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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得离谱！！！

  作者：陈先生 发布时间：2022-09-21 16:26:19

  目前读了半个多钟头，先给两星。

  先说优点：从书的序言部分，以及本人自己的感受，相较于星空帝国，考据更加扎实。以宋代皇祐星图为参照，根据步天歌的描述，考据具体恒星。书中明确指出了皇祐星图中的南门二与现今的南门二不是一颗星，这是非常好的。

  再说缺点：半个多钟头，发现了两处错误。

  

  月球没有所谓正面背面，就算有正面，你这也不对

  

  

  前后矛盾，且正式书写规范里没有“第+阿拉伯数字”的方式

  这种最基本的校对错误，实在有辱北京天文馆的名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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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送小温❤️感受汪老笔下的草木虫鱼兽，感受自然，生活和爱

  作者：盈盈一水间 发布时间：2023-01-27 20: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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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ket编程的辞海式书籍-堪称经典

  作者：阿来 发布时间：2012-08-05 18: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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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通.二体》札记

  作者：葑廬 发布时间：2010-02-24 23:40:29

  读《二体》时的零碎所感，稍微整理了一下，先抛块砖吧：

  我们说到史体分类，都会追溯到刘知几那里，在《史通》开卷他把《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作为代表，一口气划分了六种史体。常言道：事大必疏。刘氏始创之功的同时，也惹来不少非议。章学诚就曾批评刘知几对《尚书》和《春秋》作言事二家的划分过于整齐，不懂得“古人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的情况。不过，章老先生仍然点到为止，有关上古文体和史体的区分，尚欠一步。

  《尚书》长期被视为“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原因之一便是篇章多以当时口语写就。《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引刘歆《七略》说：“《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名之。” 《尚书.顾命》中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句，清代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说：“肄，习也；重言之者，病甚气喘而语吃也” ，“肄肄”存有实义，并非“期期”、“艾艾”之类的口吃虚词，因而这里所出现的口吃现象，恰好是当时对口语进行实时记录的证明。《尚书》之中，有的篇章在这种记录前后还记载了相应的当时事件（包含时间和地点等），如《召诰》、《洛诰》、《顾命》等，有的篇章则没有这样的记载，如《酒诰》、《梓材》、《无逸》等，前一种是言事合一的文体，应看作是历史记录；而后一种则是纯记言的文体，应看作是临时的文章。从叙事学上看，事件的理解场域更广阔，较容易表述清楚准确。因此，当历史需要记录以垂范后世时，为保持时间的连续性，便于不处于同一时空环境下的后代也能顺利解读，所借以表达的记录对象就会选择事件而非言论，《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国语.鲁语上》：“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 ，《大戴礼记.保傅》：“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 ，所谓“举”、“作”、“度”，都是客观的事件，这一点在所谓“春秋书法”中即可窥见。单纯的记言文章显然由于言论的省略局限，从而不具备足够的时间意义，仅仅只是出于临时的需要而立说，自然没有加上当时事件记录的必要。后人因而常苦若干诰文“王若曰”为何王之疑问，即是显例。如果按照传统标准的分类，前者属于史书，后者则是子书。有学者仅从文字的数量和质量的比例上考虑，记言既明显，便以冠以“主体性”的名称，作为记言史体的佐证，从而把这些立说的文章也列入史书范畴 。这种机械的做法笔者认为并不妥当。《左传》也同样大量记言，字数未必比记事少，在成就上甚至如学者所言“比记事还要突出”，但是《左传》并未列入所谓“记言体”，也属定论，这正是因为《左传》“言之与事，同在传中” 的缘故。

  《春秋》并非仅指《鲁春秋》，刘知几即言：“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可见所谓《春秋》，最初只是列国史书的泛称。现今能够见到的，除了《鲁春秋》之外，便是西晋时出于魏王墓的《竹书纪年》，它和失传的“百国春秋”均无传而“空存其事目”，却并不能否认它们得以单独存在的事实。单纯记事史体的存在，反映先秦史官对历史结果的重视，所谓“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新序.杂事》） ，强调“一字褒贬”的原因，也是出于此一目的。而对历史结果的记录，一定是以事件而非言论的形式所描述的，所以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得证单纯记言的文体，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史体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与《纪年》的记事，多为国家大事，如杀伐、外交、灾异、变法之类，记载内容有如此取舍，实际上是当时史官参与国家活动的反映。制定历法，是先秦史官一开始就被赋予的职能之一。由于传统的正朔思想，认为只有天子才能颁布历书，所以史官也大多聚集在王朝中央，其所记载的自然主要是中央的重大活动。从记录格式上来看，“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的编年方式很明显受到了历法的影响，而所谓“王正月”的议论，也立足于此。从史学史上来看，西周时代大多诸侯国，很有可能缺乏这种单纯记事的史书。考察《左传.定公四年》子鱼关于鲁、卫、晋三国的分封赏赐的论述可知，虽然“三者皆叔也”，却只有鲁国得到了随派史官的许可。而西周《作册麦方尊》铭文虽自称“侯作册”，似乎是邢国的史官，然而朱渊清先生已指出，作册一职，并不从事单纯记录事件的活动 。事实上，《史记.历书》即载：“幽厉以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 ，史官的活动，伴随着权力转移，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分迁过程。而相应的，到“陪臣执国命”的春秋晚期，史官的记录中心，自然也会发生转移。《纪年》的成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所按照“五帝－夏－商－周－晋－魏”的单线记录，恰好与“中央－诸侯－家臣”的权力转移过程相一致。正如蒙文通所言：“国家政治活动中心既由国君转移到大夫手中，记载国家活动的国史也就很自然地变化为记载大夫活动的家史。”

  尽管我们平日会说文史不分家，然而此言仅是收集史料的入门耳。在专业体系日臻细致的今天，史体的分类也需要随之修订，以崭新而精到的眼光予以考察。因为说到底，史料的辨析，是从对史体的认识所开始。

  附记：近读陈梦家《西周年代考》，陈氏排比列国纪年以求西周年世，唯鲁近之。岂非仅鲁有史乘之佐证欤？10年4月10日。

  览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谓左史右史乃对记耳，非言事之别。又读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内驳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谓《诗》、《书》本是周史编守以作训诫之教材，并非纯粹史籍，可与吾论互相比照。11年10月18日。

  前读任伟《西周封国考疑》，引金文及文献论述诸侯国如齐、应均有史官，然诸侯史官为记注欤？为大政欤？阙疑俟考。13年1月29日

  共和行政是西周晚期重大政治事件，赖各国史记一致记录，传统编年始有可考。然翻检《史记》诸侯世家，至共和前多不记年，如齐献公始记年，下据共和十九年；陈幽公始记年，正值共和；卫顷侯始记年，下据共和二十五年；宋僖公始记年，正值共和；晋静侯始记年，亦值共和；至于蔡、燕、楚、吴、越诸国并失载共和之年。可见共和前后，周史方徙于诸侯。惟鲁自考公以来，年世记载历历可观，此亦鲁有国史之旁证也（秦亦有年世，然本周之附庸，东迁之后才列入诸侯）。16年9月19日。

  近读《困学纪闻》，引宋薛季宣说论及诸侯无史，厚斋自注引《酒诰》“太史友、内史友”之文，以为诸侯有史，案《酒诰》曰：“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则“太史友、内史友”为殷王官献臣审矣。17年5月7日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从朱希祖说，谓上古史官为记事掌书之官，非后世载笔修史之官，此说甚谛。金氏又引黄以周说，谓左史乃《周礼》之内史，右史乃《周礼》之大史，内史掌典诰册命，出纳王命，故左史记言，则内史掌诰命也。故古者史体未尝分言事为二，唯内史记言为史材，后世亦以史名之。又陈汉平据《礼记.祭统》及《周礼.大宗伯》记载，以为册命时内史居王之右，则左史之名，不知何所由来，要之上古有内史掌诰命，故记言之体遂出焉。17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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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化是一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它是怎么形成与演化的？

  作者：自有我在 发布时间：2022-01-10 15:05:36

  在我们和代表西方的欧美人打交道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思维习惯以及待人接物的观点与理念都会和我们中国人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表现在了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有着深深的观念壁垒。广义的东方世界包括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以及有着自己思想体系的印度。西方世界曾经出过一本风靡的书《菊与刀》，就写出了一个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日本文化现象，这本书让美国认识了日本人思想的底层逻辑，甚至改变了美国对于日本的政策。而对于中国，在西方人的世界中更是有着深深的偏见，现在也影响着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国际关系。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中华文化的形成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延续，而这种文化脉络有着大量的学者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现在也越来越引起我们个人的重视。《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经典著作又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认知的回归。

  但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却还需要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西方文化本就不在我们的思维习惯之中，很多概念 、理论，我们可能听说过，也可能对他们有着较深的了解，但这些文化传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他们的根源又是什么？为什么西方人会接受着这种文化的约束，对于我们东方人，有时候是很难理解的。

  

  比如，西方世界在法庭作证时，需要证人出庭时手按《圣经》，发誓所说的一切句句属实。这样的一个发誓怎么会有约束力？为什么西方的宗教信仰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甚至很多知名的大科学家都信奉宗教的有神论，这就形成了一种科学与宗教有意思的悖论，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但这也是既定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我们从西方文化的根源去寻找原因。

  

  赵林，武汉大学杰出学者 ，国家教学名师，他长期开设的“西方哲学课”深受学生们好评。他本人也深耕于西方的哲学世界，西方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也是他一直系统思索与研究的方法。也就有了他的这一本著作 《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虽然这是一本哲学著作，但相对于大多数的哲学书来说，他的阅读性还是非常高的。从整个西方的历史去探讨文化形成的根源，让我们走回过去，在整个历史的演变之中了解西方文化逐渐形成的过程，由远及近，由浅入深，也就慢慢的掌握了为什么西方人会形成现在的思维模式，也就更容易理解西方人的思维习惯。

  

  西方文化更多有着一种宗教色彩，也有人说，它们就是一种宗教文化。但在赵林的这本书中认为，西方文化有着三个传统的思想根源。他们分别是来自于希腊的神学与哲学观念，来自于罗马的教会与政府观念，以及来自于基督教根深蒂固的教义思想。三者的糅合也就形成了现在西方世界传统文化的根基。

  本书《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就是整体论述这三者演变、糅合的过程。当然，想要了解这个过程具体的历史进程，那就需要详细的去阅读赵林的这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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