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英语儿歌书2（点读书）听英文儿歌学英语 新东方童书 pdf 下载地址 网盘 在线 2024

展开

展开

展开

展开

展开

在线阅读地址：我的第一本英语儿歌书2（点读书）听英文儿歌学英语 新东方童书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我的第一本英语儿歌书2（点读书）听英文儿歌学英语 新东方童书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我的第一本英语儿歌书2（点读书）听英文儿歌学英语 新东方童书在线购买

PDF下载地址：我的第一本英语儿歌书2（点读书）听英文儿歌学英语 新东方童书PDF下载

展开

展开

展开

• 快乐学英语儿歌

  作者：暖暖精灵 发布时间：2015-07-30 13:15:26

  展开

查看其它书籍精彩书评

• 本书堪称佛洛依德精神分析的全套大百科

  作者：渡边彻 发布时间：2021-07-08 12:02:44

  本書的目標即在解說精神分析取向心智模型如何運作，以及它對於照料精神受苦的人們所作出的貢獻。精神分析取向心智模型試圖描述諸如感受、想法、相望（wish）、恐懼、記憶、態度以及價值觀等精神上的體驗。更重要的是本书将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发展的理论脉络梳理的很清晰。

  精神分析是什麼？精神分析是心理學的分支，在了解人類行為這項心智所產生的結果時，處理得最為徹底且最為深入。

  模型是什麼？精神分析取向的心智模型試圖把臨床情境所得的資料——包括病人的生命故事、病人的內在經驗等等組成成為一個連貫心理體系的人類心智。這個模型描述了諸如感覺、思想、願望、恐懼、幻想、記憶等心裡想想，描述病人動機、組成病人心智的結構以及功能和過程。

  1896年，佛洛依德幾乎完全放棄使用催眠作為歇斯底里的一種治療方法，並全然投入他一開始稱之為「心靈分析」的實務操作上，年底改稱為精神分析。

  本書所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論基本框架，包括五大向度：

  地形學、動機、結構、發展及精神病理/治療

  。結構論模型、地理學模型。

  精神分析對於無意識的概念，真正的重要性不在於指出無意識的儲存功能、無意識感知下意識潛在知覺的能力，或資訊處理的能力。精神分析心智觀點獨有的理念在於，覺察之外的想法及感受不僅只是處在在心智中的某個看不見的隔間裡，而是活躍的時刻存在的，影響著我們所有經驗及生命抉擇。

  佛洛依德不是第一個發現無意識的人

  。

  行為主義的观点下，試圖將人類活動解釋成為刺激-反應關係，巴普洛夫。他們拒絕無意識的觀念，拒絕心智的觀念。人的心智都是腦部的神經系統的活動。

  地形學模型中，心智由意識、前意識及無意識領域所組成。地形學模型是佛洛依德第一個完整發展出來的精神分析取向正常心智模型。摒弃了早期努力要建立的一個以腦為主的心理學後，佛洛依德清楚說明了他並未試圖以心智中的這些地方指射任何現存的腦解剖學位置。

  心智的地形學模型最重大的特征就是，無意識、前意識和意識之間的動力性互動。

  心智中最重要的互動式前意識與無意識之間持續進行的爭鬥，這兩者由具有權威的審查機制予以分隔。

  地形學模型能幫助我們了解什麼？根據這個模型，所有的經驗都是心智的無意識與前意識/意識區域間不斷互動的結果，就如我們內在相望和恐懼的經驗與我們對外在社會現實的經驗之間的互動一樣。在任何審查監控相對放鬆的情況下，我們可看到無意識對於精神生活個面向的影響力。這從說漏嘴、笑話和夢境中體現。

  把ego/superego/it翻译成自我、超我和本我是不对的，根本不是这样，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it应该直接翻译成「那玩意儿」

  。

  後結構主義的主體與認知觀點，片段化和碎片化，反而以精神病患為典範。但是精神分析認為，雖然心靈充滿了衝突，但是人們總是努力的想要維持一個「恆長」，而非碎裂的主體。所以後結構主義和精神分析往往不和。在這個脈絡下，精神分析和左翼思想相結合，指出在資本主義的異化下，人們出現了疏離和分裂。也就是討論在社會脈絡下的人我關係。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

  在批判的政治經濟學之外，精神分析的方法可以讓人們直接講出社會的、個人與集體的、環境的問題，進而理論化。

  展开

• 全面超越《荀子集解》校释成果的著作尚未出现

  作者：疯清扬 发布时间：2008-04-19 02:18:26

  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

  一 注释翻译著作

  1950年至2005年《荀子》的注释、翻译本中国大陆至少出版了41部，其中选译、选注的有17部，全文注释、注译有24部。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梁启雄的《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章诗同的《荀子简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的《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杨柳桥的《荀子诂译》（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张觉的《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其中以学术价值著名的当数梁启雄的《荀子简释》、张觉的《荀子译注》、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

  近代以来的《荀子》注本，基本上袭自清末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思贤讲舍光绪十七年[1891]初刊）。百十余年来，全面超越其校释成果的荀学著作尚未出现。梁启雄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荀子柬释》一书。1956年，经修订后，更名为《荀子简释》而再版。江心力《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一书页163至165对其有详细的评论，可以参看。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江书并非公论。所谓梁书的三大优点，基本上取自杨树达和高亨先生之《序》以及梁启雄的《自叙》、《述例》，至于它们是否符合事实，江书并没有深究。对于梁书的问题，江认为是“个别字句的解释并非尽善尽美，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燕京学报》第20期对该书的介绍一文中就指出了这点”。然后引用了其对梁书两处字句解释的批评。其实，梁书远不是“个别字句的解释并非尽善尽美”的问题。梁启雄在19955年的《重印叙言》中已经检讨：“《柬释》之缺点甚多，而以改易正文为尤甚……此次修正，已多所复原而未能徧。”这并非自谦之语，李中生《〈荀子简释〉注释中校改意见的疏失》一文从“不明词例而改”、“不明词义而改”、“不明通假而改”、“不明语法而改”、“不明修辞而改”、“不明文意而改”、“文本易明而改”、“标注‘阙疑’而改”八个方面列举梁书24条改易原文的错误（李中生：《〈荀子简释〉注释中校改意见的疏失》，《文献》，1994年第4期；李中生：《荀子校诂丛稿》，第28～39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说基本上能成立的。如果说1994年刊发的李文只是就“疏失”而言的话，此前3年张觉的《〈荀子简释〉校勘真相管窥》（《学术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则对梁书的校勘基本进行了否定。张文说：梁书132处有关订正文字的校语表明取自等杨倞各家之说，其实皆取自王先谦《集解》一书。有17处校语表面上是作者“据群书”而校改《荀子》，“其实，这些校勘成果皆取自《集解》”。其中“转引《集解》校语时，有时还有错误”。梁书又有6处校语表面上是“据群书”而校改《荀子》，“实皆取自”久保爱《荀子增注》，其中一处，“竟连抄《增注》也抄误了”。梁书校勘所据“群书”其实不过8种，如果去掉“宋、明、日《荀子》善本”3种，就只有5种。张文又指出：梁书在使用“宋、明、日《荀子》善本”3种校勘时并不很详，而是“颇多疏漏与失误”。《简释》凭台州本校改文字共10处，其中有7处出自王先谦《集解》、久保爱《荀子增注》，真正的订正只有3处。许多地方本可据“宋台州本”校改的，反而据后世第二手资料校改了。从梁书校语可以看到，梁竟不知久保爱所谓“宋本”即“宋台州本”。如果梁真正“取宋台州本……及日本《荀子增注》各详校一过”，那会不明了其间的关系呢？所以，梁即使用古逸丛书本作了校对，其工作也是很粗疏的。《简释》据明世德堂本校改文字仅3处，却有1处误校。有许多可以据世德堂本校改的，也反而据后世第二手数据进行校改。梁之校改，除利用《集解》外，以利用《增注》最力。但却对《增注》与世德堂本、台州本之间的关系不甚了了，而且也有漫不经心之处。张文还指出了梁书校改文字的若干“疏漏”：一是“仅注明‘《荀子》原文如何’而不注明‘何所根据’，这不免有臆改之嫌”；二是“既不注明‘何所根据’，亦不注明‘原文如何’”，其属于梁校对失误的有68处。其中有的是改用了异体字、古今字或通用字，有滥改古书之弊。有的是校对不慎而新增加的错误等等。由“该书之校勘，其虚假粗疏便可见一斑”。因此，“高亨先生说‘梁氏此书，固初学之所棘求，亦鸿彦之所必取’，并盛誉‘梁氏著书之忠实谨慎云云’，实为溢美之词”。张文对梁书校勘的评价，基本上是以完全归纳法得出的，当属实事求是之作。可以说，揭破了梁启雄《荀子简释》校勘的真相，得出了与学术界几乎完全不同的结论，应视为20世纪《荀子》文献学研究的一大成绩。江心力的评论对此视而不见，是应该检讨的。

  章诗同的《荀子简注》是在“评法批儒”的特殊年代出版的，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可言。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的《荀子新注》也成书于“评法批儒”时期，此书虽有张岱年、楼宇烈等中哲史专家参与其事，学术性也仍有限，存在着与《荀子简注》一样的毛病。但比较起来，批注更为详尽细致，用起来更方便，因而影响更大。《荀子新注》对《荀子》32篇几乎逐字逐句都作了现代化的注解和翻译，充分发挥了梁启雄《荀子简释》的长处。又几乎每篇都撰有说明（第29-32篇的说明包含在第28篇中），概括地介绍了《荀子》每篇的内容和旨意，提出了批判继承的具体意见，“首开了逐篇撰写说明之先例”。书后的附录有《荀况生平大事简表》、《部分名词和人名简释》、《部分词条索引》、《人名索引》4项，颇便查检。此书虽无“注译”之名，实质就是一部注译合体的荀子整理之作。

  如果说《荀子简注》、《荀子新注》代表了大陆70年代“评法批儒”时期荀子整理的水平，杨柳桥的《荀子诂译》则可代表大陆80年代初期的水平。该书前有《青出于蓝的孔门儒士——荀子》一文作为代序，介绍了荀子的生平、荀子的学说，强调荀子既法先王，又法后王，否定了荀子为法家说。其《诂译凡例》有16条之多，基本概括了该书的特色。其目录称“遵杨倞本”，论者认为“实际上是以《集解》为底本而选用了杨倞之注文”。正文分“释诂”和“译话”两部分。书尾有《附录》：一是《刘向校书序录》，二是《〈国策·楚策四〉荀卿遗春申君书诗》，三是《王念孙〈读书杂志〉所录〈荀子〉佚文四条》。其“释诂”部分简要地采摘了各家校勘的成果，但基本上是袭用《集解》本之说。自己的意见“一律冠以‘按’字，以示区别”。论者认为“采他说简要明了而少考证，出己说则略引书证及古训。此虽是其所长，然亦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弊。较为严重的缺点是臆改原文比梁氏过甚，已犯整理古籍之大忌”。其“译话”部分“畅达者有之，牵强者亦有之，故得失参半”（王天海：《〈荀子〉校勘注释源流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这些评论，是实事求是的。

  张觉的《荀子译注》、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可谓代表了大陆90年代荀子整理的水平。张书的译注，虽以通俗普及为用，但仍以学术考校为体，称得上深入浅出。其书以清光绪《荀子集解》初刻本为底本，并校以其它善本旧刻及古注、类书引文与古籍异文进行订正。凡所订正，均于注释中加以注明。凡无版本及古籍异文为据者，即使确实有误，亦仅于注释中说明之而不妄改。一反梁、章、《新注》、杨诸书臆改原文之弊，说其校勘工作严谨科学，较之《荀子集解》，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应不为过。其注释博采而简洁，精要而稳妥。译文以直译为主，辅之以意译，与注释互为补充呼应，平实而畅达。在现今诸多的荀子今译今注中，张书应是最佳的。但严格地说，此书“深入”方面也有一些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译注校勘全用简化字，对其学术性颇有影响。其书以《荀子集解》初刻本为底本，并据其他善本进行订正，实质是择善而从，不主一本。目前各家《荀子》译注都如此，便于一般读者，本无可非议。但其流弊则会使《荀子》愈来愈失真，留下诸多以今代古的后遗症。受体例限制，注释“迻述他人之说而不指明出处”的现象也颇有一些，特别是5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校释《荀子》的大量论文，基本上没有提及。论荀子“时人尊而号荀卿，后人亦谓之孙卿子”，以“性恶论”称其人性论，以为荀子思想“决非‘儒家’所可包容”等等，都较为浅显。所以，此书还是属于普及之作。

  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由于收入《齐文化丛书》，一般人不易见到。该书是《荀子》32篇校勘、注释资料的汇编。其《述例》称：凡所见历代《荀子》不同传本之间的文字差异，悉为比较、汇集；前人重要的考订成果和注释说明，亦按著作年代顺序，逐一收录。用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58年重印本）作底本。原文每篇分若干章（段），每章（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资料。“汇校”部分，首先依据由宋至清重要版本10种，与《集解》相校，列出异文。凡古今字、通假字之不同，亦全部载录。其次，以《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类书和《韩诗外传》、《大戴礼记》等有关专书与《集解》本相校，摘录其文字差别。学者注解著作有关校勘的意见，其中一部分直接涉及版本问题，也附载于此。“汇注”部分，参用主要注本36种，大多是古代重要专著，少数为近代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亦酌予采录。所收诸家注解，包括篇义、句义、词义、字义的诠释，间亦延及思想内容的论析，或文献的整理、文字的校勘等等。对于各家相互辩难、彼此对立的意见，一概兼取并收，少量明显偏误的一家之言，也尽量载入。“汇校”、“汇注”中都有部分“案”语，表示对已有校注的补充、说明或订正。故汇集他说中也不乏己见。编者称“迄今可求之《荀子》一书的重要校注参考数据，大体备列于此。这样，此册一编在手，可收遍览40余种校注本之效，其学术性与实用价值显而易见”（董治安：《汇文献整理之大成，出资料丛集之新编》，《管子学刊》，1999年第1期），大体可信。但此书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今人王天海指出：一是“收采面狭窄。所遗民国以来名家之说尚多”，海外著作更少引用。至于海峡两岸80年代以来的校释成果，不论优劣，一概不提。这与资料汇编之性质是不相符的。二是“校注刻意分立，资料零乱。编者此举本为眉目清楚而行，故校勘与训释数据人为分割而用。但我国古今校释之作，大多融校勘与释义、音读为一体，若率意截取，势必使原始资料支离破碎，文不成义，面目全非，更不便于学人阅读或者查检原典。此或编撰者始料所不及”（上引王天海文）。这些批评，有一定道理。

  二 文献考释研究专著

  大陆50多年来《荀子》的文献考释研究专著大致有3种：一是版本学研究之作，二是读书箚记之作，三是语言学研究之作。

  大陆50多年来《荀子》版本学研究最有名的当属高正。其代表作是《〈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该书是全面调查研究《荀子》版本问题的一项重要成果。作者将《荀子》52种重要版本逐一考核校勘，详加分析比较，归纳为18个系统，指出每一系统的特征，探索其渊流及递变过程，考订其刊刻年代，评论其得失。所涉及的不同版本凡100多种。力求根据详实材料做出判断，遇有文献无征或材料不足的情况，则采取阙疑态度，表现出谨严的学风。又列有《〈荀子〉版本源流示意图》，表明各重要版本的纵向和横向关系，脉络清晰，一目了然。附录的《〈荀子〉宋椠善本重要异文校勘记》，实即《荀子》善本异文集校，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说参楼宇烈《〈荀子〉版本源流考·序》）。该书指出：《荀子》之校勘，宜取《古逸丛书》影刻南宋台州本为底本，而以南宋浙北刻本、南宋刊删“纂图互注”巾箱本、南宋刘旦校刻纂图分门类题注巾箱本及南宋坊刻元明递修本为主要参校本。得此五本，有校勘价值之《荀子》异文资料，则已略近完备，其余诸本文字，纵偶有可取者，亦甚寡矣（《〈荀子〉版本源流考》，第85页）。这一意见，是作者以归纳法得出的经验之谈，应该重视。

  不过，校勘《荀子》，到底以何为底本为嘉？尚有争议。《古逸丛书》影刻南宋台州本与南宋浙北刻本相近，异文较少。因此，选择底本当不出《古逸丛书》影刻南宋台州本与南宋浙北刻本之间。高正意见是取影刻南宋台州本，因为其“为熙宁监本系统中现存之唯一既接近祖本原貌，又完整无缺之版本。加之刻工精致，字体美观大方，误文较少，故虽为清末之影刻，其版本价值仍颇高”，而南宋浙北刻本“为熙宁监本之翻刻，详考之，其所据底本似有缺页，而以纂图互注系统本之文补之”，“二本差异之处，难断孰近于熙宁监本原貌，论可靠程度似台州本稍高”（《〈荀子〉版本源流考》，第12、16页）。王天海也认为：浙北刻本“共抄补十二页半，尚缺二页未补，亦有多处因书页残破而微描字划者，故其校勘价值已逊于《古逸丛书》影刻宋台本”（上引王天海文）。但同为《荀子》校勘专家的张觉却认为：《古逸丛书》本“已为宋台州本之影摹本之仿刻本，乃清刻本而非宋刻本”，而南宋浙北刻本“乃今存《荀子》刻本之最古者，甚为可贵”，“此本又乃谢墉本之所自出而为《集解》正文之远源也，故更足以校正谢墉本及《集解》之误”（《荀子译注·附录》，第692页）。笔者认为张觉的意见有道理。从文字来看，浙北本的错误更少。其残缺部分可据《古逸丛书》本补足。因此，校勘《荀子》，以浙北本为底本当更嘉。

  该书用简化字，别的地方问题尚不大。但在附录的《〈荀子〉宋椠善本重要异文校勘记》中，则给人一种不放心之感。“锺”、“钟”之别作者虽然注意到了，没有用简体字；但“埶”与“势”，则看起来别扭。当然，作者也是出于无奈。

  骆瑞鹤的《荀子补正》（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类似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杂志》的著作。该书对《荀子》32篇及其各家之说进行补正校释，共有箚记285条。其体例为：先以大字顶格列出正文，再另起一行低一格列出所补正的各家之说，然后另起一行以“按”出以己见。如无各家之说，则在正文后直接出以己见。其融辨析字形、订正音读、说解意义为一体，无论是纠正前贤时人的讹误，还是出以新说，都是专攻难点，专打硬仗。其基本准则有三：一是看是否符合校勘学、训诂学规范，二是看是否符合原文原义，三是看是否符合史实。可以说箚记285条，条条都是心得，都是反复斟酌之作。堪称大陆50多年来《荀子》考释订正的标志性成果。当然，此书也有一些可讨论之处。王天海指出了几条，大都言之成理，可以参考。

  李中生的《荀子校诂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是作者1991年至1998年《荀子》校释论文的汇集，共收论文11篇，约22万字。其《读〈荀子〉札记》一篇有校释箚记250条，发明甚多。其论杨倞《注》、王先谦《集解》、王念孙《杂志》、梁启雄《简释》的诸篇，在荀学研究史上，意义尤深。李氏认为：清以来的注家有两个较为普遍的缺陷。一是重训诂而轻义理。二是只注意由字词到句，然后到全篇之义、全书之旨的一面，忽视了由全书、全篇之义旨及用词特点到某句、某字词的另一面。对王念孙《杂志》、王先谦《集解》得失的检讨，就是从这一观念展开的。这一认识，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算不得新鲜，但在《荀子》校释方法的讨论上，却属少见，有纠偏之功。对清人，特别是后来的梁启雄《简释》轻易校改《荀子》，李氏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又分析了其误校、误改的方法论原因：在利用本篇前后文字进行论证时，忽略了还需从整部书的义理和用词造句来融会贯通；在利用他书或类书的引用来比勘时，忽略了他书或类书的引文也会有省改的情况；在利用古注来改动原文时，忽略了古注与原文所存在的一些特殊对应关系；在利用古人行文的常规句法进行校对时，忽略了古人行文的文句异例。这些分析，是实事求是的；而其具体的校释工作，也大多是成功的。他与骆瑞鹤，可以说是大陆50多年来《荀子》训诂考释工作的双子星座。

  三 校勘考释杂论

  50多年来，尽管没有《荀子》研究的专著，但高亨、金德建、包遵信、王天海诸位在《荀子》校勘考释方面也颇有成果。

  高亨1933年就写成了《荀子新笺》，当时梁启雄著《荀子柬释》就曾借阅并选录了若干条。后来高氏也有些增补，1957年略予删修，刊登于当年的《山东大学学报》第9期。1961年收入《诸子新笺》一书，箚记共94条。高氏乃训诂名家，在《荀子》字词的校释、训诂上也新见迭出，斩获颇丰。比如其释《劝学》篇“金就砺则利”云：“砺乃厉之俗字。《说文》：‘厉，旱石也。’《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泰山若厉。’集解引应劭曰：‘厉，砥石也。’是厉之本义为磨刀剑之石。‘金就砺’者，谓刀剑之属，就砥石而磨之也。此二句相对成文。绳为正木所用之物，砺为砥金所用之物。砺亦有磨义，但不可以解此文。”（高亨：《诸子新笺》，第141页）这是以本字释后起孳衍字。高氏之说，证据充分，又经长期斟酌，较为审慎，大多能成铁案。如《非相》篇“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句，梁启雄《荀子简释》曾引高氏旧说，云：“善恶当为‘美恶’，字之误也。”（梁启雄：《荀子简释》，第47页）不过，在1961年版《诸子新笺》的《荀子新笺》里，此条就被删去了。这是正确的。先秦文献里大多以“美恶”相对，但也不乏“善恶”相对的例子，如《国语·晋语八》：“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恶人在位，不去亦不祥。”《荀子·强国》：“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性恶》篇善恶相对之处则更突出。包遵信指出：善也有美训。所以，不能因为美恶习见就否定善恶相对。高氏《荀子新笺》删去旧说是高明的。当然，以偏概全，好改原文是清代以来朴学家的通病，高氏也不能尽免。

  金德建的《荀子》研究成果集中在《先秦诸子杂考》（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一书里。该书第二十一章《诸子丛考》有“《荀子·强国篇》有后人窜入”节，第二十二章《诸子丛考续》有“陈仲、史鳅遗说考”节、“《荀子·非十二子篇》与《韩诗外传·非十子节》之比较”节，第二十三章《诸子学丛论》有“《非十二子篇》舜、禹节疏释”节，第二十四章《〈尸子·广泽篇〉零笺》有“《尸子·广泽篇》与《荀子·解蔽篇》宗旨相通”节。第二十六章《〈荀子〉零笺》、第二十七章《〈荀子〉零笺续》、第二十八章《〈荀子〉零笺再续》更是《荀子》的专论，考辨了《荀子·非十二子》、《儒效》、《解蔽》、《不苟》、《天论》、《王霸》、《正论》、《强国》、《君道》、《王制》等篇的诸多问题，颇得学界瞩目。其中有些内容1950年以前就曾发表过，1950年以后在大陆刊物上发表的则似乎只有《〈荀子〉零笺》（《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种。金氏的研究以“辨章学术，考证源流”为主，但也有订正文字者。如其论《荀子·非十二子篇》的“它嚣”即秦相“范雎”形讹之说，很有影响。记得80年代我读研究生时，李德永教授给我们上《荀子》研究课，就曾大加赞赏。当然，这也有大胆假设有余而小心求证不足的嫌疑。

  包遵信是“四人帮”被打倒后重评《荀子》的代表。其在大陆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虽只有《论荀况宇宙观的形而上学特征》（《历史研究》1977年4期）、《读〈荀子〉札记(上) 》（《文史》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12月）、《读〈荀子〉札记(下)》（《文史》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6月）3篇，却很有影响。《读〈荀子〉札记》上、下两篇有校释文184条，发明颇多。后来大陆的《荀子》考释，立说无不以其为基础。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于今人之作绝少收录，除其师高亨《荀子新笺》外，实质上仅取了包遵信《读〈荀子〉札记》一文，可见其份量。对包文的问题，骆瑞鹤、李中生、王天海、李亚明的论作都有一定涉及。不严谨处，笔者偶尔也有见。如开篇第一条批评高亨 “善恶当为‘美恶’，字之误也”说，实即高亨早年旧作，在后来出版的《新笺》里，早已删去。包氏视而不见，当属不妥。

  王天海近年有《〈荀子·劝学篇〉校释订补四则》（《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6期）、《〈荀子·修身篇〉校释订补五则》（《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2期）、《〈荀子·不苟篇〉疑词新证》（《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6期）、《〈荀子·修身篇〉句读新辨二则》（《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3期）、《〈荀子·荣辱篇〉疑词新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4期）、《〈荀子〉校勘注释源流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5期）等一系列力作发表，学风规范，视野开阔，考辨精细而富有创见。《〈荀子〉校勘注释源流考》评论各家《荀子》校勘注释之作，持论公平而独具法眼。论荀学史的专著如马积高的《荀学源流》、江心力的《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与其比较，高下判然。至于非荀学史研究博士生的文献综述在材料的占有和评判上难以与其比肩，就更清楚了。不过，从发表的论文看，王氏的校释考证工作仍集中在《荀子》的头4篇，《非相》以下28篇尚未完成，可谓任重而道远。

  余 论

  总的来说，这50年来大陆尽管出版了40多部《荀子》的注释、注译著作，但仍没有一部能与王先谦《荀子集解》比肩的注本。到现在为止，100多年过去了，王先谦《荀子集解》仍是最好的注本。今天，深入研究《荀子》，我们迫切需要一部全面超过《荀子集解》的《荀子》新注。这部新注，首先需要选好底本，我们无论是选《古逸丛书》本还是南宋浙北刻本，都比所谓“不主一本，择善而从”要好，也比王先谦《荀子集解》选择卢校谢刻本为底本要好。高正、王天海推崇《古逸丛书》本而贬南宋浙北刻本；张觉尽管推崇南宋浙北刻本而贬《古逸丛书》本，但其《荀子译注》仍用《荀子集解》初刻本为底本，这是其《译注》的通俗性所致。笔者认为浙北本虽残缺了10来页，但由于其为“今存《荀子》刻本之最古者”，文字错误较之《古逸丛书》本更少，当为上上之选。其次，广为搜集前贤今人的解释考订成果，既要将《荀子集解》遗漏的前贤之说一一补齐，又要将《荀子集解》以后的今人之说尽可能地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不但要注意专书，更要重视单篇论文；不但要注意汉字文献，也要重视非汉字文献。第三，在广集各家之说的基础上，考据与义理相结合，得出最后的考释意见，力争优胜劣汰，优选出或创造出最佳方案。21世纪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最应该做的就是这一工作。

  作者：清华大学 廖名春 今据原文有删节

  展开

• 认识真正的光刻技术

  作者：橙子 发布时间：2016-07-22 16:37:54

  光刻一直是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中极其重要的一步，是保证微电子产业按照摩尔定律的驱动继续发展的关键。

  但真正的光刻技术不只有曾经在半导体制造技术课堂上面学到的掩膜、投影、曝光等步骤，当我对光刻技术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之后，我才发现实际的光刻工艺需要考虑的更多更复杂，然而国内市面上并没有一本图书可以将这些全部介绍，直至韦亚一老师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先进光刻理论与应用》问世。

  我目前正在阅读这本书，该书结合了很多国内外的先进研究，将光刻这门专而精的边缘化技术，从工艺、设备、材料到光刻优化和先进光刻技术都一一具体介绍，对于从事光刻研究的学生和技术人员是很好的技术参考书，也有助于国内微电子领域人员增进对光刻技术的了解和认知，推荐阅读。

  展开

• 晚清帝国政界往事

  作者：思考的猫 发布时间：2017-06-03 21:42:20

  高阳的《慈禧全传》从篇幅上是一套令人容易生畏的作品，早已听说这套作品大名，但是一看厚厚几大本，也不明白，慈禧这一生虽然经历多，又够精彩，但是咋能写出这么多笔墨。但是慢慢读起，才感到这是一套妙趣横生的有趣“传记”，是的，它名为慈禧的个人传记，事实上却是一出晚清历史人物的群像。事实上，历史名人从来不是孤立的立足于历史长河中，围绕一个人物，是一个时代各类人物和利益的互动，他们互相影响牵制，一同塑造了这个时代，而《慈禧全传》的写法正是这样，又这个时代最有争议，却又处于舞台中心的慈禧切入，洋洋洒洒的汇出一幅虽然局部却可以放大全局的历史画卷。

  

  本书的写法，我称之为极具带入感的“近身上帝视角”，什么意思，其实写历史传记大都是作者以上帝视角，俯看一个历史人物的一生。但是，有的写法讲求站的更高，全面介绍历史背景，聚焦传主时，也是保持距离，深度刻画他在诸多历史事件中的行为，涉及细节的他的话常常要加上“据XX记载”，“据当时他身边的XXX回忆”，提及其内心可能的想法，也要用上“或许”，“恐怕”。但是《慈禧全传》不是，高阳就如穿越到当时，时刻盘旋于慈禧等当时晚清人物头顶的苍蝇（恕我对高阳先生不敬了），人物对话他都“听的”清清楚楚，娓娓道来，思想活动也是人物类第一人称的阐释。这种“传记”，我们常常称之为“历史小说”，但是高阳却让让这套作品的史书味道并未减弱太多。

  作为一部晚清人物群像历史小说，这本书的结构很有意思，核心依然围绕慈禧，围绕紫禁城，所以尽管出场人物众多，但是除了开场的热河，大部分的空间都在北京展开，他不会因为涉及曾国藩，就一路把“镜头”跟着曾国藩一直到南方去，高阳的度把握的很好，毕竟他写的不是晚清全史，更像一部“晚清京城政界往事”。但是，围绕核心事件，空间上也不时走远些，比如安德海出行被灭的过程，毕竟，这是一出本身极其精彩的权谋演出，也深刻体现着当时的利益格局，自然要有个完整的呈现。而在京城，围绕一些事件，慈禧也甚至会长时间“退场”，你就看到几个人物在其中对话折腾，慈禧倒是成了配角，但是很快，大戏又会回到慈禧这里，这部小说真可谓一出戏中戏，但是大戏依然是慈禧的故事。这样的结构就让整部小说妙趣横生，读着不累，一出出或者残酷，或者滑稽，或者悲哀，或者无奈的故事都坚持呈现，高潮不断。甚至，对于一些“野史”的如慈安太后被“毒死”的历史说法，高阳也很巧妙的融于故事中，不是那么确定，又留有些空间让你遐想。

  在中国历史上，慈禧是个争议很大的人，而《慈禧全传》有趣在于它很详实的展现了那个时代围绕慈禧的人物众生相，也包括慈禧的一言一行，但是并没有“态度”，在这个提倡“有态度”的时代，再看这样的写法有些特别。但是正如很多媒体的态度在于给予了评论者开阔的发言空间，正所谓态度是“盖楼”盖出来的，而《慈禧全传》正是这样，它多维度的体现了晚清的格局，以及慈禧的面目，给予的是读者充分的解读空间，形成自己的态度。我认识慈禧，还是中国人认识历史的老一套路径，“否定之否定”，教育中，中国落后挨打都是腐朽的清王朝的事儿，那你慈禧作为实际首脑，算是什么东西这还用多说？接着，更多关于慈禧的解读让人也看到，这是一个狠角色，有她的手段，有她的心计，有她的谋略，支撑着大清大厦将倾的局面。最终，我对慈禧的态度是，这是一个勉力为之的政治中心人物，她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极度以个人为中心，但是又无力把这种努力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统一起来，在国内政治上，她驾轻就熟，可以轻松应对，搞定各方势力，但是面对大潮流，她又左顾右盼，犹犹豫豫，而一切还是回到保证个人绝对安全出发点。

  

  庚子之变可谓本书最精彩，又最令人唏嘘的篇章，而慈禧的手段和局限性也在这起事件中充分体现。如今再看庚子之变，可谓一场本可避免的民族悲剧，而慈禧内心中的不安全感也在这起事件中充分暴露，在她的政治布局中，自身的安全总是第一位的，但是她毕竟不是皇帝，这又造成了皇权体制下的一种悖论。而在全球大变局的冲击下，她为了维持这种安全体系，一次又一次拿小到皇权体系，大到国家命运作为成本，甚至如庚子之变中把一个国家赌上去，从这个角度上看，她是一个自私之人，这是她的权谋和手段无法掩盖的历史负价值。事实上，一套《慈禧全传》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致力于维稳的老佛爷，她实际上对外来新奇事物也颇有兴趣，接受度远比她表面上的保守姿态要大，但是也仅仅停留在一种“术”的程度，但是当一切偏离稳定，她又会毫不犹豫出手回到过去。然而，回得去吗？哪怕慈禧，在困境之中，面对“东南自保”也无可奈何，她看似支撑一个倒塌帝国的一肚子苦衷，事实上也不过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强烈自我保护下对外封闭，对变化抗拒的借口而已。

  《慈禧全传》，一套精彩的传记，或者说历史小说，很多篇章，里面传主之外的人物故事更加精彩。这些人物，这些故事一起形成了晚清群戏，你可以看到权谋，你可以看到为人处世之道，你更可以看到太多令人唏嘘的历史片段和不得已的个人悲剧。了解晚清历史，这套并非严谨史书姿态的作品倒是以“无态度”的姿态，给了我们更独特的角度时而俯视，时而近身的回到现场，形成态度。

  原文地址

  欢迎关注公众号：关于电影两三事，（ID：aboutfilms）

  展开

• 一种与众不同的钢琴书

  作者：kk爱读书 发布时间：2022-08-30 13:18:09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