置疑的情感号召力，仍是唤起集体情感不可取代的媒介，因而成为权力机构争夺的对象。“19世纪法国农村已经消失的钟声仍在一种情感体系主导下被倾听和感知。这些声响见证了人与世界、与神明之间的另一重关系，回归和感知时空的另一种方式。钟声构成了一种语言，一种逐渐瓦解的通讯系统。”

  他在勾勒以钟声为典型的法国乡村声响格局的同时，凸显了以教会为代表的地方权力和代表世俗权力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时钟进入千家万户，报刊成为迅速传播信息的载体。乡村社会对钟的依赖程度大幅降低，但其功能并未完全消失，在世俗化的进程中，钟幻化成怀古之情的载体。也就是说，科尔班在该书中，仍在孜孜不倦地勾勒一种法国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现代与怀古的二元论。宗教史学家让－皮埃尔·夏林认为这本书以丰富而琐碎的历史事件诠释了一种宏观的价值，是关于19世纪乡村地区感官文化的真正历史。

  科尔班在研究中提倡使用文学材料，因为文学材料比档案更能呈现历史上的人的感觉，但他又坦言，在感官史的构建过程中，材料的运用最难以把握。以文学和美学文本来解释历史，必须掌握美学的运用规则、修辞的传统及其表象系统，一旦运用得当，最终的结论会改变人们的刻板印象。为克服这一难关，他走访14个省档案馆，搜集了一万多个与钟声有关的案例，经过严格筛选和研读，才最终成书。总之，科尔班以钟声为媒介，探究集体心理的变迁以及乡村政治史和情感史，这是继勒高夫之后又一个大胆的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科尔班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自己转向感官史研究得益于费弗尔，但他后来在感官史和身体史方面的选题却与雅克·勒高夫更为接近。勒高夫所著《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中世纪的想象》和《中世纪的身体史》与科尔班关注的主题趋近，但研究范式大相径庭。以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声响格局和感观文化》和勒高夫的《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为例，二者同是着眼于乡村钟声的作品，但前者强调乡村社会的权力争夺和民众对钟声的情感依托，更倾向于情感体系的勾勒;而后者则爬梳了钟声对教会时间、商人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划分，以社会职业和阶级分类来构建心态史。

  三、20世纪90年代的成熟:无名的历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再次兴起，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西方妇女史蓬勃发展。几乎同一时期，1976年福柯发表了他那震惊学术界的《性史》，该研究关注性反常者、罪犯、精神病人这些在正统历史中无人关注的群体，由此引出对历史、真理、知识、权力等普世话题的严峻拷问。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罗杰·夏蒂埃为代表的史学家倡导一种脱离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社会史和语境主义的研究，对史料的文本进行文学和哲学式的解读。夏蒂埃专攻书籍和阅读史，他建议史学家运用构型、社会惯习以及个人组成的社会等社会学概念，关注历史上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此，以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方法对边缘群体的考察在史学界蔚然成风。科尔班在这一潮流影响下展开对边缘群体和个人的研究。伏维尔对柯尔班开启的这种“无名的历史”(histoire sans nom)研究表示赞许。

  首先，科尔班对妓女在历史上的生存状况产生极大兴趣。他在翻阅《法国历史每年参考书目》(Bibliographie annuelle de l＇Histoire de France)时注意到，“妓女”一词从未出现在任何著作的索引之上，也就是说，这一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的群体尚未引起史学界的重视。1978年，他出版《被租赁的女孩:19—20世纪的性苦难和卖淫活动》，以巴黎和其他地区未公开的公共健康记录、警察报告和19世纪小说家对妓女的描述为佐证，对法国妓女进行全面考察，被视为福柯《性史》在19—20世纪社会史领域的实验。“这一研究并非只聚焦于构建性苦难中的各种联系，还涉及结构、行为、话语和政府对卖淫的政策等方面。”这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勾勒出法国妓院的发展史，在观察妓女群体的历史变迁的同时，他注意到政府通过对妓院的密切监控实现了权力在全社会的渗透。

  自执政府时期，监狱系统确立，卫生专家帕朗－杜夏特雷(Parent-Duchatelet)实现了公共卫生制度的理论化，权力机构以优生学的名义开展卫生运动。到了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政府将妓女限制在一些特殊的、隐秘的场所，包括妓院、医院和监狱，将之置于警察和医生的双重监管之下。1850年以后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使妓院的规模和组织形式发生变化，政府内部针对妓院的监管问题的争论造成新一轮的政治斗争。从19世纪80年代起，公众对妓女在健康和财富方面造成的威胁担忧不已，她们被视为与囚犯同样的存在。与卖淫有关的话语在当时是一切集体疯狂行为的汇总，也是所有焦虑的十字路口。

  科尔班敏锐地意识到书写妓女史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他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来书写这部历史，呈现一种从男性性需求切入的妓女史。他认为，男性的欲望决定了妓院的生态和妓女的处境，因为当时的“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放荡是无法容忍的，妓女是施虐—受虐行为的受害者”。他指出，他所掌握的资料无一例外由男性撰写，妓女这个群体几乎没有为自己发声的机会，因此，这一研究更大的贡献在于，“厘清(社会)整体的焦虑和男性欲望的形式，这些都是主宰性交易历史的决定因素”。科尔班还将19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卖淫活动的规范化结合起来探讨。当资产阶级开始频繁出现在市中心、银行、火车站、大商场时，妓女们也从门禁森严的妓院中走出来，造成新的治安问题。这一形势对政府的治理策略提出新的要求。

  关注妓女这一边缘群体20年以后，科尔班将笔触放到一个生活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之上。按照他的说法，之所以选取这类看似对解释或构建整体史毫无帮助的个案，是因为“关注不再流行的、不同寻常的和被认为是荒谬而被放弃的历史，有助于理解我们已经失去或刚刚失去的世界，去研究那些看似离我们很近，但又矛盾地异常遥远的现象”。1998年，他出版《路易－弗朗索瓦·皮纳哥找回的世界》。这部著作追溯了一个历史上籍籍无名的鞋匠的一生。这一选题给人哗众取宠之感，但读者只要了解男主角生活的年代，就能感受科尔班的良苦用心。皮纳哥的童年处于执政府时代，少年经历第一帝国，青年时期目睹波旁家族复辟，中年活在七月王朝，老年见证了短暂的第二共和国及之后的第二帝国，去世时正值法国历史上第三个共和政府上台。他的一生是19世纪跌宕起伏的法国政治史的微缩写照。科尔班在该书中不仅强调人物所处年代社会和文化的多元背景，还不惜以更多篇幅来强化个人的身份标识的个性。

  科尔班出版该书的年代，与工人、妇女和“被排斥者”的话语有关的学术著作成为出版商的新宠，但是当时还没有一本著作涉及这些群体中的某个成员。科尔班借该书表达了对历史书写中的英雄主义的反对，他认为“人民”或者精英的历史，都应建立在命运奇特的个人的研究之上。因此，他从市镇档案馆中随机选取一个人物，对他波澜不惊的平凡人生进行深描，开启了一种独特的微观史范式。他事无巨细地搜集资料，以私人信件和日记为主要依据，旨在更立体地重现这个平凡人的一生，这一路径与美国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1983年出版的《马丁·盖尔归来》类似。除了上述特点之外，科尔班还在这种“无名的历史”中加入了包括听觉、嗅觉和视觉在内的感官研究，勾勒出一种包含自然风光、人物社交网络和整体氛围的虚拟历史场景;重建了虚拟的情感和对话序列;描述了由上而下的社会等级及其对记忆构建模式的想象。

  四、情感史转向与主要贡献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法国心态史和美国心理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历史学家已经开始探讨历史上的个人或群体的情感。斯特恩斯夫妇(Peter Stearns＆Carol Stearns)、威廉·雷迪(WilliamＲeddy)和芭芭拉·罗森维恩(BarbaraＲosenwein)等史学家将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结合起来，构建了一种较有说服力的情感史理论。此时的情感史开始突破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对情感的决定论，转向一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情感机制。

  科尔班的成果体现了情感史范式的变迁，并见证了情感史由一个备受质疑的史学分支逐渐被认可的过程。情感史范式包括以下四种:第一种范式受到情感的液压理论(la théorie“hydraulique”)⑥影响，属于最传统的理论，将情感视为一种实现自我解放的力量。这一流派受到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及其名著《文明的进程》的影响;第二种范式以对情感的认知理论为基础，认为情感是进化的产物;第三种范式以社会建构主义为基础，认为情感由文化构成，或者至少是受到文化的深层影响;第四种范式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情感史。

  其中，心理学的液压理论与历史学的结合最为常见，在法国最有名的推广者就是费弗尔。这种在心理学界已经过时的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绽放出新的活力，主要是因为得到中世纪史学家青睐，最经典的一例就是对中世纪暴力问题的解释:为了满足情感的解放，“超我”(sur moi)的出现使中世纪流行的暴力行径大为减少。科尔班早前的成果，如《腐臭与黄水仙:18—19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和《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声响格局和感官文化》，利用嗅觉和听觉追踪法国社会一种隐秘的、被压抑的情感(欲望)，进而重新诠释了某些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或政治现象的发生。他从情感史的角度切入，较有说服力地解决了一些在学界仍存争议的问题。

  受到认知心理学加持的情感史对科尔班的影响也十分明显。1995年，他出版《消遣的降临(1850—1960年)》，延续了福柯的《性史》和他本人的《被租赁的女孩:19—20世纪的性苦难和卖淫活动》的旨趣，对性史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他引用大量文学作品，以纯粹的文本解读，考察了历史上的人的感情和情感，部分或完全放弃了对经济社会机制的分析。由于他特别重视文学材料的运用，他的作品对文学史研究者尤其有吸引力，“为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语境，而文学又为科尔班提供了语汇(vocabulary)和社会想象”。他认为，要运用一种系谱学的方法，人们必须忘记自己的信仰和经历，必须将所有早前形成的概念抛诸脑后;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是人们从语言中感知罪恶，感受这些罪恶引发的恐慌和悔恨。在1770—1860年之间，由于大量文学作品流传下来，除了斯塔尔夫人、司汤达、福楼拜、乔治·桑等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传世外，还有忏悔者手册、针对夫妻问题的医学论文、色情小说等种类丰富的文献，因此，通过语言学去研究性史大有可作为的空间。

  2007年起，科尔班以纯粹的文本研究来探索情感系统的进化。他采用文学作品去爬梳情感史的流变，运用诗歌、小说和日记等材料再现历史上的人的情感。他关注的对象由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研究中加入语言学方法，并带着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其探讨的核心内容脱离了经济社会史的叙事范式，单从文化的角度描绘情感的进化过程。无论是2007年的《快感的和谐:启蒙时代至性学形成时期的享乐方式》和2013年的《树荫的温柔———亘古人类激情之源》，还是2016年的《静谧史: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和2018年的《草地的纯真———亘古系列情感史》，均可视为他为丰富情感史研究而作出的大胆尝试。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成果中，他毫不忌讳地大量引用诗歌。在他看来，以诗证史并非一种空谈。他曾明确表态:左拉的自然主义体现了从幻象中区分现实的策略的可行性，因此，诗歌完全可以作为确凿的史料:诗歌能唤起某种情感，所以这种文学体裁很有可能本身就亲历了这种情感，草地引发的情感就是这一道理。

  总体而言，科尔班在他近期的著作中反复强调，科学信念、宗教信仰、情感系统是主导社会认知和评价体系的关键因素，他试图突破以空间、时间、他者、自我等解释社会变迁的传统心态史模式，从而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涵盖心态史的表象史(histoire de représentation)。领衔法国史学界数十年的经济社会史范式构建了宏大叙事之后，碎片化的趋势无法逆转。科尔班在史学界地位日益稳固之后，完全转向了一种以文学材料为依托的情感史范式。

  从科尔班20世纪70—90年代的成果来看，他以地区经济社会史为起点，后转向一种建立在感官史和文化史基础上的政治史研究，又结合感官、社会想象和情感等“表象”，关注某些边缘群体和个人的命运。进入21世纪，他转向情感史研究，愈发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弥补早期心态史研究忽略情感本身对社会的作用这一缺憾。他的选择使他与年鉴学派渐行渐远。与他的《19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腐臭与黄水仙:18—19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出版后在年鉴学派受到冷遇，同期的《年鉴:经济、社会与文明》杂志没有刊登任何关于该书的评述。然而，这本书却墙里开花墙外香。1985年，德国作家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出版畅销小说《香水》，这本书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发行量高达一千多万册，还被拍成电影。聚斯金德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宣称自己的灵感源自科尔班的《腐臭与黄水仙:18—19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鉴于该书在文学界的巨大反响，史学界也开始重新审视其学术价值。

  据统计，1975至2018年间，科尔班共出版和主编学术著作二十多本(部)。2005年，一本题为《19世纪的想象和感觉》的论文集出版，该书将科尔班在图尔大学和巴黎一大任职期间指导的博士论文整编成书。这些研究延续了科尔班的研究旨趣，也反映出他从业三十多年来的学术走向。这本论文集分为三个部分，涵盖科尔班的三大研究方向，它们分别是:区域、景观和地区认同;重读19世纪政治史;身体、欲望和恐惧。该书的编者给予科尔班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深刻地重写了整个19世纪的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并使当代人身临其境地感受这段历史。科尔班的研究启发了年轻一代史学家，他们对欲望的管理、厌恶的象征和焦虑来源的关注甚于政府首脑的更替和商品价格周期。

  用科尔班自己的话说，他的一切努力都在致力实现一种历史研究中不可能的综合(impossibilitéde la synthèse en histoire)，归纳史学家追溯时间的方法，解决历史学科各领域的定性危机。在费弗尔、埃利亚斯、福柯、夏蒂埃等史学家的启发之下，科尔班开始关注法国乡村和城市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社会面相，整合表面毫无关联的事物、感官和情感，运用小说、诗歌和日记等颇具争议的史料，通过时人的感觉体会历史，试图在皮埃尔·诺拉、勒高夫、杜比、佩罗等人构建的整体史以外，实现一种全新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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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小朋友书评

  作者：xyy 发布时间：2023-02-13 19:15:21

  你们喜欢历史吗？如果喜欢那你也一定喜欢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中有很多历史小故事，奇趣冷知识。我就很爱看，下面我就讲个故事给大家解解“馋”吧！

  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吧！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得先听我给你补补课，学一学故宫的来历。故宫是朱棣在夺取帝位之后，决定在北平建造紫禁城用来迁都。大量人力被派去采楠木，采丹陛石。因为条件困难，有很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故宫是很多人用生命换来的！你们明白了吗？下面我要讲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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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让我有了许多启迪，我推荐你看这本书，希望你也能从中学到你需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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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藏诗集，一本被美到后悔的诗集

  作者：第五人格萘靡 发布时间：2023-01-31 21: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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