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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故，动物，贫乏复杂人群背后的原理

  作者：思维的翅膀 发布时间：2020-02-03 16:57:39

  我的第四个建议就是重新修订《精神病的诊断与统计手册》。其中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至少有两种新近被确诊的精神疾病需要认真考虑列入这本手册中，

  一种就是我说的“邪恶”，恶，可以定义为：为了维护病态的自我， 不择手段去毁灭别人的自我。 从乔治的身上，我们看到有两股力量都试图控制他：一股是善的力量，一股是恶的力量。他在这两股力量之间奋力挣扎，载沉载浮。实际上，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它们彼此都想争夺人的灵魂。 爱因斯坦曾写信给弗洛伊德，讨论自己对邪恶的看法，他在信中写道：“每个人都有憎恨和摧毁的需求。”对此，弗洛伊德表示他完全赞同爱因斯坦的见解，并补充道：“人类有两大本能——一是生存和发展的本能，二是摧毁和杀戮的本能。”弗洛伊德所说的生存和发展的本能，就是善；而摧毁和杀戮的本能则是恶。善与恶在人们的心中常常会发生战斗。不过，在这场激烈的争夺战中，人并非一无是处，任人摆布，人完全可以拥有自由意志，自主做出选择。就拿乔治来说，虽然他的强迫症会让他身不由己，逼迫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只要他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就可以摆脱恶魔的控制，释放出天使的力量，获得心灵的自由。魔鬼在人的心中，人可以把它释放出来，也可以让它销声匿迹。关键取决于我们敢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承受自己应该承受的痛苦。乔治试图逃避自己的痛苦，结果便唤醒了心中的魔鬼，他不仅与魔鬼签订了协议，甚至还不惜拿儿子的生命当赌注。也许，你也会像乔治最初认为的那样，这些想法只存在于心中，并没有付诸行动，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邪恶。但问题是，这些想法会扭曲人的心灵，扭曲的心灵就像一面凹凸镜，人从中既看不到真实的自己，也看不清外面的世界，最终导致道德沦丧，生命被扭曲，只能在一条邪道上狂奔。所以，善与恶，存在于人的内心。《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说：“掌握世界所有事情的兴衰，并不是你我分内的事情，但是从整理内心开始，连根拔起一切恶念，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关于“邪恶”一词，我儿子有一个惊奇的发现。记得儿子8岁时，一天，他天真而惊奇地对我说：“哇塞！爸爸，‘邪恶’这个词——evil，倒过来拼，就是‘生命’——live。” 一个8岁的孩童，从他的视角一语道破了邪恶的本质。的确如此，邪恶就是把生命颠倒过来，它是生命的对立面。 生命欣欣向荣，洋溢着勃勃生机，邪恶则是要剥夺生命的这种活力。所以，“恶”与“扼杀”息息相关，它试图把生命拖入死寂的状态，这种死寂状态就是我在《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中所说的“熵”的状态。我们知道，生命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依照我们对宇宙的认识，生命本来不可能出现。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能量会自然地从有序状态流向混乱状态，从分化状态流向均一状态。换句话说，宇宙的秩序处于持续不断的崩解之中。经过数十亿年时间，整个宇宙会完全分解，其秩序降至最低点，成为没有任何形状和结构、不再发生分化的死寂状态。这种没有秩序、不再发生分化的状态，我们称之为“熵”。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宇宙通往死寂状态的过程中，生命却与之截然相反，她的方向则是通往有序，充满活力。所以，生命就像死寂沙漠中的一片绿洲，顽强地抗拒着“熵”的力量。 如果说生命是沙漠中的绿洲，那么，“恶”就是绿洲旁的那些沙丘，它们伺机想要抹杀掉生命的这点绿意。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扼杀”，并不仅仅指杀死生命，更包括禁锢生命的活力，并由此导致心灵的沦丧。一切限制和扼杀生命特征的心理和行为都是“恶”的表现。这些生命特征包括人的感知和感觉、思想和行动、成长和意愿等。比如，某些人对他人拥有强烈的控制欲，试图剥夺他人成长的意愿，增强别人的依赖感，消弱别人的创造力，拼命把别人改变成温顺听话的机器，这种抹杀了别人人性的心理和行为就是“恶”。与此同时，善则是恶的反面，善助长生命的活力，鼓励生命的多姿多彩，以及“人”独一无二的特性。关于善与恶，弗洛姆用了两个十分专业的心理学词汇：一个是“眷恋生命的人”（biophilic person）；一个是“恋尸癖”（necrophilia）。所谓善，就是从本质上热爱生命，对一切充满生命力的事物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这种人拥有正常人具有的情感和意愿，能够努力去获取丰富的人生体验，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发出自己的光，但不会吹熄别人的灯。所谓恶，就是对死的东西极度感兴趣。具有“恋尸癖”的人被所有没有生气和死的东西所吸引和狂迷，诸如，死尸、腐物、粪便和污垢。他们对此类事物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不管是喜欢还是讨厌，都会被它诱惑，不由自主地注意它，并对其作出反应。这些人发不出生命之光，却会去吹熄别人的灯。我也曾经问一位女士：“什么样的人是邪恶之人？”她想了一会儿，回答道：“也许是那些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人！”没错，为了逃避痛苦，这些人选择了不遗余力，选择了谎言和欺骗；为了谎言，他们扭曲了心灵；由于心灵的扭曲，这些人无法真实地面对自己，他们为了逃避负罪感和良心的谴责，只会把一切责任和痛苦归咎于别人，甚至不惜拿别人当替罪羊。换一句话说，这些人为了逃避良心谴责所带来的痛苦，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他们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也不管别人的死活，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怎样才能逃避痛苦。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穷凶极恶的罪犯，有的是因为精神疾病而犯罪，有的是因为仇视社会而犯罪。这些人有一个共性：良心泯灭，毫无罪恶感。他们犯了罪，却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也不会遭受良心的谴责，这些人是一群“道德白痴”，是人渣。正是由于他们没有罪恶感，所以什么坏事恶事都能干得出来。有的甚至还能从干坏事的过程中体会到一种快乐的刺激，其心理特征，就如同“恋尸癖”能从死尸中感受到快乐一样。所以，他们是罪大恶极的人。不过，虽然这些人很是凶残，但是他们邪恶的本性却十分明显，很容易被发现，一般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监狱和精神病医院就是他们最后的归宿。逃避罪恶感的目的，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善，掩饰不善，就是伪善。伪善的人道貌岸然，特别在乎自己的外表和形象，他们会竭尽全力维护自己完美的表象，不遗余力保持道德完美的假面具。他们十分担心自己的道德形象，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对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极为熟悉，高度敏感。但不管怎样掩饰，也无法抹杀他们内心阴暗的事情，他们的善良是“装”出来的，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虚伪、欺骗和谎言，这就难怪他们会给人一种迷惑的感觉了。伪装的善是最可怕的恶，其邪恶就像隐藏在美丽花丛中的响尾蛇，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有一位女性在描述自己碰到邪恶之人时，这样说道：“每次碰到邪恶之人，我都会莫名其妙感到迷惑，仿佛瞬间便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内心极不舒服，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只想尽快逃避。” 如果说穷凶极恶的人多在监狱和精神病院，那么，伪善的恶人则更多地隐藏在我们的身边。而且越是需要善的地方，伪善的恶人就越多。比如，教堂和各种慈善机构，常常就隐藏着很多伪善的面孔。又比如，许多父母常常打着爱的旗帜，实际上则是在控制和操纵孩子，他们不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漠视孩子的心理需求，甚至还扼杀孩子生命的活力。

  另一种就是“谎言”。我站起身来，走到窗边，窗外一片漆黑。伫立了一分钟之后，我想，是时候了。于是我转过身来，注视着乔治，说：“好了，乔治，有些话我必须要对你说，希望你能够仔细地听好。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字字珠玑，针针见血，十分重要。” 我回到座位上，眼睛一直注视着他，继续说道：“乔治，你有一个人格上的缺陷，这也是你最根本的一个弱点。它是你所处的全部困境的根源，是导致你产生心理病症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今，它又促使你与魔鬼签订了罪恶的契约，甚至还成为你为那份契约辩解的理由。” “乔治，我基本可以肯定，你其实是一个懦夫。”我继续说着，“你每次遇到问题和痛苦，都不敢去正视，只知道用谎言来欺骗自己；你不愿采取行动，甚至连想都不愿去想，只会选择逃避。当你感觉自己几天之内就会死时，你逃避；当你面临不幸的婚姻时，你逃避。然而，这些事情并不是你想逃避就能逃避得掉的，它们会以病症、妄想和强迫行为的方式来纠缠你、折磨你。你一心希望心理医生帮助你摆脱那些纠缠你的妄念，但是却不明白，你自己必须敢于直面自己的问题和痛苦，不能逃避也无法逃避。我之所以在你折回现场这件事上不给你建议，就是要让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问题，必须自己解决，任何人都无法包办代替，你不解决问题，你就会终日为问题所困扰。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痛苦，戳穿意识中的谎言，只有这样，我们的心灵才能成长，心智才能成熟。但是，你却没有勇气去戳穿心中的谎言，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和痛苦，一直都在逃避。开始，你依赖心理医生，希望他能代替你做决定；接着你甚至与魔鬼签订协议，企图把自己的问题和痛苦交给魔鬼。你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想方设法逃避问题和痛苦，而不是勇敢地去面对。“你为自己辩解，说那份与魔鬼的契约是在被迫的情形下签订的，没有任何效力，可以不算数。这一点，我没异议。然而，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会与魔鬼签订这份契约，而不是勇敢地面对自己，尽你所能甩掉身上的所有痛苦？如果说，魔鬼确实潜伏在人类的身旁，专门搜集那些被出卖的灵魂，我敢肯定，它一定会专从那些懦夫的身上下手。因为这些人不敢戳穿心中的谎言，他们身不由己，一心想把自己的问题和痛苦交给别人。这些人的行为正好为魔鬼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所以，你的问题不在于受到逼迫，而在于你敢不敢不说谎、不逃避。一旦你敢于拒绝谎言，不再逃避，你就一定会在承受心灵痛苦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心智，挣脱妄念的束缚。这就像蚕蛹一样，历经破茧的痛苦之后，蚕蛹便会幻化成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美丽迷人。但是很遗憾，你一直在选择谎言和逃避，你不敢正视，你一遇到问题和痛苦，就丢盔弃甲，背叛投降。你虽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必须要说，这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你以谎言和逃避来应对问题，你的应变之道倒真是轻巧！但是，你却忘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逃避痛苦，人选择了谎言；为了谎言，人扭曲了心灵！乔治，你的心灵正在被扭曲。 “用玩世不恭来形容你，再恰当不过了。你喜欢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但我不知道，你怎么能轻松得起来。乔治，你总是试图寻找轻松和毫不痛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一旦面对‘正确’与‘轻松’二选一的抉择时，你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即便是出卖灵魂，牺牲你至爱的儿子，你也在所不惜。 “之前我说过，很庆幸，你产生了罪恶感。因为，如果你对自己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产生罪恶感的话，这就说明你已经完完全全成了一个魔鬼似的撒谎者，我便无法再帮助你了。这么久以来，你已经知道了，心理治疗不可能马虎过关，更不能欺骗自己，它不是一条帮你逃避问题的途径，而是一个寻根探究、正视痛苦的过程，纵使你有百般痛苦、万般无奈，你都必须咬着牙挺过去。如果你愿意尝试去正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诸如父亲的虐待、惨淡的婚姻、可怕的死亡、自我的懦弱，那我还愿意继续帮助你，因为我有信心获得成功；但如果你只是一味地想寻求捷径，暂时舒缓痛苦，那我真的很抱歉，我无能为力，因为我不敢奢望心理治疗对你会有任何帮助。”那个晚上，是乔治接受诊疗以来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到了星期一，他的病症又完全发作了起来。然而，不同的是，他不再央求我阻止他回到现场，他也慢慢地愿意正视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存在于他和太太之间的鸿沟。到后来，他甚至能在我的协助下，请他的太太前来就诊。我把他的太太引荐给了另外一名心理医生，效果很明显。他们的婚姻生活开始重现生机。 克劳迪娅加入诊疗后，我便把重心放在了乔治的负面情绪上——焦虑、易怒、失落，尤其是悲伤。乔治也能察觉出自己的多愁善感，每当面对季节的更替、子女的成长、世事的无常时，他都会感受到自己的脆弱和悲伤。渐渐地，乔治玩世不恭的味道越来越少，忍受痛苦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虽然他还会感叹黄昏时的落暮，但他不会再为此焦虑不安。他的妄想强迫症也不如几个月前那么频繁地发作，第二年年底，他的那些病症就彻底消除了。两年之后，他结束了心理治疗。虽不能说他已经成了绝对的强者，但相较以往，他绝对是胜者。 对于乔治来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逃避问题，一旦解决了逃避问题的问题，其他问题才会迎刃而解。乔治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直面问题和痛苦，我们才能最终获得解脱；只有勇敢揭穿谎言，我们才能生活在真实的自我当中。如果我们选择了逃避和谎言，就将在无边的苦海中沉浮、挣扎，永远承受心理疾病的折磨。

  我注意到，最近已经有一个人开始从事我所说的工作，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就精神病诊断学分类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质疑，这些问题被他戏称为精神病学“致命的人格失调”。我相信，这篇论文将会引起关注，其观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我觉得应该认真考虑为精神病诊断建立一个精神坐标，据此我们可以尽可能接近并了解病人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将有助于我们做出准确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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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耶鲁大学教授：拼爹与推娃的社会经济学丨文化客厅

  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 发布时间：2019-06-24 18:04:12

  

  “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的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才可以不打报告……”西方畅销育儿指南中的名言，如今也成为了不少中国孩子的心声。婴儿床、学区房、升级考、兴趣班……伴随着这场从出生就开始的育儿竞赛，“虎妈猫爸”也越来越流行。是什么造成了“虎妈”、“直升机父母”现象的盛行？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育儿方式又有什么差异？

  6月15日，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建投书局共同主办了“全球养娃经济学”的讲座活动，邀请了耶鲁大学国际和发展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宋铮以及亲子教育品牌“常青藤爸爸”创始人黄任，共同探讨了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父母的育儿方式，以及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而言，什么才是最好的育儿方式。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与传统的解释不同，耶鲁大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育儿方式背后的经济因素。在今年出版的新书《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中，齐利博蒂通过研究全球各国在历史不同阶段的育儿模式演变，发现如今的育儿方式越来越趋于密集，育儿差距也越来越大。

  在20世纪70年代，低学历和高学历的美国父母照顾孩子用的时间大致相同。如今，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超过每周3小时，高学历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一起抚育孩子，他们的教养方式也更有利于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或提升阶层。

  

  自1975年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父母在育儿上花费的时间在不断增长。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不同国家之间的育儿方式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为什么中美多是“虎妈猫爸”，而北欧则是“佛系养娃”？传统视角分析不同地区和国家背后的文化差异，比如不同的宗教观念、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等等。另外一些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进行解释，比如家庭的规模正在逐渐缩小。

  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固然重要，但耶鲁大学教授齐利博蒂认为也需要考察经济因素的影响。在齐利博蒂看来，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包括：其一，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在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率比较低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而在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率比较高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热衷于“推娃”，并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和黄任接受采访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宋铮曾是齐利博蒂的学生，他提及了自己在香港的育儿经历。他的孩子在香港的国际学校上学，来自欧洲的老师就曾这样教导孩子：“你的父母这么努力工作才把你送到这里，你为什么还要怎么调皮？”宋铮用这个诙谐的例子指出，欧洲老师和中国老师采用相同的教育方式，可见影响育儿观的不是文化背景的区别，而是收入差距、教育回报率等经济激励。

  此外，“推娃热”的背后也存在着很多误区，宋铮也提到，很多家长听闻80%的大脑能力在孩子3岁之前就已形成，于是拼命地给幼龄孩童灌输知识。这些都是焦虑情绪误导的错误做法。

  齐利博蒂的研究表明，“虎妈式”教育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奏效。但亲子教育品牌“常青藤爸爸”创始人黄任也提醒家长，“推娃”有用，但一定要注重“推娃”的方式。正如齐利博蒂所说，传统社会中的专断型家长会以命令的方式规训子女，而现代社会更普遍的权威型家长懂得运用技巧和理性，以说服的方式激励孩子迈向成功。

  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齐利博蒂在2007年就到访过中国，之后在中国频繁参与学术活动，中国经济增长也是他的一个研究课题。

  在访谈中，齐利博蒂解释了“虎妈”盛行和经济趋势的相关性，同时比较了不同国家育儿观的异同。对于中国育儿观，齐利博蒂认为中国家长并不是专断型父母。相比起让孩子听话，中国家长更看重教育孩子努力工作。他也肯定了中国高考制度的价值，但未来社会更需要有创造性的人才，这应当成为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

  

  Love、Money and Parenting（《爱、金钱和孩子》）作者：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马赛厄斯·德普克 版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9年2月

  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造就了“虎妈”的盛行

  新京报：当我们谈论养育方式的差异时，很少有人会想起经济学。你和你的合作伙伴为什么想用经济学来解释育儿现象？经济学中常常有“理性人”的假设。育儿问题可以看作是有目标的理性行为吗？

  齐利博蒂：

  当我们用经济学来解释问题时，我们一般假设人们都有想要达成的目标。经济学大多数时候在解释，比方说，工厂怎么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但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父母。对父母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钱。我们假设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他们的目标是让孩子开心。在这种情况中，金钱则是父母实现这个目标的限制。重点在于，想获得一个快乐的孩子有不同的方式，因为人生很漫长，不同人根据自己的期望，来选择把精力投入在童年教育，还是在年纪稍长以后。

  新京报：《爱、金钱和孩子》当中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却是从作者的个人经历开始谈起的。个人经验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帮助？

  齐利博蒂：

  这本书既包含了数据样本，也容纳了个人体验。仅凭个人体验是无法充分论证观点的，因为社会经验因人而异。数据样本覆盖了多数群体，但它的问题在于数据样本有时候是浮于表面的，我们很难通过数据了解个体的具体情况。同时，使用两种资料，让我的研究兼备了深度和广度。而且，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在大体上是一致的。有些时候，人们会批评经济学家只会盯着死板的数据，这里我做了不同的尝试。

  新京报：虽然你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但我听闻你对中国很熟悉，每年都会来中国两三次。同时，你也在欧洲多个国家居住过。在家长的育儿观上，中国和欧洲的最大差异是什么？

  齐利博蒂：

  是的，我有一个20岁的女儿，她出生于瑞典。我们一家在瑞典、英国、瑞士居住过。另外，我是意大利裔，我的夫人来自于西班牙，所以我们也和其他欧洲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来过中国很多次，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我的研究课题之一。由于这个原因，我也和不少中国父母打过交道。

  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家长，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双方在教育上付出的努力。特别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中国父母就在考虑住在哪里，送孩子去哪所学校，等等。我在这当中看到了中国父母付出的巨大努力，但也感受到了家长们的焦虑情绪。

  相比而言，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家庭教育更加放松，父母想让孩子拥有更快乐的童年。在这里，我想要澄清一点，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讨论中国家长是不是好父母。我们相信全天下的父母都爱孩子，而生活的环境不同导致了两者间的差异。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耶鲁大学国际和发展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

  新京报：“虎妈”和“直升机父母”在育儿方式上有哪些特点？

  齐利博蒂：

  “直升机父母”和“虎妈”都是当下流行的话题，但两者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直升机父母”时刻想要关注和影响孩子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虎妈”则是那些非常用力“推娃”的母亲。我们的研究把这两者都归类为密集型（intensive）的育儿方式。

  此外，我们也研究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育儿方式的演变过程，区分了三种历史上的形态：专断型父母、权威型父母和放任型父母。密集型的育儿方式更接近于权威型父母，这类家长在“推娃”时采用理性的说服方式，而不是强制的命令口吻。权威型父母属于曾经的一代，而密集型的育儿方式拥有当代特有的属性。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为了让孩子在学校获得更好的成绩，当下的家长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美国，权威型父母（Authoritative）的孩子相比另外几种类型的育儿方式进入大学的几率更高。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如今“虎妈”盛行，部分上归咎于全球贫富分化现象的加剧。育儿观念为什么和经济走势有关系？你能向读者解释一下吗？

  齐利博蒂：

  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西欧和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指标是比较低的。实际上，那时候可能是经济发展最平等的年代。那时的父母大多采取放任型的育儿方式。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母不太管孩子在做什么事。我小的时候经常闲逛一下午，晚饭时再出现在餐桌前。父母会了解我在学校的成绩，但并不要求我必须是班上最好的学生，这在那个年代很常见。

  等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数据中观察到父母的育儿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父母愿意在孩子身上花更多的时间。同时，在这个时期，全球经济上的不平等开始加剧。比如，当时美国、英国的经济仍在增长，荷兰、西班牙等国的经济则开始停滞了。随着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剧，越来越多的“虎妈”也开始出现。这是我们观察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当然，这两者的相关性也可能只是巧合，为了得出更准确的推断，我们接着考察了这一现象在不同国家间的差异。

  

  自1980年以后，全球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不断加剧。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日本育儿观更接近北欧，美国父母也在“推娃”

  新京报：不同国家之间的育儿观念的确有很大的差异。你刚才举的例子都是西方国家，你认为这样的假设是否同样适应于中国呢？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经济也没有如今这么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一代的父母也属于你所说的放任型父母吗？

  齐利博蒂：

  让我先澄清一点，然后我们再回到中国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认为，专断型父母是比较传统的育儿方式，比如我的祖父母就对自己的孩子很严厉。等到上世纪60、70年代，很多西方家庭开始偏向于自由放任的育儿方式。而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之中，历史的环境是大不相同的，这里我们暂且不论。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全球的标准，如今中国的大多数家长也不能被归类为专断型父母。专断型父母追求的首要价值是孩子的顺从（obedience），而中国父母更喜欢认真工作（hard work）的孩子。

  在研究80、90年代的育儿方式时，我们没有很多中国方面的数据。但我和不少同龄的中国朋友交谈过这样的问题，我的确发现，新一代父母确实在孩子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这种印象是同其他国家的观察相一致的。而且这种变化在于，新一代父母并不想成为专断型的家长，他们正在通过微妙的方式激励孩子努力学习以获得成功。

  新京报：如今很多年轻一代的中国家长接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愿意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理念。我想，这也是很多父母对你这本书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你怎么看待这些向西方“取经”的中国父母？

  齐利博蒂：

  中国父母真的很在意孩子的教育，同时这也带来了很多的焦虑和压力。当然，这样的用心是毋庸置疑的。家长们也在问，我们能从别人那里学到什么吗？

  我觉得，我们未必能从其他国家的教育经验中学到很多，但可以尝试去理解不同人的想法。我不认为西方国家的父母比中国父母更好，他们只是根据自身的环境作出选择。

  其实，美国父母也很热衷于“推娃”，也许不是表现在考试成绩方面，但他们很注重孩子参与课外活动，因为这和升学密切相关。在中国，你的孩子想进入北大、清华或复旦，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考试。在美国，SAT考得高分只是第一步（部分原因是SAT本身很简单），他们还看重孩子在课外活动方面的表现。这就会出现所谓“虚假性格”的情况。我本人很喜欢社交，但我不会刻意地让我的女儿也这么做，我觉得这可能会冒犯到她。

  新京报：从经济学的角度，金钱、时间、回报等经济因素决定了不同的育儿方式。但是，你们在研究中有没有考虑过文化差异对育儿方式的影响呢？

  齐利博蒂：

  我们注意到了不同文化对育儿方式的影响，比方说中国的儒家传统和西方的基督教传统显然会对教育观念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我们的研究发现，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父母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这个假设即使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中也是成立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和中国。

  此外，根据全球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父母在育儿问题上最看重的几个价值是顺从（obedience）、努力工作（hard work）、想象力（imagination）和独立性（independence）。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中国的育儿观念和美国、土耳其很接近，和英国也有相似之处。但很明显的是，中国和这几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大相径庭。

  我曾以为中国家庭的育儿观和日本差不多，因为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日本家庭大多是放任型的父母，他们更看重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独立性。在育儿理念上，日本反而和欧洲更相近。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和中国的一大不同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中国相比，日本的基尼指数很低，收入差距不是很大。我想，这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本土和美国亚裔在育儿观上的差异。这种判断并不是绝对的，但我们觉得经济还是很重要的因素。

  

  齐利博蒂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育儿观更接近于美国、土耳其和英国。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在AI主导的未来，育儿竞赛会愈演激烈

  新京报：中国有古训“棍棒底下出孝子”，西方也有类似的谚语（Sparetherod, spoil the child）。为什么专断型父母已经成为了历史，不再受到现代家庭的欢迎？

  齐利博蒂：

  专断型父母的特征是，父母想要对孩子实现完全的掌控。父母不会想办法激励孩子自主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或是诉诸理性，说服孩子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而拼搏于当下。专断型父母仅仅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是不允许的。

  专断型的育儿模式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首先，父母和孩子之间需要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比较容易办到，很多孩子就在父亲的农场中工作。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打破了这种平衡，比如很多孩子上大学后，就和家庭离得比较远了。

  其次，这还要取决于，父母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孩子设定人生的方向和道路。在传统社会中，“子承父业”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那时候没有很多学校帮助孩子发掘自己的天赋。在传统社会中，放弃接管父亲的农场常被看作是非常冒险的行为。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父母直接告诉孩子做什么是非常自然的事。

  我的父亲曾在国家电视台担任技术人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但等到电视台开始使用卫星技术后，我的父亲就被淘汰了。他的职业技能对我毫无帮助，我不可能继承他的事业。科技发展对社会的改变如此迅速，像社交媒体这样的新事物，我的上一辈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过。

  我觉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分工。在传统社会中，男性在外打工，养育孩子的责任全部在女性身上。以前很多体力活如今转变为了脑力工作。男性在力量上更有优势，但全球数据显示，女孩子在学校的表现通常比男孩子好一点。这也造成了教育理念上的性别歧视，比如我的母亲就喜欢念书，但她的父母认为女孩子读书是毫无意义的。

  新京报：说到育儿上的性别歧视，中国一些地区的农村家庭还是有很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你在书中也提到了计划生育政策对育儿带来的压力。

  齐利博蒂：

  是的，这些过时的理念往往还存留在偏远地区和农村。但我觉得未来的育儿观在性别上的歧视会越来越小。技术的进步让更多的女性得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等到职场上的性别歧视逐渐缩小，我觉得大多数家庭也不会刻意挑选男孩来养育。

  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发现，上世纪60年代家用电器的出现改善了性别平等，因为家用电器大幅减轻了女性的家务压力，女性有时间出门工作。所以说，技术的进步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对待性别的观念。

  新京报：对热衷于“推娃”的中国“虎妈”，你有什么建议吗？

  齐利博蒂：

  这种现象正在发生，但我认为，家长们的确可以使用各种方式的“软技巧”（soft skill）来激励孩子获得成功。年轻一代的父母很擅长这些技巧，他们自己就是这么被教育长大的。对于年纪很小的孩子，讲道理可能不管用，有时只能用威吓的方式。但在“推娃”的过程中和孩子保持愉快的关系还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家长们也应该留一点空间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当孩子每天做十五六小时的功课时，这就完全不可能做到了。我会花时间思考孩子喜欢做什么，指引她看喜欢看的书之类，这些跟学校成绩完全无关。

  新京报：根据你的观察，未来的育儿模式会发生明显的转向吗？还是说，经济趋势会进一步地扩大不同背景之间的育儿差异，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齐利博蒂：

  我觉得是后者。一个原因在于，技术的发展对人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方说，人工智能的大规模生产将会严重地冲击就业市场。在未来，机器自动化将大范围地取代低技能的工作岗位，比如餐厅的服务员。你要想获得一份收入不错的职业，就必须拥有更好的教育背景。

  另一个问题是，教育制度和机构如何参与并改变这样的趋势？未来的社会更加强调独立性和创新能力。中国在一些方面的原创能力有目共睹，但在别的领域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当前中国教育体系的问题在于它创造了太多的同质性。高考测试的是人们的一些核心能力，中国学生非常非常了解这些内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都要了解得多，但是他们为此也付出了代价。

  我认识不少中国学生，我最好的学生当中也有中国学生。中国学生特别擅长数学，这是其他地区的学生远远比不上的。但中国学生不擅长提出想法，而我女儿的学校从小就要求她们起草各种活动的方案。如何培养更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应该是未来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编辑：李妍；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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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贡森林，你是士兵的坟墓…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21-08-12 21:05:31

  已经三天了，还是没有从伙伴进行曲中缓过劲来。像是在一场漫长的干旱里，吹着夜风喝德国啤酒，看被烈日炙烤到枯萎的草叶上，凝结出成片晶莹的美梦。然而烈日又重升起，草叶留不住露珠，年青的人留不住梦想、爱人和生命。这本书和《西线无战事》描述的正是同一代人：即使他们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却还是被毁灭了。

  或许有的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它让读者分不清真实与虚构，打开书本就跃入另一重隐秘世界。而此书构建的世界是梦幻而悲伤的。我仍然清楚的记得，在列车上突然看到伙伴之一遭遇不测时，刹那间掠过一种惊异，一种沉重的触动，一种从来没有泄露过的一切——勇敢、苦痛、对生命的渴望和对命定要死去的隐秘的忧伤。

  如果可以，希望这个故事就定格在它开始时的样子：“我”在三伙伴一起开的汽车修理厂迎来了三十岁的第一个早晨，而两个好朋友带着送给“我”的朗姆酒走进门，大声吼道：“罗比，你这团肥肉，站起来！把脚跟靠拢！你的长官们要跟你说话！”

  喜欢雷马克的朋友，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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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之形

  作者：up-er 发布时间：2018-09-03 23:18:56

  不知道是不是同为纪录片人的身份，让我在阅读时产生了更多的代入感。放下书，主角在棒球馆用手机把写着”我想你“的短信发送给响子的场景仍然在我脑海里萦绕。最后结尾情绪的爆发让这短短三个字都像是有了声音，像是大雨淋漓里的欣喜若狂情绪宣泄，内心的汹涌终于从已经湿透的身体喷薄而出，比大雨更加豪情万丈。

  小说的线索是声音，不论是主角的工作还是生活，都是寻找声音，倾听声音。

  主角的工作是寻找恐怖分子活动背后的真相，跨国和线人联系。他要做的就是从冗长的对话里面发现政变真相的蛛丝马脚，总结整理成一部让人震惊的纪录片。语言的冗长，欺骗，虚伪，情感的过剩让主角几乎差点无法平衡自己的节奏。真相的声音在工作中是主角所追寻，却是需要分辨。

  生活中，他却又是只能自言自语，温柔抑制地和响子用书信交流。直白却苦于表达的情感，在无语中是汹涌却无处宣泄。选择去相信那个人，却又时时刻刻地害怕无声带来的不确定感、爱意的回音在生活中。是需要小心翼翼倾听，却又无处安放，诚惶诚恐。

  我喜欢你，这句话多简单。让人觉得勉强的只有里面那份不确定的感情。不确定，谨慎的爱情让读者压抑，直到结尾才终于长于一口气。在读者从这种敏感的状态中释放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发觉到：

  爱情一直都是一颗爆弹，在情感宣泄的那一瞬间才爆炸，火光中的自己一点也不剩下了，消亡的自己只期盼着瞬间的光影照亮另外一个人，而自己早已比尘埃还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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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花宝典与回形针

  作者：乡村土狼 发布时间：2015-11-23 21:41:14

  葵花宝典与回形针

  《葵花宝典》中的绝世武功令武林中人趋之若鹜，原因就是习得《葵花宝典》中的一招两式，便可以在武林中称雄称霸，得无上荣光；因此东方不败练成武功后的阴阳怪气，岳不群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伪君子做法，甚至是林平之从富二代暖男到冷面杀手的转变，都是人性贪婪的赤裸裸表现。国如小人，不能免俗；在《回形针行动》中，纳粹德国的科学家及技术成为了“葵花宝典”，美国、苏联和其他染指“葵花宝典”的国家上演着东方不败、岳不群和林平之等人的故事；故事的情节基本上和金庸先生笔下的《笑傲江湖》一致。不同的是，“葵花宝典”如今已经失传，但“回形针行动”中的科技、化学、生物、医药等技术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世界，有的在造福着我们，有的在摧残着我们，有的在将来的某一天就会残杀我们。

  知识不是力量，使用知识才是力量。科学本是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它们代表知识的实用性。科学家们本是一群纯粹为了科学而献身的团体，他们在正义的旗帜下工作，便可为人类文明提供极大的动力；但如果科学家们被无视道德的恶魔利用，他们将成为恶魔的鹰犬和文明的公敌。纳粹德国将工业、战争和种族屠杀合为一体，并利用激进的科学家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工具，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制造了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惨案。按照常理说，当战争结束以后，这些纳粹科学家应该被宣判，毒气、人体实验等应被禁止。出于控制德国、竞争苏联等贪婪的目的，击败法西斯的核心力量、西方民主标杆的美国却成了无视道德的恶魔庇护所，它们启动了回形针行动，将大部分纳粹科学家纳至麾下，为其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历史一直在重复着成王败寇的法则，社会的竞争也简单地上演着利来益往的情节。人性的矛盾与纠结，其实就是纷繁奢华的世界、变化莫测的时局之最后归因。对于未来的社会规则，诸如此类的吊诡值得我们去思考。例如，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永存的？是人们探寻真相的渴望，还是人们对“虚假、丑恶和可疑的谎言”以及“对历史的可怕扭曲”做出的种种反抗？即使有人对某个国家或民族作出了贡献，对于他昔日犯下的罪行，能否一笔勾销？

  纳粹德国动员对科学技术的利用、对科学家的动员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但如何保证他们利用与动员的正当性？美国的回形针行动避开了世界的眼光，对于纳粹科技的采纳让他们在二战后与苏联争霸中抢得优势，但是谁能代表世界去找美国讨个说法？无数次的追问，也许只能让我们更加逼近事实的真相，但对于改变事实造成的现实无能为力，这又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追问意义何在）。

  还记得疯子说的话么，他说：“世道要变了。”

  201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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