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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景点分布

  作者：秦瑟读书 发布时间：2024-05-11 00:13:57

  回顾起来，广东是我涉足的第17个省级行政区，第一次去是2019年，那次匆匆忙忙，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来香港工作后，对广东了解的多了一些，比如知道了广东文化包括广府、潮汕和客家三种文化，知道了广东有21个地级市等等。而且路过深圳和去深圳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看了这本书以后，对广东的自然景观、人文景点、革命遗迹、风土人情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多到广东各地市走走。我将书中重点介绍的景点和风俗分布的地级市做了归类，发现广州最多，有18个，其次是佛山，有的地级市一个都没有，比如深圳、珠海、汕头等。具体如下：

  广州市

  ：白云山、西汉南越王墓、南汉二陵、光孝寺、六榕寺、陈家祠、莲花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州大元帅府旧址、中山纪念堂、黄埔军校旧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钱岗古村、余荫山房、宝墨园、越秀公园、广州牙雕、广州饮茶。

  佛山市

  ：西樵山、南风古灶、西樵镇、逢简、大旗头古村、清晖园、梁园。

  韶关市

  ：丹霞山、南华寺。

  河源市

  ：苏家围。

  惠州市

  ：罗浮山、西湖、大亚湾、秋长镇。

  汕尾市

  ：海丰红宫、红场旧址。

  东莞市：

  虎门销烟池遗址、可园。

  中山市

  ：孙中山故居。

  江门市

  ：开平碉楼、赤坎。

  湛江市

  ：湖光岩、徐闻珊瑚礁、雷州珍稀海洋生物保护区。

  肇庆市：

  星湖风景名胜区（包括七星岩和鼎湖山）、端砚。

  清远市

  ：英石。

  潮州市：

  开元寺。

  揭阳市

  ：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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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孔明：我愿长眠定军山，遥望异国巴丘水

  作者：梅花牛 发布时间：2008-07-14 22:50:09

  作为孔明，他一直比较喜欢故弄玄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位信仰神秘主义的前辈。我从小就知道孔明，觉得他跟诸葛亮都是我国历史名人，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被同桌女生教训，她告诉我，孔明也姓诸，叫诸孔明，跟诸葛亮是亲戚。我很欣慰，这两个名人终于可以扯上关系了。可是仅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就意外地知道真相了。丫骗了我。所以我一直喊她丫头片子。

  　　

  　　年幼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孔明是个老者。我觉得这可能与我当时看的一张画相有关。当年姥爷家墙上挂着一幅水墨画儿，画的是三顾茅庐，其中有一个长胡子的老头儿，戴着灰色方巾，穿着拖地长衫，那就是孔明。后来我又看到了很多孔明像，都是胡子很长，一副老朽模样。我就认为孔明就是个老头儿，他没有年轻的时候。以至于后来当我知道孔明享年只有五十四岁的时候，我都难以接受。他出山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假如把他放到八零后，那他应该生于1982年。这让我难以接受。我也是个男的，我也有胡子。据我的了解，二十六岁是不可能长出那么多的胡子的，何况那时候人们普遍发育很晚。我想，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觉得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而孔明年纪轻轻就办事很牢，与常理不符，所以被打扮成了一副大叔的模样，这就可以理解了。

  　　

  　　孔明出山之前应该是一个小地主。作为一个布衣，他从小一直跟着他叔叔诸葛玄混饭吃，叔叔死了之后，他就和弟弟诸葛均在南阳种地。可是他却有时间读很多的书，天文地理的，没事还作两首“梁父吟”。他还有个小童专门给他看门，端茶倒水，迎来送往的。他还了解很多资讯，明白天下大势。当时也没有小报新闻，他肯定是到处打听（说到这里，我脑子中出现这样的画面：孔明每天一大早就跑到荆州城去看告示，打听公文），简而言之，他就是一个包打听。他还有很多时间到处玩儿，而且几天几夜不着家。假如他肯亲自种地，那地里肯定全是草。他还有很多朋友，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什么的，大家常常聚聚会喝喝小酒什么的。从这些迹像来看，他在南阳根本就没有躬什么耕，他的日子相当清闲，他可能是一方地主，掌管卧龙冈上的土地，收租度日。不过他还算是一个讲究以文化领导佃农的管理者。他教佃农一边干活一边唱他作的歌曲，以便增强文化认同感，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段时间里，孔明与世无争，除了老婆长得丑点之外，也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假如就这么过下去，说不定就成了一个作家什么的。没发生的事，谁知道呢？

  　　

  　　孔明对自己的未来是有规划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准备那么详细的军事地图，以待刘备来访。据我所知，孔明走的时候没有带上老婆黄月英，要不然孔明也不会动不动就与刘备“君臣同榻”。可是如果有人说孔明跟着刘备走是为了躲避黄月英，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认同的。因为孔明是信命的，他一生尽人谋，可是也很能接受天定的结果。诸葛一家配丑妇，这也是天定，所以诸葛亮会接受这个结果。假如你看看诸葛亮的儿媳，你就一下子明白了。诸葛瞻的老婆是刘禅的女儿。刘禅的两个皇后都是张飞的女儿。试想，刘备大耳垂肩，双手过膝，活脱脱一只大猴子。张飞豹头环眼，声若巨雷，简直是头野猪。猴儿配猪，能生出什么国色天香的宝贝公主来？所以，一旦说起孔明为了刘备的事业鞠躬尽瘁，我就想到了孔明一家悲惨身世。孔明出山，虽然自己远离了黄月英，但是后患无穷。孔明那么聪明，肯定不会算计到这一点，可是这是天意，有什么办法呢？与其纠缠在这些事情上，还不如不管它。孔明出山是真正地想做一番事业，绝不是害怕丑老婆。

  　　

  　　众所周知，孔明后来跟周瑜有一腿。这段感情让后人痛惜不已。按理说，相爱的两人，应该互相理解，互相照顾，互敬互爱。可是由于时局的关系，两人不得不作出一些违心的选择。为什么呢？说到这两人，不得不提刘备。刘备命硬，“数丧嫡室”（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以至于后来他都不娶正妻了，让甘夫人以妾的身份料事家事。刘备的老婆都短命：甘夫人生阿斗后没两年就病故。靡夫人长坂坡死于非命。孙夫人在火烧连营之后投江自杀。刘备又素来不看重老婆，他曾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三国演义•十五回）。正好来了个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三国演义•三十七回）”，“于是与亮情好日密（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引起了刘备其他玩伴的嫉妒，“关羽、张飞等不悦（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可是刘备已然心属诸葛亮，纵然是八拜之交，也不顾了。刘备还拿出平生仅有的一点文采表示与孔明的情深意重：“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据我所知，现在所说的“鱼水之欢，就是这么来的。没有办法。老大说话，莫敢不从。“羽、飞乃止”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可是，孔明并非真爱刘备，他爱的是周瑜。可是刘备是老大，且与周瑜敌对，孔明十分无奈。孙刘联合抗曹的时候，孔明是刘备在周瑜处的常驻代表，由于住的时间长了，刘备还不放心，他对身边的人说：“孔明一去东吴，杳无音信，不知事体如何。谁人可去探听虚实回报？（三国演义•四十五回）”。特意去看忘孔明，并想把孔明叫回去。可是孔明显然更喜欢在周瑜这里长住下去，于是拒绝了刘备。刘备只好自己返回。毛宗岗在点评三国的时候也看出了这里的猫腻，说道：“鱼久脱水，毋乃涸乎？”一语道破。

  　　

  　　作为情敌，周瑜与刘备在诸葛亮祭风之后进行了最重要的一次对抗。周瑜赢，则孔明永留东吴。刘备赢，则周瑜一生孤苦。所以当诸葛亮祭起东风之后，周瑜派丁奉徐盛携剑前往江边，要抢在刘备之前得到孔明。但是刘备终究是老奸巨滑，让赵云先丁奉一步抢走了孔明。孔明身陷刘备的掌控之中，只好索性来个一了百了，跟周瑜来个彻底决裂，对丁奉说“将军不必追赶”，赵云是我自己叫来接我回去的。赵云也是性情中人，了解个中缘由。但是刘备的命令又必须执行，只好射断徐盛船上的篷索，阻止徐盛追上来。在这段时间里，徐盛一直在喊“军师休去，都督有请”和“暂请少住，有紧要话。”（三国演义•四十九回）。为什么呢？这并不是徐盛在找借口，他说的都是实情。徐盛以为孔明不知道周瑜对他的一片深情，急于想替周瑜表白。可是他不知道，孔明早已经知道周瑜对他的一片深情了，只是身不由己而已。

  　　

  　　孔明回到刘备处之后，就处于刘备的重压之下。他是个理智的人，明白跟周瑜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刘备也知道周瑜与孔明的关系，妒心强烈。而周瑜依然不死心，对孔明的爱转化成了对刘备的恨。他接连使出三条计谋，想夺回孔明。可是终没成功。最后一次，周瑜怒气填胸，坠于马下。刘备为了一劳永逸，想气死周瑜，故意逼孔明在山顶上饮酒取乐，让周瑜断绝念想。周瑜年少气盛，终于一命呜呼。弥留之际，周瑜收到诸葛亮手书一封，上面写道：“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别，至今恋恋不忘。”（三国演义•五十七回）孔明在这封信里面，表明了自己对周瑜的爱恋之情，可是也暗示周瑜，两人身处不同的阵营，这是不能改变的。

  　　

  　　于是周瑜死了。死得无奈。他临死的时候还喃喃地说，“既生瑜，何生亮！”（三国演义•五十七回）。任他再英姿飒爽，也扭不过命运的安排。

  　　

  　　“赤壁遗雄烈，青年有俊声，弦歌知雅意，杯酒谢良朋。曾谒三千斛，常驱十万兵。巴丘终命处，凭吊欲伤情。”（三国演义•五十七回）这首诗出现在《三国演义》的书中，人们都以为这首诗乃无名氏所作，却不知这出自孔明的手笔。从此，孔明再也没有离开刘备的阵营，除了赵云，再也没有人有与他谈论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们都知道，周瑜死后，孔明亲自去柴桑口吊丧。刘备看到周瑜已死，也就放宽一些，但还是派赵云带五百军，名为护送，实则监视。可是他却不知道赵云看着这段感情的来龙去脉，已然站到孔明这一边。于是孔明得以放心大胆地在周瑜的葬礼上大哭一番：“呜呼公瑾，生死永别！朴守其贞，冥冥灭灭。魂如有灵，以鉴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三国演义•五十七回）。东吴这边的将领，尤其是鲁肃、丁奉、徐盛等人，哀其情切，于是灵堂里哀鸿遍地。

  　　

  　　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赵云在这段感情上的立场还是被刘备知道了。所以，虽然赵云是一代名将，也是五虎将之一，却从没有像关羽张飞马超一样，独自领兵，镇守一方。

  　　

  　　刘备死后，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十年前的那场感情，就像做梦一样，让孔明心里变成死灰。赵云活着的时候，尚可与赵云聊聊往事。赵云死后，孔明再无可诉说的对象了。

  　　

  　　孔明为了蜀汉的事业，为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的事业，鞠躬尽瘁。他只是为了在忙碌的工作中忘却早年那段令他难过的往事。晚年的他，已经心如死灰，对于世事，已经不甚在意。

  　　

  　　他的遗书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对于他这一生，他一定还有很多话要说。

  　　

  　　可是，说给谁听呢？

  　　

  　　当初弦歌把酒

  　　谁料多年以后

  　　本当携手共游

  　　却逢多事之秋

  　　莫若老死南阳

  　　无知亦该无愁

  　　远看你争我夺

  　　只管春种秋收

  　　天道变易难寻

  　　断了青青子衿

  　　只为三顾离家

  　　柴桑口处逢君

  　　双手火攻定计

  　　并肩抗敌同心

  　　雾江草船相试

  　　帷幄宴上长吟

  　　多年征战远走

  　　梦中还望君丘

  　　常念年轻岁月

  　　与子抚弦泛舟

  　　五丈原上风走

  　　石头城边江流

  　　定军山上回首

  　　迷离难见巴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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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道-《生活与命运》新版序

  作者：菇先生 发布时间：2016-03-29 11:49:19

  《生活与命运》新版序

  文|梁文道

  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的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这是后来一些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 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的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的反应。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

  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苏共意识形态大总管，人称“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亲自接见了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冷峻的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

  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命运了。在上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真相，同时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只不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去的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日瓦格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拒绝领奖)。

  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的生命。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日瓦格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的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的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一层政治污迹。

  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了，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的书(审查官员例外，他们大概是那个体制内读书最多见识最广的人)。苏联解体前后，虽然它们也曾火热过一阵，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宫，因为“向钱看”的新一代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还没听过的书。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便和它们命运的对立面——那些得到最高当局赞赏，赢了“斯大林奖”的作品，奇诡地共同进入历史，都没有人要看了。事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都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一般文学读者而言，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苏联似乎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情况特别奇怪，因为俄语曾是我们的主要外语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更曾是社会上的主要读物;可今天，它却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籍，“小时代”的大时代遗物。

  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一本前苏联禁书，书名土气(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品)，翻译成中文近一千页，全书有名有姓的角色超过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罗斯曼的文风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社会现实主义”气息。这本书，甚至连它出版的时机都不太对。1980年瑞士首现俄文原版，读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译本面世，当年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已经红到发黑，名声渐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为它只不过是《古拉格群岛》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过这本其实和《古拉格群岛》非常不同的大书。而大部分写书评的，在报刊做文化版的，甚至连瓦西里·格罗斯曼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这也难怪，此时已故的他，毕竟不是个有海外公众知名度的异见分子，没有活着流亡、被人宣传的机会。相反地，他在公众面前大概还算是个“体制内作家”呢，曾经入围“斯大林奖”决选名单，二战期间为《红星报》写的战地报道更是风靡全国，得到官方肯定。这类作家，英语世界又怎么会对他感兴趣呢?身为苏联“作协”成员，格罗斯曼那被压抑的后半生是沉默的，《生活与命运》的遭禁亦是同样沉默，国内没有人知晓，国外没有人声张，一切安静。比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为畅销书，我猜那是法国独特环境所致，他们那时大概还会稍稍关心苏联究竟是个极权体制还是共产主义天堂这种老问题。

  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七八年前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终于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国”愿意承担，重出这部不合时宜的巨著。“重出”，是因为编辑发现它原来早就有过中译，而且还有三种版本，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孤陋无知而已。比如他们用做底本的这个版本，俄语文学翻译名家力冈先生手笔(另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日瓦格医生》与《静静的顿河》的译者)，原来的译名是《风雨人生》。力冈先生的译者序言成于1989年6月10日，最后一段话是非常直白的吁求：“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笔致，写在八十年代的终点，这本书合该要在新时期的中国被人忘记。生不逢时，往往是许多好书被埋没的原因。《生活与命运》的三种中文译本全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两三年。当时，苏联解体已成事实，连带垮掉的还有几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而中国这里，则一面是笼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气压，另一面是正在冒头的人欲春芽，自然没有多少人想去碰这一千页的大书，直觉它是苏联版的伤痕文学，会看得叫人呵欠连连。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运却忽然逆转，一下子又复活过来了，西方每一个评论家都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并且纷纷奉上一本小说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比如说“我用三个礼拜读完，再用三个礼拜复原，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难以呼吸”(琳达·格兰特语)。

  第一个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的，并非“别有用心”的西方人(这说法来自豆瓣网上的一则短评，那则评论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对它的赞誉，认为其背后“别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终于能在祖国出版之后的苏联评论界。当时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等待什么?当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战争与和平》。就像托翁为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写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样，更加惨烈悲壮的“卫国战争”当然也得配上同样伟大的作品。这几乎是他们自二战一结束之后就马上开始了的漫长期待，整个苏联文坛都在寻找接得下这份重担的候选者，好几代苏联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满足那份期望，于是一本大书接着一本大书地上市。只不过，它们似乎都还和《战争与和平》有点不小的距离。

  《生活与命运》堪比《战争与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于外形。都是写一场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人物众多、支线庞杂的大书，都以一个家族当做轴线，都是全景式的鸟瞰神目，都在虚构叙述当中夹杂议论沉思。但于我看来，格罗斯曼之所以无愧于前人，是他细致地写出了“战争”与“和平”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状态，以及连接它们彼此的微妙联系;又在这战争与和平的双重境况当中，几乎让我们看到了苏联社会的全部细节。从斯大林、赫鲁晓夫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还有一段关于希特勒的难忘描绘)，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与农夫;从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后方官僚体系的具体运作;这个帝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检视。

  当然，那是战争，就算离战火最远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亚深处的集中营)，也很难不受战事影响。所以“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状态的比对，只不过是个方便说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罗斯曼刻意分别塑造这两种状态的用心。在他笔下，相对安全平静的后方有时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最前锋还危险。因为后方的人或许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稳;或许有饭可吃，但食不下咽。因为他们要担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犯错;他们要留意权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战壕里的士兵则不然，由于不晓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后一夜，反而因此坦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便连人际关系也都简单了许多，回复到它最该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乐尽皆自然无碍。夸张点讲，在格罗斯曼笔下，战场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没错，战争“矫正”了很多事情。一个军人的履历表变了，评价他的标准不再是他家有没有出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维克分子;而是他开枪开得够不够准，面对敌军轰炸的时候又够不够冷静。身经百战的老将被人从集中营里放了出来，因为会不会带兵在这时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关系要紧;一个见过大场面的老兵可以放胆批评集体农场的失败，因为同袍现在只在乎他对敌方下一枚袭来炮弹路线的判断。

  后方，那片相对平静的大地却还是处在苏联式的“正常”当中。例如主角之一的维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学家同事偶尔会在夜话之中趁着酒意胡说，指点江山，开开斯大林的玩笑(斯大林同志太伟大了，他比牛顿更早发现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评当局的文艺政策(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就是党和国家的魔镜，每当党和国家问它世界上谁最正确最伟大，它就会说：你，你，你)。但散伙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刚刚还在一起笑闹的A会别具深意地提醒维克托：为什么B能那么大胆说话?你不觉得奇怪吗?当年大清洗的时候他也被捕，但没几个月就放了回来，那时可没有人回得了呀。再过几天，反过来又轮到B对他发出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说他和上头的关系非比寻常……

  当时维克托研究的是至关重大的核分裂问题(其原型可能是“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的成果一开始备受赞赏，同事们对他既热情又友好，觉得他是个天才。可是自从上头派来了一个新领导，情况马上就两样了。新领导批评他这个犹太人过度夸大同裔爱因斯坦的成就(别忘记斯大林的政策也是反犹的)，指责他在政治上不够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险境。于是共事多年的朋友渐渐翻脸，在路上碰见会假装不熟，在他缺席的会议上替他检讨鸡毛蒜皮般的过错。就算他那曾被大家夸誉的研究成果，也不知怎的突然显得漏洞百出，无关痛痒。维克托自此孤立，变得更加激愤，勇气也跟着大了不少，随时预备慷慨就义，为他所相信的真理献身。

  然而，某天下午，正当他在家准备被逮捕的时候，电话响了。“您好，施特鲁姆同志。”这声音太耳熟了，就是那把大家常常能在电台广播上听见的声音，维克托呆了一呆，心想莫非是有人恶作剧。不会吧?谁敢开这样的玩笑?于是维克托·施特鲁姆严肃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他一边说一边惊讶，“不大相信这是他在电话里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话”。几分钟过后，斯大林在电话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谕般的告别语：“再见，施特鲁姆同志，祝您研究顺利。”

  既得神谕，世界遂因此美丽。“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意。”他又变回了那个天才物理学家，一切以往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现在办起来都很容易了(格罗斯曼不忘评述，说这也是“官僚主义”的特点，平常可以让最简单的小事寸步难行;但在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时候，却又能飞快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他有了专用汽车，他每一句冷笑话都变得那么好笑。就连他的太太上街买东西，前几个星期装作不认识她的妇女也都忽然变得热情温暖。

  更甚的是，他还发现大家原来都有很“人情味”的一面，党委书记原来喜欢在黎明时分钓鱼，有同事收养了一个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个同事则以在这冷寒之地种植仙人掌为乐。他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是斯大林的一通电话，使他看见了每个人最可爱最私密的那一面;是那通电话使大家愿意在他面前展演人性。维克托现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不久之后，英国报刊批评苏联当局冤屈几个医生，指控他们毒杀大作家高尔基。不愤西方媒体抹黑，苏联科学界动员各个单位“自发”联署抗议，维克托所在的这个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领导极力邀请他带头在一份声明上头签名。可是在维克托看来，那份声明分明就是错的，它诽谤了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曾经对自己家庭有恩的好医生。他觉得英国人批评得没错，苏联确实构陷了一个他自己认识的声誉卓著的医学教授。违心害人，这真是维克托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才几个星期之前，他连以死明志的心都有，这时应该更不必担心。可一碰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殷恳目光，“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出于人性对人际温情的真实需要，而非从天而降的特权与待遇，他开始内心交战，试图说服自己：反正几个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认了罪，我现在加入指控他们又有什么不对呢?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道理一想通，维克托便掏出了自来水笔，在这份声明签下自己的名字。

  今日局外幸运儿，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压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妥协，为什么要出卖别人，又为什么会出卖自己。于是我们总是如此简易地断定，那是出于恐惧，不够勇气，又或者图谋利益，舍不得悬在头上的萝卜。格罗斯曼却在读者面前展开了复杂的道德处境，让我们发现是非抉择的艰难。维克托昧着良心签署那份害人声明，便不是为了刚刚到手的特权与地位，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他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至简单的人性需要罢了;那就是他人的温暖认同，一种被友侪围绕的感觉。

  同样的需要，到了战场上头，却能变化出荒谬可笑，但又分外残酷的戏剧，例如一个苏联士兵被炸弹的威力埋进战壕，侥幸不死，并于黑暗中触及另一具温暖的身体，于是本能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两个陌生人便借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惊恐，都直觉对方一定是生死与共的同袍。过了一会儿，地面上稍稍平静，他们奋力拨开顶上瓦砾，让光线照进坑洞，这个红军战士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刚刚和自己那么亲密的伙伴，竟然是个死敌德军。怎么办?立刻翻脸动手?不，他俩尴尬无言，很有默契、很安静地各自爬出洞口，一边四处张望环境，一边提心吊胆朝着己方阵营遁走。亲身经历过战场诸种奇诡的格罗斯曼解释：他们不怕对方在背后开枪，只怕自己的战友看见之前的情景，一报上去这可能就是通敌叛国的死罪了。

  没错，这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

  透过一位审问犯人的纳粹党官之口，格罗斯曼对苏联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做出了一个最大不讳的宏观判断。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那个很懂得心战技巧的纳粹，不断逼着被俘的资深苏共党员承认，他俩其实是镜面的两端：两边都有伟大的领袖，两边都宣称自己拥占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两边都把无数人的牺牲当成实现真理的代价，两边都为此培养出了一大批最忠诚最具党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审讯桌两端的这两个人。

  若是如此，这场仗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刍狗般的士兵却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无谓，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那一边，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后别有高远的价值。所以，经历过不自由生活的军人会认为自己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战，只要打败眼前的德军，不只国土和民族会得到保存，甚至就连苏联也都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度。既然这是一场关乎自由及解放的战争，所以在作战交火的这一刻，他们就得亲身践行自由。所以在描写战场的章节里，格罗斯曼时时将视角沉降到沙土飞扬的地面，在一阵阵爆炸声响之间，在一串串从头上掠过的子弹丛中，使读者看见一个个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刹那裸呈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书中那有名的“6—1号楼”，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德占区中的最后一个据点，就好比淞沪会战当中的四行仓库，一小队战士勇敢地守住了这个残破的建筑，拼死抵挡德军火网包围。这一段故事大可谱成一曲最典型的壮烈史诗。然而格罗斯曼毕竟是格罗斯曼，他的重点不是脸谱化的英雄，而是一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从事建筑工程的工兵队队长，他的任务从过去的修盖房子变成了拆毁敌阵当中的建筑，于是“很需要思考思考这种不寻常的转变”。步兵指挥官战前则在音乐学院学声乐，“有时他在夜里悄悄走到德国人盘踞的楼房跟前唱起来，有时唱《春天的气息，不要把我惊醒》，有时唱一段连斯基咏叹调”。这组人会在开枪和躲子弹的空当咒骂食物的贫乏，争论选择女子的关键(“我认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紧的”)，乃至于“外星世界有没有苏维埃政权”等各式各样的古怪话题。说着说着，他们还会讲出一些后方“和平”世界连想都不敢想的话：“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人。”这座楼是前线中的前线，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书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难怪苏军战线指挥部特地派来的政委(他们担心这个阵地的政治思想会走偏，所以命令一个政委冒着弹雨偷偷潜进指导)，能在这里头发现危险的气息。曾在那座楼里和这些不正常的正常人并肩作战过的幸存士兵，则会事后慨叹：如果不认识这些人，生活还“能算是生活吗”?

  不要以为格罗斯曼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美化战争，挖苦和平。不，没有几个作家会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无情。色彩这么丰富的“6—1号楼”竟然转眼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没有临终遗言，也没有英雄面向镜头的最后笑容，十来二十个鲜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几行不到的文字里头。这是格罗斯曼杀死他大部分角色的办法，说走就走。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可全是行进中的漂亮生命呀?且再引一次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的评语：“那是因为生命本来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在《生活与命运》里头皆是人类生存的严苛背景。斯大林与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两个体制之间的战争却变态地解放了人性，这岂不荒谬?是的，格罗斯曼的二十世纪就是这样荒谬，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几乎没有一点存在的机会。

  世界如此冷酷。一个私底下对国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传人员，会在报纸评论上头指出，集体化政策之所以出现饥饿状况，是因为部分富农故意藏起粮食把自己饿死，好恶毒地抹黑国家。一个才瞎了双眼没多久的伤兵，退到后方医院，他在公共汽车站前请人帮忙登车，那些平时可能很懂得爱国爱军的平民百姓，却在车来的时刻自顾自地推挤拥上，不只不理会他，而且还把他撞倒在地上。他“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里又哭又叫。一个瞎子，就这样被大家留在这片雪地。而伤兵医院里边，一个母亲终于找到了儿子，她对着尸体小声说话，怕他着凉还替他盖好被子。所有人都对她的平静感到惊讶，却不知道这“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一个热心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在俄国住了一辈子，这时却被当做敌方间谍带走，向当局诬陷她的其实就是她的邻居，可能是为了趁机霸占她的屋子。她的邻居不只不替她说话，而且还有意无意地用开水烫伤老奶奶留下来的猫，不久之后它也死了。一个一心向上的领导最喜欢关怀工人和农民的伙食，老在他们面前严词批评工厂厂长和地方干部，指责他们不真心为民服务。他的言语通俗“接地气”，甚至偶尔带点粗话，老百姓没有不喜欢的。可是一回到办公室，他却只谈数字和指标，要求下属削减群众的生活开支，提高工厂与农场的生产力。经过无数这样的细节之后，我还用得着说集中营里的惨况吗?就提一点好了，几个纳粹高官视察刚刚落成的毒气室，顺便在那四堵白墙之间举办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烛火与盛着红酒的玻璃杯，他们对着美食举杯祝贺最后方案的成功，似乎后来死在里头的几百万人真是破坏世界卫生的害虫。这是一个令人喘不过气的世界，在苏式社会现实主义背景下练笔长成的格罗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写，犹如照相。

  不过，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罗斯曼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好比他战时笔记里的这一段：“当你坐下来想要写些关于战争的东西的时候，很奇怪，你总是会发现纸上的空间不够。你写了坦克部队，写到了炮兵。但忽然间，又会记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烧中的村庄上空飞舞。”这多出来的一点点，不只为他的直白书写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诗意，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

  《生活与命运》里头最令大多数读者感动的一幕，当是医生索菲亚主动放弃了最后的求生窗口，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达维德走进毒气室，让这个天性喜欢动物的孩子不要孤单死去(他看见被杀的黄牛会哭，怀中总有一个养着蚕宝宝的火柴盒)。另一个同样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一名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着一个德军战俘走过的时候，却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格罗斯曼管这类异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种子”;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说：“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

  书里这点点星火，一丝丝人性种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坏心眼地怀疑它们其实是不是格罗斯曼的幻想。一个温柔的人不忍，于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绍过的短篇《狗》，格罗斯曼为第一个被人类射上太空的实验狗“莱卡”写下了比现实美好得多的结局，让它回到地面，摇着尾巴回到饲养它的科学家身边，亲吻那双喂过它、摸过它，又把它送出大气层的手。这似乎是格罗斯曼的风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伤的事情上头，在想象中陪伴孤独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这不是出于煽情，只是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亲死于德军手上的多年之后，写了一封寄给母亲的遗书，在那里面，他不停想象母亲最后时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边。他甚至想到了妈妈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否就是那个将会把她杀死的士兵。

  我的这种猜测，来自我对格罗斯曼这个人的一丁点理解。1961年冬天，他死前两三年，《生活与命运》已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的文学生命也已走到尽头，此时的他拖着病躯来到亚美尼亚旅游。一天，不知是胃癌影响，还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车上忽然腹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张扬，眼看就要上吐下泻，尊严尽丧。好在朋友半途停车加油，他趁机奔去厕所。事后，他在笔记里回忆：“我记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虫。他们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我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他的身子开始破损，他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余无几;他不知道以后人家会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罗斯政府会在2013年公开交还前苏联带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这本书会被俄罗斯电视台改编成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但他竟然还是觉得自己幸运，就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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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力量支撑着华为的硬气？

  作者：东门吹风 发布时间：2022-08-04 21:25:07

  

  近几年，面对来自各方的“围剿”，华为公司表现得越来越硬气。

  很想知道，支撑这家公司硬气的底牌在哪里？

  华为公司的管理顾问田涛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分析了华为走向成功的的原因，也就是

  华为为什么能从一个初始资本2.1万人民币、只有3个员工的创业公司，成为世界500强排名第83位，业务覆盖了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公司。

  他分析了五种力量，其中就提到了价值观的力量。华为的核心价值观是三句话：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坚持艰苦奋斗。

  而奋斗者为本，就是以员工为本。如果去华为参观，我们几乎是看不到华为过去的历史，也几乎看不到任正非的形象照片，恰恰相反，墙上挂的是做出特殊贡献的员工照片。

  或许这就是华为真正的“软实力”，根植于这个企业深处的文化。

  对于员工价值的看法，任正非和美国具有百年历史的机械制造和工程咨询跨国公司百威勒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鲍勃▪查普曼的观点一致。

  查普曼在这本《共情：觉醒商业的管理》中认为，用“共情”的方式像对待家人一样去对待公司员工。用这种关怀的力量为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带来美好的改变，从而交织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共情

  8.6

  [美] 鲍勃·查普曼（鲍勃·查普曼） [美] 拉金德拉·西索迪亚 (Raj Sisodia） / 2022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非传统思维的价值

  这是作者鲍勃·查普曼认为百威勒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读这本书过程中我也一直在寻找他所谓的非传统的到底思维是什么？

  任何时代的商业，传统和非传统往往成为了两个对立面，百威勒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他站在了非传统的一方。

  鲍勃▪查普曼在接手海森公司之后，发现里面的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兴致勃勃，兴趣盎然，而到了工作时间却垂头丧气，没有一丝兴奋感。

  而这个公司员工的竞争力，也如他们对工作的态度一样：疲软。

  于是查普曼决定改变方式，把所有的员工都引入竞争体系，每个员工都尽其所能处理一切，连接电话的人也可以接受订单。一个季度后，他们的销售额增长了20%以上。

  在别的企业都以科层制的方式去发布任务的时候，查普曼却从员工的角度往上看，引入竞争和奖励，让他们更有动力和自信朝公司的目标冲刺！

  国内著名商业咨询顾问、 润米咨询创始人刘润说过：工资用来奖励责任，奖金用来奖励超额业绩，而股票用来奖励未来的潜力。

  在华为，也有一种激励机制，在他们的《基本法》中有一条明确规定：员工在企业中应该先于和优于股东进行价值分配。“以奋斗者为本的核心理念是：人才雇佣资本。在今天资本过剩+知识经济的时代，人才是企业和国家最大的竞争资源。”华为没有任何外部股东，任正非只有1.4%的股权，其余98.6%的股权为9万多员工持有。

  如果一家公司的盈利对员工没有丝毫关系，那员工又有什么动力呢？

  而员工的收入和企业的利益挂上钩，二者就成为了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员工就成为了企业的合伙人，拥有了最强的自我驱动力，视公司为己出，为公司的未来负责！

  

  照管：让员工感受家庭温馨

  很多国家的研究证实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周一的早上心脏病发作的概率会上升20%。

  “上班如上坟”这句话也有它的道理。

  工作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成为心脏病的诱因。

  为了一份工作，命都差点没了！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工作就是养家糊口的方式。我做我该做的，领取我应该领取报酬。

  至于情感，或许根本就不属于职场。

  如果这是一个打工人对于职场的看法，那该归咎于谁？

  在作者鲍勃▪查普曼看来，这是领导者的原因。

  如果人们在一个可以自由表达感情、温柔、关怀和同情的文化中工作，他们会对工作更满意。对组织更投入，对自己的表现更负责。

  ——《共情：觉醒商业的管理》

  在领导者眼中，普通员工和团队成员属于什么？是自己盈利的工具？还是自己上升的阶梯?

  都不是，他们应该是领导者的家人！

  领导者要成为的，是这些

  “生命的管家”

  。我注意到，查普曼在书中不止一次地用“生命”来指代他的员工，这就意味着，他把他企业的员工当成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非没有生命的工具，“生命”这个词本来就是充满着敬畏的，而他的用词就是表明了对员工的态度！

  在百威勒，他们用“照管”这个词来描述公司的领导方式，照管，意味着对员工真正的关心，

  是超越商业道德的责任，并从领导者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出发，他们并不是强迫或者指挥追随者，而是用激励和指导的方式。

  查普曼认为，这是一个企业应该拥有的超越盈利的更深层次的使命。

  企业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产品和人

  。就像飞机的两个引擎，失去任何一个，这架飞机就飞不高更飞不远！

  2017年，任正非在一次座谈会议中提到：华为发展的前30年，希望加快改善员工的生活，强调的物质多一些。现在，绝大多数员工都有了一定的改善，接下来就要多强调一些精神了。华为在做到了努力让员工赚到大钱的同时，还充当起了教官的角色，逼迫着他们继续不停脚步往前进军，不能懈怠的使命感。

  这是华为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具备非常强的凝聚力。员工把公司当成自己家一样看待，非常热爱公司，热爱工作。

  查普曼的这个观点就是从家庭教育中获得的启发，在他看来，好的教育和好的领导力其实是一回事。

  把企业视为一个家庭，可以拥有无条件的爱、宽恕和教育的家庭。

  所以，关注人，关注员工，是一名优秀领导者的必修课。

  领导者可以是家长，也可以是教练，和员工相互尊重，相互滋养，让员工对这个企业有家的感觉。才能让这个企业走得更快、更远。

  

  关怀：让员工带着良性情绪回家

  当你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孩子闹腾得家里一团糟，一股无名的怒火从心中窜起……

  你揍了孩子，孩子又去踢家里那只猫，猫负气逃走，刚好遇到马路上的卡车，卡车为了避让猫又撞到了路边的孩子……

  

  这就是著名的踢猫效应，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并不一定就是打工人的我们，可能我们只是踢猫效应链条上的其中一环而已，上一个环节或许来自于你的上司，你的同事。

  作家托尼·施瓦茨说：“工作表现得最基本、最有力和最持久的动力是对我们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而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在一个充满了恐惧、恶性竞争、政治斗争和流言蜚语的环境中，是无法让员工全身心投入工作的。

  作者在百威勒营造的环境

  就不同，在那里没有地盘之争，没有争抢客户，大家想的是如何帮助同事做得更好。

  这一切源于百威勒对员工的使命：

  希望员工工作中表现出色，并希望他们把这种健康带回家，融入他们与爱人和孩子的关系中。

  这就是属于百威勒的一个纯净的，以人为本的精益文化，这样的文化也不会随着鲍勃·查普曼的离开而消散。

  情绪就像一滴散融于水的颜料，颜色越浓烈，越会随着水的涟漪而不断扩大，这样的影响不单单在团队，也会在家庭。

  这就是关怀的涟漪效应和情感传染的力量。当你成功时，庆祝成功是很容易的。而真正的成功就是当事情变得困难时，当其他人都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时，你一直记得你的核心信念。

  ——《共情：觉醒商业的管理》

  所以，员工带着良性的情绪回家，再见到顽皮的孩子，只会觉得天真烂漫，孩子眼中的猫也会是温顺可爱。

  在华为公司，有一句话叫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华为“本”，不仅仅是对未来人才的渴求，还有对现有员工的关怀。

  细看华为员工关怀项目，你会发现，它基本覆盖了员工的全方位：职业关怀、家庭关怀和节日关怀3大类，其中职业关怀有6个子类，家庭关怀有5个子类，节日关怀有14个子类。

  这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项目，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归属感和忠诚度。通过尊重员工、关怀员工的工作和生活质量，不仅降低员工由于工作压力带来的焦虑、无助感，大大地降低离职率，还帮助员工解决其在社会、心理、管理与健康等方面的问题。

  

  写在最后

  机器可以用可测量的增量提高生产效率，改变流程也能创造显著的效率，但是，人的能量却是无法估量的。

  所以作为管理者，应当抛弃长期以来被普遍认同的管理规范，从内心最深处的正义感出发，对托付给他们的这些“生命”负责，用“以人为本”的理念去管理员工，以“共情”的方式去对待员工，这才是最需要管理者学习的领导力！

  而这也是华为能够不断向前的缘由，无论是任正非还是鲍勃·查普曼，他们都相信：无论是商业活动还是生活中，只要有价值的一切，都始于人，也终结于人！

  

  （本文部分图片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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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古建，关于这本书

  作者：Cinderellacathy 发布时间：2011-01-20 20:34:24

      写生，旅途颠簸中读完了这本书。

      梁林的才情和趣味着实让人着迷。梁思成的独特学术选择也是让人深思的地方，我依然不解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建筑史学家而不是杰出的建筑师是不是在于其家学渊源。

     

      比起那些神庙和角斗场的恢弘和压抑，还是更容易记起国子监那一溜房子。

      建筑的美学，书中所记录的那些案例各种细节足以体现。

      建筑人的才情与胸怀，书中收录的那些寄语和临别赠言昭示了先人对事业的虔诚与敬畏。

     封底那一行字——

             “临走真是不放心，生怕一别即永诀”

      然而 生不逢时，毕竟是梁先生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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