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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杜噜嘟嘟的家长们，这套书你真的会读吗？

  作者：枣树和枣枣 发布时间：2023-11-05 16:30:36

  

  在上一篇分享的杜噜嘟嘟下面，有的妈妈分享说自己家孩子幼儿园的时候也是读了不下一百遍✅，也有妈妈觉得自己踩坑了❌，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讲这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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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作者杜莱把你需要给孩子讲的每一句话，全都写在书里了，你只要照着念就行了。

  但是，怎么念呢❓️吸引孩子的亲子共读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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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亲子共读杜噜嘟嘟的小技巧，如果你学会了，一定也会变成故事达人✅轻松激发孩子想象力✅，带孩子进入绘本营造的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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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战争摧毁了人性？还是人性引燃了战争？

  作者：夏天 发布时间：2018-05-04 15: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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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钱伯泉：《蒙古秘史》的版本、内容及其成书年代研究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4-02-12 23:26:42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蒙古秘史》古今中外的各种版本，评论了它们的优劣；接着提出主要的观点，认为根据写作形式和记叙内容的不同，必须将《蒙古秘史》分割为两部分：前面的第1节至268节，用文学形式记述成吉思汗的一生，是真正的、原始的《蒙古秘史》，用中外历史资料，考证其成书于鼠儿年大聚会，即大蒙古国举行第一次“忽里勒答”会议的公元1228年；后面的第269至281节，用写史的形式记叙窝阔台继位为合汗后的历史，应当定名为《窝阔台合汗事迹》，其作者为镇海，写成于公元1241年窝阔台逝世前不久。

  作者简介：钱伯泉，男(汉族)，新疆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

  西部蒙古论坛

  .

  2017(02)

  延伸阅读：

  王敏、张民权：乌兰校勘本《元朝秘史》校补

  《蒙古秘史》是一部古代民歌和散文体裁的史集,既是蒙古民族的历史巨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文史合璧奇葩。它用民歌和散文结合的形式,叙述了古代蒙古英雄铁木真的祖先族系,记载了铁木真的诞生、命名,和他幼年到成年的坎坷生涯,尤其是详细地记载了他战胜塔塔儿、篾尔乞惕、泰亦赤兀惕、扎剌亦儿、客列亦惕、乃蛮等部,统一蒙古高原和阿尔泰草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的进程。接着又叙述了他收抚高昌回鹘、哈刺鲁和林木中百姓,征服哈喇契丹(西辽)、花刺子模、西夏,直到他逝世的事迹。现有的《蒙古秘史》,无论哪一种版本,后面附有窝阔台即位为合汗后,西征康里、钦察和斡鲁速惕(俄罗斯)击灭金国的事迹。这一部分内容的写作方式,与前面记叙铁木真及其成为成吉思汗的事迹完全不同,再不是民歌和散文的体裁,完全是历史事实的记载形式。因此,尽管它与《蒙古秘史》编录在一起,却应当有别于《蒙古秘史》。它终究应当定名为什么?《蒙古秘史》撰写于何年?这都是《蒙古秘史》研究中的诸大问题,古今中外的蒙古史学家一直未曾注意这些问题,今我根据各种史料,试图加以考证和辨析。

  一、《蒙古秘史》的传世版本及其优劣">

  一、《蒙古秘史》的传世版本及其优劣

  成吉思汗在世之前,蒙古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传述铁木真的世系、生平,信使传达铁木真的命令,臣民颂扬成吉思汗的功绩,全都编成民歌,熟记在心,朗朗于口,互相口头传述。而这种民歌形式的诗作,一到成吉思汗逝世,就绝然不见了。附录于后的《窝阔台合汗事迹》其记叙的形式,完全相同于汉文史籍“实录”。由此可知,有关铁木真和成吉思汗的部分,才是《蒙古秘史》的正文,它可能是用最早的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的“畏兀儿文字”写成的。而附录于《蒙古秘史》之后的《窝阔台合汗事迹》,写成于《蒙古秘史》之后约十二年,这时,用回鹘文拼写蒙古语的蒙古文,已经比较成熟和普遍使用,一定是用蒙古文撰写而成。元朝的统治者对本民族的历史是十分重视的,因此,无论是“畏兀儿”文字的《蒙古秘史》,还是蒙古文的《窝阔台合汗事迹》在元朝皇家的“金匮石室”中必定有所珍藏。但在明朝大军挺进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从容不迫地撤退回蒙古高原时,都将它们带回北方了,所以明成祖永乐年间,编辑《永乐大典》,收录《蒙古秘史》时,不见畏兀儿文的《蒙古秘史》和蒙古文的《窝阔台合汗事迹》,只在残剩的元朝文书和档案中,找到了《蒙古秘史》和《窝阔台合汗事迹》的汉字标音本,编写《永乐大典》的明朝文人即将它们一起收录于《永乐大典》中了,另有明朝文人收集和手抄了两份汉字标音的《蒙古秘史》和《窝阔台合汗事迹》,被珍藏于民间。

  《蒙古秘史》和《窝阔台合汗事迹》现存的版本共有三种,一种为十五卷本,保存在《永乐大典》中,清朝乾隆年间,由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摘抄出来,后归韩泰华所收藏。该版本有清朝著名文士钱大昕的简短跋语,说“《秘史》中的不少史实,在《元史》中皆未详也。”后来,钱大昕在研究的撰写《补元史.艺文志》时,则主要采用十二卷本的另外两种版本,他说:“元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不著撰人,记太祖初起,及太宗灭金事,疑即脱必赤颜也。”史学界一般称此一版本为“钱氏本”。

  十二卷本的《蒙古秘史》有两种,一种是清朝文人顾广圻在嘉庆年间发现的,它以张祥云所收藏的旧抄本为底本,参照当时保存在民间的其他手抄本而进行十分细致的校勘。此顾氏的校勘本,后归清末名士盛昱所收藏,民国初年,又转藏于上海涵芬楼,后由商务印书馆编入《四部丛刊》,影印出版,史学界一般称此版本为“顾氏本”。顾广圻在这一版本的《蒙古秘史》中写有《跋语》,他说:”去年(指公元1805年)授徒庐江府,晋江张太守许见所收影元椠旧抄本,通体完善。今年(指1806年)至扬州,遂怂恿古余先生,借来覆影此部,仍见命校刊,乃知异于钱少詹(大昕)本者,不特《元朝秘史》十卷,续集二卷一事也。即如卷首标题下分注二行,左忙豁仑纽察五字,右脱察安三字,必是署撰书人名衔,而少詹书无之,当以此补正。其余字句行段,亦往往较胜,可称佳本矣。“

  十二卷本《蒙古秘史》的第二种版本,原为清朝宫廷文臣文廷式在光绪年间,从盛昱所藏顾广圻的校勘本中抄得,后归叶德辉所有,并刻印发行,史学界一般称之为“叶氏本”。叶德辉在所刻印的《元朝秘史》序言中说:“《元朝秘史》旧有灵石杨氏连筠丛书刻本,系以《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录出,分十五卷,盖从意为分,并不知原本为正集十卷,续集二卷,合之只得十二卷也。此本乃从元人旧抄本影写,故与杨刻迥然不同。卷首标题下,分注二行,左为忙豁仓纽察五字,右为脱察安三字。”

  从清代及明代的三个最早版本的《蒙古秘史》看,明代《永乐大典》的版式质量较差,编辑《永乐大典》的文士不熟悉蒙古史,将《蒙古秘史》和《窝阔台合汗事迹》混编在一起,随意分之为十五卷了,而且卷首也未注明《蒙古秘史》撰写人的名字。

  清朝乾隆时期顾广圻的《蒙古秘史》版本,应是流传于民间的元代抄本,在卷首之下,分别注明了《蒙古秘史》编著者忙豁仑纽察和脱察安二人的名字,顾广圻又是一名学者,对蒙古史很有研究,利用当时所能见到的蒙古史料,对该版本进行了认真而又细致的校勘,发现和校正了不少差错,因而顾广圻所校勘后刻印的《蒙古秘史》,是比较优秀的。

  清朝光绪年间叶德辉的《蒙古秘史》,其原稿也应是民间另一种手抄本,是清朝名人文廷式抄录顾广圻校勘和刻印的版本,转归叶德辉后,叶德辉对照此二版本,择其优者而加以刻印的,因此,叶德辉版的《蒙古秘史》也比较优秀。

  现代研究《蒙古秘史》的中外学者,因为顾氏本比较优秀,又由商务印书馆编入《四部丛刊》广为出版发行,容易得到,所以多采用顾氏本作为基本资料,而钱氏本和叶氏本《蒙古秘史》,则利用的中外学者较少。

  二、现代校勘和出版的两种《蒙古秘史》">

  二、现代校勘和出版的两种《蒙古秘史》

  1941年至194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的研究员策·达木丁苏隆,利用《蒙古秘史》的双字注音本。将元代的古蒙古文用现代蒙古文的文学语言编译过来,出版发行了新版本的《蒙古秘史》,策·达木丁苏隆是当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著名蒙古史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和文学家。成吉思汗及其祖先的时代,蒙古人没有文字,他们的部族历史、生产和生活方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国家及东征西战的过程,都是采用民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传承下来的,纵观整部《蒙古秘史》,一共十二卷,几乎每卷都有二三十首民歌形式的诗,此外还夹带有语意深长的格言和谚语,一部《蒙古秘史》,共有二百多首民歌形式的诗,一百多条格言和谚语,这些都是古代蒙古人的文学艺术精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这些民歌形式的诗、格言和谚语,在三份古抄本中,都是用汉字标音的古代蒙古语言写成的,而传抄的明清汉族文人,对它们极为生疏,不甚理解,因此,他们只能将《蒙古秘史》的内容进行极为简略的翻译,不但将民歌式诗文、格言和谚语都省略了,而且对难以理解的古代蒙古人的生活习俗、文化礼节、语言文辞,也都一律避而不译。所以,附录在《蒙古秘史》后面的《总译》,完全失去了《蒙古秘史》的文学艺术光华,也大大降低了它的历史真实性,显得平淡、苍白,令人读来索然无味。策·达木丁苏隆先生用了六年多的时间,汲取了苏联学者卡法罗夫、波慈特念也夫、郭曾的研究成果,参考了《元史》、《圣武亲征录》、《黄金家族简史》,还有波斯史学拉施德·丁的《史集》,充分发挥了自己特有的蒙古文、蒙古语言、蒙古文学的知识,将《蒙古秘史》汉字注音的古代蒙古语文,完全译成为通俗易懂的现代蒙古语文,加以出版发行。从而使广大的蒙古人民都能阅读、欣赏和研究这一部蒙古历史和文学巨著。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他利用蒙古人民口头文学的知识和技能,将《蒙古秘史》中的二百多首诗和一百多条格言和谚语,整理和翻译出来,这是对蒙古古代文学艺术的极大贡献。

  在我国,策·达木丁苏隆的《蒙古秘史》新版本,有著名学者谢再善先生的译本,可供人们阅读和欣赏,获得学术界和民众的普遍赞扬。

  《蒙古秘史》的原始古蒙文版本早已失传,现存的版本都为汉字注音本.最早的汉字注音本为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钱氏(大昕)本,此后相继有乾隆年间发现,由顾广圻校勘的顾氏本,光绪年间发现的叶德辉题跋的叶氏本。由于明清六百年的辗转传抄,这些汉字注音本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错讹。据专家统计,钱氏本中约有三千二百多字的错讹。顾氏本也有一千二百多字的错讹。叶氏本因出自顾氏本,承袭了顾氏本的一千二百多字错讹外,又新增了三十多字错讹。汉字注音本中的错讹,概括起来,有字音的脱落、错字、错断和误连、颠倒和衍文等六种。这些错讹严重影响了对《蒙古秘史》原文的正确理解,给《蒙古秘史》的研究造成了诸多困难。

  为了推动和促进《蒙古秘史》的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额尔登泰和乌云达赉认为:必须编撰一部对汉字注音本进行深入细致的校勘,纠正所有错讹,完美而又正确的《蒙古秘史》汉字注音本,可以利用它还原已经遗失的古蒙古语文的《蒙古秘史》。他们两位都是蒙古史和蒙古语的专家,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利用他们所具有的深厚功力,开始了他们的校勘工作。他们以错讹较少的《四部丛刊》中顾广圻本为底本,用钱氏本和叶氏本作参考,用“本校”和“对校”的方法为主,用“他校”和“理校”的方法为辅,科学地进行其校勘工作。所谓“本校”,就是在底本中多次出现的词汇,而在某一节中出现了错别字,便可利用底本中多次出现的正确词汇,校正某一节中出现的错别字。所谓“对校”,即将底本中用“本校”的方法无法纠正的讹误,即将其与钱氏本和叶氏本进行对比校勘,用钱氏本和叶氏本中正确的词汇,去纠正底本中的错讹。用“本校”和“对校”都无法解决的错讹,则用“理校”。所谓“理校”,即广泛利用有关古文献中的资料,或社会调查所得例证,根据现代蒙古语言和文字中的正确词汇,去纠正底本中的错讹。这两位专家孜孜不倦地工作了十八年,终完成了《<蒙古秘史>校勘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加以出版和发行了。

  《<蒙古秘史>校勘本》的编撰和出版,不但能够促进《蒙古秘史》的研究,而且为利用这本完美和正确的校勘本,还原早已遗失达六百多年的原版古蒙文《蒙古秘史》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

  三、《蒙古秘史》与《窝阔台合汗事迹》的正确分割及《蒙古秘史》的作者">

  三、《蒙古秘史》与《窝阔台合汗事迹》的正确分割及《蒙古秘史》的作者

  前面的文章已经简单地谈到,古今版本的《蒙古秘史》,前后两部分的记叙内容和写作方法完全不同。前头的《蒙古秘史》的内容是记叙成吉思汗出生,成长,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创建大蒙古国及其东征西讨的一生事迹,它是用许多民歌式诗句、格言、谚语,结合散文等文学形式写成的。而后面《窝阔台合汗事迹》的内容,则是记叙他继位之后,既做了击灭金国、西征钦察、斡鲁速(俄罗斯)等国、设置驿站,挖掘水井等四件好事;也做了嗜好饮葡萄酒,非礼娶妃嫔,暗害功臣尕豁剌忽,建造圈兽围墙等四件错事。《窝阔台合汗事迹》是用严谨而又简洁的史笔写成的,其写作方式与历朝历代传统的汉文“实录”完全相同。《蒙古秘史》的各种汉文注音本,按照时间和情节,划分为282个小节,统编在一起,都称之为《蒙古秘史》,这是不合适、不恰当的。以前研究《蒙古秘史》的古今中外学者,受其影响,一直不加区分对待,这无疑是蒙古史研究中的一大缺陷。

  按照记叙内容和写作方法的不同,我认为从第1节至268节,应是《蒙古秘史》;第269节至281节,应是《窝阔台合汗事迹》,这样加以区分,是合情合理的,科学正确的,对今后的蒙古史研究是有益的。

  一些学者,如策·达木丁苏隆,在其编译的《蒙古秘史·导言》中说:“《秘史》无作者人名。”这种误觉是他一时疏忽所致。其实,除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钱氏本外,无论是顾氏本,还是叶氏本,都在标题《蒙古秘史》卷一的下面,分两行列有:(左)忙豁仑纽察;(右)塔察安,他们一定是《蒙古秘史》的编写者。第一人出身于忙豁伦部,“忙豁仑”是“蒙古”的另一译名,可见这名作者出身于纯粹的蒙古部。另一作者脱察安,则不知其出身如何。此后的蒙古史籍中再不见有二人的记载,所以他们的生平不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和成吉思汗必定为同时代人。

  四、《蒙古秘史》的成书时间研究">

  四、《蒙古秘史》的成书时间研究

  在《蒙古秘史》汉字注音本末尾的第282节中,这样写着:

  也客忽粼勒塔忽里周忽合纳只勒忽阑撒剌答客鲁冽讷阔迭额·阿剌仑大聚会聚着鼠儿年七月行河名的地名的

  朵鲁安孛勒答合失勒斤扯克豁牙儿扎兀剌斡儿朵思保兀周不灰突儿必赤周

  七孤山行地名两间宫下着有时写倒兀思罢(二八二)毕了

  《蒙古秘史》汉文注音本后的《总译》,将上一段文字译作:“此书大聚会着,鼠儿年七月,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面处下时,写毕了。(二八二)”此《总译》过于省略,不够确切。蒙古学者道润梯步在其作有简注的新译本《蒙古秘史》中译为:“既聚大会于子年之七月,安置诸宫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之朵鲁安孛勒答克与失勒斤扯克二地之间时,写毕矣。”这样翻译是比较恰当的。

  关于《蒙古秘史》成书的时间,古今中外的蒙古史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绝大多数人因《蒙古秘史》第282节将“写毕”的时间记录在《窝阔台合汗事迹》之后,而窝阔台执政期间,只有一个“鼠儿年”,相当于中国传统干支纪年法中的“庚子年”,相当于公元1240年,因此都认为《蒙古秘史》成书于此年。也有少数人主张成书于公元1228年的“鼠儿年”、公元1252年的“鼠儿年”、公元1264年的“鼠儿年”。由于“成书于公元1240年”的观点最普遍,似乎又有第282节的记载可作明证,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观点进行认真的考证和辩析。

  最早提出《蒙古秘史》成书于公元1240年的,是蒙古史学家帕拉基·卡法罗夫,他是沙俄皇家东正教会派驻于北京的传教士,在华生活四十多年之久,精通汉语及古文,熟读很多中国史书,甚至通过满清贵族,得以看到清宫内阁大库中所藏的《蒙古秘史》汉字注音本,耗尽多年心血,将其译成俄文,于1866年加以发表。在俄译本中,他即提出了《蒙古秘史》撰写于1240年的说法,他的说法,得到许多西方蒙古史学家的赞同。

  在现代蒙古史学家中,主张这一观点的外国人,最典型的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策·达木丁苏隆,他在所译的《蒙古秘史》中,将第282节文字直接写作:“大聚会,鼠儿年(1240年)七月,写毕于客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地面的朵罗安孛勒答合和失勒斤扯克之间的行宫。”他的观点在这里已十分昭然了。

  中国近代的蒙古史学家,清代末年的屠寄,在其所著的《蒙兀儿史记》中,也主张这一观点。现代蒙古史泰斗韩儒林先生,也在《简明元史》的演讲稿中这么说:“现在世界上研究《元朝秘史》(按,即《蒙古秘史》)的人很多。为什么叫做‘秘史’呢?因为这里面记载的事迹是不能外传的。此书于一二四0年在克鲁伦河畔行宫写成,记载着成吉思汗和他祖先的事迹。”(见《韩儒林文集》第168页)

  其实《蒙古秘史》成书于公元1240年的“鼠儿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首先,查遍有关大蒙古国的历史记载,这一年蒙古皇族和重臣根本就没有在客鲁涟河的行宫中举行大聚会。《元史·太宗纪》十二年庚子(即公元1240年),窝阔台合汗一直居住在新建的大蒙古国京都哈剌和林城万安宫中,未曾外出,也根本无所谓“大聚会”的事。

  所谓“大聚会”,即是忽里勒塔会议。大蒙古的合汗死后,必须集中成吉思汗的兄弟、子孙及贵族、重臣举行忽里勒塔会议,选举产生新的合汗。公元1240年的“鼠儿年”,窝阔台合汗还健在,不可能举行忽里勒塔会议,选举新的合汗。退一万步讲,即使这年举行了这样的大聚会,成吉思汗的兄弟、儿子和孙子是必定要参加这样的会议的。我们只要认真考察他们当时的活动情况,也可证实,公元1240年的“鼠儿年”是没有这一个“子虚乌有”的大聚会的。

  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死于“兔儿年”(公元1219年),另一弟弟别勒古吉不久也去世了,迟至公元1240年,只有他的小弟帖木格·斡惕赤斤还活着,居住在分封给他的女真地面。《多桑蒙古史》第四章《贵由时代》说:“窝阔台死后未久,其叔帖木格·斡惕赤斤谋取大位,曾举兵进迫皇帝的斡耳朵。秃剌乞纳遣人好言诘其率领众多随从来见‘其女’之故,并遣斡惕赤斤在朝者往谒其父。时贵由已抵其叶密立封地,斡惕赤斤乃变计,引兵归,使人告皇后曰,我来吊汝夫丧,非有他也。”所谓皇帝的斡耳朵,即是窝阔台在蒙古高原中部新建的京都哈剌和林城。“秃剌乞纳”和“皇后”即是窝阔台的妻子。“贵由”即是窝阔台和秃剌乞纳的长子。“叶密立”为窝阔台汗国的首都,在今新疆额敏县的叶密立故城遗址。由上述记载可知,成吉思汗唯一健在的小弟斡惕赤斤,“鼠儿年”在其封地,窝阔台合汗死后,他曾举兵到过大蒙古国京都哈剌和林附近,其目的不是参加大聚会,而是阴谋夺取合汗的权位。

  成吉思汗诸子中,长子术赤早于成吉思汗而死,幼子拖雷也已于公元1232年去世,公元1240年的“鼠儿年”,只有次兄察合台在世,他一直居留在其封地——察合台汗国的首都阿力麻里(其遗址在今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境内)。窝阔台合汗去世时,“因脱列哥那哈敦(即秃剌乞纳)是他诸长子的母亲……他就向诸王公即合军的弟兄和子侄传送使信,把所发生的事和合罕之死通告他们,并说,在一致选定新汗之前,应有人当摄政者和领袖,为的是朝政不致荒废,国事不致陷于混乱……察合台和其他王公遣代表说,脱列哥那哈敦是有权继承汗们的诸王子之母;因此,迄至召开一次忽邻勒塔(大聚会)前,正是他应指导朝政(见波斯历史家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一部《ⅩⅩⅩⅣ.脱列哥那哈敦》,何高济译,198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本第282页)可见察合台在窝阔台生前和死后,一直未曾到蒙古高原,不可能参加不见于历史记载的公元1240年“鼠儿年”大聚会。

  蒙古皇孙中,以术赤的长子拔都年龄最大,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地位最尊贵。察合台的儿子拜苔儿经常生病,万事由其子不里代理,故不里是成吉思汗皇孙中的佼佼者。拖雷的长子蒙哥地位也较高贵。倘若公元1240年的“鼠儿年”举行“大聚会”,则这些皇孙也一定要出席的。但是历史记载十分确切地说:“1235年,蒙古诸王既在大会中定策遣军远征窝勒伽河以西之地。大会散后,应出征之诸王各还其地,预备遣军以从。西征军队由四系诸王组合成之。术赤位下者:有术赤四子,拨都、斡儿答、昔班、唐古。察合台往下者:有察合台子拜荅儿(Baidar)、察合台孙不里(Bouri)。窝阔台位下者,有窝阔台二子贵由合丹,窝阔台弟阔列坚(Coulcan)。拖雷位下者:有拖雷二子蒙哥不者克(Boudjek)。诸王中拔都为长,命总军事。以速不台把阿兀儿为副。”(见《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三章。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年5月出版本上册第236页)由这条记载可知,早在公元1235年,所有尊贵的皇子和皇孙,都参加了拔都统领的西征军,前往中亚、西亚、俄罗斯、东欧作战了。

  经过近五年的艰苦作战,蒙古大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窝阔台合汗下令班师时,公元1241年春末,蒙古西征大军统帅部的几位核心人物,爆发了激烈的争端,大伤和气。《蒙古秘史》第275节记载:巴秃(即拔都)从钦察遣使秘奏斡歌歹(即窝阔台)合罕说:“蒙长生天大气力,罕兄的英明,攻破了篾客惕绵,抢掳了斡鲁速惕国的百姓,降服了十一个国家,因为快要分手,搭起大账设宴。在这个宴会上,因为我是诸皇子的长兄,先多饮了一、二杯酒,不想不里,古余克(即贵由)二人就骂我,退席出去,走的时候,不里说:‘巴秃和我们是一样,为什么先饮酒?把这计较地位的带胡须的老婆早就该践踏在脚底下!’古余克说:‘我们二人早就应该用木棒击打那带弓箭的老婆!’额勒只格歹的儿子哈儿合孙说:‘应当给他们带上木尾巴!’我们虽然和他们谈到我们处在异国的情况,但是不里,古余克二人说出这样的恶言,所以就不欢而散。现在怎么办?请示罕叔!”窝阔台命拔都返回自己的封地,把不里押交察合台处理,让贵由回来朝见他,准备给予责罚,公元1241年阴历十一月初,窝阔台因喝酒过度而死,这时贵由才东返至其封地的首府叶密立。总而言之,即使公元1240年的“鼠儿年”有过“子虚乌有“的大聚会,所有成吉思汗的尊贵皇孙,都奔忙在西征途中,不可能参加“大聚会”。其实,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唯一正确的解释是:公元1240年的“鼠儿年”,根本没有举行过大聚会。

  公元1235年,窝阔台合汗主持建造了城高池深的哈剌和林城,以其为京都。次年,他又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宫殿——万安宫,在里面居住办公。倘如公元1240年真的有大聚会,其地点也一定在京都哈剌和林城,绝不会在荒凉的草原中。因此,说公元1240年“鼠儿年”是在客鲁莲河的阔迭额阿剌勒地方的朵鲁安孛勒苔合和失勒斤扯克之间的行宫举行,这也是与历史完全背离的。

  综上所述,说《蒙古秘史》成书于公元1240年“鼠儿年”的观点,是错误的。所谓“鼠儿年”,确曾举办过“大聚会”,即召开过“忽邻勒塔”,由蒙古皇族及重臣推举新的合汗,但它不是公元1240年的“鼠儿年”(汉文纪年的“庚子年”),而是公元1228年的“鼠儿年”(汉文纪年的“戊子年”),其目的是为成吉思汗于公元1227年8月18日去世后,大蒙古国没有最高统治者将近一年,必须选举新的合汗。《蒙古秘史》第269节记载:“鼠儿年(1228年),察阿歹(即察合台),巴秃(即拔都)等右翼诸皇子;斡惕赤斤那颜、也古、也松格等左翼诸皇子;拖雷等在内诸皇子、公主、万户,千户等那颜,举行大会于客鲁连河的阔迭额剌勒地方(今之巴彥乌拉干山),遵照成吉思汗遗旨,推举斡歌歹(即窝阔台)为合罕。察阿歹选他兄弟斡歌歹为合罕,并和拖雷二人把护卫成吉思汗金身的宿卫,箭筒士、一千散班、罕父的贴身近侍的一万护卫交付给斡歌歹,依礼把国权也交付给斡歌歹合罕。”策·达木丁苏隆在翻译这段文字时,“鼠儿年”后直接注明(1228年),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这次“大聚会”的主要目的是推举新合汗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补办成吉思汗的一些丧葬事宜。因此,在这次“大聚会”期间,宣告《蒙古秘史》的撰写完毕,也是对成吉思汗亡灵的最大告慰。我认为《蒙古秘史》第282节记载撰写完毕的文字,原来是放置在第269节的,而269节以后的文字,都不属《蒙古秘史》的文字,是记载窝阔台合汗的事迹的,应当另成一篇。

  五、《窝阔台合汗事迹》的作者及撰写时间">

  五、《窝阔台合汗事迹》的作者及撰写时间

  我在阅读和研究《蒙古秘史》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前面的第1节至268节,和后面的269节至281节,无论其内容,还是写作方式,都绝然不同,前面是用文学的手法,描绘成吉思汗轰轰烈烈的一生;后面是用严肃简洁的写史方式,记叙窝阔台合汗执政时期的治国理政事迹。研究《蒙古秘史》的古今中外学者,以前一直没有发现和重视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将这两部分区别开来,尤其是应当将后面的《窝阔台合汗事迹》从《蒙古秘史》中剥离出来,单独进行分析和加以研究。

  就《窝阔台合汗事迹》的内容而言,第269节是讲述窝阔台被兄长察合台、弟弟拖雷和诸皇子、公主推举为合汗的经过,第270节是记叙窝阔台合汗指派以拔都为首的诸皇孙及大将速不台等人,统率大军,西征钦察、阿速、斡鲁速惕(俄罗斯)、孛烈儿(波兰)。至第275节,蒙古大军西征大获胜利,“降服了十一个国家”,窝阔台合汗命令其凯旋东归,第271节、第272节、第273节,记叙窝阔台合汗亲率大军,东征金国,将其击灭,并派置官员加以统治和管理.第278节,记窝阔台汗改进宿卫、箭筒士、散班护卫的值班巡守制度。第279节记叙窝阔台合汗下令执行新税收法令,减轻蒙古百姓的税务负担;命令京城和各地设置仓库,派定司库、司粮等官员,管理财物(金、银、缎匹)武器(弓箭、衣甲、刀剑)和粮食;命令察乃、畏兀儿台二人为司营,统率人夫在缺水的居民区和草原挖掘水井,改善民生;在使臣往来的大道要点设立驿站。第280节,记叙窝阔台合汗在取得兄长察合台,皇侄拔都等皇子、公主及贵族们的同意,在各交通要道的一定地点设立驿站,安排站户和马夫,并颁布驿站编制法令:每驿站设置驿马二十匹,马夫二十名,驿马、汤羊(招待使臣的食羊)、乳马(招待使臣饮用马奶的母马)、挽牛、驮车等都有定数。如果“缺少一条短绳,割去他半片嘴唇,如果缺少车辐,割去他半边鼻子。”最奇怪的是第281节文字:斡歌歹说:“我自从承继父亲的大位以来,我曾做过下列各事:第一,我征服了金国;第二,为了便利使臣来往,设立了驿站;第三,在没有水的地方掘井,使百姓获得丰富的水草;第四,于各城郡设置了知事官、管理官等,使全国百姓平安居住。这是我于罕父逝世后所增做的四件事。又我自坐罕父大位,接受统治万国的大业以来,竟嗜好饮葡萄酒,这是我第一个不对;第二,非礼听信了妇人的话,娶斡惕赤斤叔父所属部众中的女子,这也不对。身为国主,不应当非礼做这样的坏事;第三,不应当暗害朶豁勒忽,这为什么是不对呢?因为他是我罕父跟前的头等战士,我听信谣言把他害了。现在我的跟前,还有谁能赶上他?我把罕父跟前的忠义的人暗害了,我自知错误;第四,为了怕承受天命而生的野兽跑到兄弟们的牧地里去,建筑围墙阻挡,以致兄弟们发出怨言。这也是我一个错误。罕父逝世后,增做了四件事,也做了四件错事。”这是窝阔台合汗执政十二年所作所为的自我总结,很可能是在危难时刻出自脏腑的反省之言。

  尽管《蒙古秘史》的汉字注音本的顾广圻校勘本的标题下分两行标明忙豁仑纽察和脱察安二人的姓名,而且研究《蒙古秘史》的古今中外学者,皆肯定这二人为《蒙古秘史》的撰写者。但是若按我的观点,将《蒙古秘史》分作两部分来研究,则此两人是《蒙古秘史》前面第1节到第268节有关成吉思汗一生内容的撰写者,其写作手法多用蒙古早期民间文学方式,但是后面第269节至281节的《窝阔台合汗事迹》,其写作手法则用严谨简要的中国传统汉式“实录”记史方式,大蒙古国前期(成吉思汗至窝阔台统治的时期),蒙古合罕虽然可以利用一些汉人降将为他们冲锋陷阵,开拓疆土,但却绝对不利用汉族文士帮他们治国理政,因此,可以这样说,撰写《窝阔台合汗事迹》的作者,一定是个汉文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蒙古文士或上层色目如畏兀儿文士。

  一本外国蒙古史著作,为我提供了《窝阔台合汗事迹》作者的信息。《多桑蒙古史》第四章《贵由时代》:“摄政皇后(即窝阔台合汗的妻子秃剌乞纳)开始罢丞相镇海(Tchingca(i|"))职。镇海者,畏兀儿人也。窝阔台汗在位时为丞相,兼记录皇帝之逐日言行,此中国君主起居注职,其起源甚古也。”(见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年5月版本,上册,第263页)根据中国传统,凡是记录皇帝起居注的史官,每年编成一册,成为该皇帝的实录。窝阔台合汗执政时,担任右丞相之职,极受合汗的信任,每日都在合汗身边,提供咨询,记录其言行,准备将来编写《窝阔台合汗实录》。

  镇海,有人说是畏兀儿人,有人说出自蒙古族克烈部,据《元史》卷120《镇海传》,他早年追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屡立大功。曾率契丹、河西(西夏)被俘汉族农民,屯田于阿鲁欢;又与成吉思汗共同进占燕地(今北京市周围),被任为当地断事官,后被成吉思汗擢任为中书右丞相。窝阔台即位后,又随从出征金国,攻克黄河以南的均州、蔡州和弘州等地,并在弘州长期管理汉族和西域织造工匠组成的织造局,因为长期在汉地与汉人接触,他的汉文化功底很深,故而在窝阔台合汗宫廷担任右丞相时,能够参与机密,兼任史官。

  据《元史》卷二《太宗传》:“十二年辛丑春二月,猎于揭揭察之泽,帝有疾。”这场病患很严重,以致他对镇海说了他执政十二年所作所为的自我总结,作了反省,镇海将其记录了下来。不想后来病愈,到这年十一月,因饮酒过度而去世。

  窝阔台逝世后,其妻秃剌乞纳摄政。过去,镇海与秃剌乞纳颇多矛盾,结怨较深,于是,秃剌乞纳准备报复,先罢去镇海中书右丞相之职,然后捉住他加以杀害。“镇海以敏锐的分辨力看出她别有用心,就在他的阴谋实现前,他动身登程,自寻生路,因此急投她的儿子阔端(Koten),他寻求他的庇护。”(波斯历史家志费尼的《世界征服史》上册,第一部,《ⅩⅩⅩⅣ.脱列哥那哈敦(秃剌乞纳皇后)》阔瑞也尽力保护镇海,直到秃剌乞纳皇后去世。

  正因为镇海外逃避难,未能记录窝阔台合汗逝世的起居注,也未能编写他的《实录》,《窝阔台合罕事迹》的记载也戛然而止了。

  综上所述,《蒙古秘史》后面的一部分《窝阔台合汗事迹》,撰写者为镇海,成书于窝阔台合汗执政的第十三年,相当于公元1241年春夏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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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简媜散文

  作者：艾晴 发布时间：2014-04-23 08:13:01

         大学的时候，喜欢到图书馆散文类书柜前漫无目的地查找，看到熟悉的作者或者好听的书名就找出来翻一翻，然后择喜欢的借阅。读到简媜就是因为这么一次缘分。她的名字真美，台湾文人大多喜欢给自己起一些音律好听或是甚为文艺的笔名，比如林清玄、琼瑶、张晓风、吴淡如，又或者简媜。她那本书的名字更美，叫《烟波蓝》。

         借回去看，才发现这是一本用词晦涩的书，绮丽无比而华美繁复的比喻修辞，可以读到作者的精准匠心，却又不是那种简单的卖弄浮夸，那种文化的积淀和底蕴绝不是一朝一夕炼成的。读完《烟波蓝》，脑际常常会飘起一朵蓝色忧郁的云团，茫茫渺渺，笼罩在思绪的上空。

         烟波蓝是怎样一种蓝呢？有人形容它静穆，纯净而又迷茫，轻盈中隐伏着忧郁、颓废乃至死亡魅影，它是一个敏感少女艺术梦的景深和底色。迷蒙的烟，荡漾的波，组合成烟波蓝，这个海天一色的意象，正对应着壮阔的自由和无尽的漂泊，唤醒飞翔和升腾的快意，也难免伴随着阴郁孤寂的冷感，如同作者的自注，“蓝，是难以驾驭的一支色裔，像色彩中的游牧民族，自由隐没于晴空、沙丘、草原、瀚海与深渊之间，在它们身上，既看得到死亡的荫谷，也反映出稚儿无邪的蓝瞳。”

         文字总是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而我尤其喜欢简媜文字里面迷离而庞大的意象，有些艰涩难懂，很多深奥的古语和冷僻的词句时常会打断阅读，但并不妨碍思想在书中所构建的世界里遨游。有时是暗蓝的傍晚的海水拍岸，是冷峻孤独的背影看海看天，听波涛之声；有时是雨后潮湿的台湾七八十年代小渔村，炊烟冷寂，空气里弥漫着灰色的哀愁；有时是山间的庙宇，往来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虔心向佛，檀香缭绕，修一颗淡泊世事的清静佛心；有时是台北午后街头的咖啡馆，都市的压迫感在身边摇晃，而一份游离自我盛在那杯苦涩液体之中；有时思绪飘渺凌驾于虚空，只在古典的文字里畅快浮游，寄情于河山。我置身在书本营造的氛围里，一帧一帧浏览“她”的扉页，穿梭在不同的故事里，旁观着，唏嘘着，感叹着。

         都说文如其人，百度搜到的照片里，50岁的简媜蓄着短发，无框眼镜，素雅的装扮，透着一种旧式文人的清高自持。她的人品亦如文字，清高不做作，安详不冷漠，典雅又充满了智慧。

  后来读她的《只缘身在此山中》，满满一本都是禅意。到这第二本书才算深一步喜欢简媜，开始撇去绮丽考究的咬文嚼字本身，去读到她内心的浩瀚和宁静。一个真正的文人内心都是宁静的，而那种力量正是她透过文字表象向读者传递的东西。

         “未入山门身是客，随云随波随泥沤；甫入山门身是谁？问天问地问乾坤？”“推门。 若有眠，枕的是月。”“人之用情，若能似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当止，倒也是个解铃人。” 书中俯仰即是这样禅意而美好的句子，让人仿佛置身诗一般的境界，去完成自我的审视和追寻。佛经是修身养性，简媜的这本书融入了很多佛学的元素，既是她的修行，也是给我的思索，人的信仰其实是虚无缥缈的形而上，但相较之理性客观和无神论，我更愿意站在虚无这一边，去信仰那份精神世界的存在。

         再后来读她的一本《简媜散文集》，依然是一以贯之的文字风格，只是更多了几分娴熟和豁达。中间隔了两三年，近期才又读到她的书《女儿红》，断断续续才读完，思绪又一次跟着飘飞，这本书里收录了简媜一九九一至九六年间创作结集，每个篇章之间都没有特别的联系，都是短篇幅，似一个个断章，文字介于散文与小说体裁，穿梭今昔各种女性面貌之间，充满追踪和寻觅的意味，写出不同女儿的不同面貌和命运。书里通篇似乎全是别人的故事，又似乎写的就是她自己，迷离与真实之间让人分辨不清。

         忍不住想去了解更多她的文，她的简历，她的生活，她的一切。这个童年在僻静山村长大的女童，这个台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这个得奖丰硕被誉为台湾散文第三代传人的女作家，这个本来标榜终生不婚却突然结婚生子回归正常生活法则的女权主义者，有着很传奇的人生经历，让人钦羡，又让人好奇。

         我欣赏简媜的清词丽句，她擅用古典文字和佛经典故，创造绮丽的意向，文字里浸润着孤独、柔软、宽容的胸怀。我所钟爱的女性作家当中，她变成了其中一员。在我看来，女性作家的视角永远那样的细腻真挚感性，但是每一个，又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自成一派。

  台湾的女作家里面，十几岁的时候读过琼瑶，但真正喜欢的却是席慕容的诗，写的都是娟秀的少女心事；年少最爱三毛的洒脱与不羁，伴着她的文字万水千山走遍；后来读龙应台，佩服这个文艺女战士的侠气傲骨；而现在读简媜，感受到的又是一种林间风静般的淡然气魄。

         看到豆瓣上有一句短评说得很贴切：“读简媜散文，如看一路山水，如闻满街市声，如参悟一路禅意，还可兼想一路心事。”这大概就是读完简媜第四本书之后，我内心的写照，感谢你带给我此刻的烟波蓝一般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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