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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爸爸坚信，什么困难都能解决；穷爸爸则通过“我可付不起”这样的话，让孩子不断放弃自己的想法。

  作者：龙战骑士 发布时间：2024-05-08 17:57:40

  判断和决策的能力产生了不同，经验的丰富程度时，他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了。有的人可能很快富足起来，有的人则可能忙碌一生，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拿不出什么成绩。

  当然，我说的富足不仅包含外在财富，也体现在精神层面上，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它能让人感到满足。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鸡鲁在论快乐时指出，快乐分成两种，一种是动态的、短暂的快乐，另一种是静态的、永恒的快乐。当人的物质欲望得到满足时，就获得了快乐，但那是暂时的。比如渴了喝水，饿了吃饭，累了休息，困了睡觉，这些都是让我们获得快乐的事情。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动态的，第二天我们还会渴，还会饿，还需要休息和睡觉。财富也是如此，它带来的快乐是暂时的。当我们获得财富时会感到快乐，会有富足感，但是当我们把钱花出去之后，这种快乐和富足感就消失了，甚至当获得和过去同样多的钱财时，我们的快乐其实也比不上从前，这也是很多人开始追求越来越多的钱财，继而走向贪婪的原因。

  换句话说，精神上的快乐才是静态的、永恒的。同样的道理，人只有在精神上感到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

  在近代欧洲，有很多贵族或者富家子弟对知识的渴望远远超过对财富的追求。这些人最终开启了人类的科学时代和思想启蒙，也获得了应有的荣誉，比如波义耳、哈雷、伏尔泰、孟德斯鸠和拉瓦锡等人。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他们就已经获得了社会的尊重，今天我们依然在纪念他们，感谢他们对文明的贡献。但是，同时代大量的、只追求权力和财富的贵族，今天已经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了。因此，人在解决了温饱之后，最终的快乐来自精神上的富足。

  我在接触负数这个概念之后，就明白了在思考正数的时候永远不能忽视负数，

  这个习惯几乎伴随了我一生。

  有了负数的概念，我们首先就必须明白，0不是最小的数。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钱越多越好，如果自己没有钱，就会觉得世界糟透了，天塌下来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没钱更糟糕的事情，那就是欠了一屁股的债，他们的钱就是负数。在美国，有80%的家庭处于负债状态，虽然其中很多人有房子作为资产可以抵押，但是房子通常不能马上兑现，而债则是要按月还的，更何况很多房子的价值其实抵不上房贷。

  当一个人的净资产是负数时，一辈子是很难翻身的。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20%的税前收人都用于还各种债，特别是房贷和信用卡的利息。他们的收入通常都不算高，如果再少20%，每天就只能忙忙碌碌地工作，然后把时间花在应付债务上，不可能去思考如何自我提升，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更没有什么闲暇享受生活。

  即使不用金钱做投资，人的一辈子也是在不断地用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投资。自己每做一件事情，就可能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是人们通常只会想到好的结果，忽视坏的结果。比如很多人总是说，朋友越多越好，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没有问题，但是，朋友多了难免来不及甄别，不仅会遇到益友，也会遇到损友，甚至会把损友当益友。

  超过一定的阈值后才能取得效果，而当成本的投人不足时，效果就是零。比如锻炼，无论是想消耗体内的脂肪还是想锻炼心肺功能，都必须超过10分钟才会有效果。如果只练习三五分钟就停下了，然后过一会儿又练几分钟，时间是花了但基本上没有任何作用。读书也是如此，人们通常5~10分钟后才能进人深度思考状态，如果一本书拿起来看几眼就放下，或者读书的时候看两页就找人聊天去了，看似花了很多时间，其实效果很差。

  因此，如果一个人同时做的事情过多，而在每一件事情上的投人都没有超过开始产生收益的阈值，那么所有的事情都做不成，也就是说，时间和精力花了很多却没有效果。今天很多中小学生在课外上了很多特长班，从体育到艺术再到STEM，但等他们高中毕业时却没有培养出什么特长。虽然说什么活动都尝试一下，发现自己天赋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因为精力太分散，每一项投人都没有达到获得收益的闻值，因此效果加起来为零。即便我们在每一件事上的投入超过了获得收益的阈值，也并非做的事情越多越好，因为这里涉及做事质量的问题。

  后来我发现，在几乎所有的专业领域，朗道的等级理论都成立。在信息技术领域，能够开创一个新产业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当属第一级，比如提出计算机算法标准，开创了算法这个研究领域的高德纳当属第一级，而一个普通的合格工程师最多算是第五级。今天世界上一些顶级的工程师，

  比如打造出谷歌自动驾驶汽车的莱万多夫斯基，以及发明了谷歌云计算和深度学习工具的谷歌大脑的杰夫·迪安都接近第一等级。他们的贡献和被我们戏称为“码农”的普通软件工程师相比，相差甚至不止千万倍。当然，贡献大也会伴随着收人高。莱万多夫斯基在谷歌工作了6年，赚了1.2亿美元，平均一年2000万美元，和普通“码农”相比，也差出上百倍。

  因此，如果一个人从事两份工作，花两倍的时间，即便能够做到互不千扰，最多收人增加一倍。如果他只做一份工作，但属于高水平的，可能收入会增加好几倍。今天你会经常看到这样一些报道，很多底层的民众不得不打几份工维持生计。这些人非常可怜，而他们可岭的原因是每一份工作的收入都不高，几份简单的工作顶不上一份有难度的工作。

  因此，与其整天想着在名片上多加几个名词作为自己的身份标签，不如在自己的身份标签之前加上“资深”或者“著名”这样的形容词。今天，绝大部分人需要做的不是加法而是减法，不是在低水平上复制，而是把力量集中到一点，实现等级的跃迁。

  为什么谷歌和微软这样的企业做不过小得多的Zoom呢？有人专门一项一项地对比了微软的视频会议产品Teams和Zoom。微软的产品是所谓的一站式务，即把所有的在线功能都集成到视频会议系统中，而且能够调动非常多的应用程序，而Zoom只是一个视频会议系统，没有其他功能。但是，在涉及视频会议的各项指标上，如使用的方便性、用户定制化选项、视频的质量特别是低速网络的视频质量，以及会议规模等方面，Zoom都超过微软的同类服务。作为控制了全球个人计算机市场的企业，微软有太多个人计算机级别的软件需要集成到它的视频会议系统中。Zoom也可以选择做同

  样的事情，但是它选择了做减法，宁可少一些功能，也要把核心功能做好。

  那么一家企业做大之后是否可以再多做一些事情呢？通常，在自己不擅长领域的扩张是大企业由盛而衰的开始。假如有这样两家企业，一家企业在某个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做到了绝对第一，另一家企业在10个领域做到了市场占有率第二或者第三，哪家企业会发展得更好呢？几乎无一例外的是第一

  《断舍离》一书中给了一个很清晰的原则：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保留相应的东西，放弃那些和你心目中的生活无关的东西，因为你实际上不需要它们。做事情也同样，问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一个人不可能东西南北所有方位都是目标，那样的话只会寸步难行，更谈不上有任何进步。和目标没有关系的事情，就应该通过做减法删掉。

  因此，那些成熟市场的国家、百年老店、有经验并且尊重经济规律的管理者，都会严格控制债务的规模。比如，巴菲特就强调永远不要用杠杆投资，他在总结伯克希尔－哈撤韦过去60多年的发展历程时说，在这60多年中，虽然总体上市场是向上发展的，但是有6次股市的跌幅在50%以上，所以他的公司哪怕是加了一倍的杠杆投资，也早就被清仓出局，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了。

  但是一些突然暴发的企业、一些新兴经济体、一些初人商场无知无畏的经营者，为了追求高速度，常常把杠杆加到头。在经济形势比较好、资本比较宽松的时候，它们看似发展得很好，可是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它们实际上就是用很大的杠杆乘以了一个负数，迅速爆雷。2015年至2016年的中国股灾期间，有大量的散户就是因为这样加杠杆，在一夜间被清仓出局，他们不仅失去了一辈子的积蓄，其中很多人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可见，做乘法是把双刃剑，并非永远都会带来好处。

  加杠杆的条件

  人要想一辈子做别人几辈子的事情，多多少少要学会做乘法，加点杠杆，但是杠杆怎么加是有讲究的，比如在股市加杠杆炒股的做法显然行不通。在讲加杠杆的方法之前，我们先要讲讲做乘法或者说加杠杆的基本条件，就是同一类的东西可以相乘，不同类的只能相加，无法相乘。

  假如你开了一家工厂，如果每一个产品都是特殊定制的，做第一个产品和第二个没有关系，你是无法做乘法的，只能做加法。要想多一份收人，就要多花一倍的时间，多花一倍的成本。但是如果每一个产品都能很容易地被复制，比如数字产品的复制或者自动生产线产品的生产，那么就获得了乘法的效应。传统工业品复制的成本是很高的，可能占到了产品售价的一半，因此传统工业并不容易出现嬴者通吃的全球垄断。但是信息技术产品、生物制药产品则不同，它们一旦研制成功，复制的成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因此，就形成了垄断。

  对个人来讲，不管是工匠还是科学家，只要能把一个本领练到极致，在一个领域做得出类拔萃，就会有很多人请他用自己的专长来做事情。他们解决一个问题的努力，就可以重复地用来解决类似的问题，而不需要从头再来，这就是在发挥杠杆的作用。比如你是一个被业界认可的建筑师，你最

  初设计第一栋房子的思想就可以复制到各种建筑设计中。对建筑师来讲，创造出思想是最花功去的事情，画图反而是低成本且容易完成的事情。比如，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为卢浮宫设计的玻璃金字塔获得认可之后，又把类似的设计思想用在了很多地标性建筑的设计上。

  用好杠杆的两个因素

  善用杠杆的人，能够把一个技能反复使用，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能够做到“一鱼三吃”。不善于用杠杆的人，每做一件事都要从头开始，每一件事都是在做加法，加法自然没有乘法做得快。

  能否用好杠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事情本身，另一个是人本身。

  先说说事情。有些事情做好了，则容易加杠杆增加收益或者扩大影响力，而有些事情则不具备加杠杆的可能性。比如，你本科学习的是数学或者理论物理学，那么研究生阶段就可以选择几乎所有理工科的专业，只要再补两三门专业课就够了。二战后从事生物学研究的一大批生物学家，原本是学习物理学的，后来因为看到原子弹爆炸对人类造成的伤害，或者读了薛定谓《生命是什么》那本书后受到了启发，转而从事生物学研究了。今天在华尔街从事金融的，很多是学习数学和理论物理学的，也就是说，打好数学或者理论物理学的基础将来有可能做很多事情，因为这两个学科教给人的都是最底层的逻辑。相比之下，如果在大学学习的是某一个专业特定的技能，换一个专业几乎就要从头做起。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如果有条件，在打基础阶段要做好通识教育，因为通识教育所获得的知识适用的范围特别广。即使在一个特定的专业内，有些知识也具有可复用的价值，有些则属于很窄领域的特定知识，对其他领域的帮助不大。以计算机行业为例，所有课程或者知识都属于下面三种中的一种：和系统有关的，和算法有关的，以及和应用有关的。

  前两种学起来比较难，但是具有杠杆效应，学好了之后一通百通；最后一种知识最实用，学会了马上就能工作挣钱。很多人改行学计算机，为了尽快看到效果，都会去学最后一种与应用有关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的可复用性比较差。一个没有算法和系统基础的人，会发现自己那点应用知识过时得特别快。今天搞信息技术的人会出现“35岁中年危机”，原因不难理解，他们掌握的知识不具有杠杆效应，而且其价值每三五年就衰减一半。相反，一些受过科班训练的基础扎实的从业者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知识的基础是算法和系统。

  我常常强调求道的重要性，因为道是可以应用于各种场合的，但是大部分人只看重对自己当下有用的术，术通常都是有针对性的，做不了乘法。

  再说说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热衰于解决具体的问题，另一种人热裹于发明一种解决同类问题的机器，然后让机器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前一种人做事情基本上是加法思维，后一种人则是乘法思维。世界上第一个制造出和图灵机等价的计算机的，并非美国二战时研发电子计算机的那批科学家，而是德国工程师楚泽。楚泽原本的工作是计算飞机设计中的工程问题的，当时他用的工具是计算尺和数学用表。楚泽发现大部分问题用的公式都差不多，只是把数据换换，但是这样的计算每一次都很花时间。楚泽就想，应该制造一种机器，让它根据公式自动计算，于是他离职发明了德国的计算机。类似地，美国当初研制电子计算机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即为了计算远程火炮的弹道。由于那些计算问题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科学家想发明一种机器来完成它们，而不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手工计算。

  当然，制造一种机器只是一种比喻，并非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新造一种机器来解决，我们只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思维方式的不同。eBay（亿贝）、谷歌和脸书这几家企业早期的成功都是靠搭建了一个自助平台，颠覆了原来大量依赖手工劳动的行业。以谷歌为例，它主要靠广告挣钱。在谷歌之前，拉广告是销售人员的事情，要想多一份广告收人，就需要增加一个销售人员，这样成本很高。谷歌革命性的地方在于，它做了一个基于搜索关键词和内容关键词的广告系统，让广告商可以自己投放广告，这样即使在员工晚上都睡觉后，它还能挣钱。有些公司学到了谷歌的皮毛，也做了类似的广告系统，但是却大量依赖人力进行销售，这就是在做加法，而不是做乘法了。时间一长，它们和谷歌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类似地，阿里巴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淘宝这个自助系统，大家自己把东西拿到淘宝上去卖，阿里巴巴不用进货，不用操心物流，于是就可以躺着赚钱了。

  遇事该做加法还是做乘法，其实反映出人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些人一定要强调每件事的特殊性，他们就习惯于做加法；有些人则能看到事物之间的共性，他们就会通过做乘法极大地提高效率。

  当然，大家可能已经发现，很多事情是无法做乘法的，比如你要做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就无法使用杠杆，做到“一鱼三吃”。这也是我们前面强调要做减法的原因。我们不妨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和不得不做的事情列一个清单，把那些和其他事情相关性小的、重要性差的事情统统删掉，集中精力把那些能够做出乘法效应的事情做好。

  即便很多人在生活中有了成本意识，也经常会陷人以下4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舍不得抛弃沉没成本。关于沉没成本，今天的很多公开课都会讲到，我们这里就不详述了，用一个例子简单说明一下。某人花了100元买电影票，看了10分钟一后觉得电影非常无聊，再看下去就是浪费时间，但就是不甘心离开，因为他已经花了100元。但走，他坚持两小时看完电影，心里不舒服，不仅没有受益，还耽误了自己两小时的时间。这就如同一条船已经沉没，船上不论有什么东西都不用再计较了。很多人都听说过“沉没成本”这个词，也知道沉没成本不再是成本的道理，但是真到了自已头上还是不愿意放弃。

  第二个误区是，任何资源使用起来都会产生收益，因此使用它来创造价值时，机会成本不是零，而是在没有风险的条件下产生的收益。比如你有10万元拿到股市上投资，有时挣点钱，有时赔点钱，最后不赔不赚。这时很多人会觉得自已没有亏，其实他们已经亏了，因为那些钱如果不去炒股

  至少每年有两三个百分点的利息，因此它的机会成本就是两三个百分点的收益。任何收益如果不如定期存款的投资都是亏钱的，哪怕看上去是小赚。再比如，有些人喜欢买黄金，觉得黄金保值，其实从历史上看，黄金白银的平均涨幅要低于通货膨胀，并不能保值。清末民初的时候，贝聿铭的叔祖、颜料巨商贝润生先生花了9000两银子买下了苏州著名园林狮子林，这个园子不仅占地面积极大，而且是中国园林中的杰作。今天，9000两银子还不到100万元，连苏州的一个小房子都买不下来，购买力大大地贬值了。因此，握有金银的同时其实也就付出了机会成本，即钱本身能投资到社会再生产再赚钱的机会。还有很多人热裹于短线操作股票挣点小钱，挣了钱就扬扬自得，我常常会问他们，跑赢大盘了吗？很多人就不声了。购买指数基金，跟随大盘，是投资股票的基准点。无法跑赢大盘的人，都会白白付出机会成本。

  第三个误区是，由于人们天生厌恶损失，他们虽然懂得做事情有时间成本的道理，可以忍着不去拿免费的好处，但是只要有机会把自己的损失找回来，即使花时间，他们也愿意去做。这时他们不会考虑找补回来的损失是否超过进一步花出去的成本。

  我买车不在乎牌子和外观，但有一个原则，就是车的安全性要非常好，加速还要比绝大部分车快，为此我愿意多花一点钱。为什么要坚持这两点？因为安全性涉及我自身的安全，而加速快也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这样可以极大地降低换道和上高速并线的风险。当然，我开了半辈子车，既没有撞过人，也没有被人撞过，和车的性能足够好有很大关系。绝大部分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很快加速，但是多一份保障总是必要的。成本意识应该伴随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这样才不会付出了高额的隐性成本而不自知。当然，一个人要想每件事都做到成本低、回报高是很难的，更何况在追求低成本时需要做很多比较，而比较本身也是有成本的。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让回报和成本的比例在整体上达到最大，对此，我有三点体会可以和大家分享。

  第一，不要光算明面上的成本，还要算隐性成本，我们前面谈的内容大多是关于隐性成本的。明面上的成本加上隐性成本才是总成本，总成本低了，回报率才会高。

  第二，人的格局要大、境界要高，贪小便宜的事情永远不要去做。

  第三，对那些好得难以置信的事情要特别小心

  巴菲特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他找到好的生意，就是那种几乎人人需要，能够儿十年也不会衰退的生意，比如银行业、保险业，以及和人基本的物质需求相关的产业：其次他找出那些有发展潜力，但是近期内表现不算太好的企业一一有发展潜力能保证企业长久地赚钱，近期内表现不好会让企业的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市场是有效的，大家对一家企业的估值低，是因为它有问题，只值那点钱，而并非巴菲特捡到了便宜，别人捡不到。巴菲特最大的本事就是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让一家短期内表现不好的企业走出低迷的困境。通常，一家资质很好的企业身处一个能够长期赚钱的行业，还表现不好，那一定是管理层出了问题，这时，只要换掉管理层，经营情况就会好转。巴菲特投资的企业并不多，但是在每家企业中占股的比例都很高，这样他就能派人进人董事会，换掉不称职的高管，然后监督那些企业的运营。

  通过这种方式，巴菲特就能让那些有长期潜力，但是近期低迷的企业重新起飞。这件事别人是做不到的，他们一方面不会像巴菲特那样坚持原则，坚持长期利益，另一方面也没有巴菲特的体量。比如，你按照巴菲特选股的方法看中了一家深处非常赚钱的行业却发展不好的公司，买了那家企业一万元的股票，接下来你等着那家公司出现奇迹。但结果是，那家企业的问题依然存在，然后它不断烂下去，直到最后你完全失去了信心，割肉退场了事。

  对个人来说，有的人努力了很长时间，一旦走回头路，不仅有可能回不到原点，还可能后退不少。做过投资的人都懂这样一个道理，你先赚了50%，又赔了50%，最终只会剩下原来资产的75%

  我小时候读《水浒传》，很美慕那些快意恩仇的好汉，也为他们后来的遭遇感到婉惜。后来再读《水浒传》，我就不赞赏里面好汉们的选择了。这些人几乎都是折腾一圈回到原点，原来打鱼的还是打鱼，种地的还是种地，当军官的还是当军官，但绝大部分人丢了性命。对于社会，他们也没有什么贡献，在伸张了一些正义的同时也欺压残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总之，一切回到了原点。后来我做事就坚持一个原则：不折腾。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实际上有三种历史：社会的历史、文明的历史和反省的历史。过去中国“二十四史”中所描绘的历史其实只是社会的历史。文明的历史在过去是被全世界的史学家所忽视的，但它实际上才是社会进步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和其他历史不同，文明的历史是一直向前的，一项科学成绩、一种技术一旦出现。

  有20年经验的人甚至竞争不过只有七八年经验的。因此，在绝大部分大学里，教授光靠讲课是无法获得提升的，他们要做科研，因为科研需要不断面对新的课题，而不是重复过去的工作。今天，在大医院里，医生也要研究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在律师事务所里，律师要去接越来越复杂的案子，

  这都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经历过于重复。

  第三种，无用的经历。一个人只要不是在睡觉，时间花出去了，哪怕是吃饭、打游戏，也会产生经历，但是很多经历是无用的，产生不了经验。我能想到的最无用的经历就是刷短视频，虽然不能说短视频完全是垃圾，但是在里面找到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如同在垃圾堆里翻找面值不大的硬币。比刷短视频稍微好一点的是刷短信和朋友圈，再接下来的就是每天花几个小时通勤、去菜市场买菜、做饭等。事实上，吃饭的价值比做饭高，除非你打算练就一番好厨艺。人每天的时间是个常数，即使当了皇帝，上帝也不会给他25小时。因此，减少无用的经历很重要。人每天会做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你没有选择；有些则不同，它们是选项，你可做可不做。

  再次，在找到失败原因之后，一定要重新做一遍，直到成功为止，即便那件事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这个步骤也不能省。所有的学霸在考试后都会做一件事，就是把考试的错题重新做一遍，确认自己真的会做了，有的人甚至会把相关的内容重新复习一遍。这个小小的操作就是在完成从失败到成

  功的转花。几乎所有的“学渣”也都有一个特点，要么考卷扔一边了，因为以后不会考了；要么看一看，“觉得”自己会了就放过自己了。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事情就是“觉得”二字。觉得自己能行，通常就是不行。有一段时间，我对打高尔夫球感兴趣，为了提高水平，我就去观察那些能够进人大学高尔夫球队的青少年是怎么练球的。这些人和那些业余爱好者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在什么地方打了一个坏球，一定要练习到在同样的地方打好为止，这就完成了从失败到成功的转化。我从45岁的“高龄”开始摸球杆，10年下来已经比绝大部分有20年球龄的人打得好很多了。并非我进步块，而是绝大部分业余球员学习的方法不对路，他们和那些准备走职业道路的青少年正相反，打一个坏球，自己随便找点原因就放过自己了，以后在那个地方还会重复失败，即使造成失败的原因可能不同。

  这些年我和一些职业运动员有过交往，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一股不放过自己的狠劲儿，不允许自己带着问题进人下一个阶段，很多职业运动员甚至会为了纠正一个动作栖牲半年的比赛成绩。但是业余选手却不会这么做，他们一旦发现纠正错误要付出代价就会放弃。把自己的错误一一纠正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因此职业运动员都很专注，不会同时做好几件事情。相比之下，很多人是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好，就急着去做另一件无关的事情，这样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难免陷人“习惯性流产”的困境。人一辈子能做成几件事就好，不必太多，做了很多事都没有做成，反而是最失败的人生。

  最后，我们需要知道，任何事情的成功与失败，人力的因素只是一方面，运气是不能忽略的。凡是做成功的事情，一定是自己的水平和努力满足了成功的要求，同时得到了上天的券顾。因此，成事固然可喜，也不必自得：失败了固然可悲，也不必过于沮丧。通常，对老天爷越有敬畏之心的人，越容易成事，因为他们会打出很多富余量，但凡不大的难关都能安全渡过。

  由于他们在中国，我在美国，电话里也讲不清，于是我就让他们到美国出差，坐在我旁边的办公室工作，这样我就可以仔细观察他们是如何做事的。我发现他们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对，做一件事，不论多复杂，只有一个结果，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一旦失败，就不知道是哪一步或者哪几步做错了，下一次再做还是失败。后来我就和他们讲，假如我从重复前人的工作出发，将那项工作作为基点，然后在此基础上做我们的事情。前人完成的工作和我们的任务之间可能有十个步骤或者十个要考虑的因素，不要十步一起做或者士个因素一起考虑，必须一步一步来，每做一步都要记录结果，最后出了错就很容易溯源，找到问题所在。

  目前，中国最好的半导体公司无论是在设计上还是在制造上都达不到世界一流水平，很多地方投人了很多钱，但似乎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效果。正好我弟弟是半导体行业的老兵，我也认识中美两国很多这个领域的专家，让我有机会了解全世界半导体行业内部的一些细节操作。根据我的研究发现，中国公司设计的半导体芯片中，用于测试的部分（DST）非常少。这些部分不产生任何功能，多了之后不仅会让设计工作量大增，而且增加制造成本，因此工程师不重视这个部分，而公司为了节省成本，也不强求工程师把这部分做好。

  只有10%的人搬到了500英里以外的地方。100英里是什么概念呢？大约就是中国大一点的地级市的范围。当人们的生活范围就这么点儿大，经历自然丰富不起来。研究还发现，越是家境不好的人越誉恋故土。相比之下，生长在富裕家庭的人，往外阅荡的意愿要高于家境不好的孩子。

  在全世界范围来看，美国人还算是具有开拓精神的，愿意到各地寻找新机会，尽管如此，大部分人生活的范围依然很小，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的活动范围就更有限了。即便是那些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人，经历依然集中在自己熟悉的生活轨迹上。几年前有一个电视节目，请比尔·盖茨猜一猜一些日用商品的价格，盖茨猜的结果错得离谱。这也很好解释，他恐怕已经几十年没有进超市买日用品了。因此，虽然他“心系天下”，特别关注人类的未来，特别是医疗和环保问题，但是他真的不知道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可见，不论是什么人，如果单靠从经历中总结经验，得到的经验都不可能太多。

  这种做法最多能算是半主动获得经验。

  发现了山西的煤储量，为青岛这个城市进行了选址。回到德国后，他继续在地理研究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成为近代地理学的先驱。特别是他关于中国的著作，让西方人客观全面地了解了中国。李希霍芬随便一个成就都可以算是影响世界的，而他所有的成就都是基于他主动去获取经验。

  当然，主动获取经验不意味着要像达尔文和李希霍芬那样周游世界，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主动做一些事情，以获得日常经历无法获得的经验。

  我最近看到一个数据，202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的2000多名本科生，有超过八成在高中期间打过工，在公司里实习过，或者在大学里做过研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数据在美国顶级大学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一个高中生，哪怕学习成绩再好，没有学业之外的工作和研究经验，其实很难被名校录取。

  为什么美国的名牌大学在挑选学生时这么看重上述经历呢？因为能够获得上述经历的人都是在主动增加自己未来用得上的经验。这些人比只会在学校里读书的“书虫”有两大优势。一个优势是主动性。无论是在高中打工还是去实验室做研究，都需要自己找机会，学校不身危平会管的。因此他们不是被动地根据自己的经历获得经验，而是主动出击。

  另一个优势是他们已经跑得比同龄人快了。当他们的同龄人还在为自己的作业和考试发愁时，这些人已经在为自已的将来做准备工。

  学会科学试错

  获得经验除了要有主动性，还要讲究科学性。通过有目的地探索，获得新的知识、新的经验是好事情，但是要讲究效率，因为如果探索的方法不得当，收获是非常有限的。

  比如我们要获得烤面包的经验，在过去，面包师傅是通过继承他们师傅的经验，再加上十几年不断做面包的过程，慢慢地来改进面包的配方，这个速度实在太慢了。今天我们希望通过主动尝试各种面包成分的不同配比，以较低的成本、较短的时间寻找最佳配方。但是，即便是最普通的白面包，

  涉及的基本原料也有面粉、水、油、蛋、酵母、糖、盐、小苏打等，就算每一种成分的用量有五六挡，至少也有七八万种组合。

  人们无论做任何尝试都可能犯错误，而且一开始这个概率还很高。

  很多人读完大学才发现，自己还没有技校毕业、在工地上开挖掘机的人挣得多，于是心中很是不平。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开挖掘机的人对一个工地来讲是关键路径，没有他工地就要停工，而掌握这项技能的人并不多。但是今天普通高校毕业但没有一技之长的可是大有人在，他们每一个岗位的后面都有无数替代方案存在。

  很多人到了35岁会陷人中年危机，这也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能替代自己的人太多了，生怕被年轻人替代。随着全社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今天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能胜任的人也越来越多，过去要靠十年八年经验才能做好的工作，今天有个三五年的经验就足以胜任了。因此，年轻人挑

  战中年人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中，唯一能够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就是设法让自己守住一个依赖经验的关键路径。很多年轻人工作几年就想转领导岗位，其实那些趋之若鹭的领导岗位都有可替代的人选，反而那些需要大量经验的技术专家是不可替代的。兄是大家破头都想去做

  的事情，就不再值得做了，因为即便是好事，也未必轮得到自己。就算轮到了自己，因为可替代性也会让自己的饭碗朝不保夕。

  十多年前有一本书特别火，就是罗伯特·清崎的《富爸爸穷爸爸》。在这本书中，罗伯特·清崎列举了很多“穷人思维”的例子。在穷人思维中，一个大问题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钱，所以眼前每一点省钱的机会都不愿意放过。这样时间一长，眼光就被局限在眼前那一点点利益上了。很多企业在成长初期，节省每一分钱是应该的，而且因为它们体量小，只要花功去，找到便宜货的可能性总是有的。比如江浙沪一带的小企业，在初期都有这个特点。但是当这些企业成长起来后，如果管理层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做事情，那就可能永远停留在小公司的规模上，发展不起来。能不能找到一条带宽更宽的路，而不仅仅是最短的路，是它们能不能做大事的标志。

  潜意识里的行为模式

  那么人生算法是如何形成的呢？美国发育生物学家布鲁斯·哈罗德·利普顿认为，一个人的成败和他的生物学特征也就是长相、身高、智力等，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反而是和观念、信仰以及身心健康等非生物特征的关系很大。

  利普顿在研究中发现，很多人一生最基本的行事方式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利普顿把这种个人的基本行为模式比喻为“人生算法”。他认为，人的一生都会按照自己的人生算法运行，从而形成人生轨迹，而这个算法的基本框架在每个人很小的时候就大致形成了。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学校时，有些人各方面的资质和成绩都差不多，但进入社会之后，发展情况却天差地别，而这种差别的形成往往与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做事习惯有关。但这样一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资质相近的人会形成如此不同的习惯呢？利普顿所提出的人生算法理论，就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

  比如，一个孩子如果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酗酒，然后打自己的母亲，就会在内心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会伴随他很久。再比如，如果他经常看到父母愁眉苦脸，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总是说这件事做不成、那件事做不成，就会形成一种对生活的观念一一做事情很难。后一个观察结果和罗伯特·清崎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罗伯特·清崎注意到，所谓的富爸爸常常在不经意间让孩子感受到，什么困难都能解决，而穷爸爸则通过“我可付不起”这样的话，让孩子觉得穷人就要不断地放弃自己的想法。

  算法如何改变？

  了解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大家自然会有第二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人生算法在7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那在此之后这个“算法”还有可能改变吗？利普顿讲，它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有一定难度。具体讲有两种方法可以改变。

  第一种方法是求助于心理医生，通过包括催眠在内的各种心理疏导方式慢慢调整。考虑到绝大部分中国人不喜欢看心理医生，因此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讲，更有效的其实是第二种方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练习形成新的习惯。打个比方，假如你一开始在画布上没有把画画好，想要修改那幅画，那么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用新的油彩覆盖旧的。

  利普顿认为，“一万小时定律”虽然是通过统计手段得出的，其实在生理学上也能得到支持。练习的一个作用就是让某种行为从有意识的变成潜意识的。比如我们经常讲，学自行车，学会了就忘不掉了；开车也是这样，最开始学的时候是脑子要想怎么开，后来更多地其实是通过肌肉记忆开车，身体会本能地做出正确的反应。类似地，你打篮球打得熟了，投篮的时候不会进行一大堆有意识的计算，要用多大力气，要以什么角度出手，而是靠所谓手感来控制球。这就是不断重复练习形成的结果。不仅身体技能是这样，脑力技能也是这样。比如，东亚孩子的基础数学通常比较好，那是因为他们经过大量练习形成了解决初等数学问题的感觉。换句话讲，一个人仅仅在理性上懂得某个道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将它付诸行动，当行动的次数足够多时便形成了潜意识的习惯，就等于把过去的算法覆盖了。比如，一个爱睡懒觉的人到军队里服役了两年，睡懒觉的毛病通常就改掉了，这相当于他们接受了一种类似一万小时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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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石立善：《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地位的下降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4-17 16:22:53

  【提要】历来研究《大学》与《中庸》，多关注这两篇脱离《礼记》作为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却无人注意《大学》、《中庸》在明清时代重返《礼记》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影响甚大，在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也非同寻常。本文通过详细考察《大学》、《中庸》在明清重返《礼记》的历程，指出：

  《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运动，在经学史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中庸》回归《礼记》，由明代

  祝允明

  、

  郝敬

  及清初

  王夫之

  提倡，在古学兴起的雍正、乾隆时代的官方修撰《礼记义疏》中，《大学》、《中庸》正式重返《礼记》。《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其积极的一面是恢复了《礼记》的文本完整性，丰富了礼学研究的内涵，而消极意义则在于直接地削弱了《大学》、《中庸》的权威性与特殊性，导致两者所具有的理学色彩的消退及经典地位的下降，有关两者的性质及研究也被经学化、礼学化了，导致《四书》的地位亦为之下降。《大学》、《中庸》重归《礼记》，有着汉宋学术之争的背景，也是清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

  【作者简介】石立善教授1973年出生；2001年毕业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综合政策学部，获学士学位；2004年京都大学硕士课程毕业，获硕士学位；2007年京都大学博士后期课程毕业，2010年获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同志社大学外国人研究员（2007—2008）、京都女子大学兼任讲师（2007—2010）、近畿大学兼任讲师（2007—2010）。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学、日本汉学等。

  石立善教授编著《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等。代表论文有《〈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经典地位的下降》《隋代刘炫〈孝经述议〉引书考》《德国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毛诗正义〉残叶考》《吐鲁番出土儒家经籍残卷考异》《〈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小大雅谱〉佚文错简之更定》《宋刊单疏本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郑风〉校笺》《〈中庸辑略〉版本源流考辨》《〈禮序〉作者考》等六十余篇。另有学术译文多篇。

  【原文载于】《国学学刊》2012年第3期，注释从略。

  绪言

  学界关于《大学》、《中庸》的文本研究，一直集中两书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历代《大学》改本、补传、朱子《章句》本与阳明古本之争、《中庸》经传分离的争辨等问题上，尤其集中在《大学》、《中庸》两篇脱离《礼记》作为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然而，迄今无人关注《大学》、《中庸》在清代重返《礼记》的事实。笔者认为，明清时代《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重要性决不亚于上述问题，本文通过详细描述并考察这两篇重返《礼记》的历程与经典地位的变化及相关问题，试论其影响及经学史、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大学》、《中庸》于元代脱离《礼记》及明代的状况

  北宋二程表彰《大学》与《中庸》，朱子（1130—1200）继起为撰《章句》，将此两篇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并为《四书》。程朱认为，《礼记》一书杂出汉儒之手，《大学》、《中庸》是混入《礼记》的重要思想典籍。

  《大学》与《中庸》脱离《礼记》而独立，同时也宣告此二篇脱离传统经学的范畴，成为理学之宝典、道统之渊源。朱子殁后，《大学》与《中庸》在文本上，至南宋末尚未完全脱离《礼记》，如魏了翁（1178—1237）《礼记要义》节编注疏，亦载录《中庸》（卷二十七）、《大学》（卷三十一），此书乃其《九经要义》之一，是从经学研究着眼的经文及郑注、孔疏的节录本，属于特例。而卫湜辑编《礼记集说》仍录《中庸》（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六）与《大学》（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三），并会聚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及程朱为首的两宋学者之学说。

  

  禮記正義

  9.5

  [東漢] 鄭玄 註 [唐] 孔穎達 疏 郜同麟 點校 郑玄 / 2019 /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其实，对于卫湜《礼记集说》处理《大学》、《中庸》诸家注解的态度，黄震（1213—1281）已提出质疑，云：

  晦庵《章句》虽亦参错其间，意若反有未满于晦庵者。天台贾蒙又为《集解》，杂列诸家，晦庵《章句》之说又特间见一二而已。

  卫湜《集说》采录诸家之说，而朱子《章句》仅为其中之一家，黄震感觉到卫湜对《章句》怀有不满。至于天台人贾蒙编撰的《礼记集解》仍是杂列诸家之说，而所引朱子《章句》的学说只是零星一见而已。贾蒙的《礼记集解》久佚，从黄震的记载中可知，他也仅仅是将朱子《章句》作为其所选取的二十六家说解之一而已，采录很少。黄震的潜台词很清楚，卫湜、吴蒙的书对于朱子《章句》重视远远不够，《大学》、《中庸》的部份专尊朱子一家之说足矣，但他并未提出让《大学》、《中庸》完全脱离于《礼记》。黄震在《黄氏日钞·读礼记》中，《中庸》以朱子《章句》本为主，略采诸家，间附己意；《大学》则先录《礼记》古本，再录朱子章句本，最后列董槐改本。

  

  礼记集说（4册）

  评价人数不足

  宋·卫湜 / 2005 / 吉林出版集团

  卫湜、魏了翁、黄震等皆为朱子学者，由此可知，在南宋朱子殁后，作为《礼记》篇章的《大学》、《中庸》，与作为四书的《大学》、《中庸》并行而不悖。

  《大学》、《中庸》脱离于《礼记》，肇始于元代理学家吴澄（1249—1333）《礼记纂言》。《礼记纂言》仿照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的体例，统合三礼，分别经传，归类“仪礼正经”、“逸经”、“仪礼传”，又以其余《礼记》三十六篇类别为“通礼”、“丧礼”、“祭礼”、“通论”四类，而不载《大学》、《中庸》。吴澄在《序》中称：

  《大学》、《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论语》、《孟子》并而为《四书》，固不容复厕之礼篇。

  经过程朱表彰的《大学》、《中庸》在并入《四书》后，地位骤然升高，事实已不容许再留在《礼记》这样的礼学典籍中。这是对理学新经典的尊重，也显现了吴澄对程朱的无比尊崇。

  

  四书章句集注

  9.6

  朱熹 / 2021 / 中华书局

  此后，《礼记》专书之注本遂由四十九篇变为四十七篇，陈澔（1260—1341）《礼记集说》乃其滥觞。陈澔是朱子的四传弟子，在撰于元代至治二年（1322）的《序》中谓：

  《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学》、《庸》，遂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

  “先儒”无疑是指程朱，陈澔认为《大学》、《中庸》已成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地位崇高，与《礼记》中的其他礼篇不可同日而语，必须脱离《礼记》而独立。陈澔在书中仅存篇目“中庸第三十一”、“大学第四十二”，不录经文，并注云：

  朱子《章句》。《大学》、《中庸》已列《四书》，故不具载。

  吴澄、陈澔皆为理学家，其言行出于必然。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四书》成为朝廷取士的必读教科书，进一步提升并确立了《大学》、《中庸》的权威性及程朱诸经注释的地位。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则以《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为十一经。《大学》、《中庸》与诸经并列，在元代的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礼记集说

  7.4

  陈澔 / 2010 / 凤凰出版社

  陈氏之后，元明两代的《礼记》注本或礼书重编本等遂不载《大学》、《中庸》，俨然成为惯例，而多仿陈书之体例，仅存篇目而已。明永乐年间，胡广（1369—1418）等奉敕撰《礼记大全》所用蓝本为陈澔《礼记集说》，并参用卫湜《集说》而成，《大全》自然遵守陈氏《集说》体例，不载《大学》、《中庸》。明人徐师曾（1517—1580）《礼记集注》卷二十五《中庸》存篇目，卷二十九则载录蔡清考定《大学》致知格物补传八十六字，汤道衡《礼记纂注》从之。贡汝成《三礼纂注》之《礼记》部份分为十二卷，存《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学记》、《乐记》十二篇，不载《大学》、《中庸》。黄干行《礼记日录》仅存《大学》篇目，《中庸》篇目亦不载，汤三才《礼记新义》、姚舜牧《礼记疑问》、朱泰桢《礼记意评》、朱朝瑛《读礼记略记》等皆不载《大学》、《中庸》。

  

  《礼记集说大全》

  李经纶（1507—1557）《礼经类编》取《周礼》、《仪礼》、《礼记》合而汇之，以《曲礼》、《经礼》、《制礼》为大纲，而各系以细目，三大纲后又有《三礼通传》，合并《礼运》、《礼器》、《坊记》、《表记》及《哀公问》等篇，又冠之以《大学》，终之以《中庸》。这应当是沿袭了《仪礼经传通解•学解》收录《大学》、《中庸》的做法。明末刘宗周（1578—1645）《礼经考次》归类篇章，援引《大戴礼记》之《夏小正》与《武王践阼》入《礼记》，并以《孔子家语》补其阙，却不录《大学》、《中庸》。在明代不仅是出于学者的《礼记》注本与重编本，甚至连坊刻白文本《礼记》也大都删《大学》、《中庸》而不载，唯独吴勉学刊刻的白文十三经本，将《大学》、《中庸》摘出而特置于《孝经》之后，可谓平衡权宜之计。像为科举而设的徐养相《礼记辑览》、杨鼎熙《礼记敬业》，像家塾讲章一类的戈九畴《杭郡新刊礼记要旨》、马时敏《礼记中说》、童维岩《礼记新裁》、杨梧《礼记说义集订》，为乡塾课蒙而作的陈鸿恩《礼记手说》、许兆金《说礼约》以及注音本的王觉《礼记明音》皆不录《大学》、《中庸》的内容，其实况可想而知。卢翰《掌中宇宙》卷八《崇道篇》“十三经条”则以《中庸》、《大学》、《易》、《书》、《诗》、《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礼记》、《周礼》、《仪礼》作为十三经。万历年间，吴勉学刊刻十三经白文本，《礼记》仅存《大学》、《中庸》篇目，却在《尔雅》后列出朱子章句本《大学》、《中庸》之白文，与十三经对等并列，事实上已形成了“十五经”。可以说，《大学》、《中庸》的经典地位在明代达到了顶峰。

  但是，恰恰在这一时代，有人开始提出异议。祝允明（1460—1527）率先发难：

  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议。愚谓《大学》、《中庸》终是《礼记》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终是子部儒家之一编耳，古人多有删驳，国初亦尝欲废罢，故愚以为宜以《学》、《庸》还之礼家，《论语》并引《孝经》同升以为一经。

  祝允明认为《大学》、《中庸》应当归还《礼记》，《孟子》则归入子部儒家类，《论语》与《孝经》合并升为一经，即废除《大学》、《中庸》及《孟子》的经典地位，而以《论语》《孝经》取代之。祝氏之言，看似轻描淡写，其实另有目的，因为废除《大学》、《中庸》、《孟子》，就等于废除“四书”及程朱的四书学体系！

  祝氏的反对仅见于言，付诸实际行动的则是百余年后的郝敬（1558—1639）。郝敬在《礼记通解》书首所附《读礼记》中云：

  先儒以《大学》、《中庸》两篇为道学之要，别为二书。夫礼与道，非二物也。道者，礼之匡郭，道无垠堮，礼有范围，故德莫大于仁，而教莫先于礼。圣教约礼为要，复礼为仁，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此道之至极而礼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谓之礼。”冠、昏、丧、祭，礼之小数耳。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见不越凡民，执小数，遗大体，守糟魄而忘菁华，如《曲礼》、《王制》、《玉藻》、《杂记》则以为礼，如《大学》、《中庸》则以为道，过为分疏，支离割裂，非先圣所以教人博文约礼之意。自二篇孤行，则道为空虚而无实地；四十七篇别列，则礼似枯瘁而无根柢，所当亟还旧观者也。

  

  礼记通解 22卷，读礼记 1卷，郝敬撰 郝氏，明万历44年

  郝敬强烈批判程朱抬高《大学》、《中庸》之举，认为礼与道为一，《大学》、《中庸》与其他四十七篇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应当亟还《礼记》一书之旧观。郝书反对宋儒以《礼记》作为《仪礼》、《周礼》之传，过于重视《大学》、《中庸》，视之为“圣人约礼之教”、“先圣传心要典”。郝敬在为唐自明《大学原本阐义》撰写的序文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世儒疑其肤浅，别收戴圣《礼记》《中庸》、《大学》二篇，补凑为《四书》，专讲性命、明德，以为理学。夫理者里也，一事一物之里，而道者蹈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隐而道显，理虚而道实，圣人言道不言理，道达于天下，即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礼，则为根蒂，礼失此二篇，则成枯槁，二篇离礼，则堕空虚。道与礼，礼与性命，非二也。”郝氏《礼记通解》卷十八、十九收录《中庸》，卷二十一收录《大学》，以大篇幅重点加以疏解。郝氏认为《中庸》之朱子《章句》大为分晓，而郑注、孔疏则孟浪无足观，其分章则依据朱子之说，略加改订为三十章；至于《大学》，则不从朱子经传之分，采用古本解之。郝敬将《大学》、《中庸》恢复到《礼记》里的做法，打破了三百多年来《礼记》著作不录《大学》、《中庸》的惯例，此举乃思想史上的一个偶发性的重要事件。

  

  郝敬文献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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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輝 / 2021 /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二，《大学》、《中庸》于清代重返《礼记》及思想界的动向

  时至清代，学界对于《大学》、《中庸》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先做出举动的是王船山（1619—1692），其《礼记章句》采录《中庸》、《大学》，先录朱子《章句》，再以《衍》自出己意。船山于篇首云：

  凡此二篇，今既专行，为学者之通习，而必归之于《记》中者，盖欲使五经之各为全书，以见圣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学》、《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异视也。

  船山的《大学衍》与《中庸衍》极力反驳阳明之说，可谓朱子《章句》之传疏，但其必归《大学》、《中庸》于原书，与郝敬的意图略有不同，其意在恢复《礼记》经文全貌，以显现其书所昭示的儒家之道的整体性。但由于船山著作迟至清代后期才行于世，故其态度与做法在当时并未产生影响。船山所谓“不可以精粗异视”，即不可将《礼记》中的篇章区分为精粗高低，此言当有所指。如清初尊朱的学者俞长城就曾提出，要将《礼记》从五经中废黜，他认为《礼记》出自汉儒，其书之精粹在《大学》、《中庸》，今二篇已入《四书》，其余四十七篇特其粗者。

  

  礼记章句（全二册）

  评价人数不足

  王夫之 / 2011 / 岳麓书社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有不少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呼吁让《大学》、《中庸》回归于《礼记》，刘宗周的弟子陈确（1604—1677）云：“驳归《戴记》，犹是以《大学》还《大学》，未失六经之一也。而遽例以废经，尤失情实。”尽管陈确没有撰写关于《礼记》的专门著作，也曾指斥《大学》非圣经、背离孔子之道，为伪书、为禅学，但仍然主张将其回归《礼记》之中。相比之下，其同门黄宗炎（1616—1686）《周易象辞》卷四的批评更为有力而彻底：

  割礼传之《大学》、《中庸》两篇而孤行之，盖由视礼为粗迹，而别求性与天道不可闻之微，以为上达，至使“慎独”、“未发”纷纷聚讼，岂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恐非粗迹所能臻者！《大学》之修、齐、治、平，《中庸》直至参赞、位育、无声无臭，亦只形容礼之至极尔。今欲割去本原，别寻妙几，何其不入于释氏也！

  黄宗炎批评宋儒视礼为粗迹，去本别寻，误入于禅佛。朱彝尊（1629—1709）的态度虽然相对温和，但仍对《大学》、《中庸》脱离《礼记》表示出了不满：“朱子分为经传，出于独见。自《章句》盛行，而永乐中纂修《礼记大全》，并《中庸》、《大学》文删去之，于是诵习《章句》者，不复知有《戴记》之旧。”狂批朱子《四书章句》的毛奇龄（1623—1716）亦认为：朱子的“改本虽存，犹属私藏，不过如二程所改之仅存于《二程全书》之中，不必强世之皆为遵之。而元、明两代则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复勒之令甲，勅使共遵，一如汉代今学之所为‘设科射策，劝以利禄’者，而于是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矣！”朱子之改本（《章句》）仅为一家之言，而元、明以来则以朱子的本子用于科举取士，却令五经之《礼记》因此失去《大学》。李塨对经书的定义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也认为《大学》、《中庸》应当归入《礼记》。钱曾（1629—1701）就批评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将《大学》、《中庸》两篇与《礼记》通列为三经的做法。

  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儒学家也提出了极为相似的看法，伊藤仁斋（1627—1705）否定《礼记》作为经书的权威性，为秦人坑燔之余而成于汉人附会之手，《大学》绝非程朱所谓“孔氏之遗书”，乃未知孔孟血脉而熟读《诗》、《书》的战国齐鲁诸儒之作，后朱子妄分经传，为害道之尤，故而伊藤据郑玄之古本，重作《大学》定本；另一方面他还否定《中庸》的未发已发之说，视为《论语》之衍义。如此，伊藤从根本上颠覆了宋儒及道学之理论根基，罢黜《大学》、《中庸》，而独尊《论语》、《孟子》。一海之隔，而观点暗合如出一辙，足见质疑《大学》、《中庸》两篇的权威地位乃时代大势之所趋。

  清初另一部收归《大学》、《中庸》入《礼记》的著作，乃徐世沐（1635—1717）《礼记惜阴录》。《礼记惜阴录》成书于徐氏晚年七十四岁即1708年，其书不传，今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略窥其书之特色：

  是书合《曲礼》、《檀弓》、《杂记》各为一篇，删古本上下之目，《大学》、《中庸》二篇则仍从古本全录，以成完书。毎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评其得失。所注多袭陈澔之文，而简畧弥甚。

  徐世沐注文多袭陈澔《礼记集说》，馆臣在文末又评其书为“讲学家之谈经类，以训诂为末务”，可知徐氏是一位理学家，但其书却摒弃《礼记集说》以来仅存《大学》、《中庸》篇目的惯例，收录两篇古本全文。此举虽然是为了恢复《礼记》的全貌，却又不采朱子《章句》，其意图与郝敬、王船山是否相同，实在是耐人寻味。康熙初年的张怡《三礼合纂》仿《仪礼经传通解》，首《通礼》，次《祭礼》，次《王朝之礼》，次《丧礼》，其《通礼》则将《大学》、《中庸》置于卷首，《大学》弃朱子改本，而从王守仁所解古本。

  进入乾隆朝，官方编纂的《礼记》著作对《大学》、《中庸》的处理做出了重大举措。由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康熙帝讲筵记录《日讲礼记解义》，仍然谨守陈澔《礼记集说》以来的惯例，仅存《大学》（卷六十二）、《中庸》（卷五十六）篇目，注云“朱子《章句》”。然而不久之后，成书于乾隆十三年（1748）的官修《钦定礼记义疏》（李绂领纂，共八十二卷）却将《大学》、《中庸》二篇重归之《礼记》，《大学》、《中庸》皆用古本原文，经文之后依序排列郑注、孔疏、朱子《章句》。《钦定礼记义疏》书首《凡例》云：

  《中庸》、《大学》二篇，自宋大儒编为《四书》，其后俗本《礼记》遂有止载其目而不列其文者，兹仍曲台之旧，以尊全经，以存古本，兼辑朱注，以示准绳，而《正义》等条，概置勿用。

  

  日讲礼记解义

  评价人数不足

  圣祖仁皇帝 / 2005 / 吉林出版集团

  这是自元代陈澔《礼记集说》四百年来，官方的《礼记》注本首次恢复《大学》、《中庸》。这一举措的目的甚为明确：尊重《礼记》一书的完整性，保存古本的形态。不仅如此，《钦定礼记义疏》还为收录《大学》、《中庸》二篇而特别设立了与本书其他四十七篇不同的体例：

  案《戴记》四十九篇，其四十七篇并用《正义》等六条编纂之例，独《大学》、《中庸》二篇不拘诸例，但全录注疏于前，编次朱注于后者，一以示不遗古本之源，一以示特尊朱子之义。全录注疏古本，方识郑、孔羽翼圣籍之功，方见朱子之精心邃密，而注疏之是非得失，读者自一目了然，故不拘诸例。

  

  钦定礼记义疏（3册）

  评价人数不足

  2005 / 吉林出版集团

  这项特设的体例，既体现了三礼馆臣在处理上的谨慎态度，也显示了《大学》、《中庸》地位的特殊。《礼记义疏》一面不遗古本之源，一面特尊朱子之义，此乃两全其美的折中之举——为了让《大学》、《中庸》重返《礼记》，《义疏》编者在理由说明上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与辞墨。《大学》、《中庸》作为《四书》行世已久，影响深远，故恢复二篇入《礼记》自然要慎之又慎。《义疏》收录汉唐以来诸家学说，惟说之是者从之，至于义理之指归，则一奉程朱之说为圭臬。《四库总目提要》对《义疏》恢复《大学》、《中庸》之举，评价甚高：

  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今仍录全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于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

  馆臣严厉批评陈澔《集说》删削古经，割裂《大学》、《中庸》之举，其称扬《礼记义疏》之词虽略有谀美之嫌，但对恢复《大学》、《中庸》做出了积极的正面评价。陈澔《集说》在明清两代被奉为科举教材之一，要推翻其说、其影响，非官方而不能为。我们还发现馆臣在《四库提要》论述“礼记类”书籍时，尤其对其书是否收录《大学》、《中庸》及所收为古本还是朱子《章句》加以特别关注。无疑，这如实反映了清代中期官方对《大学》、《中庸》与《礼记》的两者关系的敏感。

  乾隆元年（1736）六月诏开三礼馆，聚集人才，全祖望、吴廷华、惠士奇等硕儒皆应招入馆，开始了一项费时十三年的大型国家事业，系统地整理阐释三礼学，这项事业在继承前代重视程朱理学的同时，还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风气，而《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的特别处理，无疑广受瞩目。参与过《三礼义疏》编纂工作的杭世骏（1696—1772），后来以一人之力纂集大型汇编《续礼记集说》，其书采录《中庸》（卷八十六至八十九）、《大学》（卷九十七）古本，以郑玄、孔颖达之说为主，又引清人毛奇龄、姚际恒、毛远宗等人之说，其思路是与《礼记义疏》一脉相承的。

  

  乾隆三礼馆史论

  8.2

  张涛 / 2015 / 上海人民出版社

  《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的举措，其实在目录学上也有一定的依据，因为历来在两篇的性质归属上并无定论。西汉刘向《别录》属《大学》、《中庸》为“通论”。关于《中庸》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将《中庸说》归入“礼类”，《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因之。宋元时代，《大学》、《中庸》在目录书籍分类中多被归入到“礼类”或“礼记”中，如郑樵（1104—1160）《通志•艺文略》经类，以《论语》自为一门，《大学》、《中庸》入“礼记”，《孟子》则入“子类”，《郡斋读书志》卷一上、《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卷二皆划入“礼类”。元代《四书》学制度化之后，元修《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亦承袭宋代的分类，归《大学》、《中庸》于“礼类”。进入明代，目录学典籍方始设立“四书类”，如《文渊阁书目》等皆归《大学》、《中庸》于“四书类”，清初所修《明史•艺文志》亦沿用前代惯例。但明清著述也有归入“礼类”的，如《授经图义例》卷二十将《大学》、《中庸》列入“诸儒著述附歴代三礼传注”类，《万卷堂书目》卷一归于“礼类”，《经义考》则归入“礼记类”，倪灿（1627—1688）《补辽金元艺文志》则归入“三礼类”。《千顷堂书目》著录有明一代书籍，亦将训释《大学》、《中庸》之著作皆归入“礼类”，四库馆臣对此则提出了异议，并将二书的相关著作移入《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其理由是：“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意谓朱子创立的《四书》体系的《大学》、《中庸》，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乃两套学术系统，可并存同行。又，《续通志》、《皇明通志》亦列入“四书类”，《清通志》则遵从《钦定续通志》之例。然而，同时代的《皇朝文献通考》却因为《礼记义疏》的出现，并据《文献通考》的分类，重归《大学》、《中庸》著作于“礼类”之中，其书云：

  按《大学》、《中庸》二篇本《戴记》旧文，自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伏读《钦定四库全书》虽列入“四书类”中，而《钦定礼记义疏》则备录全文，以复古今之旧。今谨遵编次，凡《大学》、《中庸》之单行者，仍入“礼类”，且以从马氏旧例焉。

  可见《大学》、《中庸》在目录典籍中的归类，明代以后一直摇摆不定，存在着矛盾。可以说，《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之举，引起了目录书籍在分类上的新的分歧。

  

  《钦定礼记义疏》研究

  评价人数不足

  瞿林江 / 2017 / 广陵书社

  一些学者对官方的举措做出了反应，如李惇（1734—1784）认为：

  《大学》、《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记》取出，以配孔孟之书。《大学》改正尤多，如临淮入汾阳军，一号令之，壁垒皆变。数百年来，遵而从之，无可议矣。但《戴记》中犹当载其元文，使学者知二书本来面目，并知程朱改订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载元文，而不能家有其书，坊刻读本止存其目，学者有老死而不见元文者，窃谓急宜补刊，庶得“先河后海”之义。

  李惇的看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因为注疏本虽保存了《大学》、《中庸》古本古注的原貌，然世间所通行的《礼记》读本仅存目而已，故亟需补入两篇。古学兴起，汉学家热衷考据考古，对于古经古书及金石研究的热忱高涨，而古书辑佚工作之兴盛，是时代之必然。对于本未亡佚，却被人为地割裂出原书的《大学》、《中庸》，使其重归《礼记》也是理所当然的。恢复经书古本原貌，对于汉学家来说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们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此。汪中（1744—1794）《大学平议》云：

  《大学》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伯仲，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为支流余裔，师师相传，不言出自曾子。……诚知其为儒家之绪言，记礼者之通论，孔门设教，初未尝以为“至德要道”。……宋儒既借《大学》以行其说，虑其孤立无辅，则牵引《中庸》以配之。

  汪中力驳理学家将《大学》作为道德形上学的经典，主张此篇与其他一些《礼记》篇章的性质无异，故而应当将之归为“记礼通论”即礼学篇章之一，他从《大学》的作者与主旨两方面来完全否定其书具有的哲学性质与崇高地位，试图彻底推翻《大学》。这番露骨至极的反宋学的言论，表明了汉学家力图将《大学》、《中庸》归之《礼记》的真正目的。《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必将导致两者作为理学经典的色彩的消退及经典地位的下降。“四书”的形式将不复存在，而程朱以来理学家们苦心构筑的思想体系亦随之瓦解。方东树（1772—1851）《汉学商兑》（卷下）还指出汪中甚至认为不应立有《四书》之名，有人还屏弃朱子《集注》而禁止子弟不许诵读，可见连《四书》是否成立，《集注》是否要读，都成了汉宋学术之争的一个焦点问题。如凌廷堪（1757—1809）云：

  《大学》、《中庸》，《小戴》之篇也，《论语》、《孟子》，传记之类也，而谓圣人之道在是焉，别取而注之，命以“四书”之名，加诸六经之上，其于汉唐诸儒之说视之若弁髦，弃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从之，较汉魏之尊传注，隋唐之信义疏，殆又甚焉！

  汪中与凌廷堪的态度，与明人祝允明意欲取消《四书》的看法不谋而合。清代经学的变化与特征，一言以蔽之，即五经的地位上升，而《四书》地位的相对下降。贬低《大学》、《中庸》的学术价值，使两篇重归之《礼记》，亦昭示着四书地位的下落。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五云：

  朱子之《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为之，垂没之日，犹改定《大学•诚意章》注，凡以明圣学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道之书遂渐为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径开，入比盛而俗学炽，驯至高头讲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

  其言绝非危言耸听，朱子的《四书章句》自元代延祐年间成为科举取士的科目以来，在明代就已发生质变，沦为俗学，成为读书人猎取功名的手段，而《四书大全》的出现则将四书学本身导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口。以致于明清两代很多有识之士都对《四书》抱有深深的厌恶之感，即不反程朱，而反理学、反四书。这是《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呼声高涨的背景之一。

  那么，主张汉宋调和的学者对此又持有何态度呢？如翁方纲（1733—1818）在《礼记附记》于《大学》、《中庸》着墨最多，还批评陈皓《集说》不应当删省《中庸》，谓“奚若存《章句》于《礼》注疏后，使学者备研核之为得欤！”主张载录《中庸》、《大学》经文，并将朱子《章句》排列在注疏之后，可谓调停折中之论。

  

  礼记附记，存卷4-6，清翁方纲撰，手稿本

  同时，一些成于理学家之手的《礼记》类编本也都开始收录《大学》、《中庸》。王心敬（1656—1738）《礼记汇编》取《礼记》四十九篇，以己意重新排纂，分为三编。上编首孔子论礼之言，曰《圣贤训拾遗》；次以《大学》、《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遗》、《诸子拾遗》；又次以《乐记》。中编括《记》中礼之大体，曰《诸儒纪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编聚列《记》中琐节末事及附会不经之条，曰《纪录杂闻》，以《大学》为“斯礼之包络”，《中庸》为“斯礼之根柢”。任启运（1670—1744）《礼记章句》类编全书，则以《大学》、《中庸》冠首，作为全书之“统宗”。干嘉以来，汉学家出于汉宋之争，凡所著述直以《大学》、《中庸》归之《礼记》，却不称《四书》。

  需要指出的是，《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道路并不平坦，清初以来一些学者仍然遵循旧例，在训解《礼记》的著作中不收录《大学》与《中庸》，如万斯大（1633—1683）《礼记偶笺》、李光坡（1651—1723）《礼记述注》、张沐《礼记说略》、姜兆锡《1666—1745》《礼记章句》仅存篇目，不解《大学》、《中庸》。方苞（1668—1749）《礼记析疑》、吴廷华（1682—1759）《礼记疑义》皆不录或不释《大学》、《中庸》，又如礼学家江永（1681—1762）《礼记训义择言》不收录《大学》、《中庸》，其另一部著作《礼书纲目》也仅列《大学》、《中庸》为“通礼”第十七、十八，存目并注云:“自有朱子《章句》，今止存其篇目”、“自有朱子《章句》，今亦但存其篇目。”郝懿行（1757—1825）《礼记笺》亦存《大学》、《中庸》篇目而不解之。李调元（1734—1803）《礼记补注》谓“原本有《中庸三十一》章，今取入《四书》篇内”、“此篇上有《大学第四十二》，今入《四书》，不载。”刘沅（1767—1855）《礼记恒解》卷三十一《中庸》、卷四十二《大学》仅存目，云：“今仍《四书》之旧，另有论注，兹不复赘。”潘相《礼记厘编》是一部《礼记》类编本，其书分十类，《大学》、《中庸》与《学记》、《文王世子》、《经解》等三篇被编入为“大学之方类”，但《大学》、《中庸》不录经文，仅各录朱子《章句》篇题下所载二程之语而已。上述大多数人的意图不得而知，但这些遵循旧例的做法也从侧面反应了朱子《章句》及陈澔《集说》的影响之大，在一些学者心中不可动摇。

  实际上，如何处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关系，在朱子学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如清代具有代表性的两部《礼记》新疏的处理方法正相反，孙希旦（1737—1784）《礼记集解》重视礼义、礼制及义理，其书沿袭陈皓《集说》之旧，仅存《大学》、《中庸》之篇目而不录正文，而时代稍晚的朱彬（1753—1843）《礼记训纂》重视训诂、校勘及名物，采录《中庸》正文，并录古本《大学》正文，继之以朱子所考定《大学》（不录《补传》）。孙、朱二人皆为笃实的朱子学者，而做法却大相径庭，颇耐人寻味。

  当时，宋学方面有人对归《大学》、《中庸》于《礼记》的风潮，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冉觐祖（1637—1718）《礼记详说》凡一百七十八卷，是继南宋卫湜《礼记集说》以来的大型注释书，冉氏于卷首《礼记总论》反驳明人郝敬谓先儒割裂《大学》、《中庸》于《礼记》之说，云：

  京山立说，多与朱子背驰，谓先儒以《学》、《庸》二篇别为二书，支离割裂，当亟还旧观，责先儒以割裂《礼记》而不自知，其致毁谤《四书》。《礼记》四十九篇，真赝纯驳，杂然并收，先儒择其精者，令幼学急读之，及能治全经，则二篇固在，又何病乎割裂也！

  《礼记详说》书首附陈澔《礼记集说序》，理学色彩极为明显，书中不录《大学》、《中庸》，仅于卷一百五十五、一百六十九存目而已。冉觐祖的看法接近宋儒，即区分《礼记》各篇的性质，评判其价值，择其精要者为我所用，故而《大学》、《中庸》即使独立亦未尝不可。冉氏还回击了诋毁《四书》的声音，故其回应对象应该不仅仅是郝敬一人，而是当时汹涌的风潮。在否定《大学》、《中庸》的背后，汉学家们的矛头所指乃四书学体系，四书学体系正是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盘，否定与摧毁四书学体系即意味着程朱理学体系的瓦解。

  

  礼记陈氏集说补正

  评价人数不足

  (清) 纳兰性德 著 陈士银 点校 / 2020 / 安徽教育出版社

  《大学》、《中庸》回归《礼记》的声音，直至清末仍然不衰，俞樾（1821—1907）《取士议》云：“第二场试经义五道，仍如今制，以《易》、《诗》、《书》、《春秋》、《礼记》岀题，《大学》、《中庸》归并在《礼记》中，不必别岀试文。”在这篇讨论科举考试科目与内容的文章中，俞樾认为《大学》、《中庸》可以归并入《礼记》之中，不必单独别岀试文。然俞氏弟子章太炎（1869—1936）的态度则更为激烈：“现在只看二程自二程，《大学》自《大学》，自然应该改还古本，又何必用朱子《章句》呢？”“若说实话，《大学》、《中庸》，只是《礼记》中间的两篇，也只是寻常话，并没有什么高深玄妙的道理，又不能当作切实的修身书，只要还归《礼记》，也不必单行了。”章氏的这番话若放在学术史上可谓是惊世骇俗，然自激荡求变的清末民初时代观之，竟是打破一切偶像与传统权威的常识了。章氏的这一论调传存至今，宣告了程朱理学的彻底没落与衰微。

  结语

  孔门之《大学》、《中庸》本单篇别行，在西汉由戴圣编入《礼记》，成为礼学通论，在宋代经二程、朱子彰显而独立，与《论语》、《孟子》形成四书，遂成为理学经典，最后在清代又重新返回《礼记》。

  我们可以从《大学》、《中庸》的归属变迁中，理清与把握儒学发展的一条主要脉络。让《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由明代祝允明、郝敬首倡，清初王船山等亦持此论调，其正式重返《礼记》则是在古学兴起的雍正、乾隆时代，此时的思想界提倡尊经崇古，回归原典。《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积极的意义是恢复了《礼记》的文本完整性，再现古本之原貌，丰富了礼学研究的内涵，而消极的意义呢？晚清的朱子学者郭嵩焘（1818—1891）即指出：“雍、干之交，朴学日昌，博闻彊力，实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与于学，于是风气又一变矣！乃至并《大学》、《中庸》之书蔑视之，以为《礼运》、《学记》之支言绪论。”这一指摘非常锐利，令《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结果，致使此二篇与其他四十七篇降为一个等级，直接地削弱了其权威性与特殊性，导致《大学》、《中庸》所具有的理学色彩全面消退，经典地位大幅下降，其性质及研究也被经学化、礼学化了，导致“四书”的地位亦为之下降。

  

  《大学》、《中庸》重归《礼记》，可谓是清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汉学家对于程朱理学的一个反动。围绕着此事的各种著述、议论及反应，也映射出了清代学术与思想的纠葛与复杂。可是，事实上《大学》、《中庸》重返《礼记》之后，汉学家们大都采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并未撰作出一部在思想上能够超越朱子《章句》的注本与解释，或以《章句》为主疏解之，或是增录郑注、孔疏，仅供读书人参考而已。至清末为止，科举考试所用的及世上通行的《大学》、《中庸》的本子仍旧是朱子《章句》本，读书人无不诵习之。这场思想运动的结果，由于没有出现一个权威的注本（包括《礼记》在内），《大学》、《中庸》仅仅是在形式上重返《礼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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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武林，fire！

  作者：極宮の狐軍団菌 发布时间：2014-08-29 10:27:57

  世图的书对于喜欢漫画、收集漫画的人来说是首选，对于喜欢银河系列的朋友来说当然是不二选择（侄女已经口头霸占了我这本）。不过作为已经在社会摸爬滚打了不少年的老阿姨，我当然要凸显一下，啊，成熟社会人士的，呃，品味。

  武林名门死胎派被魔教攻打，掌门岳战神逃至偏僻荒凉的地球村，体力不支时被一名村姑所救，并乘机留了后。

  三十年后，岳战神已经重振死胎派，并找到了在地球村长大的儿子圣彼得。圣彼得对父亲抛弃他们母子十分不满，同时魔教爪牙不停追杀他这个死胎派掌门唯一后代的行为也给圣彼得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作为一个始终处于叛逆期的青年，看到岳战神积极召开武林大会，和武林各派掌门人商量强拆地球村的事情，圣彼得十分愤怒，于是和基友老乡死铊可组建了地球村自卫队，并招募了一个只会说自己名字的弱智巨人、一个东洋国跑来的喜欢动刀的浪人。随后又拉拢了魔教教主的养女，四男一女抗强拆的可歌可泣故事即将开始上演......

  作为一个DC粉，对漫威不是太熟。但很明显的，漫威的受众主要是青少年。所以即便是银河帝国了，里面的政治体制还是处于封建时期；人物的个性丰满，但深层次的心理活动完全没有；为了凸显护卫队的个人实力，让他们以一敌百的时候还在打诨插科。作为一位老阿姨，我只能抿一口茶，微微一笑，说：“真是令人怀念的青葱岁月啊！想当年，我们也想象自己是希瑞公主和悟空。抓紧时间吧，，骚年们！在还没进入社会的时候多做做英雄梦吧。”

  不过浣熊童鞋萌到无法抵挡。穿上战斗服后纯粹一只被主人剃了毛的长毛吉娃娃，因为脆弱的心灵受到剃毛的伤害而暴走。于是，在不知道什么星人的家伙发火：“我宁愿去死！”我们的吉浣浣很干脆的：“好的。砰！宰了你！”“嘿，船长，告诉我飞船的自毁序列。”“不可能，决不！”“那好吧。砰！宰了你！”好羡慕啊，老阿姨也想举个什么，看谁不爽就”砰！宰了你！“。果然是日本浪人呢。点烟~~

  但盖莫拉就一点也不萌，苦大仇深的样子（虽然身世确实挺那啥的），却，”高叉泳装！高叉泳装！“（自动进入动感超人大战泳装魔王状态）。话说老阿姨我为她是戴了（正常地球人）肤色眼罩还是天生双色皮纠结到现在呐......

  其他人就没什么好说了，一个比一个丑。一个半头的四眼田鸡，以及各种长着鲨鱼牙齿的外星lady恐龙（虽然她们很瘦但我相信地球男性会毅然决然投向地球lady恐龙的怀抱），因为太丑，已经分不清那个对哪个了。远目~~

  在众多变体版封面（这个收录得漂亮，世图！）中，吉浣浣竖中指（四根手指哪根算中指？）的大头贴（也就是封底那张）真心卡哇伊（不要忘了LZ是老阿姨，还要知道LZ是怪阿姨）。可惜送的八开海报是银河火箭队全体队员的pose照，当然这也是不得不的（背景音乐响起：且看明月又有几回圆......）。

  好了，老阿姨的感想结束了.写毕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老阿姨会在房间里微笑着品茶，看着你们向青春和朝阳奔去的，烤到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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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不善会造成很多误解。老人的善心，需要一点点用心去感受。一个时代，一个国家，需要那么几个善良的人。

  作者：小土豆儿 发布时间：2022-08-29 21:26:26

  有时候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什么小心思小利益，并不是所有人都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需要有很多人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执着的东西，有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看过很多前面搞政治教育格调很高，后面拿起酒杯美女KTV的人。我也不是清高的人，我也和家康公一样有着自己的执着。他追逐着缔造太平盛世，我追求着自己能够更加勤劳睿智。看到那么多纷纷扰扰，经历过很多小人背后捅刀，我坚信，我的善良终究是有回报的，起码妻贤子孝，我也慢慢的在变好。善良的人终究会慢慢的体味到对方的善，即便没有，苍天也会最终给你回报。

  大阪城，秀赖母子居住的地方，以为其繁华的外表，坚固的城墙，装满黄金的仓库，以及母女的愚昧，最终没能避免最终悲惨的结局。

  从德川家康出生前，他父亲的癫狂，到他母亲的从容淡定，到他第一任夫人，筑山夫人的疯狂差点害到他无路可走，再到与信长公一起平定天下，为天下苍生而与秀吉公和平相处。最终慢慢的坐上大御所的位置。本以为能够在太平盛世晚年，却最终因为沟通的不善造成最终的误解，被幸村利用（为了证明自己家族对世间战争的理解，也为了一方面永远消除浪人的隐患）被大野治长兄弟将大阪城带入无底深渊。

  书中一句话特别深刻，每当有突发乱世之时，总有一些跳梁小丑位居高位。引得世间很多事情偏离了原有的正常轨道。就如特君带领美丽国一度走向癫狂。又如湾湾的蔡女士，也正在带领海霞另一端祖国的兄弟走向深渊。

  德川家康此时已经高寿至七十三岁，本书中过了七十四岁正式攻打大阪城。一个年迈老人，怀着慈悲的心去对待孤城母子。但是被淀夫人以及秀赖身边人误导，让母子二人也误会。第一次差点开战，后由于家康的周旋，最终和解，却因为丰臣世已经没有可堪重用的家臣。被一个男宠逐步带往一条不归路。由于家康退兵后，秀赖母子只顾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没用想好如何处理城中的十几万浪人。大野治长还首鼠两端，自己迷迷糊糊，年轻人则觉得没有提现金价值，错失建功立业机会。这注定了后续必然还有一战。

  家康的善念被丰臣边误解，被大阪城误解，甚至被儿子将军秀忠误解，刚刚偶尔读了一下别人的评论，还被现世的很多读者误解，不可谓可悲。年老时候的家康，也在不停学习新知识，学习佛法，联系前期他的遭遇，此时他想组织战争想要救秀赖母子就属于合情合理。也许，太平盛世的时候人们的笑脸不会被很多人注意，但是我在读前几部的时候，请客人喝酒都要主人用客人杯子先喝一口，证明没毒，都是常态。更别提平民百姓有何时曾经展露笑脸啦。所以此时的家康，为了太平盛世，为了挽救命运悲惨的被人操纵的秀赖母子并没有不合理之处。

  这本书让我有了重读全套书的想法，日本与中国和与俄罗斯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因此读起来非常顺畅。这也要感谢翻译，翻译的特别符合国人文法。要是能把人名后面加好注释比如哪两个字是姓氏，哪个是官名，哪个是名字就不会看起来很费劲了。类似中国的展昭，展护卫是一个人一样。

  其实这个第十二部，大坂城，给我的感悟是最多的。在这里可能一时半会还不能完全反刍出来。它对我今后的影响应该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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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

  作者：牛奶不高兴了 发布时间：2023-08-20 15:41:08

  最近情绪并不好，在今年最开始有“死”这个念头出现时，它出现得频繁了，我知道我并无勇气，但它在更常出现，实在不是件好事。

  扯远了，这篇我深深共情，虽然应该未到文中主人公的年纪，但中年人的苦闷是类似的。我的存在我怎么才能感知到呢？靠年少时的爱火重新燃烧一次，瞬间将死气沉沉的柴火堆再次烧起？ 也许柴火堆是潮的。 人就是要在俗世里挣扎的，可以用冷漠伤害别人来应对，对，就是冷漠地伤害身边人，会带来奇妙的快感吧？我又再次能影响些什么操纵些什么的快感。

  婚姻快快变成一件违法行为，对我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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