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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年生的金智英》之后，她的新书又让我破大防

  作者：上海译文 发布时间：2023-10-31 18:13:40

  

  《82年生的金智英》

  之后，社会学系出身、有丰富编剧经验的赵南柱，又将她的“镜头”对准了东亚社会里另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之王”——房产，写出了

  《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

  。

  这一次，她没有再聚焦某个个体的全部人生，而是虚构了首尔市里一个典型的韩国生活社区——徐英洞。在这个社区里，她的“镜头”一扫而过，一个个人物渐次“入镜”。

  东亚社会不遗余力地塑造“房子就是幸福终点站”、“有了房子就能体面活着”的神话，赵南柱却一脸平静地“记录”徐英洞的故事，并告诉我们：想得美。

  与各位读者朋友分享本书序言：

  序 言

  《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里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写于2020—2021年间，当时韩国房地产正处于飞速增长期。

  新闻报道说，住房买卖价格在2020年上涨了8.3%，2021年上涨了15%，但实际的涨幅绝不止于此。有人在看房后考虑是否购买的几天里，房价就上涨了几千万元（注：作者序及正文中的货币均为韩元，正文中情节所处的2018年韩元兑人民币为10 000韩元=60.078人民币。本书中的注释如无说明均为译者注。）；还有人在为买房子拼命攒钱的几年间，房价上涨了两三倍。最终，他们不得不放弃买房。每次看到房产中介广告上的金额，我都暗自吃惊。全税价格随着房价的上涨而提高，很多人已经难以承受全税保证金。

  我们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但工资与劳动的价值却一落千丈。

  买房成为守住劳动价值的唯一手段。

  由此出现了很多新造词—拼拼凑凑，甚至拼了灵魂而买房的“拼灵族”、担心房价继续上涨而匆忙决定买房的“抢购”、突然赚了很多钱的“暴富”及其反义词“暴贫”等。

  在写这个序言的2023年，情况却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房地产陷入低迷，银行贷款利率却高得离谱。进入高利率时代后，曾使出浑身解数才获得银行贷款的“拼灵族”们现在又因贷款利息而举步维艰。房价不断下跌，房产市场跌入冰点，无人买房，因此，也不可能卖掉房子还贷款。仅仅几年前，政府为保持房价稳定，还不断出台新政策，而现在却担心泡沫崩溃，准备软着陆。

  很多人通过辛辛苦苦地工作才置办了房产，但那个房产现在却已经威胁到自己的资产与家庭的安定。

  我们无从知晓房地产以后的发展趋势，“下降论者”认为，人口不断减少，房地产已经走到了尽头；“触底论者”认为，房价已经降到了最低点，以后肯定上涨；“不动产不败论者”则认为，从长期来看，在韩国投资不动产不会失败。

  不管是在涨价期，还是在降价期，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房价高得离谱，已经超出了平凡的工薪层所能承受的范围。而且，房子作为资产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生活空间的价值。

  每次乘车外出，看到车窗外全是房子时，我经常觉得很困惑。特别是路过以前经常走的路或生活过的小区时，看到老旧的商业街、单独住宅密集的地方乃至空地、小游乐园全都变成了房子，我很疑惑：这

  么多房子，真的有人住吗？韩

  国人都只在首尔生活吗？但，我自己也出生在首尔，生活在首尔，所以，竟也无话可说。

  这不仅仅是首尔的问题。据我所知，日本也在经历其顽疾—东京集中化现象；中国人也聚集到深圳、广州、上海等经济中心城市，因此出现了房价暴涨现象。被卷入这个洪流，我觉得非常无力。我们不是房地产业界的工作者，也不是制定政策的专家，所以，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就是写作《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的动机。

  我

  写《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不是为了批判韩国的房地产市场与政策，也不是为了揭发现代人扭曲的欲望，而是出于一种苦闷—在个人束手无策的时代与社会的不幸面前，我们能做什么选择？又应该持什么态度？同时也是出于一个疑问——我们如何才能活得像个人？

  我

  小时候生活过的小区现在已经消失了，因为拆迁，她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地方。不知道是因为事情发生得太久，还是因为那个小区已经消失了，我并不思念那里。虽然确实无法回去，但我也不想回去。不过，我很好奇：有故乡，有思念的场所、思念的时节、思念的人，是什么感觉？

  我不思念故乡，却经常想起“徐英洞”。虽然有过故乡，但她已经消失了。徐英洞最初是不存在的，但我觉得她应该在某个地方。事实上，我现在生活的地方与徐英洞差不多，虽然依然很困难、痛苦、羞愧，不过我希望在很久以后，“徐英洞”以及现在生活的地方成为我思念的地方。

  大家有思念的地方吗？

  2023年春

  赵南柱于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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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赵灿鹏：“三九天子”——陈霸先的艰难时世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2-05 12:53:25

  作者简介：赵灿鹏，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宋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与古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点校本《梁书》修订负责人。著有《梁书诸夷传异文比勘》，整理古籍有《皇清经解提要》《苦榴花馆杂记》《汪同尘文集》《五代两宋监本考》等。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

  题解：此为套用宋人曾慥《类说》卷一二引《纪异录》“三九相公”条（唐僖宗时宰相郑畋）的说法，意谓陈霸先年十九为小吏，凡十九年出仕广州，又十九年为天子，终年五十七，故号“三九天子”。言其出身微末，世路浮沉，创立帝业之艰难也。诚如吕思勉先生所云：“陈氏开创之艰难，实十倍于宋、齐、梁三朝而未有已也。”

  在南朝几位开国皇帝中，陈武帝陈霸先的起点最低。他是吴兴郡长城县（今浙江长兴县）人，家世卑微。起初在乡间作里司，接着到京城作油库吏（《建康实录》卷一九记述陈霸先早期履历略异），后来作梁朝宗室萧映的传教（传达教令的小吏）。这些吏职实质上属于专门从事杂役的特殊户口，社会身份十分低下（参见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陈书札记·陈霸先早年经历》、严耀中先生《关于陈文帝祭“胡公”》等论著）。陈霸先受到萧映的赏识，从此人生开始逆转。大同六年（540），萧映担任广州刺史，陈霸先为其掾属，随之赴任。史载陈霸先多武艺，有韬略，明达果断，在岭南立功扬名，逐渐发迹。大同七年，交州土豪李贲反叛，连结数州，岭南地区局势混乱。陈霸先频战屡捷，受命随交州刺史杨㬓南讨，平定李贲之乱。太清二年（548），东魏降将侯景叛乱，次年攻陷建康，梁武帝在幽困中去世。陈霸先起兵入援，联结岭表豪族，攻破岭北割据势力，力量不断壮大。大宝三年（552）二月，与王僧辩率领的荆州军于湓口（在今江西九江）会师，东讨侯景，获得胜利。

  是年五月，陈霸先封长城县侯，九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至此成为梁朝末年军方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一

  “陈霸先火耕水耨之夫，荜门圭窦之子”（语出《文苑英华》卷六四五《为行军元帅郧国公韦孝宽檄陈文》），一朝青云直上，到达权力金字塔的高端，从人之常情来讲，夫复何求。假使不是受到新形势的刺激，陈霸先未必会萌生觊觎神器的野心。

  关键是梁元帝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以后，没有还都建康，造成政治权力体系的裂缝和缺陷，致使“奸雄生心”。

  萧绎于普通七年（526）至大同五年（539）为荆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再任荆州刺史，前后经营将近二十年，人地稔熟，日久情深。经过侯景之乱，京城建康残破，宫室毁坏，江陵殷盛繁华（《太平御览》卷一九六引《渚宫故事》记载萧绎宫室苑囿之美），彼此如何取舍？梁元帝一直犹豫不能决定（参见《文馆词林》卷六九五《梁孝元帝议移都令》）。朝中文武大臣也分为正反两方，曾经在后堂开五百人大会，梁元帝说：“劝我离开江陵的人，就脱袖露出左臂。”结果露出左臂的人超过半数。主张还都的周弘正、王褒等人，提出的意见颇中要害：“帝王所都，本无定处。但是普通百姓，如果没有看到陛下的车驾进入建康，还以为您仍然是列国诸王，未登大宝。”（《陈书·周弘正传》）最后以卜筮决定行止。归根结底，由于苟且因循的惰性，以及荆州人士推衍“建业王气已尽”“荆南之地有天子气”的符瑞神话，梁元帝终究在江陵建立了帝业（张金龙先生《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第十二章指出，执掌军权的领军将军胡僧祐的反对，可能是梁元帝未能下决心还都建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江陵于春秋时期为楚国郢都，自古有“王霸之气”。至三国时期，东吴末帝孙晧初年，方士流传“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的说法，影响很大，所以有徙都武昌之举。此时恰好发生山贼施但反叛，平定之后，孙晧还使数百人鼓噪进入建业，号称“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为厌胜之术（《三国志·吴书》卷四八《孙晧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在东晋以后，更出现了荆州“沙洲百数”的“王气”新理论。《水经注》卷三四《江水》二引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云：“自（枝江）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按：指宋文帝）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长江中游荆江一段，自古以来因地势平缓造成普遍的泥沙沉积，新旧沙洲及江岸断续相联，并有汛期与枯水季节的交互影响，数目呈现动态变化。对此种自然现象，从天人感应视角进行的特殊解读，前后递相沿袭，为时甚久。到了萧绎称帝前夕，又出现洲数满百的吉兆，荆州群臣以此进谏：“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数满百，当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数已满。陛下龙飞，是其应也。”（《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承圣二年）具体情形详见《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引《梁典》：“太清末，枝江县阳閤浦忽生一洲，群公上疏称庆，明年元帝即位。承圣末，其洲与大岸相连，惟九十九而已。”帝业兴废与沙洲形态变迁之间，仿佛有对应关系，自然是一种迷信。

  从后来形势的发展判断，梁元帝未还都建康，在政治上是失策的（即便纯粹从军事层面考虑，江陵亦非最佳选项。虽然北齐势力已达长江北岸，建康受到攻击的危险指数很高，但是梁朝在下游的军事力量较强，有王僧辩、陈霸先两支大军，总体而言比较安全）。梁元帝江陵即位以后，北齐仍然有遣军“将袭建康，纳湘潭侯退”之举（《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承圣二年），企图扶植梁武帝之侄萧退建立傀儡政权，说明建康无主的状况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在梁朝方面，承圣二年平定陆纳在长沙的叛乱，于峡口击破萧纪的巴蜀军队，三年西魏和萧詧联军攻围江陵，两次调发王僧辩西上征讨，以陈霸先移镇旧都建康。一来二去，人非木石，以致萌生野心，又怪得了谁呢？所谓“倒持太阿”，将剑把（权柄）拱手交给别人，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名器关系到人心的趋向，果不其然。

  不仅陈霸先有这个问题，即使是梁室忠臣王僧辩（此就展开的历史图卷来看，古人心事难明，观其行迹至为要紧），也不能保证绝无离心的危险。虽然王僧辩、陈霸先都有子侄留在荆州作为人质，但是制约的效力有限（等到西魏攻破江陵，王、陈两家子侄被俘虏入关，效力基本归零）。在敌人眼中，这个政治局势极为明显。江陵被围，萧詧就试图捏造谣言，告诉围城中的梁元帝：“王僧辩闻台城被围，已自为帝。”（《隋书·裴政传》）可怜王僧辩赤胆忠心！（胡松柏先生注意到《梁书·王僧辩传》载王母“事君忠烈”的家教，参见其硕士学位论文《陈朝政治研究》第一章）然而世事未可料定，君不见五十年前，沈约劝说萧衍代齐称帝的一套说辞：“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梁书·沈约传》）纵然是至仁君子，本无此心，部下倘以黄袍加身，又能奈何呢？

  二

  袭杀王僧辩，是陈霸先通往帝王之路的头一件大事。

  陈霸先自己说，因为王僧辩迎立北齐傀儡萧渊明为梁主，有不臣的企图，所以他才举义起事。这显然是一个托词。官方版本如此写到——陈霸先对身边亲信说：“我与王公俱受重寄，语未绝音，声犹在耳，岂期一旦，便有异图……观其此情，亦可知矣。”（《陈书·高祖纪》上）后来向北齐报告，“云僧辩阴谋篡逆，故诛之”。（《北齐书·萧明传》）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倒打一耙。现存梁陈史书中，在陈朝立场上作过粉饰的地方很多。如《梁书·王僧辩传》载王、陈大军于白茅洲会师，双方第一次见面，突然神来一笔：“霸先倜傥多谋策，名盖僧辩，僧辩畏之。”实则不可信据。

  王僧辩与陈霸先两人，都是高明的军事家，几乎战无不胜。但差别在于，陈霸先出身寒素，几经磨难，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在政治家的素质方面，王远不逮陈，故而受制于人。侯景战败之后，王僧辩率军进入建康，部下大肆劫掠，并纵火焚毁宫室，百姓号泣失望。如果借用西汉名将韩信的话头，大概王僧辩能“将兵”，而不善于“将将”。与此相反，后世史家每称道陈霸先豁达大度，多用降将，知人善任，能得其死力，以成帝业（详见《陈书》卷六《后主纪》魏徵所作论赞，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二《陈武帝多用敌将》），很有汉高祖刘邦的手腕和魄力。

  史载王僧辩府僚韦鼎通晓相术，“陈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孥焉。因谓陈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诛死，后四岁，梁其代终，天之历数当归舜后。昔周灭殷氏，封妫满于宛丘，其裔子孙因为陈氏。仆观明公天纵神武，继绝统者，无乃是乎！’武帝阴有图僧辩意，闻其言大喜，因而定策”（《隋书·艺术·韦鼎传》）。这个例证是梁末政治未能走上正轨，士大夫阶层离心力暗流涌动的表现（按：严耀中先生论文《关于陈文帝祭“胡公”》，探讨陈朝帝室姓氏渊源，似可补入此条史料作为佐证）。韦鼎为梁朝名将韦叡之孙，以孝义知名，他对府主的背离，也说明了在王僧辩、陈霸先二人的竞赛中，陈霸先以综合实力胜出。

  从表面看来，王僧辩与陈霸先有亲密的交情，两人还结为儿女亲家（王僧辩第三子王頠娶陈霸先女，因王僧辩母丧而婚礼展期）。王僧辩可能是心思比较单纯的人（若与其家族信奉佛教相联系，可称菩萨心肠是也。有关南朝太原王氏信奉佛教情况，参见严耀中先生论文《陈朝崇佛与般若三论的复兴》），对陈霸先过于信任，“推以赤心，结廉（颇）、蔺（相如）之分”（《南史·王僧辩传》），不加防备。虽然长子王顗多次提醒，但他不以为然。是年九月甲辰夜，陈霸先水陆大军突袭石头城，王僧辩左右只有数十人，因众寡不敌而束手就擒，当天夜里王僧辩王頠父子被立即绞杀。《梁书·王僧辩传》记载陈、王二人最后的对话，于不经意间留下了陈霸先以阴谋夺取权力的蛛丝马迹。三年前的白茅洲会师，王僧辩、陈霸先歃血为盟（张金龙先生《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第十三章指出，盟约可能是陈霸先主动提议缔结），盟文由著名文学家沈炯起草，文末云：“臣僧辩、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负，若有违戾，明神殛之！”两人共读，慷慨激昂，泪下霑襟。时光弹指一挥间，这才真的是“语未绝音，声犹在耳”，王僧辩遇害之前，假如回想起这一幕情景，不知是否会有世道浇漓，白云苍狗，不堪回首之感。

  多年以后，北周大将韦孝宽率军伐陈，战前发布檄文说：“王僧辩秉文经武，挹义怀仁，志在鹰扬，诚深鹤立，扫江表之巨寇，复梁室之宗社。提挈霸先，成其羽翼，而背恩忘德，毁器折枝，密相奄袭，忍加屠害。节士为之扼腕，名臣所以涕流。”（《文苑英华》卷六四五）在陈霸先袭杀王僧辩事件上大做文章。下文又攻击陈霸先篡位弑君，后人仿效肆行篡戮［按：陈霸先世子陈昌，被陈霸先侄陈蒨（陈文帝）杀害；陈蒨子陈伯宗（陈废帝），又被陈蒨弟陈顼（陈宣帝）废黜然后杀害］，“残虐相袭，报复循环”，文章笔锋尖锐，用心十分恶毒。此战陈朝军队一败涂地，淮南之地尽没于周。陈朝军心的涣散，除了前此一年陈军于吕梁覆败的沉重打击之外，与北周的道义宣传战术，很难说没有关系。

  王僧辩之子王颁，少年时留在荆州作为人质，后来被西魏军队俘虏入关，仕于北周。入隋献取陈之策，并请缨参战，奋不顾身。在陈朝灭亡之际，王颁召集其父旧卒千余人，连夜发掘陈霸先陵墓，斫棺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以雪家仇（《隋书·孝义·王颁传》）。王颁所为在当时被看作义举，但就陈霸先本人而言，就显得命运极为悲惨。

  《太平广记》卷三三六《常夷》引《广异记》，记述了一个人鬼相会的故事。唐代建康人常夷，与陈朝初年去世的吴郡秀才朱均，叙话梁陈间事，其中有云：“陈武帝既杀王僧辩，天下大雨百余日。”这个记载连野史也算不上，可归入天人感应性质的虚幻想象，但似乎是某种指责的声音曲折隐微的表示。

  三

  陈霸先于梁太平二年（557）十月禅代称帝，改号为陈永定元年，三年六月去世。他生于梁天监二年（503），即位时五十五岁，在古代人的观念里，已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据《陈书·高祖纪》下所记，六月十二日丁酉生病（按照君主疾病是国家机密的通例，陈霸先或许早已患病，此时情况危急才公布消息），二十一日丙午驾崩，前后不过十天，当属积劳成疾，至于不治。

  陈霸先在位三年期间（实算仅有一年八个月），抗击北齐入侵，征讨割据势力，内忧外患，战事频仍，民生凋敝，太平时节尚未来临，实为“多事之秋”。与农业生产相关，有连年水旱不调的气候问题。唐人杜光庭撰《道教灵验记》卷一四载：“陈武帝禅位之初，江南大旱，稼穑皆伤。……二年亢旱，户口凋减。”永定元年、二年的旱灾，正史不载，但《陈书·高祖纪》下有永定三年夏闰四月大旱的记录。《隋书》并记载了陈朝初年多个灾异与天文现象：

  一、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时王琳立萧庄于郢州。

  二、永定三年，有人长三丈，见罗浮山，通身洁白，衣服楚丽。京房占曰：“长人见，亡。”后二岁，帝崩。（以上二条并见《五行志》下）

  三、（永定）三年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占曰：“日食君伤。”又曰：“日食帝德消。”

  四、（永定三年）六月庚子，填星钺与太白并。占：“太白与填合，为疾为内兵。”

  五、永定三年九月辛卯朔，月入南斗。占曰：“月入南斗，大人忧。”……后二年，帝崩。（以上三条并见《天文志》下）

  这些灾异及天象记录的密集程度很高。第一、二、三条记录亦见于《陈书·高祖纪》下，但《隋书》增加的占辞和事验部分值得注意。第二、五条是标准的“事－占－验”格式，即一则灾异/天象记录，一则相应的占辞，一则历史事件，灾异/天象、占辞与事验之间，有密切的对应关系。第三、四、五条出自“五代灾变应”部分，从篇名的“应”字，即可看出记述内容重在占验。这些记录中有史实错误，陈霸先于永定三年六月生病去世，第二、五条的“后二岁”“后二年”应作“其年”；第五条的干支也有问题（检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永定三年九月乙卯朔，是月无辛卯），且时间已在陈霸先去世之后。抛开这些细节不谈，按照传统观念理解，这些灾异及天文现象体现了天的意志，古语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人间批判意见的折射。

  连带地要说到陈朝大臣沈众之死。

  沈众是南朝文豪沈约的孙子，入陈官中书令，以帝乡名门，颇受敬重礼遇，但在陈霸先去世之前三天被杀。沈众的罪名是“历诋公卿，非毁朝廷”（《陈书·沈众传》）。时当陈朝初建，所谓“非毁朝廷”，应当是涉及陈朝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以致“高祖大怒”。《陈书·沈众传》载沈众家财万贯，然而“自奉养甚薄”，朝会时“衣裳破裂”，“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绳为带，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噉之”（《南史·沈众传》作“麦饭䬳”），把他写成一个古怪的守财奴（其行为或许含有特别的意义），受到朝士讥诮，“于是忿恨”，因而胡说八道，获罪身亡，上下文之间不甚通畅。传云“（高祖）不欲显诛之”，言下之意是罪行不方便说在明处，显然有所隐讳，有曲笔在焉。

  与前代相较，陈朝疆土局促，仅能控制东南一隅之地。长江中游地区，江陵有后梁政权，是西魏、北周、隋朝附庸，历三世三十三年，与陈朝相始终；郢州有梁朝大将王琳，拥立梁元帝之孙萧庄为帝，兵败奉主投奔北齐，至陈太建五年（573）覆亡。

  陈朝创业之际，为建构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政治宣传、符瑞制造、崇奉佛教等多个方面作过空前的努力，例如陈霸先禅代之前册封陈公的《九锡文》，为一代文宗徐陵精心撰作的“大手笔”，文中列举陈霸先功绩二十项，这个数目远远超过刘裕（九项）、萧道成（九项）、萧衍（十四项）等南朝创业君主（参见牟发松先生论文《陈朝建立之际的合法性诉求及其运作》）。虽然如此，陈朝政权的合法性仍然存在问题。陈光大年间，陈朝使者聘问北周；同时有后梁使者袁敞赴周朝贡，因为其朝会班次在陈使之后，袁敞拒不从命，说：“昔陈之祖父，乃梁诸侯之下吏也，弃忠与义，盗有江东。……若使梁之行人在陈人之后，便恐彝伦失序。”周武帝最后没有办法，只得让后梁使者与陈朝使者错开日期，分别朝会（《周书·萧詧传》附《袁敞传》）。

  陈朝末年，何之元撰写史书《梁典》，自齐永元元年起，迄于王琳败亡，共七十五年史事，分为六个部分，在《敬帝》部分之后，有《后嗣主》部分。序言中解释道：“骠骑王琳，崇立后嗣，虽不达天命，然是其忠节，今以如干卷为《后嗣主》。”（《陈书·文学·何之元传》）无所忌讳，堪称良史直笔。与《梁典》相较，姚思廉《梁书》没有为萧詧、王琳等人立传，所记梁朝历史显得不够完整（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梁书悉据国史立传》）。

  姚察、姚思廉父子撰写《梁书》，从陈太建末年算起，至唐贞观十年成书，前后通计有五十余年。修撰时间如此长久，其中原由，方北辰师著《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认为，乃是姚氏父子亲历梁、陈、隋、唐四代更替（加上姚氏家族分处南、北朝的因素），历史书写多有忌讳的缘故，这是很有道理的。具体来讲，即指梁陈易代之际的复杂史事，包括后梁、萧庄政权等棘手的问题。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王僧辩兄长之孙王绪，撰著《永宁公辅梁记》十卷（永宁公是王僧辩的封号），贬斥陈朝，不把陈氏作帝王看待。当时又有著名学者萧颖士，是梁武帝萧衍之弟萧恢七世孙，采用孔子《春秋》笔法，撰写自汉至隋编年史传百篇，梁陈之际直书“陈霸先反”，以江陵后梁政权为正统；并著《梁萧史谱》二十卷，及《梁不禅陈论》，把王绪著作的义例加以阐发（《新唐书·艺文志》二，及《文艺中·萧颖士传》）。

  从传统儒家的立场看来，陈霸先获得政权的手段不尽合乎仁义之道（按：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三章第五节说：“从来人君得国，无如陈武帝之正者”，基调在于推崇陈霸先抵御外侮、再造中国的功勋，有借古讽今的意味，似非确论）。某种反对的声音，在历史深处隐微曲折地表示出来。除了上面《常夷》的故事，《太平广记》中还有两则志怪传奇，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一则为《梁武帝》，二则《韦戴》，前后相联，同在卷一二〇，并出于《还冤记》。一则说梁武帝几次托梦于会稽虞涉（《南史·侯景传》附《王伟传》有虞隲，疑即此人），让他转告陈霸先，“篡杀于（陈）公不利”，虞涉不敢言；陈霸先自立之后，虞涉得病，六七日死。二则说义兴太守韦戴，在王僧辩被杀后，几次打败陈霸先军队，后来刑白马为盟，方才归降；陈霸先即位后，“因宿憾斩之”，随即于殿中屡见韦戴前来，惊走避之，“因此得病死”。这里的韦戴应为韦载之误，《陈书·韦载传》记韦载卒于太建年间，并非于陈朝初年被杀。《还冤记》还有其他一些史实上的错误，但无碍于提示某种异样声音的存在。《常夷》那则故事中，还讲到陈霸先未发达时，家甚贫，担任雇工杂役，因盗取长城县豪富包氏池中鱼，被捉住捆绑吊在担竿上，几乎要死；即位之后，就将包氏灭门。当然，这则志怪传奇的史事可信度较低。

  在南朝开国皇帝之中，陈霸先受到的诋毁最多。这可能与南朝门阀世族社会的阶级固化观念有关。陈霸先作为一个底层社会出身的“寒贱之子”，因缘时会，通过个人奋斗奇迹般地登上皇位，世人皮里阳秋可以想见。在政治坐标体系中，陈霸先的前辈梁武帝父子是学术思想文化的巨人，创造了将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在如此强大的阴影笼罩之下，其制度多依前代故事,行迹亦颇见相似（例如皈依佛教），加以世运艰阻，天不假年，极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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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咨询师手记1

  作者：岱小鹅 发布时间：2016-04-06 23:38:25

        年前面试一家民营企业的心理咨询师职位，面试官问我对精神分析疗法的看法。我balabala答了一堆，之后面试官脸上挂着迷之微笑，说我基本的十三个治疗理论都没有掌握。于是买了五本咨询与治疗的书想赶在第二次面试前全部看完。

        但做一件事情的实际时间永远超过你预期它会花费的时间。

        这一拖就是40天，到今天才看完。

        作为一本教科书，写的足够详细，导致的结果就是，太无聊，容易看着看着睡着。所以可能这个也是我看了两个月才看完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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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香、园林和阵法：古代中国的迷宫元素

  作者：zitsunari 发布时间：2021-07-02 15:14:52

  探索迷宫在中国古代传播途径的过程，本身就如同身陷一座复杂莫测的迷宫。但可以肯定的是，迷宫的确曾悄然传入，在一些古人的大脑里生根，并潜移默化地影响过他们。于是，对古代中国迷宫展开合理的想象，成了一件既富趣味又极具挑战的事情。

  已知最早的迷宫出现在埃及和克里特岛。自那以后，饰纹迷宫，教堂迷宫，草坪迷宫，树篱迷宫，石头迷宫……各式各样的迷宫渐次涌现，跨越许多时代。

  迷宫对应的单词有labyrinth和maze，尽管历史上常常互换着使用，但有些研究者对它们的含义作了严格限定，大致如下：

  

  Labyrinth（左）和 Maze（右）

  Labyrinth只有一条迂回曲折但没有分支的路，是一笔画；maze有许多岔路、回路和死路。

  Labyrinth只有一个入口，同时也是出口；maze有不同的入口和出口。

  Labyrinth设计的重点不是为了让人迷路；maze则可以像谜题那样设计成不同的难度和复杂程度。

  某些labyrinth具有精神意义，象征着通往上帝的复杂而漫长的道路；maze则可用于科学实验，以研究空间意识和智力。

  不论labyrinth或maze，还是衍生出的变体或结合体，如今迷宫已摆脱了原始功能，广泛应用于当代生活许多场景。景观、建筑、数学、心理学、教育，这些领域自不必说。许多文艺作品和流行文化产品中，迷宫也是关键元素，例如博尔赫斯的小说、《闪灵》和《龙与地下城》。

  

  电影《闪灵》中的迷宫画面

  对许多人而言，迷宫如此神秘。就像《迷宫故事》的作者威廉·亨利·马修斯所说，「每当提起迷宫，人们总会感觉有一团充满着幻想、激情、冒险与神秘的空气环绕在它的周围。」被迷宫所吸引，大概是共通的人性。童年遇到的迷宫游戏书令我们沉浸其中，这种阅读经验直到成年后仍未过期（哪怕人们早就通过数学技巧给出了迷宫的通用解法）。无论是纸面的二维迷宫，实景的三维迷宫，或者像《迷宫大侦探》这样带动态效果的电子游戏迷宫，都能让人短暂地抛却俗尘，将心智和精神全然集中，和迷宫设计者之间展开一场精彩角力。

  但迷宫起源于西方，对中国而言，它是舶来品。那么，有没有某些类似迷宫的东西，在中国古代悄然生长？

  1 / 印香：燃烧的二维迷宫

  印香，也叫篆香，是用汉字或图形模具制成的香，用以计时、祈愿、养生等。出于审美的雅趣，也出于最大化利用空间的需求，模具形状往往回旋往复，乍看犹如迷宫。

  将香粉填入模具，移开模具香粉便会成形。点燃一端，让香粉循序朝另一端燃烧。显然，无论用什么字或图作模具，燃烧路径都必须是一笔画。也就是说，印香结合了labyrinth（没有岔路、回路和死路）和maze的特性（入口和出口不同），天生就是迷宫。

  唐代诗人王建等人的作品里出现了印香。到了宋代，相关诗文成倍增多，说明印香已经相当风靡。但这些文字都缺乏对印香形制的具体记载。可以想象的是，早期的印香图案简单，例如粗具轮廓的祥云。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设计出复杂的印香图案。需要提及的是《新纂香谱》，因为它保存了一幅十分特别的印香图：《大衍篆图》（后人的记载中也称为《大衍篆香图》）。这幅图外观为圆形，内部路径的构造却相当绵密、细致、繁复，令人过目难忘。

  

  《新纂香谱》中收录的《大衍篆图》

  大衍的概念出自《周易》，此图的设计者很可能是想用它表现周易哲学的玄妙与复杂，然而在今人看来，他却误打误撞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揉捏到了一处。因为一眼看上去，《大衍篆图》和西式迷宫几无分别。

  《新纂香谱》作者陈敬，其活动时间约为南宋末至元代。而《大衍篆图》旁所附文字显示，该图是他人在传抄此书时补入，时为天历二年（1329年），已经是元代中后期。元代海外交流兴盛，与西方在文化、宗教、贸易方面来往不绝。如果中国古人在这段时间内开始广泛接触到传来的迷宫图案，并加以改造和应用，那么《新纂香谱》录下的这幅《大衍篆图》就并非异数了。

  此后香道依旧绵延，对印香的记录也渐趋详尽。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记录的几种印香图式，都是较复杂的形状。至于清代丁沄的《印香图稿》，后文还会专门提到。

  2 / 园林：观景的三维迷宫

  清代以前，中国应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景迷宫。文学作品中偶见「迷宫」二字连用，往往是「迷宫阙」、「迷宫草」甚至「迷宫徵」这样的用法，和labyrinth或者maze全不沾边。西式迷宫在中国第一次落地，是乾隆年间仿照欧洲迷宫兴建的万花阵，作为圆明园广泛吸取各地园林的精华的一部分。皇家宫苑纳入西洋奇物，普通人却无缘消受。

  

  如今的万花阵是198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连中心的中式凉亭也改成了西式

  徐大可在其论文《中西方园林的曲径模式与迷宫模式比较研究及其应用》中指出，「西方园林『迷宫』的形式上是相对理性的、注重人工造型的，整体形式具有相对的秩序、富有有序的规律，设计师们往往经过理性思考，通过明晰、精确、严谨的造园形式来进行设计。」而它的功用，如童寯在《造园史纲》所说，通常是为了「使进入的游人循路曲折摸索，有时误入死胡同，易进难出，以为戏乐」。这和中式园林的设计思路、审美旨趣格格不入。

  中式园林重视自然的美与趣。明代计成在《园冶》中提倡园林应「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功」。尽管中式园林的某些元素也能让人恍如置身迷宫，例如留园错综复杂的道路，还有狮子林「如穿九曲珠」、「如逢八阵图」般回环莫测的假山，但它们与西方园林的迷宫仍属两套系统。

  祁彪佳是明末著名的造园家。他在介绍饱蘸自己心血的寓山园林时，特别强调了精心设计的游览途径、掩映布局带给游园者的体验：「才一举步，趾已及远阁之巅，是壶公之缩地也。堤边桥畔，谓足尽东南岩岫之美，及此层层旷朗，面目忽换。意是蓬瀛幻出，是又愚公之移山也。」学者曹淑娟指出，或动或静的游览途径和诸景象构图的掩映布局产生了序列，「游人游览寓山，则顺随动态序列，不断重叠其先后观赏到的景象画面，而从中兴发美感情趣。」

  祁彪佳的匠心足以为中式园林代言。那些宛如迷宫的曲径，造成掩映效果的假山、植物，归根结底都是观景这一行为的辅料，旨在让游园者的观景体验变化万端。在观景过程中强调意境、美感、趣味的中式园林，很难将严整的西式迷宫作为自身的一部分直接纳入。金庸笔下南宋末年的归云庄「道路东转西绕，曲曲折折，尤奇的是转弯处的栏干亭榭全然一模一样，几下一转，哪里还分辨得出东西南北」，虽说按奇门八卦之术布局，其实看描述更接近于西式迷宫，无法满足中式园林对观景的执迷，所以只可能存在于虚构作品里。

  3 / 阵法：玄幻的小说迷宫

  金庸当然不是最早将八卦附会成迷宫的人。《三国演义》里，智不出众的将领曹仁随便布下个阵，就是极复杂的「八门金锁阵」。「八门者，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如从生门、景门、开门而入则吉；从伤门、惊门、休门而入则伤；从杜门、死门而入则亡。」敌方军师徐庶则用这寥寥几句话，既点破了入口、出口，也勾勒出正确的动线。

  一方设计迷宫，一方破解迷宫，八门金锁阵看起来跟maze异曲同工。同书诸葛亮用「八阵图」困住敌将陆逊，原理和八门金锁阵相似，只是不用士兵而用巨石，且附带巫术效果，布局也呈动态：从「四面八方，皆有门有户」，到「急欲回时，无路可出」。前述清人朱炳清将狮子林的假山比作八阵图，也印证了阵法与园林一样，都跟中国古人的迷宫想象相关。

  《三国志·蜀书》中的确记载了诸葛亮「作八阵图」的事迹。八阵一名最早见于汉代，是一种御敌的军阵，无关乎玄幻的魔法。顾名思义，「阵法」本指排布军阵之法，但汉字的玄妙处在于，一旦「法」字让人产生了法术的联想，军阵便被涂上了玄幻色彩。唐宋以来，屡有兵家阐释乃至发明阵法，然而五行八卦、奇门遁甲等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早已深入骨髓，以至于对阵法的描绘往往玄之又玄，令明人何良臣忍不住发出「阴符家每好穿凿，或假知兵之名，而妄作阵图，为害深矣」这样的激愤之辞。

  

  后世的诸葛亮形象往往附带太极八卦等元素

  这种「好穿凿」、「假知兵」的倾向在小说家中也一样。对八阵的图解却被罗贯中演绎成按八卦属性来迷惑敌人、令其难以脱身的石阵，再到连名字都颇能唬人的「八门金锁阵」，可称质变。其他文人笔下也诞生出诸如「九九曲中藏造化」的「九曲黄河阵」（《封神演义》）、「甬道丛杂，变化不常」的「天门阵」（《杨家将演义》）等等。

  这类创作如果放在今天，堪称「阵法爽文」。它们也许是古代中国作者将迷宫融入本土文化的集体尝试，但往往借助诡谲的幻术、恐怖的氛围和英雄的超凡能力来虚张声势，缺乏对阵内布局具体客观的描述。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些作者看成迷宫的设计者，他们显然对作品拥有了过大的权力。

  4 / 《迷宫案》：中国式迷宫的终极可能？

  探索迷宫在中国古代传播途径的过程，本身就如同身陷一座复杂莫测的迷宫。印香也好，园林也好，小说中的阵法也好，似乎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迷宫是如何改变了它们的发展，也难以确认迷宫在这些领域之外是否彰显过存在感。

  但可以肯定的是，迷宫的确曾悄然传入，在一些古人的大脑里生根，并潜移默化地影响过他们。于是，对古代中国迷宫展开合理的想象，成了一件既富趣味又极具挑战的事情。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就别出机杼，将西方迷宫元素融入中国古代背景，创作出推理小说系列《大唐狄公案》中的《迷宫案》。

  在这个故事里，要想找到死者倪守谦的真正遗嘱，狄仁杰必须解开迷宫。而迷宫其实有两重，一重是二维的纸面迷宫——倪守谦生前所绘的一卷山水画；另一重是三维的实景迷宫——他建在东郊的一座园林。

  小说用附图的方式直接呈现了前者。这座以「虚空楼阁」四个汉字为图案的纸面迷宫，其实是高罗佩从清人丁沄的《印香图稿》中借鉴来的。如此一来，印香、园林和小说在《迷宫案》中似乎神奇地会合了。

  

  丁沄书中的「虚空楼阁」印香图（左） 和 高罗佩修改后的「虚空楼阁」迷宫（右）

  不过，印香必须是一笔画，而高罗佩修改后的纸面迷宫则结合了maze和labyrinth的特性：既有回路、死路和进出通路，又兼具「到达迷宫中心」的目标——因为倪的遗嘱就藏在迷宫中心。问题是，这个纸面迷宫的中心圆点和四周完全绝缘，没有任何通路可以到达。也就是说，如果仅用常规的labyrinth解法，绝无可能完成此迷宫。

  至此，任何读者都已经败下阵来。但狄仁杰顶着主角光环，当然是万能的——在高罗佩的安排下，狄仁杰带着助手们勇闯东郊别业，终于发现了它的秘密：

  第一，路边种植的松树是暗号，标志着此处要转弯（这一设计灵感可能和《水浒传》有关，祝家庄难于攻打，原因之一就是地形如迷宫：「路杂难认，一遭都是盘陀路径，阔狭不等。但有白杨树，便可转弯，方是活路，如无此树，便是死路」）；

  第二，某些松树背后隐藏着小径，可以直达迷宫中心。而这根本没在纸面上标出！

  真相只有一个，但必须从三维迷宫中寻得，二维迷宫只是个幌子。一部分二维迷宫爱好者读完《迷宫案》很可能会面露愠色。他们会发现，高罗佩设计的二维迷宫并不严肃，甚至可以说是作了弊。只有当三维迷宫的小径在高罗佩的文字描述中突兀地呈现时，倪守谦的遗嘱谜题才能勉强成立。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这条小径和迷宫中其他道路不同，在初始状态下不可见。也就是说，它试图利用中式园林惯有的掩映布局，为迷宫设置关键难度。

  

  除了园林与印香等，《迷宫案》还将中国画作为迷宫的载体；巧合的是，《迷宫大侦探》在中国宣传时被贴上「欧洲版《清明上河图》」的标签，也道出了中国画和迷宫的相似之处

  无论labyrinth还是maze，就算再复杂，路径本身应该一目了然。迷宫虽是谜题，设计者和破解者也应站在公允的平台上。隐藏路径在某些新形式的迷宫中可以成立（《迷宫大侦探》就利用了类似设计），在《迷宫案》里则不然。无论对于用附图展示的二维迷宫，还是对于凭文字描述的三维迷宫，隐藏路径都违背了迷宫设计的一般准则。迷宫设计者（倪守谦背后的高罗佩）全知全能，破解者（狄仁杰和读者）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读者默许了这种不公，相当于赋予作者无限大的权力，将任何不够合理的设计狡黠地用文字掩饰过去。

  所以，这篇打着迷宫的旗号、又以迷宫为核心谜题的推理小说，本来大概会吸引那样的读者，他们渴望看到将印香、园林和小说等可能开启「中国式迷宫」想象的元素调制在一起，生成一座恢宏壮丽的经典迷宫，让这迷宫像天降彗星一样撞向东方的古老国度，激发出带着神秘吸引力的幽幽暗火。很可惜，高罗佩的努力最后也未能完成这一进程。

  部分参考资料：

  《迷宫故事》，[英]威廉·亨利·马修斯著，余瀛波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版

  《迷宫趣话》，吴鹤龄、毛晚堆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

  《迷宫大侦探皮埃尔：寻找被盗的迷宫石》，[日]神垣博文、IC4DESIGN著绘，丸山千寻文，陈剑平译，浪花朵朵童书编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12月版

  《迷宫大侦探皮埃尔：保卫帝国迷宫塔的宝藏》，[日]神垣博文、IC4DESIGN著绘，丸山千寻著，甄春雨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2月版

  《梦觉皆寓：〈寓山注〉的园林阐释系统》，曹淑娟

  《中西方园林的曲径模式与迷宫模式比较研究及其应用》，徐大可

  《解谜的艺术3 迷宫补记》，deducemath，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d1adcb301010apr.html

  https://www.diffen.com/difference/Labyrinth_vs_Maze

  ·章胜贤老师阅后表示，他收藏的几枚宋代陶范也是迷宫（labyrinth）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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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与历史学

  作者：愚公 发布时间：2015-02-26 17:34:32

  这部文集是霍布斯鲍姆对于二十世纪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评论集。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并不是完全拥抱现代社会科学对于史学传统的冲击，在他看来史学家还在爬梳史料时，社会科学已经开始侵蚀史学原有的领地了。因此，这部书应该视作史学家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反击。

  在这部书中，霍布斯鲍姆评点了经济史、社会史、草根史、年鉴学派、叙事史学、心态史、计量史学、后现代史学，回应了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历史是否可以预测未来、历史学会不会过时。这些问题，应该是史学家都会面对的问题，有些学者会采取兼容并包，有些学者则会站定立场。作为马克思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则采取了保守主义的立场，对于现代史学的多元性发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现代史学从理论出发编织材料，最终无助于理解历史，反而会将历史引向歧途。

  当然，霍布斯鲍姆为了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进行了辩护，认为拥有立场有助于了解历史的真相。但是，学术立场难道与党派立场有差异？既然，马克思主义有助于理解历史，那么现代社会科学难道就只能将历史引向歧途？或者，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历史的歧途。对此，我自己对于现代史学并非有偏好，或者支持社会科学，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开创者，如果否定了社会科学，那么很难不危及马克思主义本身。

  那么，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史学从社会科学那里吸取了大量的理论资源，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历史学本身拥有独立的价值，而非社会科学的附庸。因此，霍布斯鲍姆对于社会科学的反思，本身是存在某种两难的困境。既要保持史学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也要吸收社会科学的方法与理论。那么，他对于社会科学就存在批判吸收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他所谓的历史，已经是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了。

  他自己也认为，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如何筛选材料，本身就是一种潜意识。只有当他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才会注意到社会科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科学必须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不是一种生搬硬套，用理论组织材料的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一直都有论从史出和以论代史的争论，可能更加贴近于霍布斯鲍姆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不过，在中国语境下所谓的以论代史，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取代客观的历史研究，这恐怕与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有所不符。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霍布斯鲍姆是马克思主义立场，但是他更强调自己作为史学家的一面，也就是强调客观历史的存在，而不是强调自身的党性立场。

  因此，回到本文开始的问题，霍布斯鲍姆的反击，目的是希望社会科学服务于史学，而不是史学成为社会科学的附庸。这是他的期望，但是这个希望能否实现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至少今天我们还在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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