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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让人有点失望

  作者：寻自我 发布时间：2011-05-30 23:30:11

  此书的CD没有MP3的格式，只能在电脑里播放，极其不便。望大家买时考虑下这点。另外，书主要是以教程为主，练习为辅，若是想要有大量练习的话，不推荐此书。大家可以去看看韩国人编的那套书，本人觉得还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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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练，如何帮你搞定3000单词考法

  作者：Glee 发布时间：2018-08-26 13: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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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探寻那些不甚久远的绝灭之谜……

  作者：屠夫 发布时间：2022-06-14 15:37:30

  一起探寻那些不甚久远的绝灭之谜……

  记得当初学习古生物的时候，自己第一个不习惯的事情就是，大众理解的“灭绝”一定要替换为“绝灭”，这是为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对于古生物的研究，很多时候需要一定的“证据”，毫无疑问，那就是化石，同时需要一定的手段，那就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极限了，无论是确定年代的最新方法，还是各种前沿的研究方式，或者让我们对于以前的一些假说有了新的论据，或者让我们剔除更多的谬误。

  《消失的远古巨兽》这是一部探索远古巨兽灭绝真相的科普读物，也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巨型古生物图鉴。

  直到几千年前，地球上仍然生活着形形色色的类似科幻惊悚电影里的神奇巨兽，如大猩猩大小的狐猴、230千克的巨鸟、2000千克的掠齿懒兽等，它们在每一个宜居大陆和岛屿上游荡。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幸存物种之外，它们现在都消失了。

  这些史前的庞然大物为什么会遭遇灭顶之灾？

  古哺乳动物学家麦克菲，用类似悬疑小说的写法、扎实的科学知识，带你侦破大约5万年来消失的脊椎动物的灭绝悬案，解开“近时期大灭绝”的千古谜团。作者试图探究人类过度狩猎、灾难性气候变化和其他如疾病、陨石冲击等驱动动物灭绝的因素，以及围绕这些因素形成的各种假设、争议与误解，并根据前沿科技研究，如DNA研究、分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等，来重新发掘灭绝原因，甚至探讨了复活远古巨兽的可能性。

  艺术家斯考滕为本书绘制了华丽的、细节逼真的插图，形象还原了已经消失的巨型动物，如猛犸象、地懒和巨猿……这些栩栩如生的插图，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曾经真实存在的世界，仿佛带领我们回到冰期，在远古的丛林里，偶遇庞然大物，看巨兽的喜怒哀乐，感受大自然的美妙与生命的珍贵。

  我们显然处在地球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是一个动物种类匮乏的世界，那些又大、又凶猛、又奇怪的动物统统在晚近时期消失了……这种情况不是发生在一处，而是遍及地球表面一半以上的地方。多种巨型动物骤然灭绝，这无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记载和研究的事实。

  总的来说，作为一本科普读物，其中的内容稍显艰涩但是并不是晦涩到难以读下去，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都已经努力让自己的讲述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是学术上的特质很容易就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得意忘形”，好在文字还算是浅显易懂，书中的插图大致是两种类型，一种是化石实物的拍摄，一种是根据各种研究资料的手绘还原，个人觉得这两种类型的插图都是必不可少的，如前所述，一种是证据，一种是感觉，另外可以满足人们具象化的渴望，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最后约百分之五的篇幅讲解了一些相关专业术语的内涵，还有参考书目的罗列，不单单让整个书籍内容更加严谨完整，同时也方便对于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读者直接按图索骥可以进行拓展阅读，个人评分9.2分，推荐指数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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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与谬——评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周炽成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19-11-01 19:06:56

  从2010年初开始，媒体上有关于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是否剽窃的热烈讨论。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先指责汪的《反抗绝望》剽窃，后又指责其《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剽窃。但是，汪晖的支持者否认这种指责，而汪本人也在沉默数月后表态，为自己作辩护。

  《兴起》四大册，100多万字，要判定它是否剽窃，必须将它在整体上与相关的大量论著（既有汪晖注明引用的，也有他可能未注明引用的）一一作对照，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这样做，因而先撇开这个问题不谈。不过，凭我研究中国思想史二十多年的经验，我可以不客气地用两个词来评论这套书：混乱与谬误。

  一

  汪著试图讨论从宋到民国初期一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但我读后感到全书极度地混乱，不知所云。这种混乱首先表现为：在宏观层面，四册之间不连贯。第一册（上卷第一部）名为理与物，讨论“从北宋时代逐渐形成的天理世界观形成的历史动力是什么？”（这是他书中的原话，学中文出身的汪晖在一个短句中用两次“形成”，这样造句通不通，大家很容易看得出来）；第二册（上卷第二部）名为帝国与国家，讨论“清代帝国建设与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第三册（下卷第一部）名为公理与反公理，讨论“晚清思想对于现代性的复杂态度能够给我们提供哪些思想的资源？”；第四册（下卷第二部）名为科学话语共同体，讨论“现代中国的知识体制是如何构筑起来的？”。

  四册书讨论四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第一个主要是理学史的问题，第二个主要是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的问题；第三个很难归类，可能更多地是社会思想史的问题；第四个主要是科学史的问题。汪晖把这些完全不同的问题放在一套书里讨论，而又没有一条主线将它们贯穿起来，因而显得凌乱不堪。汪晖自认为，“儒学的转变”是他统领全书的内在线索（第102页）。如果说第一册以此为线索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的话，那么，说其他三册也以此为线索肯定不成立。

  在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之前，葛兆光出版了两卷《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两者相比，汪著之混乱就更容易看得出来。葛著以“知识、思想与信仰”为线索，叙述从上古到十九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条理分明，前后一贯，充分体现了“史”的特色。葛著出版后深得学界好评。而比葛著还多几十万字的汪著，则既不像史，也不像论，不伦不类，倒很像读书笔记。全书的强烈的不连贯的、跳跃式的写法，也使它很像读书笔记。不仅四册之间不连贯，各章、各节之间也经常地不连贯，甚至句和句之间也经常地不连贯。

  顺便指出，葛著第一卷出版于1998年，第二卷出版于2000年，而汪著出版于2004年，故两著有明显的时差，但是，汪著完全没有提到葛著，这或者表明汪晖的无知，或者表明他的不诚实。如果汪晖完全没有读过葛著，这表明他太无知了，因为葛著出版后在学界反响很大，而当时正在写思想史的汪晖不关注之，这太说不过去了；如果汪晖参考了葛著，但在全书正文和注解都未提到它，这表明他不诚实。

  汪晖做思想史，可能深受李泽厚的影响。李的三套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饮誉学界。李泽厚的研究主要以人物为线索，条理非常清楚。虽然现在看来，这三套书有意识形态味太浓、空疏、过于宏观等不足，但是，它们毕竟给读者明确而大量的思想史信息，既适合初学者，也适合专家。

  与之相比，汪著既不适初学者，也不适合专家。对于初学者来说，它太庞杂、太混乱；对于专家来说，它缺乏学术价值。李泽厚非常聪明地用了“思想史论”四个字，而最后一个字特别有意义。这种表述明确地告诉读者，他不提供一幅完整的思想史图画。

  但是，汪晖却用了一个气派非凡的书名：《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企图叙述一千年中国思想史。李泽厚有才，有逻辑。汪晖太有才了，可能比李泽厚还有才，但是，他没有逻辑。在这套“才气横溢”的巨著中，我们读不出这一千思想发展的脉络，读不出前后联系，读不出连贯。我们这些没有才的人只能“望汪兴叹”！

  汪晖的“才气横溢”，如果用于做文学评论（这是他的本行），那是很合适的，但是，用来做思想史研究，则容易引起各种问题。他写作时随着“才气”随意发挥，故经常离题。这也是《兴起》混乱的一个显著表现。

  例如，全书最后一章（第十五章）《总论：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大量地说西方的理论和经验，其份量远远超过说中国的。正常的读者期待他总结全书，对一千年的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作小结，但这种期待完全落空了。第五节《哈耶克“科学主义”概念》，有近万字之多，完全是对一位西方思想家的一个概念的介绍，只两次提到“中国”（一次是“中国市场改革”，另一次是“中国当代正在经历的经济与政治的分离”），都不是本书之思想史意义的中国。

  如果汪晖对哈耶克的“科学主义”概念很有兴趣，他可以单独写一篇文章，在其他地方发表，但放在本书的总结章，单独作一节，则太对不起读者了。就算汪晖认为这个概念对于总结一千年的中国思想史很用，他以简短的话介绍一下就行了，完全没有必要用近万字之多。更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汪晖对此之用。

  第四节《作为思想史命题的“科学主义”及其限度》、第六节《作为社会关系的科学》、第七节《技术统治和启蒙意识形态》，其中的大部分也是离题的。总结章最典型地体现了全书之文不对题，乱堆乱放。其他地方也经常可见这种毛病。如第五章第二节《今文经学与清王朝法律/制度的多元主义》，其中有一部分“长城的象征意义及其历史转化”，这是离题的；《导论》第三节第一部分“时势与时间”，其大部分内容讨论理与物的关系、天理与公理的关系，这也是离题的。

  汪晖胃口极大，企图在一定的篇幅内说他想要说的一切问题，结果弄得读者不知所从。汪晖经常以不恰当的份量叙述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但我们不知道他如何将之用于说中国思想史，不知道他如何中西对接。

  汪著在体例上也极度地不一贯，极度地混乱。第九章以一个思想家梁启超的早年、中年、晚年来分三节讨论他，这在全书中是独一无二的。第三册以三章来谈论三个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这种一人一章的叙说方式在其他三册中不存在。大部分章正文开头之前都有一句思想家的名言，但最后四章却没有。在列参考文献的时候，汪晖有时把英语作品的原作及其中译本放在一起作为一条参考文献，在中译本后加括号写上英文原名，但有时又把原作及其中译本分开列，作为两条参考文献。另外，有些当代著作在出版社前标明出版地，有些又没有。参考文献上的混乱很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一般读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会看参考文献的。

  二

  汪著不仅混乱不堪，而且多显谬误。兹将这些谬误归纳如下：

  史实谬误。

  全书在这方面的谬误很多。例如，汪晖说：“康有为的晚年著作《诸天讲》可以视为《大同书》的续篇”（第760页）这种说法有双重谬误：首先，虽然《诸天讲》最终完成于康有为的晚年，但是，笼统地说它是他的晚年著作是不成立的，因为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青年时代）就开始写该书；其次，它与《大同书》并无实质性的联系，说前者是后者的续编实在没有根据。

  在说到宋代理学时，汪晖指出：“天与理的合成词取代了天、帝、道或天道等范畴在传统宇宙论、天命论和道德论中的至高地位，从而为将儒学的各种范畴和概念组织在以天理为中心的关系之中奠定了前提。”（第112页）事实上，在程、朱等理学家中，单独用“道”或“理”的情况要比用“天理”的情况多得多。在理学家那里，天理是等同于道或理的。说理学家用“天理”取代了“道”，这是极其武断的、完全没有根据的。

  汪晖认为，汉代宇宙论把天作为“至上神”（第125页），这也与史实不符。《淮南子》的作者、司马迁、扬雄、王充等汉代思想家都没有把天作为至上神。董仲舒的天也不是至上神。认真读他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完全得不出他的天是至上神的结论。汪晖把陆象山的心与“此物”等同起来（第298－300页），这也是很荒谬的。查象山原著可见，他说的“此物”是指“彝伦”，而不是指心（见《陆象山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8页）。

  汪晖认为，宋明的天理世界观和近代的公理世界观都“在自然与必然、自然与非自然、必然与偶然之间做出了区分”（第67页）。事实上，我们读宋明理学的文献、读近代思想史的文献，实在找不到这些区分，汪晖把这些区分强加给古人和近人。

  在叙述陈独秀等人的科学观时，汪晖说：他们“将所有的宗教、哲学、道德和政治的见解和信仰视为偏见。”（第1224页）这些人真的这样吗？如果是这样，他们所极力赞美的民主不是一种政治见解，从而也是一种偏见吗？谁会那么傻，说自己赞美偏见？

  解释谬误。

  汪晖的现实感太强而历史感太弱，故经常对历史上的思想、语言、行为等作出错误的解释。他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解释框架中，天理世界观是一种反动的（维护皇权的）、中世纪的（以宗法家族制度和礼教为制度基础的）、导致中国丧失现代机遇的（反科学的和反市场的）意识形态。”（第108页）汪晖在此可能以八十、九十年代的人的看法作为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的看法。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在当时发表的文献，很难找到“反动”、“中世纪”、“反市场”等表述。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根本不考虑市场的问题。自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口号太响亮了。不懂新文化运动之历史的汪晖把这些参与者作为市场经济的代言人，闹了太大的笑话。

  汪晖说：“我把以《科学》月刊和《新青年》为代表的相互交叉的两个群体称之为‘科学话语共同体。’”（第1209页）汪晖经常造病句，这里又提供了一例。不过，既然我们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就先不追究其形式之误。考其内容，有什么过硬的证据表明《科学》月刊的作者和《新青年》的作者有联系呢？如果他们没有联系，怎么能说他们构成一个“共同体”呢？

  汪晖指出：“对于陈独秀来说，……所谓觉悟即是以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并把这种理解付诸行动。”（第1224页）汪晖应该认真读一下陈独秀的著名文章《吾人最后之觉悟》，其中的名言是：“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此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显然，陈独秀所说的觉悟，不是科学觉悟，而是伦理觉悟或道德觉悟。

  汪晖说：“‘理’与‘物’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变与不变的、连续与断裂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把历史的各种关系及其转变理解为合理的自然过程的问题。”（第62页）不必对理学史有太多的了解，就会看到这种说法之谬误。汪晖的思维是过分跳跃的、常人难以理解的。难道理是不变的、连续的，而物变化的？谁能想像得到“把历史的各种关系及其转变理解为合理的自然过程的问题”就是理和物的问题？

  汪晖说：“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围绕着‘理’的观念不断地发生争论，每一次争论都导致了‘理’的去自然化。”（第70页）从宋明到二十世纪，围着“理”的争论是多样的，其结果也是多样的，不知汪晖用什么证据来支持“每一次争论都导致了‘理’的去自然化”这一结论？在这话的前后文，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证据。

  汪晖说：“清末今文经学的主要特点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中重构儒学的普遍主义，从而创造一种以现代世界的变化为背景的经学知识。”（第752页）稍为对清代经学史有认识的人，都会觉得这种说法太离奇。儒学普遍主义是汪晖自己造出来的一个词，他用这个词来解释清末今文经学，解释康有为的思想，简直让人不知所云。

  引用缪误。

  汪著过滥地引用西方学者（如波普尔、博兰尼、哈耶克等）的话。我认为，这方面的引用，很多是没有必要的。当然，更值得谴责的是他的误引。例如，他误引马克思的话而说：“马克思在阐述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演变时，采用了亚细亚的、原始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四个历史阶段，从而表明他的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产生于对斯密和黑格尔的历史观的综合。”（第40页）请读者对照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原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汪晖把马克思所说的“古代的”歪曲为“原始的”，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果有意，表明他罪大恶极；如果无意，表明他极为粗心。而且，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反映了十九世纪的典型的西欧的看法，而亚当•斯密是十八世纪的人，故这些看发应该与之无关。

  再如，汪晖还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的话：“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催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汪晖说：“在晚清以降的文化潮流和历史著作中，儒学的‘夷夏之辨’经常被视为中华帝国及其人文传统的自我封闭的根源。马克思曾将长城作为与敌视外国人野蛮习俗相提并论的自我隔离的象征，认为惟有资本主义的廉价商品的冲击终于导致它的轰然倒塌。”（第84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中，并没有“敌视外国人野蛮习俗”之说。汪晖可能把《共产党宣言》中的“the barbarians’ intensely obstinate hatred of foreigners”译作“敌视外国人野蛮习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表明他的英文是多么差劲。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中，万里长城不是指物理意义的中国长城，而是指排外的心理障碍，这种障碍事实上不仅存在于中国，而且还可以存在于别的国家和地区。外国的廉价商品无论如何也催毁不了物理意义的中国长城。汪晖曲解了这里万里长城的比喻意义。更令人可笑的是，汪晖可能是为了卖弄英文，在他的话里加英文注。大家只要打开汪著之第84页，就不难发现其英文注之问题。

  顺便指出，汪晖卖弄英文有时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例如，他说：“如果说严复为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社会建设（society building）以及市场建设（market building）提供了基本方案，那么，梁启超则试图把科学转化为个人或公民建设（individual building or citizen building）的动力。”（第926页）。括号中的英文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这几个“建设”完全是中国表达；在中文著作中，只有在不用英文原文概念就会让读者容易产生误解或者让读者难以明白的情况下，才需要用加括号的方式来写上英文概念。汪著括号中的几个英文表达太中国化了，老外看了肯定会觉得怪怪的。

  汪著引用之缪误还有其他多方面的表现。例如，汪晖经常胡乱地注所引用的外国学者的论著：第1489页注145，在一本英文著作后莫名其妙地写上“（下同）”；第1638页关于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没有出版社、出版时间等信息；第1627页的参考文献“夏绿蒂•弗思（Charlotte Furth）:博士论文《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Ting Wen-jiang, Ph.D,Harvard, 1970）”，其错漏简直目不忍睹；太多汉译作品未见译者。

  再如，在注中国古典文献时，汪晖经常闹笑话：第154页注93“孔子：《论语•子路章》，见刘宝楠著《论语正义》，下册，页538”，“孔子”肯定是不能被写上去的，因为从古到今都公认《论语》的作者不是孔子，而“章”是多余的；第143页注89“孟子：《孟子•万章上》，《孟子正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下同，页643”，书名号前的“孟子”是不能出现的，因为《孟子》究竟是孟子本人写的，还是孟子的学生写的，抑或孟子与其学生合作写的，这个问题没有定论，而且，“下同”绝对没有必要（在汪著之注释中，太多荒唐的“下同”了）；第153页的几个注，其滥用、错用句号，令人难以容忍；全书注四库全书之混乱、前后不一致，数不胜数。

  学术研究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研究者需要一丝不苟。出版像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样的充满混乱与谬误、草率无比、漏洞百出的“巨著”，我认为是中国学界的耻辱。汪晖先生、该书的特约编辑贺照田先生和责任编辑舒炜先生以及其他求数量而不求质量的学人都应该深刻地反省。

  如果一个研究者剽窃他人的成果，这绝对应该谴责。不过，我认为，谬误可能比剽窃更难容忍。如果被剽窃的成果有学术价值，剽窃者起码传播了有价值的成果，读者无论如何还是有所得益，但是，如果一个研究者出版了充满缪误的东西，那么，读者就只能深受其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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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巅峰绝响蒲留仙

  作者：赵松 发布时间：2016-07-04 00:06:27

  巅峰绝响蒲留仙">

  巅峰绝响蒲留仙

  赵松

  三百年前，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除夕，在山东淄川家中，中国史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七十六岁的蒲松龄写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文字——绝句《除夕》：

  三百余辰又一周，团圞笑语绕炉头。

  朝来不解缘何事，对酒无欢只欲愁。

  因心中隐约有莫名的不安，或某种不祥的预感，他在春节期间又自卜了一卦，不吉。正月初五是他父亲的祭日，他不顾劝阻率儿孙去祖坟拜扫祭典，当时天冷风冽，归来后他即身体不适，正月二十二的早晨，他倚窗危坐而卒。

  失败的文人

  蒲松龄临终前的不安与执意祭父，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许，那不安是因为对其人生大限将至的预感，而在这样的心境下，他想到的，很可能是自己终其一生也没能实现父亲的期望——以己之力为蒲氏家族搏得半点功名。这是他的终身之憾。活得够久，对于他来说，既是幸运也是不幸，说幸运，是他因此得以从容完成《聊斋志异》的写作，说不幸，是他在晚年不得不长久地活在因功名无成而愧对先人的阴影里。作为一个文人，他的一生是失败的。虽然他少年时即才华尽显、崭露头角，但成年后却再无起色，奋斗多年也没能获得入仕的机会，最好的时候也就做了一年多地方小官的幕僚，多数时间是做家乡望族的家教，最惨淡时还曾以卖文为生，直到72岁才成为贡生，可以说是漫漫人生步步低回，在几乎是常态的贫困拮据中郁闷终老。

  再者，作为一介文人，蒲松龄不仅在博取功名的科举路上屡战屡挫，在文人赖以立名的诗文上也始终没能有所突破。虽也曾偶有人识其才（如朱兰坡编《国朝古文汇钞》时选其文章两篇），但说到底也还是因《聊斋志异》的名气，对其文章本身评价并不高，不过称其用意与造句“均以纤巧胜，犹之乎《志异》也。”如果说科举仕途上的失败还可以时运不济为自己略为开解，那么在诗文上的不成功，则显然是更本质意义上的失败，败得他颜面全无。

  雅爱搜神的“歧途”

  蒲松龄年轻时的志向，是成为唐代郭子仪式的国之栋梁人物。不难想象，像他这样一个志向远大而且骨子里又非常自负的人，面对科场、文坛的双重失败，该是怎样难堪压抑的心境。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屡试屡败，并非因为能力不够、文章不好（因为当时文章大家施闰章先生就很赏识他的八股文），而是那些乡试同考官有眼无珠。但在其好友，也是后来曾招他入幕为宾的宝应县长官孙蕙看来，却并非如此。孙蕙认为真正导致蒲松龄科场失败的原因，其实是在于他没能全身心专注于科举之事，而是在“雅爱搜神”的事上花费了太多的心思，说得直白些就是你太不务正业。在他的另一位朋友张笃庆眼中，虽也赞其是写《博物志》的张华式的不寻常人物，但也暗示他，痴迷于志怪之事，而不务科举、诗文之正业，终归会落得空梦一场。

  事与愿违的是，越是在科场、文坛不得志，蒲松龄却偏偏越是在写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之“歧途”上走得起劲。这其实不难理解，一是因为他确实真爱写，一是因为那些郁结于心的失败感跟他的天赋之才混合酝酿之后，也形成了一股难以压制的能量，他必须要为它找到释放的出口。这能量始终驱动着他的小说写作。直到他三十九岁那年（即康熙十八年，1679）初步成书，估计应有百篇左右，而神、鬼、妖、狐、人间异事以及梦幻、离魂、异国异事诸类具备。此后的三十多年，他所做的就是不断补充、反复打磨、使之完善。此书之于他，正如蚌含的石子，必有磨损之痛，但亦自有沉湎之快慰，得其时机，且蕴含多时之后，就必然会孕育成珍珠。这珍珠，就是那部中国古今短篇小说空前绝后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名扬天下

  “聊斋”之“聊”，后人多以为是聊天之意，其实从蒲松龄的心境来分析，应是“聊以自慰”之“聊”，写《聊斋志异》，是他在科场无望、文坛无名之后寄托心神情感的事情。他深爱此事，但也明知此事做得再好，也只是慰藉自己的内心，对于他的科举、文坛理想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实际益处。

  据说蒲松龄早在弱冠之年即喜欢各种遍览历代神仙志怪之书，仰慕写《搜神记》的晋人干宝一类的人物，此爱好从他为自己取字“留仙”就能感觉得到。真正开始动笔写自己的“搜神记”，差不多是他二十四五岁的时候。《聊斋志异》初稿出来，就逐渐在朋友间流传，随后越传越广，名声远扬。对《聊斋志异》真正在文坛内成名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当时北方的文坛领袖、同为山东人的王士祯（渔洋）。王士祯的姑父，即是蒲松龄教书的毕府老爷毕际有。康熙二十四年（1685），王士祯回乡守制，顺便去拜访姑父。毕际有委派蒲松龄接待比自己年长六岁的王士祯。见面之前，王士祯已看过早有耳闻的《聊斋志异》中的几篇，见面后两人相谈甚欢。王虽身居高位，但礼贤下士，蒲松龄虽性情孤傲，但对王其实是倾慕多时，并请王指点一下自己的诗。而王士祯真正在意的，是《聊斋志异》，而非蒲松龄的诗。后来蒲把《聊斋志异》手稿寄给王士祯，仔细读罢，王选了几个短的，收入《池北偶谈》。四年后，王士祯专门写了首诗《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王士祯的眼光和鉴赏力自是不必说的，关键是他不仅懂得《聊斋志异》的精彩，还深知蒲松龄的怀才不遇之苦。首尾两句用了苏东坡和李贺的典故，这二位都是有大才而不得志的人物，以他们来比同样有才而不得志的蒲松龄，实在是最好的赞美。更重要的是第三句，点透了蒲松龄的心境和心事：这位老兄之所以爱写这样的小说文字，应是已然厌倦了人世间的这些破事儿，不再想说“人间语”了。估计看到这首诗时，蒲先生已是泪水涟涟矣。世间最难得知音，想想自己多年来求功名而无门、往文坛而无路，常常寄人篱下，饱尝人世艰辛委屈，如今竟然凭借这部原以为上不得台面的《聊斋志异》而博得王士祯这样的大人物如此高的评价，真是足慰平生了。让蒲松龄更感动不已的是，在返还的《聊斋志异》手稿里，王士祯还夹了些字条，上面写的都是对一些篇章及人物的精辟点评。为此蒲松龄也写了首诗《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作为回应：

  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他想表达什么呢？全诗没见一句感激涕零的话。前两句其实说的是自己写《聊斋志异》这件事儿在朋友眼中是可笑的，因为不务正业，还把自己弄得贫病衰疲，处境颇为凄凉。后两句写的是他自负且坚定的心态，虽然写小说难登大雅之堂，但自认为是达到了苏东坡的意境的，因此在凄凉处境中仍坚持写了这本书，心态是从容淡定的。从中大可见他的个性之孤介。他知道王士祯是谦和儒雅、有名士风度的人，他们之间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是可以实话实说的。他知道王士祯是真正懂他的人。此后十几年间，蒲松龄先后四次将增益过的《聊斋志异》手稿寄给王士祯，而王亦会认真阅读评点后再寄还，给了蒲松龄极大的鼓励和慰藉。虽然后来王士祯并未履行诺言为《聊斋志异》写序，但经过他的激赏，《聊斋志异》声名远扬。

  清人陆以湉在《冷庐杂识》里说：“蒲氏松龄《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这里说的实际上已是道光年间的事了。在蒲松龄生前，《聊斋》一书凡四百余篇六十多万字，都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于世的，之所以未能印行，主要还是由于家境贫寒，无力为之。蒲松龄死后又过了半个世纪后，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才终于有莱阳人赵起杲与鲍廷博携手编刻出版了首部《聊斋志异》，即“青柯亭刻本”，后来在此版本基础又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注评版本风行天下。

  空前绝后唯《聊斋》

  纪晓岚在主导编修《四库全书》时，并没有收入早已近声名卓著近百年的《聊斋志异》，主要原因是不易归类。它既非志怪、传奇，也非笔记。它是前所未有的新小说样态。而对于此，恰恰是纪晓岚等所不能明白的。盛时彦曾引述纪晓岚的话：“《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天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硌可并收；今一书（《聊斋》）而兼二体，所未解也。”他想说的就是，这《聊斋》啊，体例之驳杂实在让人费解。当然这还只是对体例持保留态度。说到具体的写法，在纪晓岚这个典型的志怪、笔记体裁的原教旨主义者眼中，蒲松龄这样写小说是不对的，是不合情理的。他说：“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爃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

  他的意思是，写小说既然写的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就不能像演戏那么随意编排，蒲松龄写的那些神鬼妖狐之类的故事，你说是它们自己讲的吧，显然不可能，你说是作者转述的吧，他又是从哪里看见听到的呢？根本说不通，也没法理解。要知道，纪晓岚这个人，本身也是个小说高手，而并非外行。他的《阅微草堂笔记》成就之高，在后人眼中是可以跟《聊斋志异》并称绝世双壁的。他说的这些话，也是严肃认真的。因为他写《阅微草堂笔记》，基本上是坚持传统的志怪、笔记式写法的。尽管他也有不少篇章在写到细节时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他自认为的界限，但他在评判《聊斋志异》时仍然自信满满地固执己见。有意思的是，常居庙堂之上的纪晓岚，终其一生是官做得好、主编《四库全书》居功至伟，但其个人作品流传后世的，偏偏就是这部《阅微草堂笔记》。跟一生苦求举业功名与文名而不得，只能埋没乡野，却凭一部《聊斋志异》而成就其不朽的蒲松龄，刚好是殊途同归。说到底，两个人都有天赋之文才，却因时局所限而不能用于正途，只能另辟蹊径、旁逸斜出开奇葩了。

  但纪晓岚的不认同蒲松龄，却是一个关乎小说创新的重要事件。鲁迅在评价《阅微草堂笔记》时写道：“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自序云，‘顷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者，即此之谓。其轨范如是，故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且末流加厉，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可以说是点中了纪晓岚这种写法的要害。尚质黜华、不乖风教、有益人心，这是纪氏写《阅微草堂笔记》的基本要求。若不是他“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鲁迅语），以那样的要求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可想而知了。换句话说，纪晓岚的写作，远比其观念高明。他当然知道蒲松龄写得有多好，但仍旧坚持不能认同的主要原因，不仅仅在于小说在他那里只是‘聊以遣日’的业余之事，更在于他认为小说之体裁，早已完备，前人已经做得很好了，他“诚不敢妄拟前修”。而《聊斋志异》恰恰就是破了前人规矩的，是别开生面、自成新体的异类。因此他无法认同，这其中暴露出来的不只是他的小说观的问题，还有他的习惯性官方思维。

  当然有清一代，误解蒲松龄的人也远不只纪晓岚一个。陆以湉在《冷庐杂识》里就颇不以为然地写道：“蒲氏书固雅令，然其描绘狐鬼，多属寓言，荒幻浮传经，奚裨后学？”而俞樾《春在堂随笔》中曾说：“先君子（俞鸿渐）亦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缋，未脱唐宋小说窠臼；若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俞樾本人也是写笔记小说的高手，《右台仙馆笔记》就是继《阅微草堂笔记》之后的又一不可多得的佳作。但他跟纪晓岚一样，在观念不能认同蒲松龄。而且，他对于后来那些模仿《聊斋》的作品也给予了相当严厉的批评：“然《聊斋》藻缋，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而作者，则俗艳而已。甚或庸恶不堪入目，犹自诩为步武《聊斋》，何留仙之不幸也。留仙有文集，世罕知之；朱兰坡前辈《国朝古文汇钞》曾录其文二篇，其用意，其造句，均以纤巧胜，犹之乎《志异》也。”

  《聊斋志异》之所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之集大成者，不仅因其能将志怪、传奇之法融为一体，还在于蒲松龄在写作手法上受益于《左传》、《史记》，乃至于先秦诸子处甚多，因此在文体上才会那样的成熟，语言饱满自然，结构布局精妙，且无传统志怪的过简、唐传奇的过于华丽等问题。《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生前反复修订过的，因此在各卷篇章分布上是非常讲究的。从他根据小说的篇幅长短、内容类型来安排次序这一点来看，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出他对于全书整体节奏、调子的控制是有通盘考量的。也就是说，他跟过去、同代、后辈的志怪、传奇的作者们（包括跟纪晓岚这样的作者）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是他有作品整体的概念——《聊斋志异》是一部作品，而不只是作品合集，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只要我们从头到尾一气把这部《聊斋》读下来，而不是不时随机抽取几篇去看，就一定能清晰地感受到整体节奏、气氛的变化，以及同类型作品、不同类型作品之间的微妙的对应和呼应关系，进而还能在充分体会到他在不同小说中所使用的不同手法、结构方式的妙处的同时，意识到全书整体需要的作用。尤其是那些纯传统志怪体的超短篇，如果我们只是单独去看它们，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以往的特别之处，但只要把它们放回到书里，放回到它们原有的位置上，从整体上去贯通起来读，就会发现它们在生成全书结构过程中所拥有的非凡价值。

  当然抛开整体不谈，《聊斋志异》里，无论是那些偏长些的篇章，还是那些短篇有超短篇，都各有精彩可观之处。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聊斋》最有名的篇章，几乎都是篇幅较长的那些，如《婴宁》、《聂小倩》、《莲香》、《青凤》、《画皮》、《辛十四娘》等。它们当然都是名至实归、世不二出的杰作。但对于它们的激赏，很容易导致对于那些短小篇章的精彩的忽视，甚至会有这样的错觉，它们虽然也不错，但终归不能跟前面那些名篇所达到的完美高度相比拟。后世人中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我觉得是孙犁。他就曾在那篇《关于<聊斋志异>》里坦承，他早年是喜欢那些偏长一些篇章的，而到了晚年，却越来越喜欢那些短小的了。下面我们就以短小篇章的代表作《酒友》为例，来说说蒲松龄的小说艺术所达到的高度。

  车生者，家不中资，而耽饮，夜非浮三白不能寝也，以故床头樽常不空。

  一夜睡醒，转侧间，似有人共卧者，意是覆裳堕耳。摸之，则茸茸有物，似猫而巨；烛之，狐也，酣醉 而犬卧。视其瓶，则空矣。因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惊，覆衣加臂，与之共寝。留烛以观其变。

  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哉睡乎!”启覆视之，儒冠之俊人也。起拜榻前，谢不杀之恩。生曰：“我癖于曲蘖，而人以为痴；卿我鲍叔也。如不见疑，当为糟丘之良友。”曳登榻，复寝。且言：“卿可常临，无相猜。”狐诺之。

  生既醒，则狐已去。乃治旨酒一盛，专伺狐。 抵夕，果至，促膝欢饮。狐量豪，善谐，于是恨相得晚。狐曰：“屡叨良酝，何以报德?”生曰：“斗酒之欢，何置齿颊!”狐曰：“虽然，君贫士，杖头钱大不易。当为君少谋酒资。”

  明夕，来告曰：“去此东南七里，道侧有遗金，可早取之。”诘旦而往，果得二金，乃市佳肴，以佐夜饮。狐又告曰：“院后有窖藏，宜发之。”如其言，果得钱百余千。喜曰：“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沽矣。”狐曰：“不然。辙中水胡可以久掬?合更谋之。”

  异日，谓生曰：“市上荞价廉，此奇货可居。”从之，收养四十余石。人咸非笑之。未几，大旱，禾豆尽枯，惟荞可种。售种，息十倍。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亩。但问狐，多种麦则麦收，多种黍则黍收，一切种植之早晚，皆取决于狐。日稔密，呼生妻以嫂，视子犹子焉。

  后生卒，狐遂不复来。

  人狐因好酒成好友，自然让人觉得与那些写人鬼、人狐恋情大异其趣。虽然情节并不复杂，但蒲松龄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在如此短小的篇幅里，做出丰富的叙事层次，而且能做到层层现惊奇。第一层惊奇，是车生发现有狐同床时竟毫不畏惧，并视此醉狐为酒友，“不忍惊，覆衣加臂，与之共寝。留烛以观其变。”不忍惊，三个字把他的厚道都写出来了。第二层惊奇，是他对那只醒来的狐说的第一句话：睡得真美啊！完全是把狐当成同类的感叹。第三层惊奇，是车生竟进而直呼狐为鲍叔。因酒而与狐精为管鲍之交，不能不说是种超然的状态了。车生与狐精成酒友后的一部分，笔墨着力于这段世间罕有的友谊境界的描述。狐精报达了车生的友谊，逐步让车生脱贫致富，有“沃田二百亩”，其实也算不上大富。难得的是，车生无贪意，对酒友狐精无所求，只要不愁买酒钱就很好了。第四层惊奇，是狐精后来与车生一家竟然好得像一家人似的。第五层惊奇，是最后结尾，蒲松龄突然一转笔锋，一句话就收束了整篇小说：“后生卒，狐遂不复来。”让人忽然有种莫名悬空的感觉。一个“卒”字，一个“不复来”，把本来并不同类但因酒而成同道的车生与狐精共同构建起来的充满酒香的友谊空间转眼就倾空了，就像一个酒器犹存、酒香未尽的房间，沉浸其中多时的一对异类知己，却再也不会出现了。读它的人无法不怅然，再读之又不能不赞叹：蒲松龄是真的会写啊。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毫无疑问是世界级的。对此，博尔赫斯曾在《聊斋》的西班牙语选本序言中有过独到而又精辟的评述：“《聊斋》在中国的地位，犹如《一千零一夜》之在西方。……幽默与讽刺的泼辣以及强大的想象力，用极普通的素材毫不费力地编织情节，其跌宕起伏如流水，千姿百态似行云。这是梦幻的王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梦魇的画廊和迷宫。”最后他补充道：“一个国家的特征在其想象中表现的最为充分。这本书（《聊斋》）……使人依稀看到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同时也看到一种与荒诞的虚构的异乎寻常的接近。”

  （刊于《重庆文学》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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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松作品：

  《伊春》（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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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世纪文景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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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木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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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顺故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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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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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隙》（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空隙 (豆瓣) (douban.com)

  《灵魂应是可以随时飞起的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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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夺走了时间的蚂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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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听鬼唱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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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旅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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