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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单人道，亦是众生街

  作者：伲凹 发布时间：2024-01-14 22:56:50

  1954年至1958年间，正是在这个尘土飞扬、陷入寂静的传奇空间里，热内坐在一张不舒服的草椅上，作为模特摆出不同姿势。两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对话，揭示着艺术的本质，贾科梅蒂也挥洒着他的个性。“我想，贾科梅蒂的雕塑之美，就保持在最遥远的距离和最熟悉的亲切之间永不停息的往返中：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雕塑总处于运动之中。”我也是从那里第一次知晓贾科梅蒂，并深深的在记忆中刻下一笔。

  当这次步入本·杰伦的《贾科梅蒂：单人道》，我又再次感受到那超现实主义手法在他的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梦幻般的视觉、蒙太奇和组合、具有隐喻功能的物体以及对人物的神奇处理。影响着观看者，也包括本·杰伦。

  一场印象书写，是一次记忆之游，亦是一场心灵之旅。跟随本·杰伦的脚步，我们遇到了很多面孔，有贝克特的面孔、热内的面孔、塞万提斯的面孔……乃至千千万万的无名者。当闭上眼想象他笔下的单人道，那狭窄的街道又何尝不是为贾科梅蒂的作品提供了一个选择的隐喻背景。再回想那一个个细长的行走身形，不知为何似乎总能唤起一种沉浸在不可还原的人性中的孤独。

  或许在贾科梅蒂的余生中，行走的形象也一直困扰着他吧。那一刻我仿佛也感受到了，为何贾科梅蒂用独特的视野将他的艺术对象缩减为繁重但又瘦弱的人物了。

  青铜之下仿佛在阴郁的优雅诉说着生与死、光与暗，以一种纤细、哀伤的形式。

  当再转向观看贾科梅蒂的画作，亦是有着同等质量的阴沉、灰暗。贾科梅蒂用灰色和黑色组成的柔和调色板营造出一种不悦而庄严的情绪。很少能从中找到传达幸福的面部表情。他的画作在抽象性和粗犷的荒凉感上非常独特，时似在渴望而绝望地闷声啜泣，又给人一种紧张的悲观主义情绪。

  “这不是一次引人注目的震惊的记忆，也不是一场转瞬即逝的疯狂的痕迹”，后来我才深切的体会到贾科梅蒂的人物是真切地代表了世界上孤独的人类，尽管他们强烈渴望伸出援手，但他们却无法与同伴交流。单人道，或许正是那被孤独包裹的众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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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未来

  作者：精灵 发布时间：2021-08-23 18: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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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李一冰《苏东坡新传》没写到的那点事，看苏轼章惇如何反目成仇

  作者：赤羽 发布时间：2022-05-16 20:19:16

  《宋史》是元朝丞相脱脱、阿鲁图等人先后主持修撰的，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长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宋史·奸臣传》的记载里面，一共记载有二十二名奸臣，分别是：蔡确、吴处厚、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蔡京、蔡卞、蔡攸、蔡翛 、蔡崈、赵良嗣、张觉、郭药师、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卨、韩侂胄、丁大全、贾似道。

  其中北宋的10几个，除了蔡京父子，几乎都是王安石变法中的变法派。其实蔡京本人也是变法派出身。而王安石执政时期变法的三员大将：

  章惇、曾布、吕惠卿

  ，无一例外荣膺“奸臣”称号。受《奸臣传》的影响，我们后人看待苏轼和章惇的关系时，往往觉得

  章惇后期执政后欲致苏轼于死地。

  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是这么说的。

  章惇与苏轼之间，为何有这样的深仇大恨，文献无征，不甚明白。——李一冰《苏东坡传》

  

  但事实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苏轼和章惇的关系，经历过蜜月期、莫逆期，最终因为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成了最后的样子。事情还是得从那

  “千古第一龙虎榜”

  开始说起。

  ">同榜进士，激情青年

  嘉佑二年（1057年），中国科举历史上的第一牛人榜，揭晓了。这一场科举各科共录取了899人，其中进士388人。这些人中，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有十多人，出名的有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

  

  这些人里，王韶、曾布、张璪、郑雍、梁焘、吕惠卿、章惇，苏辙，林希，都当过宰相或副相，对宋代时局甚至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同榜成进士者有曾巩、苏辙、叶温叟、林旦、朱光庭、蒋之奇、邵迎、刁璹、苏舜举、张琥（后改名璪，与李定同治苏轼乌台诗狱，必欲置之死地以求富贵者，就是这个同年）、程筠、傅方元、邓文约、冯弋、家定国（眉山西社刘巨门下的同学）、吴子上、陈侗、莫君陈、蔡元道、蔡承禧、张师道、黄好古、单锡、李惇（李方叔之父）等。——《苏东坡新传》李一冰

  古人很看重同榜进士，同一届考中的,尽管毫无关系,也以“同年”“年兄”等相称。科举被主考官取中的都会去拜会主考官并成为其门生，所以他们都算是这届主考欧阳修的门生 ，而殿试中榜进士更是可以称为天子门生。

  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唐国史补》

  章惇与苏轼都在这一年中了进士，然而他俩的殿试名次都不是很好，都是乙等。这一榜的三甲是：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这仨人跟前面提的一群人比可以说是毫无名气了。

  

  而且状元章衡，还是章惇的侄子。章惇家世相当显赫，祖上往上数7代都是大官。光宰相就有好几个。可以说是标准的世代簪缨，官n代。在这样的家庭中，章惇又从小被长辈当作神童，寄予厚望。

  现在章惇被侄子比下去了，觉得很没面子，拒不受敕，扔掉敕诰回家复读了。

  这年四月苏母程夫人病逝，苏轼父子兄弟回家守孝。所以章惇、苏轼虽然是同年，在嘉佑二年却并未订交。

  章惇出自东南福建的官宦世家，苏轼出自西南巴蜀之地的农桑之家。同一年考中进士，结果一个回家复读；一个回家奔丧。

  他俩再一次出现交集，就是四年后了。

  凤翔订交，此子杀人

  两年之后，嘉祐四年（1059年），章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名列第一甲第五名，开封府试第一名。派到商洛（陕西省商洛市）做县令，同时还兼任雄武军（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节度推官。这一年的十月，苏轼守丧期满回京。两年后参加了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1061年，苏轼到任凤翔，此时章惇还在商洛县令的任上，两个人才就在此时订交。并且经常相约郊游。

  治平元年（1064）正月，苏轼自清平镇至盩厔县，商洛令章惇率同僚苏旦、安师孟自长安来谒，同游楼观。——《苏东坡新传》李一冰

  1064年，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惇为商州令，一起担任考官，主持考试的刘原父认为他们都是国家中才能最优秀的人才，十分尊敬他们。章惇与苏轼相处融洽，非常快乐，一起游玩南山诸寺，

  寺有怪物害人，人们不敢住宿。章惇住下后，怪物不敢出来。

  他们和三五好友同游仙游潭。仙游潭深不见底，两边又是悬崖峭壁，山壁之间架着一座独木桥，非常的危险。章惇邀请苏轼过桥去对面的山壁上题字，苏轼不敢去。章惇就说，“你不去，我去”。

  

  章惇四平八稳过桥，毫无惧色，挥毫泼墨写下“苏轼章惇来”（苏轼、章惇到此一游）。苏轼等章惇回来拍着他的后背说“子厚（章惇字子厚）他日必能杀人。”因为能自己拼命的人，一定也能杀别人。章惇听了哈哈大笑。

  章惇邀苏轼过桥去题字山壁，苏轼谢不敢，诗曰：“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将双脚踏飞梯。”章惇说：“你不去，我去。”他平步过桥，乘索挽树，摄衣而下。以黑漆濡笔，在石壁上书大字曰：“苏轼章惇来。”再照样攀绳拊树而还，神色不动。苏轼拍拍章惇的背脊道：“子厚他日必能杀人。”“为何？”惇问。“能自判（拼）命者，即能杀人。”轼答。

  传说还有一次，章惇和苏轼正在一起喝酒，酒喝在兴头上，突然听到有人说最近山上来了一个吊睛大虫。章惇和苏轼趁着酒兴，一起骑马爬山，去围观老虎。还没到老虎近前，一股冷风直冲下来，苏轼的马被老虎的气息惊住了。吓得不敢往前。苏轼也吓了一跳酒醒了一半，说：“马都这样了，不要执著再往前了。”立即掉转马头往回走。章惇一听，反而快马加鞭往前冲，跳下马来，掏出一面铜锣，可劲地往大石头上敲。那老虎正在睡觉，突然听到震天响的锣声，老虎都懵了，它哪知道来了什么天兵天将，嗖地一下，蹿进山林里。这件事让章惇很是得意，圈马赶上苏轼，抚摸着苏轼的背说：兄弟，你以后一定不如我。

  子厚为商州推官，子瞻为凤翔幕佥，小饮山寺。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子瞻曰：“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铜沙罗于石上攧响，虎即惊窜。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陈鹄《耆旧续闻》

  两个人的性格已经表现出来了，

  苏轼更倾向道家洒脱清淡的性格，虽有豪放气，却不做逞强事。章惇是儒家士人，也是一腔热血，却敢说敢做。有一股拼命争强的好胜劲。

  这一年苏轼25岁，章惇比苏轼大两岁也不过27岁。

  此事经年，背道而驰

  1066年章惇离开商洛任上，本来是受到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荐，召试馆职，考试合格，却遭到知制诰王陶攻击，未任馆职，只能去武进（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做了知县。也是在这一年苏洵去世，苏轼兄弟丁忧回蜀。

  

  三年之后（1069年），苏家兄弟守丧期满，王安石变法开始，欧阳修离京。

  这一年，李承之向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荐章惇。王安石一开始很犹豫问李承之“听说这个章惇非常没有品行”，李承之说“我看他很有才华，可以一用。”王安石见到章惇之后，看他积善言辞，恨得之晚。就调章惇进入集贤院。

  先是李承之荐惇于王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顾其才可用耳。公诚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毕沅《续资治通鉴》

  王安石见章惇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而这时候的章惇名声已经不大好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为人比较狂傲，又有一些污点，在当时被人认为

  “佻薄秽滥，向以擢第不高，辄丢敕诰於廷。”

  后面这句是说他第一次考中了进士却嫌名次低，不去就职的事。而“佻薄秽滥”是有传言章惇进京赶考的时候，曾经被美女诱惑，给人家借夫生子。这事出自元朝人编的《虚谷闲钞》，这故事听着都不靠谱，加个狐狸精都能选进聊斋了。

  章子厚惇，初来京师，年少美丰姿。尝日晚独步御街，见雕舆数乘，从卫甚都。最后一舆有一丽人，揭帘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随之，不觉夕，妇人以手招与同舆。载至一甲第，甚雄壮。妇人者蔽章杂众入，入一院甚深邃，若无人居者。少选，前妇人始至，备酒馔甚珍。章因问其姓，妇人笑不答。自是妇人引侪辈迭相往来甚众，俱亦姝丽。询之，皆不顾而言他。每去则以巨锁扃之，如是累日夕。章体为之疲，意甚傍徨。一姬年差长，忽发问曰：“此岂郎所游之地，何为至此耶？我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宠婢多而无嗣息，每勾致少年之徒，与群婢合，久则毙之，此地数人矣。”——《虚谷闲钞》

  不过，“佻薄秽滥，向以擢第不高，辄丢敕诰於廷。”这话是蒋之奇说的，蒋之奇也是苏轼、章惇同年，欧阳修一手选拔的门生。

  

  这个蒋之奇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专门捕风捉影，爱挑人私生活攻击。

  上书攻击欧阳修和长媳吴氏有私情的也是他

  ，这种人嘴里的话又有几分可信。

  讽刺的是这个蒋之奇在书法艺术上成就还挺高，后来和苏轼的关系也一直不是特别坏。反观苏轼和章惇，两个不知道变通的人，最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真是可惜。

  从此章惇和苏轼的政治生涯，开始走向两个极端，但两人的私交还是在的。

  之后的几年在王安石的提拔下，章惇平步青云参与制定新法，监修国史，编撰实录。

  熙宁初，王安石秉政，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七十一·列传第二百三十》

  乌台诗案，仗义执言

  章惇平步青云的时候，正是苏轼郁郁寡欢的时候。从欧阳修开始一批老臣文彦博、范镇、司马光，接二连三原来权力中枢。苏轼也去杭州做了通判，又从杭州到密州；从密州迁徐州；从徐州调湖州，

  最终乌台诗案爆发，权力终究是没有放过这个久负盛名的，欧阳文忠公第一继承人。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四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乌台诗案中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一向保护苏轼的范镇、张方平、苏辙纷纷上书，左相吴充也有进言。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

  “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后借着太皇太后曹氏的力量，乌台诗案就要定案，发难者李定、舒亶非常着急，只有再想办法激怒神宗，要把苏轼搞到大逆不道的死罪，才能不入赦免之列。他们又搬出一向嫉妒苏轼才华的右相王珪出来搞事情。

  

  就是这个千钧一发之际，章惇站出来了。

  右相王珪（禹玉）于进见皇上时，忽言：“苏轼于陛下确有不臣之意。”神宗改容道：“卿何以知之？”王珪就举出轼作双桧诗内，有“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句为证，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道：“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章惇在旁，接口疏解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神宗也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王珪语塞，退朝后，章惇诘问王珪道：“相公乃欲覆人家族吗？”珪曰：“这是舒亶说的。”章惇气愤得大嚷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的吗！”——《苏东坡新传》李一冰

  出狱之后，苏轼写信给章惇表示感谢：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然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方是时，应轼者皆怃然。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与章子厚书》苏轼

  苏轼后来贬到黄州，还给章惇写信诉苦，章惇一方面送药送物，一方面让自己的儿子章援拜在苏轼门下。这应该是章惇和苏轼朋友之交最高光的时刻了。

  有人说章惇是投机分子，此时为苏轼说话，是看到乌台诗案大局已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首先乌台诗案并未结束，很难说案件走向是更倾向谁。另外在任何政治事件中，不站队是最好的投机。

  

  我们从另一件事中也可以看出章惇绝非是善于站队的人。

  宋神宗曾下令处死一个漕官。宰相蔡确觉得宋太祖以来，定下不杀文官的说法，不能从神宗开始开这个先例，于是神宗就想把这个人刺面发配，章惇顶撞宋神宗说还不如把这人杀了，因为“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蓼花洲闲录》高文虎

  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说是投机分子呢？在乌台诗案中为苏轼仗义执言，完全是出于章惇对苏轼的信任和友谊。

  

  然而，这份信任在后来的事件中，被苏轼兄弟亲手打碎了。这后来的事，并不像李一冰《苏东坡新传》所说的“文献无征，不甚明白”，反而非常清晰。

  同年反目，失望至极">

  同年反目，失望至极

  宋神宗因为受到永乐城之败的打击，加上肺结核发作，英年早逝。高太皇太后临朝。

  她立即召用熙（宁）、（元）丰时代的旧臣，67岁司马光成为了国之柱石。章惇对太皇太后的人事任命很不服气，当面顶撞太皇太后：“您住在大内深宫，怎么知道这五个人可用？”高太后心里理亏，只好撒谎说：这是大臣们举荐的。章惇内心冷笑一声，接着说：既然是大臣们举荐的，为什么不把举荐的大臣公布出来？

  

  章惇争的是制度上的保障相权。如果人事任命都越过宰相，直接“中旨颁发”，那后面相权如何再制衡皇权，制度根本就会动摇。

  章惇所争的，是政府重要人事的任命，不经过宰相的审核进拟，径由“宫廷”除目，显属侵害了相权，并非没有道理，无奈说话的态度有欠庄敬，台谏们就抓住这一弱点，对他开始攻击起来。——《苏东坡新传》李一冰

  之后，司马光一味的废黜变法内容，和此时唯一留在中枢的变法派章惇产生了矛盾。夹在中间的苏轼，里外为难。尤其是在废到免役法的时候，苏轼气的给司马光起外号“司马牛”。眼看章惇和司马光矛盾越来越激烈。没办法，苏轼用法正当年劝刘备礼待许靖的案例劝章惇尊重贤者，章惇也听了苏轼的话，对司马光客气了一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辙的一道奏疏，让苏轼和章惇的关系敏感了起来。

  

  顶撞太后、得罪司马光之后。章惇也成为被围攻、弹劾的攻击目标。在诸多弹劾奏章中，用语都很刻薄、恶毒。把章惇列为罪大恶极的“三奸”和“四凶”之一。

  这些在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中都没有提及，事实上两党之间相互碾压，都没有什么道德可言。

  这也是苏轼积极地索求退隐的原因，苏轼这样的性格实在是理解不了为什么昨日还是兄弟，今天就成了仇敌。这样的事，苏辙能理解。这些也许在章惇的意料之中，

  出乎他意料的是苏氏兄弟也加入了对他的“恶攻”行列中。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十八日，

  初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苏辙在奏章中，指斥章惇在变更推行免疫法问题上，居心叵测，“巧加智数，力欲破坏”。明确地提出罢免章惇枢密院职，“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苏辙乞罢章惇，有政治理念、党派不同的因素，显然是有政治碾压倾向的，但苏辙实在不该忘了章惇与苏轼的关系。这可是在令兄最危难之际，仗义执言的人，如今由苏辙上这样的奏疏，实在是有点忘恩负义。尤其是章惇本来就不是一个大气的人，章惇历来以行事狠辣，敢作敢为，睚眦必报而著名。

  在章惇看来，握着刀把的手不仅仅是苏辙，也有苏轼。

  众皆所知，苏家兄弟关系密切，兄友弟恭，苏辙在弹劾章惇前，按常理该与其兄苏轼通气。苏辙的翻脸无情，也意味着苏轼的翻脸无情。即便苏辙上章前，苏轼不知，但在苏辙上章后，也未见苏轼有回护章惇的任何示好言行，等于默认苏辙的攻击是对的。我们姑且认为苏轼不知道苏辙要弹劾章惇，也可以想象出苏轼这样的人在得知此时时候的无措。一边是一奶同胞的弟弟，一边是患难之交的朋友，他谁都不能站，他只能闭嘴。现在再看苏轼在元祐时期，屡次请求外放，是不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政治圈层里，苏轼这样的人，根本容不下。他既然不能闭上眼睛享受政治群体的幻象，就只能请求外放离开这个反复无常的世界。

  然而苏轼还是太天真，他以为自己想外放离开纷乱复杂的朝政，别人也喜欢。苏辙弹劾给了章惇致命一击，五天后章惇被贬知汝州，随后又改提举杭州洞霄宫，从枢密院大臣一下子跌落为一个闲人。用章惇语自道是：“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在这种时候，苏轼干了一件特别匪夷所思的事。他上奏《缴进沈起词头状》，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

  元佑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状奏。……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敦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苏缄一家，坐受屠灭。《缴词头奏状六首·沈起》

  苏轼一直看不惯战争，之前也屡次抨击过贪恋边功的行为。也许在苏轼看来，这只是沈起的案子让他想起来当年一直看不惯的事。但这在章惇眼里，无异于落井下石，在给自己补刀。而且苏轼可能忘了，但章惇一定还记得，同样的事情，苏轼之前还曾经夸赞过章惇。

  文中涉及章惇招降五溪边民之事，而这正是章惇仕途中颇为自得的功绩之一。而在此前，苏轼在诗中曾赞誉章惇此举“功名谁使连三捷”“近闻猛士收丹穴”。

  

  当时，章惇比苏轼职位高，苏轼写诗夸赞，如今，地位一变， 苏轼就“前倨后恭”，如果你是章惇你怎么看。

  其实这事，也好理解，苏轼一向嘴巴大，抓着什么说什么，思考太少，一辈子因言获罪。

  当初夸赞章惇是就人而言，而批判对外战争的政策是对事而言。这样的解释，我们后人能懂，你让当事人章惇怎么能理解呢？

  这还没完，章惇被外放之后，苏轼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轼启。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侯康胜，感慰兼及。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尔?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九日。

  苏轼真是在章惇的事上，误会大了。他以为自己想外放归隐田园，就觉得章惇也是这么想的，

  这封信一到无异于火上浇油，在章惇眼里这就是杀人诛心，来看自己笑话了。

  其实从这封信也能看出来，一方面苏轼不是诚心要搞章惇，要是搞他，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写信，置于死地即可；另一方面是真把章惇外放，当成了逃离政治旋涡的手段，以为他跟自己一样有心归隐田园。

  

  这封信还留下来了，就是顶有名的《归安丘园》帖。

  一朝得势，杀人诛心">

  一朝得势，杀人诛心

  了解了这些，等于补充了《苏东坡新传》里没有提到的部分，我们抛开苏轼从章惇的角度去看。苏轼就是要给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小人。

  我们不能要求人家当事人站到上帝视角去理解苏轼啊。除了这些事，《苏东坡新传》倒是写了另一件事，其实也和苏章过节有关。

  那就是乌台诗案的翻版——车盖亭诗案。

  元祐中期，蔡确为安州知州，安州有静江兵卒应该戍守汉阳，蔡确坚决不调遣，吴处厚愤怒地说：“你在朝廷时多次陷害我，现在在邻郡做守臣，还这样吗？”

  

  正巧吴处厚得到蔡确的《车盖亭诗》，诗中引用郝甑山的事，于是就抄好并加以注释上奏给宋哲宗说：“郝处俊被封为甑山公，恰巧唐高宗想传位给武后，郝处俊劝谏才作罢，现在蔡确是用这事来影射太皇太后。并用沧海扬尘事，这大概是说时运大变，更不是好话。诽谤朝政，都是不该说的。”

  执政议置蔡确于法，范纯仁、王存以为不可；文彦博很生气，主张将蔡确远贬岭南，纯仁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去跟吕大防说：“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已七十年。吾辈开之，将来恐自不免。”大防就不敢说了。——《苏东坡新传》李一冰

  蔡确定案的时候，当时有想将他贬到岭南，是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拦了下来。蔡确和章惇是变法派的伙伴，

  估计睚眦必报的章惇这个时候就有了有朝一日自己当权，一定将元祐党人一网打尽，将苏轼贬到岭南的想法了。

  蔡确最终被流放到南方。吴处厚被提升为卫州知州，然而他的结局也不好。士大夫因为蔡确的事害怕并厌恶他，不久吴处厚就去世了。绍圣年间，吴处厚被追贬为歙州别驾。再后来，《苏东坡新传》里就写得很详细了。高太后一死，章惇等人当权。

  

  先拿苏轼开刀，爱之深，恨之切。在章惇眼里，这些都是你不仁，别怪我不义。

  复仇的火焰始终在章惇胸间熊熊燃烧，即便把苏氏兄弟烧成灰烬也难解心头之恨。最亲密的朋友，成了最凶恶的敌人。于是苏轼被革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由定州改知英州，又贬到惠州，再贬到儋州。

  章惇独相七年间，所有贬放元祐党人的旨令，都要经过章惇的手。

  章惇在不断贬逐苏轼到更远的瘴疠蛮荒之地过程中，还有两件事做得实在太过分：一是一旦发现苏轼沿途经过的州郡，有郡守或其他臣僚对苏轼一行待之以礼或提供生活便利，则给予严惩，使得沿途州郡官员对苏轼避而远之。

  所以苏轼流放途中的歇宿之地大多在寺庙。

  二是派遣对苏轼有宿怨的官员或政治敌手任贬放地州、路官员和巡按流放属地，对苏轼进一步加重身心折磨，乃致促其早亡。称其凶恶至极，应该不为过。至于派程之才去做广南一路的提刑，李一冰《苏东坡新传》所说非常详细，这里不再赘述。不过以章惇的聪明，应该也不会想不到苏程两家会重归于好，只是也不很在意就是了。

  

  然而世事变化，波云诡谲。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章惇因反对传位徽宗，徽宗上台，立即把他罢相。政敌翻出更多旧账，结果被贬雷州。

  与此同时，苏轼遇赦北还，六月，苏轼到达京口，章惇的儿子章援也在那里，章援是苏轼门生，也是苏轼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的状元。章援想起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怕苏轼像父亲一样得势之后再报复自己家。想要当面求情，此时苏轼已经病重拒不见客。没有见到人，章援诚惶诚恐地写了一封七八百字的长信，为父亲求情。章援的信哀凄动人。苏轼看到信之后很感动，抱病回信。

  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可知。建中靖国之意，又恃以安。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川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苏轼

  林语堂在其所作的《苏东坡传》中，赞叹此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宽容大度和仁爱精神，在古往今来的人物中，实在不多见。

  

  苏轼又给在雷州的章惇写信，寄送《养生论》和药方。章惇看到苏轼的来信，也许内心就释然了吧。

  苏轼和章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是有啥说啥的直肠子，用苏轼的话就是“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章惇也是如此，两人因为说话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

  两个人都是学霸，一个制科第一名，一个考中还不满足非要复读再考，考了个全国第五名。

  两个人都强调经世致用，司马光废除免役，苏轼、章惇都不同意，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他们俩都做了很多实事。

  但两个人最大的不同，

  苏轼是出世的，他实在不想在政治漩涡中混了，一直乞求外放，并且把章惇也当成这样。然而章惇是个有极大政治野心的人，章惇自以为是个政治家，苏轼自以为是个文人。

  两个人终究走向自己的极端。而章惇也远没有苏轼大度……

  在给被贬雷州的章惇去信后不久，苏轼死于北还的途中。四年之后，章惇死于贬所，两人终未再见。

  苏轼宋哲宗绍圣、元符年间的遭遇，固然是章惇等人的有意报复，又何尝不是他说话做事欠缺考虑导致的呢？同样，章惇在这7年相权独揽，最后因为一句“端王轻佻”得罪了宋徽宗，最后老死贬所，甚至被列入《奸臣传》遗臭万年，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

  两个人终究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也许在天国，章惇遇到苏轼也会说一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过去的就过去了，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是以传主苏东坡的角度书写的，与王珪、李定、舒亶、林希不同，李一冰并没有把章惇写成一个纯粹的小人。

  但由于章惇不是主角，李一冰忽略了很多从章惇角度看到的事件，借以补充在此。目的是使《苏东坡新传》更完整，更立体。我们对待古人和历史，应不避讳，不隐善，不避恶，谁都是人，不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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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推荐3本全读

  作者：sakuracigar 发布时间：2011-03-26 14: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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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强强联手 发布时间：2012-07-24 12: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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