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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历史，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

  作者：钰晨成长手记 发布时间：2021-10-20 12:10:59

  

  不同朝代下的大环境搅动着人心以及历史的节奏。我们不去评判史书中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做派，因为这不是我们能看清的。

  《跟着文物穿越历史》这本书，妙就妙在，作者只是把文物当作线索，来为我们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自夏朝、商朝，再到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三国......直至元、明、清，每个朝代的人的内心都有着自认为与众不同的坚守。

  有些人的坚守默默无闻，甚至都无法得到历史的青睐；有些人的坚守却在厮杀中把江山收入囊中；有些制度（不以人物来区分了）保留着前人攻下的城池、及创造的文明；也有些制度只是在尽显霸权和尔虞我诈。

  书中有一段专门描写晋国开朝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的篇章，他先是恢复了孝道、节俭的美德，而后又开始“招抚流民、兴修水利、劝课农桑。”

  作为门阀贵族的司马家族，想要完成统一大业，就必须要保证皇室宗亲们大权在握。

  司马炎为统一中国共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原本三国（魏、蜀、吴）之中魏国人口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半数之多，公元280年，他如愿完成了全国统一，结束了三国时代。

  西晋初年，晋武帝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他制定了“户调制”的经济制度，可以说，全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司马炎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是分不开的。

  不过，书中也提到了遣兵、封地的宗室相继挑起权力之争，甚至联合了匈奴人。开启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也加速了西晋的灭亡。

  我们不能轻易地去评价任何历史人物，正如这位深受曹魏影响的晋武帝，我们抛开这段影响再去谈他的治国之道。

  总之，人都是环境的产物，在各种被影响的机缘巧合下，也就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能了解到的一部分历史事件。很有趣、也很有料，不过带给我更多的还是沉默。

  本书结合了不同朝代的历史文物来为我们展开了一段来自过去的中国之旅。

  比如西周初年开始出现“中国”的概念；秦朝时期便有了九九乘法表；因对漆器文物的研究而引出了的朱然墓中的漆木屐，从而让我们了解到东吴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再比如，南宋末年，理学（当时被称之为道学）被列入科举和官方教学中；杨贵妃教鹦鹉的画为什么会出现在契丹人的墓中；明朝时期的人是如何炫富的；雍正皇帝笔下的那句“为君难”究竟难在哪里等等。

  

  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来的？有多少人会对此产生好奇呢？当然，书中虽提及了诸多朝代，但若想要深入了解任何一个人物或事件，就需要去查阅更多史料了。

  在这个人们疯狂追求时尚单品及新鲜感的时代里，学习历史的人已经不多见了。

  也有许多年轻人想要了解中国历史，却不知从哪入手。本书就是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

  你不必过度看重文物这个切入点，因为但凡有物件的信息中，必然有人和故事的存在，物件本身是不会、也不可能单独出现的。

  因此，你完全可以跟随作者的节奏去了解文物背后的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你感兴趣的某段历史故事或人物，这个时候再去展开详细地研究，你就会逐渐收获学习及深入了解历史的乐趣。

  我们面对任何事物，都会经历从只是喜欢到深入了解，或是从不了解、不喜欢，到尝试去了解、探索，再慢慢发展出热爱的过程。

  而历史恰好就是那种会让人越是学习、越是想要深入探索、寻个究竟的那种学科。

  如果你从不了解历史，那么可以试着通过本书开启一段有关中国历史的阅读经历；如果已经了解一部分历史，那么也可以通过书中提到的那30件分别收藏在各地博物馆的关键性文物来加深对历史的了解。

  

  由于书中提及的内容并不宏大，所以可读性很强。透过对不同历史人物墓葬中的一些出土文物进行分析、解读，来对历史事件进行回顾，其角度还是很鲜活的。

  但从史料记载中去了解历史，有时也未必就能看到客观的角度，而墓葬却是自古以来都不容忽视的一种习俗，操办此事的人多是墓主的至亲至爱之人，所以在选择随葬品时，必然会首选那些最能代表墓主的物件。

  因为中国对这件事极其重视，所以不论墓主是谁，通过对其葬法、以及出土的随葬品进行深入研究剖析后，我们都能对其身份地位、家族、宗教、品质、风骨等有更多的了解。

  把文物作为切入点来了解历史，并不是多数人的选择，但不得不说，这的确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角，和解读方式，使人物和事件都变得更加立体。

  此外，学习历史，就要尽可能地去了解历史的全貌，对于任何历史人物及事件都要去从多个角度去研究，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公正、客观的结论，否则就是误解。

  同时，我们不光要阅读史书中的大人物和典故，还要想办法去搜集一些史书上不肯记载的那些小人物的经历，这样才能相对地了解一段过去的、我们未曾经历过的故事。

  而这本书恰好能起到丰富人物、时代背景，以及为还原历史事件提供依据的作用。

  书中有个观点特别值得分享，“我们学习历史还有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是现在。所有‘日用而不知’的概念都应该有个缘由。学习历史就不能轻易放过那些所有‘约定俗成’‘自然而然’，一切都要问个为什么，要刨个根底。”

  希望越多越多的人能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像本书的作者一样，持续地去追根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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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运变迁》——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智慧

  作者：陈律读书 发布时间：2022-04-11 21:02:14

  现代世界金融跨国公司横行，美国形成了超强的金融霸权。——保罗·沃尔克

  

  美国通过华尔街向全世界投资，美元流向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需要向美国出口大量的基础生活和生产产品积累了大量的美元，为了跟随美元的汇率，各国又需要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元又回流美国。

  这个循环是美国“金融立国”的标志，始称“里根大循环”由保罗·沃尔克开创。

  本书作者保罗·沃尔克被誉为美联储史上最成功的主席，因为其解决了美国70年代的滞胀危机，并为美国在80年代积累了大量的经济优势和国力基础。

  沃尔克在其漫长的公职生涯中干了两件事，改变了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

  一件事是在尼克松时代作为财政部副部长终结了布雷森顿森林体系，将世界由金本位时代推向信用货币时代。

  另一件是在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期间，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猛药去疴抗击通胀，将美国从滞涨泥潭中解救出来，奠定了强美元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格局。

  里根政府在任命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后，沃尔克开始了他的金融治理之路。

  滞涨是最难以解决的经济灾难。滞涨意味着经济停滞或衰退，企业倒闭，大量失业以及通货膨胀持续高涨并存。

  滞涨危机爆发意味着市场失灵，意味着经济政策陷入两难。

  

  如果单单是经济衰退，短期内可以通过刺激需求，通过扩大财政增加以及需求以刺激经济复苏；长期就可以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解决问题。

  若是通货膨胀，短期内可以紧缩货币，降低货币规模压低通货膨胀。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则会出现左右为难。

  如果扩张货币或财政以刺激经济复苏或者就业增长，则会继续恶化通货膨胀；如果紧缩货币及财政以打压通货膨胀则会进一步导致衰退，增加了失业率。

  这时沃尔克用高度紧缩的货币政策，相当于断腕求生强势打击通货膨胀，在顶住了一次次全国上下无尽的压力之后，效果显现帮助美国摆脱了滞涨危机。

  解决滞涨危机后人们发现，美国的经济开始强势复苏，走上了有一个发展的快车道。

  就像在《时运变迁》的结尾所说的，总结他们的过往历史，他们所创立这个世界的经济制度不是最完善的，但确实是在既定现实条件下最可能实现的兼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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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洛丽塔》：一次翻译事故

  作者：Alice是女的 发布时间：2009-03-06 00:21:45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作者：曾园

  新版《洛丽塔》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05年12月高调推出，我对广告宣传并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促使我把这本书放进“购物篮”的，大约是传说中此书详尽的注释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列出的纳博科夫主要著作的目录。当我拿到书时，版权页上的一串数字让我吃了一惊:2006年2月第3次印刷。就是说，这本书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加印了两次！

  　　众所周知，纳博科夫小说的第一个译者是梅绍武先生。梅先生翻译的《普宁》第一次为中文纳博科夫定下了调子。1989年，还在大学读书的黄建人翻译了《洛丽塔》。当我读它时，我没有失望(尽管品位高雅的人指责它的装帧异常低俗)，纳博科夫仍然在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其实我应该更准确地猜测(假如矛盾修辞法被允许的话)，黄建人也许熟读了梅先生的《普宁》，所以在《洛丽塔》中我没有听到刺耳的不和谐音。几年后，刚毕业的于晓丹也译出了她的版本。于晓丹的译本是目前流行最广并得到公认的版本。

  　　几天前我看到江晓原先生的一篇文章《在文学和道德之间》中有这样一句：“……主万老到而奔放的译文，这是迄今已出版的最好的《洛丽塔》中译本。”我认为江晓原先生的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除非他已读完了《洛丽塔》11种中译本。我用黄建人、于晓丹的译本加上英文版对照读了主万的译本，我得出的结论是主万译本既不老到也不奔放，主万先生虽然是“翻译界的大家、复旦大学和华师大教授，也是学界熟知的桐城派嫡传后人，其外祖父是晚清重臣兼书法名家郑孝胥”，但在他的《洛丽塔》译本中，这些光环都是不发光的。令人震惊的是，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这位大家的水平(仍就译本来说)尚不及昔日的两个女生。

  　　对照阅读三个译本的过程中我发现，尽管没有哪个译本是全部正确的，但是译本之间有矛盾的地方，主万译本错误的机会要大得多。译者的信念也在对比中浮现在笔者的印象之中，比如说，黄建人的不避艰险、文气贯通，于晓丹的求稳求准，力求传神。而主万呢，笔者看不出他的原则，有时似乎在尽量让译文更加汉化，能“雅”则“雅”，但是译文中硬译、不通的地方最多，而且离纳博科夫越来越远。

  　　理解问题

  　　这种错误有时仅从译文的上下文分析就可看出，熟读纳博科夫的读者从风格也可看出译文是有问题的。这里列举两例:

  　　P13:“那些美丽和蔼的人儿对我十分宠爱，还为我深可慨叹地失去母亲而温柔地加以安慰，流着可贵的眼泪。”

  　　“美丽和蔼的人儿”指的是幼年亨伯特父亲的女友们，这一句是讲她们和幼年亨伯特的关系。“还为我深可慨叹地失去母亲而温柔地加以安慰”这种累赘句式在主万译文中很多。其实这里的原文是非常流畅的(beautiful　and　kind　beings　who　made　much　of　me　and　cooed　and　shed　precious　tears　over　my　cheerful　motherlessness.)，这个句子的问题首先是“深可慨叹”这样古雅的词纳博科夫是不会放在这里的，其次这个词也翻错了。修饰“失去母亲”的这个词“cheerful　”的意思是“愉快的、高兴的”，cheers(干杯)就是该词的另一种形式。而主万翻译至此，看到“失去母亲”之后，随心所欲地写下了“深可慨叹”这个他钟爱但原文中不存在的词。这一句黄建人的翻译是:“她们可真把我当一回事儿，和我说话总是轻言细语，而且一提到我那快快活活的没妈的日子就眼泪汪汪。”

  　　如何评价黄译？我认为“老到、奔放”是合适的。

  　　P42:“日出时那个白痴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

  　　原文是I　derived　some　fun　from　that　nuptial　night　and　had　the　idiot　in　hysterics　by　sunrise.这一句写的是亨伯特第一次婚姻的新婚之夜，夫妻双方都很满意。但是从主万的翻译一点儿都看不出这是在写新娘子的满意，读起来感觉是新娘子在原因不明地发疯。黄建人把idiot翻译成“小傻瓜”是契合气氛的，黄译“天亮时，我的小傻瓜已有几分歇斯底里”准确而传神。

  　　语法问题

  　　P19:“我们相互交谈经历。”

  　　“交谈”在汉语中恐怕只能算是“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的。这里带了宾语显得句子很别扭。而且意思也不对。compared　notes尽管有两个意思，“交换意见”和“对笔记”。根据上下文，正确的应该是于晓丹的译文:“我们比较过彼此的日记。”

  　　P19:“洛丽塔呀，你曾经这样爱我！”

  　　这句情不自禁的顿呼语有些骇人。前面亨伯特回忆了他与初恋情人的恋情，最后怎么会突然联系到了洛丽塔身上？众所周知，洛丽塔是不怎么爱亨伯特的。原句是Oh，Lolita，had　you　loved　me　thus！这个倒装句其实是省掉了if的虚拟结构的条件从句，表示与现在事实相反的条件和结果。正确翻译是“哦，洛丽塔，若是你曾这样爱过我该多好！”(黄译)

  　　审美问题

  　　主万译本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我想没有哪个读者受得了这样的句子:“我很清楚万一荒唐地我成了她的房客，她就会有条不紊地着手对我做出接受一位房客对她可能所意味的一切。”(P58)“在我和女人的卫生关系方面，我切合实际，诙谐，轻快。”(P23)还有时常冒出的方言或自创词:“毛娃子”、“伟男子”、“伟伴侣”等等。最应该警惕的恰恰是那些没有犯语法错误的部分。纳博科夫之为纳博科夫，并不在于他用词正确，而在于他在创作中所追寻的“语词的冒险”。小说开头的段落很多学习英文的人都会背诵:“Lolita，light　ofmy　life，fire　of　my　loins.My　sin，my　soul……”我见到的五个译本中，于晓丹把这种呢喃的迷醉感保存得最好:“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我们来看看主万的翻译:“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加那么些词，把具有诗意的句子弄得枯燥乏味，难道译者觉得自己比纳博科夫的文采更好些？作家郑亚洪对这句的评价是“将文学味剔除得干干净净”。主万在意译和直译间一直拿不定主意，他犯的错好像总是在不该直译的时候直译，在不该意译的时候意译。而最不应该的是改动原作。这样的例子隐蔽性很强，因为读起来表面上是“通”的。不过我也找到了若干例子:

  　　P1:《Do　the　Senses　make　Sense？》主万译成《理性有意义吗？》，小说中很多虚构的书名都很滑稽，但主万翻译得很乏味。于晓丹的翻译是《意思有意思吗？》就好多了。这里笔者再奉献一个可能性:《意义有意义吗？》。

  　　P34:“也许，就在三年以前，我还看见她下学后正往家走！”这是亨伯特看到一个年轻妓女的夸张感叹，情绪很急迫。结果译文标点符号过多，就一点都不急迫了。我们看原文:Perhaps　only　three　years　earlier　I　might　have　seen　her　coming　home　from　school！中间没有一个标点符号。

  　　P77:“我费劲地弯下高大的身体准备钻进车去的时候。”原文是:I　laboriously　doubled　up　my　large　body　in　order　to　crawl　in。黄译是“我还在费力地把自己庞大的身躯折成两半往车里爬”。喜剧性就出来了。

  　　P88:“好看的、普通的伊甸园红苹果。”小说之王纳博科夫会在这里多此一举用“普通”一词？原文是abeautiful，banal，Eden－red　apple.“banal”的意思应该是“陈腐，老一套”。黄建人的翻译令人捧腹:“一只年高德劭的伊甸园苹果。”的确，这个苹果在诱惑了夏娃之后，又再一次诱惑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犯禁。

  　　P118:“但是先前从来没有出现在报上那个令人激动的专栏中。”在为多义词选择意义时，主万总是要选择最普通的词。如果这样写作，纳博科夫犯得着常常翻《韦伯斯特词典》吗？黄建人的翻译是:“但她以前还从未在这份光芒万丈的报纸上出过风头。”

  　　P469:“有一刹那我上了一座十分奇怪的安了顶篷的桥，”这一句看上去四平八稳，绝不可能有任何毛病。但是主万在这里删了这句中最调皮的词sheathed。黄建人的翻译是“一座怪里怪气的带顶篷的小桥把我套进去了一会儿。”要不是为这个“套”字，我猜纳博科夫都懒得写这一整句。

  　　忧虑与希望

  　　尽管我毫无必要地冒着风险把这次翻译认定为一次事故，但我认为责任并不在主万先生那里。无论如何，一个人翻译一本书是没有错的。笔者看到主万在译文中左支右绌、进退失据，也时时生出同情之感。假若这本书作为普普通通的第11个(或第111个)版本出现，我想是没有任何人去认真对待它的失误的。但是上海译文作为目前国内最好的外国文学出版社之一，在推出纳博科夫文集这项重大举措中，隆重推出了这样一个译本，我认为的确是一个事故。

  　　不过对这套纳博科夫文集中的几本笔者仍充满希望:《眼睛》、《荣誉》、《天赋》、《阿达》、《庶出的标志》、《透明物体》和《看那些小丑》。正是出于对这些书的期望，笔者才写下了以上文字。

  　　对出版社来说，在出版的各个环节中坚持专业性，才能保证一本书的质量。所谓专业性就是不依靠常识来做事。这些常识包括:一个中年男人写的阴郁鳏夫的小说，并非男人翻得更好；英语水平高的人不一定翻得更好；翻译经验丰富的人，也不一定翻得好……我想，什么时候，一个外行就一本书的出版几乎说不上什么有价值的话的时候，这个出版社的专业性也许就体现出来了。

  　　《洛丽塔:鳏夫忏悔录》，黄建人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

  　　《洛丽塔》，于晓丹等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

  　　《洛丽塔》，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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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漫画影响的太深了 以至于去西安真的念念不忘..

  作者：微熏 发布时间：2010-07-24 18:54:52

  这是07年去西安玩的时候写的了

  西安游记之 永泰公主墓

      可能是《倾国怨伶》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了，不论白痴怎么说，我仍然热切地期待着大唐的永泰公主墓将呈现的华丽壮观。

      车从乾陵颠到这里没有多远的路程，才解决了剩余的圣女果，我们就又撑开了坏了一个角的伞。午后的太阳毒辣地烤着大地，没有风。进院的时候闹了点小插曲，我几乎没有回头地跟着当地的讲解员就往里走。房子是仿古的但有些粗糙，才走近就感到了一天来难得的阴凉舒适但同时伴着浓重的樟脑气息。深黑的洞穴就在眼前，大家都不自觉地捂着鼻子开始往下走。来吧来吧，宽敞的地陵，华丽的棺柩，褪淡了色泽的壁画，栩栩如生的貌美女子还有那些手工细腻的雕栏都来吧，齐齐铺满我的眼帘吧。会不会也有突然启动的机关，还有那个摆放了千年的却仍旧熠熠生辉的铜镜？昏暗中走了长长一段除了被仿着重新复画上去有些破损的壁画还有一些被置在洞穴两侧的小的陪葬品，眼前的仍旧是似没有尽头的甬道。大家开始烦躁起来，四周嗡嗡地回响着说话的声音。墓志铭是突兀地横在路的中央，被玻璃罩了起来，不走近低下头来看不清上面的刻字。讲解员说，野史的谣传是当年的永泰公主与她的丈夫还有哥哥在宫里议论武则天，被揭发后死在武则天的乱棒下，墓志铭上的记载却是她死于难产，人群里顿时有了要听就应信野史的言论。心里开始了慢慢的失落，不是太平那样风光的公主啊也不似那个被孤立于历史却仍旧华丽地飞舞过的李盈，连死竟也是这样不堪的谣传。

      一下有了宽敞的路，才两步就到了尽头。玻璃隔栏分开了穴底的两侧，我们站在右边剩下的只有一尊看上去很普通的棺柩。就这样抬头是挖开的弧顶低头是粗糙的地面来来回回左左右右走不上几步已是全部，没有漾满水莲的壁画没有拂扇轻舞的女子没有细腻雕工的砌栏，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出来的时候太阳还是很大，却隐隐地起了一些风。白痴又开始了她的论调期待着我的反应，我没有说话，自顾自地撑开了伞走进了阳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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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如何反思，谈莫言的蛙

  作者：小羽贯众 发布时间：2012-11-05 20:47:46

  一

  2009年，在举国欢庆建国六十周年之际，莫言推出了自己的长篇新作《蛙》。这部号称“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 的小说，无论从出版的时间来看，还是从试图表现“乡土中国六十年” 的创作意图来看，都可以被理解为是作家尝试用自己的创作对共和国历史进行清理和反思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莫言这个一向强调“长篇小说尊严” 的作家，其创作的野心不可小觑。正如小说封面勒口所写的：“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 ，这部小说将笔触伸向了所谓“波澜起伏的生育史” ，描写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生育的不同形态。不过与当代文学惯常的历史书写方式不同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采用“现实主义”式的叙事成规，而是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写作的特征。因此对这部作品的意义阐释就不能只局限在小说题材之上，而是要结合对小说形式的分析，对《蛙》这样的作品来说，故事怎么讲显然要比故事讲什么更为重要。

  小说《蛙》由三种完全不同的文体——文学素材、话剧剧本和书信——拼贴而成。它的主体部分是文学爱好者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份文学素材，即蝌蚪为创作一部以他“姑姑”为主人公的话剧所做的准备。小说的第五部分就是他最终完成的话剧剧本。而每一部分前面，又都有一封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短笺。从这样的小说结构来看，《蛙》中显然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故事，第一个层面是蝌蚪在文学素材中讲述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计划生育干部的经历以及他本人在新世纪以来的种种遭遇；第二个层面则是作为文学爱好者的蝌蚪试图把前一个层次中的故事写成一部“像《苍蝇》、《脏手》那样优秀” 的话剧剧本。正像小说开始时叙述人蝌蚪对日本作家杉谷义人所说的，后者所作的题目为《文学与生命》的演讲是启发其开始创作的动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莫言的小说《蛙》所处理也正是“文学与生命”，它既是一个关于“生命”遭遇不同形态的“政治”时所受到的种种压迫的故事，也是一个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将人们的历史经验和生命体验加以表达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看，《蛙》的意义显然不仅是对计划生育政策得失的某种评价和反思，它更包含了如何将姑姑和蝌蚪在六十年的岁月中所获得的历史经验转化为文学形式，使之成为可感形式问题的思考。

  本文对小说《蛙》的讨论，即围绕上述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本文将从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出发，分析小说如何在第一到第四部分中表现主人公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下，同样参与对“生命”的戕害与荼毒。其次，文章则选择以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五封信为分析的起点，揭示小说中所蕴涵的“忏悔”主题，分析小说第五部分，即蝌蚪最终完成的话剧剧本，探讨主人公为何难以将自身的历史经验赋予文学形式，并由此思考文学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处理为当代中国人复杂、多变的生命经验和情感体验的议题。

  二

  小说《蛙》选择以计划生育问题作为题材，显然试图触碰一个关于“生命政治”的议题。因为正像作者借小说人物的口所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有计划的增长。” 而这里所说的“控制”、“有计划”，即意味着作为现代性组织形式的现代国家开始将“生命”纳入到“政治”的掌控范围之内，使“生命”服务于现代国家的“政治”目的。

  最早将“生命”与“政治”放在一起进行理论化论述的，是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1976年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中，福柯区分了统治者对死亡的权力和对生命的权力。他认为现代国家的统治者和君主制国家的君王重要区别是：后者只拥有对死亡的权力，即将人处死的权力，但不具备对“生命”的控制力；而前者在拥有对死亡的权力之外，还则拥有对“生命”的权力，即通过对“出生率和死亡率、再生产比率、人口的繁殖” 等过程的控制，实现对“生命”的掌控。因此现代统治者通过“惩罚技术”（对死亡的权力）和“调节技术”（对生命的权力）的双重掌控，最终实现了对“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口的全部” 占有。这种统治者对生命的权力，就被福柯命名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

  在这里较为详细的介绍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对于我们讨论小说《蛙》来说是相当必要的。虽然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最终指向了对种族主义起源的考察，引申出对纳粹——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异形态的反思，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并不相干。但福柯在这里提出的“生命政治”概念无疑提醒我们注意，“生命”这个看上去似乎最自然、最本真的东西在现代社会难以独善其身，它早已被编织进现代性的逻辑之中，从而与“政治”深刻的联结在一起。因此对于小说所处理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应该像某些居心叵测的西方评论家那样，将其理解为集权国家对所谓“人性”或“人权”的迫害。而只能把这种“政治”对“生命”的掌控与压抑，视为现代性逻辑在中国展开过程中的必然后果。在笔者看来，莫言在小说《蛙》的主体部分，即作为文学素材的第一到第四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触碰到了“生命政治”的议题。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蛙》的第一到第四部是文学爱好者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份文学素材，是蝌蚪用来“为写作那部以姑姑为素材的话剧做准备” 的。不过由于蝌蚪在其中也常常加入对杉谷义人的倾诉，因此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将之理解为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长信。从这四个部分的排列关系来看，其中似乎蕴涵了作家对共和国六十年历史的某种理解。小说在第一部分开始时向读者说明反右斗争之前（即在1955年和1957年之间的一段时间）的中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姑姑的黄金时代。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姑姑双眼发亮，心驰神往地说：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跟着我飞，成群的蝴蝶跟着我飞。” 这段富有抒情气息的文字可以说是整部小说中唯一轻松明快的段落。再次之后的故事则逐渐将向读者展示出沉重悲怆的一面。小说第一部结束于文革时期对姑姑进行批斗时，会场冰面的断裂，“许多人，落到了冰水中” 。第二部则以蝌蚪的第一任妻子王仁美被姑姑强行流产，最终母子死在手术台上为结尾。而小说第三部则以由于姑姑不断追逐“超生游击队”王胆，最终造成后者因早产而死亡收束。从这样的排列来看，小说讲述的就是中国社会自60年代以来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生命”开始逐渐被“政治”所掌控，妇女们生育的要求不断受到以姑姑为代表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制，“政治”开始根据自己的需要掌控整个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并由此造成“生命”不断被抑制以致死亡的过程。故事进入第四部分后，结局开始不再突显死亡，转而书写“生命”的诞生。这一部分以蝌蚪的儿子出生作为结尾，并宣告这个孩子“必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合法的公民，并享受这个国家给予儿童的一切福利和权力” 。

  单从这样的结构安排来看，作者似乎通过小说前三部分关于死亡的书写，表明“生命”在1957年之后，逐步受到“政治”的种种压制。而第四部分则以一个计划外婴儿的诞生，暗示“生命”开始在新世纪摆脱了“政治”的压制，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复苏”。不过小说《蛙》的内涵显然没有这么简单。这种复杂性突出体现在第四部的描写中。在这里，小说不再以姑姑为主人公，而是主要讲述的是小狮子趁自己的丈夫——主人公蝌蚪——不备，通过代孕公司利用试管婴儿技术为蝌蚪生一个儿子的故事。而蝌蚪在开始时觉得让自己小学同学的女儿陈眉为自己生孩子是不道德的，并千方百计想让陈眉流产。但小说情节至此突然一转，蝌蚪突然意识到自己当年就是因为软弱，配合姑姑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强迫前妻王仁美流产，才造成她惨死。因此他现在只有生一个儿子才能为自己“赎罪”，于是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庄严的洗礼，我感到我过去的罪恶，终于得到了了一次救赎的机会，无论是什么样的前因，无论是什么样的后果，我都要张开双臂，接住这个上天赐我的赤子！” 因此心安理得接受了陈眉代孕的事实，并宣称自己之前对代孕合法性的质疑“只能说明不是社会出现了问题，而是我自己出现了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姑姑与蝌蚪也分享着同样的逻辑。她本是一个坚贞的共产党员，在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毫不留情，宣称：“党指向那里，我就冲向那里！……现在有人给姑姑起了个外号叫‘活阎王’，姑姑感到很荣光！” 不过这部小说的有趣之处或许并不在于它对姑姑坚决贯彻党的政策的描写，而是它不断通过叙述者蝌蚪的引述，将姑姑在新世纪对自己当年的评论，插入到对50到80年代的描写中。也就是说，虽然小说刻意将50到80年代的姑姑塑造成一个不顾一切要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共产党干部，但它同样强调“进入晚年后，姑姑一直认为自己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赎。” 而且姑姑甚至认为“那时（指50到70年代——引者案）所有人都疯了，想想真如一场噩梦。” 从“噩梦”这样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出，晚年的姑姑显然在为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而“忏悔”。而也正是因为这一“忏悔”，姑姑这个原本极度正直，在文革期间哪怕被人拔掉头发也绝不说谎的人，竟然无耻的证明小狮子才是蝌蚪儿子的亲生母亲。在这里，蝌蚪和姑姑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他们为自己在50到80年代贯彻落实的计划生育政策“赎罪”时，他们其实再次成为“生命政治”的帮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践对“生命”的控制和戕害。

  而这种戕害就集中体现在蝌蚪对陈眉腹中孩子的剥夺上。从小说的描述来看，陈眉是一个被资本剥削到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形象。她原本是高密乡最美丽的女人。但在广州打工时，陈眉被血汗工厂的一场大火毁容，变成了一个只能用黑纱包裹身体的女人。然而资本的逻辑总是贪得无厌的，它不仅要剥夺她美丽的外壳，还要将她物化为生产资料。正像李手为蝌蚪所描述的陈眉：“她就像一个工具，你只不过租来用了一下，如此而已。” 资本家的一句“如此而已”，就将陈眉的孩子窃为己有，这也就难怪陈眉要发出这样的控诉：“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丑陋的茧，有一个美丽的生命在里面孕育，等他破茧而出，我就成了空壳。” 在笔者看来，莫言的写作正是在这里触碰到一个极为深刻的命题：即当蝌蚪为一种形态的“生命政治”对“生命”的压抑而忏悔时，他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生命政治”的帮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的前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虽然在表面上表现出对“生命”的不同态度，但却分享了共同的逻辑，即通过对“生命”的掌控来实现某种“政治”的目的，只不过前者是为了“国家前途，民族未来” ，后者则是为了资本增值。

  三

  如果说小说的主体部分探讨的是“生命政治”的议题，那么附在每一部分前面的书信以及小说的第五部分，则是在处理如何把姑姑、蝌蚪的历史经验和生命体验赋予文学形式的问题。虽然那五封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被有些评论家视为“叙事的冗余物” ，并且信件的接受者杉谷义人也毫无存在的价值，因为“这个神秘的日本作家，除了有可能勾连起莫言本人一些难以被外人索解的私人生活体验外，其在小说中的功能和任何一名普通读者几乎没有差别。” 但在笔者看来，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件实际上扮演着多重功能：它们既对叙述人蝌蚪的身份进行限定、也与小说主体部分产生相互映照的效果，同时还将蝌蚪的写作定位为“赎罪”。在第一封信中，蝌蚪在杉谷义人面前显得谦逊、低调甚至有些谄媚，他声称是后者题为《文学与生命》的演讲勾起了他的创作欲，试图要以姑姑为主人公写一部话剧。而在第二封信中，当蝌蚪得知杉谷义人就是当年侵略高密乡地区的日军将领的儿子后，马上在道德层面上表现出对后者的优势。他甚至还可以安慰杉谷义人说“当今这个世界最欠缺的就是这种精神（指杉谷义人所具有的历史反思精神——引者案），如果人人都能清醒地反省历史、反省自我，人类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愚蠢行为。” 如果我们将这封信与第三封信进行对比就显得颇有意味。蝌蚪在这封信中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辩解，声称“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因此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手段极端，但“不仅仅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蝌蚪在第二封信中对杉谷义人所变现出的历史反思精神极为钦佩，但他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却是以为历史辩护的姿态而拒绝反思。只看到“政治”通过调控“生命”所带来的正面结果，而不愿意正视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累累白骨”。而在第四封信中，一个有趣的转折出现了，蝌蚪不再像第三封信中那样表现出为历史辩护的自信，而是开始把写作当作一种“赎罪”的方式，认为“既然写作能赎罪，那我就不断地写下去。” 到了第五封信，蝌蚪心中的“罪感”并没有因为写作的完成而减轻，觉得“心中的罪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 。并向杉谷义人询问“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杉谷义人在小说中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冗余物，相反他与主人公蝌蚪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蝌蚪和杉谷义人之间实际是一种镜像关系。蝌蚪的写作过程，也就是不断向杉谷义人接近的过程。虽然两个人在小说开始时身份地位相差悬殊，但小说结束时他们则共同占有了一个“赎罪”的位置。正像第四封信向我们揭示的，蝌蚪正是因为要以写作来进行“赎罪”，他所写下的故事才逐渐从为姑姑“树碑立传”，演变为自我书写。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小说第四和第五部分不再以姑姑为主人公，转而主要讲述蝌蚪自己的经历。而这部小说的有趣之处在于，当小说在前三部分书写“生命”为“政治”所压迫和抑制时，蝌蚪的写作显得很有自信，并在杉谷义人面前为计划生育政策辩护。但当小说后两部分书写新生命的诞生时，蝌蚪则与杉谷义人一样，开始进行历史反思和“忏悔”。因此这五封书信恰与小说的主体部分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我们在上文分析的，在小说的前三部分中，蝌蚪在叙述姑姑的故事时不断引用姑姑在新世纪的忏悔来对谴责姑姑严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与此相映照的是蝌蚪在前三封信中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自信，拒绝对进行历史反思。而在小说的第四部分中，蝌蚪讲述是一个通过新生儿的诞生来成功赎罪的故事，但在第四封信中却流露出寻求忏悔而不得的无奈。在笔者看来，被讲述的故事与讲述者之间的这种错位与矛盾，暗示着蝌蚪的写作已经陷入某种困境，他将无法讲述一个他所预期的故事。而这一点将在我们对第五部分的分析中得到验证。

  细心的读者在读到小说第五部分时可能会感到有些错愕。这种感觉首先来自文体的突变。在小说文本中突然插入剧本本身就是对读者阅读经验的冲击和阻断。其次，这部剧本并没有像小说前四个部分那样按照时间线索顺时展开，而仅仅展现了一个与第四部分同时发生的戏剧性故事。这又是一种对小说时间线索的疏离。最后，从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我们知道，小说的前四个部分是蝌蚪用来“为写作那部以姑姑为素材的话剧做准备” 的。因此最让读者在阅读第五部分时感到吃惊的可能就是蝌蚪最终完成的作品竟然呈现出这样的面貌。在这部酝酿多年九幕话剧并没有像蝌蚪在信中所说的那样“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 ，甚至也没有以姑姑为主人公。而只是延续了小说第四部分的情节，讲述蝌蚪及其朋友如何从陈眉手中抢走她的婴儿，并将其窃为己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蛙》的结尾就显得与全书很不协调。因为从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来看，支撑他写出接近一部长篇小说容量的创作素材的基本动力，就是要写一部表现姑姑一生的话剧剧本。而且蝌蚪在小说一开始时对自己这部尚未完成的话剧剧本很有信心，认为这部剧本将“像《苍蝇》、《脏手》那样优秀” 。然而当小说进入尾声，这部话剧剧本真的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小说前三部分的内容完全在剧本中消失了，它只能勉强算是小说第四部分的复沓。而且更有有趣的是，时间本身也在这个话剧剧本中消失了。在每一幕前面的场景介绍中，除了月亮代表正值深夜外，我们找不到任何标明时间的标志。这就使得蝌蚪的话剧非但没能完成对历史的书写，反而变成一个漂浮在时间历程之外的乌有之乡。这又与小说前四部分中蝌蚪自觉的进行历史叙述形成鲜明的对比。而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小说中蝌蚪为何无法真正讲述“姑姑的一生”？他为何无法将自己的历史经验与生命体验赋予一种文学形式？他原本所具有的历史书写意识为何在经历了漫长的准备 后，在最后进行写作时突然消失了？他为何最终只是呈现给读者一段游离在时间之外的断片？

  在笔者看来，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显然只能在蝌蚪最终完成的作品中寻找答案。在蝌蚪的那部名为《蛙》（与小说同名）的九幕话剧中，戏剧故事基本上围绕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线索是陈眉到各地喊冤哭告，寻找自己的孩子。而另一条线索则是蝌蚪及其家人朋友庆祝蝌蚪晚年得子。两条线索以交替上场的方式展开戏剧情节，最终汇聚在第八幕高梦九判案的场景中。在这一幕中，高梦九这个戏拟的审判者被金钱收买，在审判中偏袒蝌蚪及其家人、朋友，用一种诡辩的方式将陈眉的孩子判给蝌蚪的妻子小狮子。也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所有的人物都汇聚在一起，并站在陈眉的对立面指责她是错的，是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者。而陈眉这个人物的形象本身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这个重度烧伤的女人总是用黑纱遮盖自己全身，一旦露出自己的脸就会把人吓跑。因而总是给人一种幽灵般的感觉。而陈眉这样一个被资本压榨成“空壳”的“幽灵”，在那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自然要被千夫所指，难以立足。因此无论是从戏剧结构的角度看，还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看，话剧《蛙》都把陈眉当作“鬼一样” 的存在，从“正常”的社会中放逐出去。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最后一幕。与之前八幕中充斥着紧张焦虑的气氛不同，在蝌蚪等人终于将陈眉放逐之后，第九幕呈现出难得的静谧和安详的感觉。虽然蝌蚪等人在内心中感到有愧于陈眉，姑姑还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总觉得，你们——当然也少不了我——我们亏对了陈眉。” 但他们却认为随着陈眉腹中的孩子顺利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最终可以实现“救赎”，清算自己在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时所犯下的罪行。因此这部话剧结束在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为陈眉的接生的姑姑虽然明知孩子并非蝌蚪的妻子小狮子所生，但仍向蝌蚪询问小狮子的奶水是否丰沛。而蝌蚪则心照不宣的声称妻子的奶水“旺盛”得“犹如喷泉” 。两个人正是以这样的自欺欺人的方式，完成了所谓的“忏悔”与“救赎”。

  从这个角度来看，蝌蚪最终完成的话剧与他的第四份文学素材一样，都在书写着以在“当下”重新犯罪的方式，来“忏悔”“过去”罪行的故事。姑姑觉得自己过于严厉的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在50到80年代通过流产手术，“杀死”了两千多个孩子，手上沾着“腥臭” 的血。而蝌蚪则觉得由于自己当年的软弱，逼迫前妻王仁美接受流产手术，最终造成了后者的惨死。正是他们因为过深的执着于50到80年代所犯下的“错误”，感到自己是那个年代“政治”压迫“生命”的帮凶，因而为了迎接一个新的生命，不惜出卖陈眉的利益，将她的生命变为“工具”。由此，我们似乎已经找到蝌蚪不能将自己的历史经验与生命体验赋予文学形式的原因。蝌蚪在了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其写作已经由对历史的书写，转变为“忏悔自己犯下的罪，并希望能找到一种减轻罪过的方法” 。这一转变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蝌蚪的反思和赎罪却是建立在失去对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的。他始终无法认识到他对陈眉的伤害并不是金钱所能补偿的，这种伤害和当年他对王仁美所做的一样，都是一种对“生命”的荼毒。而正是因为无力认识现实，使得蝌蚪只能以拒绝反思的方式进行历史反思，以犯罪的方式进行“赎罪”，而他所试图进行的历史书写，最终也因为丧失了现实的坐标，而成为漂浮在时间历程之外的碎片。

  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莫言的小说《蛙》一方面暗合了“生命政治”的议题，即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下对“生命”压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何用文学的方式表述这一命题的问题。对于文学爱好者蝌蚪来说，他显然既不能认识到当代社会中的“生命政治”问题，也不能完成对历史的书写。虽然他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高度赞扬历史反思精神，但颇有反讽意味的是他本人恰恰不具备这一品质。在笔者看来，历史反思能力的匮乏是造成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与小说主体之间错位矛盾的原因。而从蝌蚪最终完成的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他试图书写姑姑的一生，对六十年的历史进行清理。但他最终只完成了一段没有时间、没有历史的文字。正像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反思也只能建立在对当代的正确认识基础上。当蝌蚪为自己曾当过计划生育政策的帮凶而忏悔的时候，他显然忽略了对身边一种新的“生命政治”对“生命”的戕害和荼毒，也就无力完成对历史的真正书写。正像蝌蚪在第四封信中所说的：“既然写作能赎罪，那我就不断地写下去”，他的写作仅仅成了“赎罪”的工具。然而正像蝌蚪和姑姑为了“赎罪”而最终再次戕害“生命”一样，蝌蚪的写作也同样不能真正帮助他实现救赎，在完成剧本之后，他只能追问杉谷义人“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

  从这个角度来看，莫言的这部出版于建国六十周年的小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既对当代社会对“生命”的压迫提出质询，也开始反思我们应该如何书写的我们的历史经验并将这一经验赋予文学形式。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们显然不能像蝌蚪那样因为对“过去”的赎罪而在“当下”再次犯罪，以历史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然而当下中国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在于人们往往像蝌蚪一样沉浸对在50到70年代拒绝和忏悔中，无力对当下社会的真正变化做出正确的回应。而我们时代的文学也正是因为沉浸在这样的气氛中，既无力表达我们的时代，也无力对历史进行书写，最终往往和蝌蚪的那部名为《蛙》的九幕话剧一样成为游离在历史之外。或许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莫言的写作呈现出其批判性和意义所在，而文学的价值也正在这样的写作中得到展现。

                                                                二零一零年五月于畅春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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