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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丛书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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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深谙《周易》并有独见的人

  作者：自然减压冥想 发布时间：2021-09-20 15:22:04

  “圣人” 孔子五十岁以后，他当了鲁国的太宰，开始接触到被视为国家最高机密的《周易》，从此对《周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爱不释手，须臾不离，“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读《易》韦编三绝”。他感叹地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对《周易》给以充分肯定，并大加赞扬。《系辞》中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己者也。”指出《易》不仅包括宇宙变化之规律，也包括社会发展，创造事业的道理。他对《周易》的独到理解，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深谙《周易》并有独到见解的人。

  孔子专门著述“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等文字即《易传》，对《周易》进行历史性的解释，成为对《周易》最权威最经典的解释，成为学《易》必读之作，因而《易经》，成为五经之首。孔子书《易传》，对《周易》的解释，使只有五千余字卜筮性的《易经》转化为哲学著作，使之发生了质的升华。孔子释《周易》之前，人们都以为《周易》为卜筮之书。文王演《易》把它视为卜筮之书。所以卦爻辞中多以吉、凶、悔、吝来判断卦的好坏。孔子以《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七篇来解释《周易》，范围囊括天、地、人，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显示我国古代光辉的科学智慧和深刻的人文思想。它的取象比类，阴阳对称，刚柔调和的整体思维，强调序列，注重节律的象数思维，表现了我国独特的思维特点。它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发展观；万物变化日新，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思想；仰观俯察，穷理尽性的认识原则；人能“赞天地之化育”的主体能动性思想等，成为我国古代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

  孔子在《易传》中指出，卜筮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其内容则是以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我们应当看到卜筮形式之下的真实内容。又对蓍、卦、爻、辞作了精辟的哲学分析，来阐述《周易》中的哲学思想。比如在卦爻辞的解释中特别重视“时”和“中”的作用。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时效性，先时或后时，都会造成失误。《系辞》中每句话都表现哲学的色彩，比如“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等，就连《序卦》的六十四卦排列，也表现其必然性。《易》从伏羲画八卦始，文王演《易》使之成为《易经》，但是不被人们理解，又经孔子释《易》撰《易传》，才被人们接受。《易传》成为学《周易》的必备之书，只有通过《易传》的解释，人们才能弄明白《易经》的真谛。所以说《易经》成书“世经三古，人经三圣”。“三古”即伏羲远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近古。“三圣”即圣人伏羲，圣人文王，圣人孔子。孔了释《周易》，点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火炬，使《易经》的光辉穿透历史尘埃，照亮了现在以及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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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传全译

  作者：登录银庄 发布时间：2012-03-26 10:22:53

  易传全译这里还能找到这本书.是比较权威的学易入门书.值得期待的书.比较有收藏价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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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中，评价

  作者：休息喝杯茶 发布时间：2024-03-11 13:05:01

  内容比较空泛，算是把百度上面的一些理论搬来罗列，书不出名，算是借书名擦边赚钱，书是从番茄读书上1分钱买的

  把书看一遍，算是再次记忆一下理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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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之石，可以攻“砚”：读高彦颐《砚史》

  作者：鵬鵬 James 发布时间：2022-05-07 12:06:29

  这篇文章结合英文原著及中译本，向读者介绍《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以下简称“高氏《砚史》”）的研究主旨与分章内容。[1] 作者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现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历史系。若对比其早期著作，会发现本书更像是这一位资深学者的转型之作。她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与《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中，结合社会史和性别史方法，通过细读文本，从女性的主体性出发，修正“五四”妇女史观对旧中国女性受压迫的脸谱化论述。[2]

  近十多年来，作者的研究对象从女性的艺文才情与身体，转向女性匠人及其手艺，并曾在哥大开设“中国视觉和物质文化”（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China）研究生课程（p. ix）。她一开始关注文人鉴赏文本，晚明至近代的苏绣、顾绣女红，研究对象与材料各不相同，对书写与性别的学术关怀仍一脉相承。[3] 因此，高氏《砚史》可以视作是其个人研究从文本转移至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阶段性总结。[4]

  诚如“致谢”和“导言”所说，正是本书的主人公，女琢砚家顾二娘独特而非凡的艺业，引发作者的兴趣去研究这门工艺，耗费多年才完成此书

  （p. ix、p. 5）。

  中国文人的书画创作一向是艺术史的关注焦点，但与这类文艺活动息息相关的物质性工具与媒介（笔、墨、纸、砚等），却长期游离在学界视野之外。高氏《砚史》作为首部以文房砚台为研究对象的英文专著，将焦点放在康熙中期至雍正年间（1680年代至1735年），对象单一却主旨宏大。如书中导言所强调，

  砚台除去研墨的基本功能外，兼具多重角色——父子、男性友人赠礼，用于题咏刻铭、家藏之物。通过鉴藏、题咏与书写，砚台被赋予“斯文”之意义，化作古代读书人的男性精英主体的物质象征。

  砚台的使用对象决定了它代表士人精英文化的象征，但其制作者，即工匠（craftsmen）或手工艺者（artisans），总是旁落于文字书写。作者基于《孟子》中的“四民”（士、农、工、商）社会格局，指出儒家传统千百年来贬低工匠的根深蒂固之观念，是工匠长期在文献记载中缺席的主因，很大程度上阻碍后人对该群体开展研究，希望藉此修正儒家传统“重道轻器”的刻板印象（p. 5）。基于上述动机，本书结合传世藏品和文献史料，探索处于不断革新的清初制砚业，并以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作为核心个案，一窥当时的琢砚工艺与鉴藏市场的状况。

  本书除了导言与结语，共分五章。第一章“紫禁城造办处：皇帝、包衣、匠役”（The Palace Workshop: The Emperor and His Servants）运用宫廷造办处活计档案，重构康熙、雍正二朝造办处砚作及其匠人活动。作者特别强调，康熙（1662—1722在位）、雍正（1723—1735在位）皇帝在内务府架构内设立、改造养心殿造办处，开创异于前代的物质文化，宣示满族统治文化。满清“物质帝国”（material empire）具有唯物主义（materialist）的统治风格，为宫廷和地方之间的工艺和物质性互动奠定基础。松花石砚则是反映清初帝王吸收汉人精英文化和话语的一个典型。康熙帝在1681年平定三藩后，治国方略由武力征战转向文治，随后他在祭告祖陵期间在满洲地区“发现”松花石，将其塑造成新式砚材。松花石砚在康熙朝大量用于赏赐内阁翰林官员，在雍、乾二朝持续生产，成为一项具有满清特色的工艺遗产。

  作者使用“技术官僚文化”（Technocratic culture）一词，来形容内务府的包衣群体身上有别于常规行政文官的特质。[5] 管辖造办处的内务府作为皇帝的“私人衙门”，行政和财政分支繁多，而深受满人皇帝信赖的包衣，是该庞大的官僚机器的运作主体。作者指出，这些皇家（上三旗）包衣是皇帝的家仆，享有制度性权势，不同程度地去推动清代内廷的各项技术研发和工艺造作。本章引举了活跃于康熙朝的汉军旗人刘源，以他设计图样的龙德墨、龙光砚为范例，强调民间的艺匠对宫廷工艺的积极影响。清初，顺治帝废除匠户制度，从民间召募匠役在雍正朝成为惯例，为皇帝组织多种材质构建“内廷恭造之式”奠定基础。砚作方面，雍正帝承接康熙传统，重视松花石砚；雍正朝一大特点，就是皇帝更重视包装，经常将匣盒与砚作统一设计。

  唐代，广东肇庆的端石作为一种理想砚材已闻名全国。明代以降，肇庆城外的黄岗村民便以端石开采、加工为生计支柱。在第二章“肇庆黄岗村：砚工”（Yellow Hill Villages: The Stonecutters），作者结合实地考察和文献解读，分别讨论开采端石的端州（今属肇庆）砚工和两类士人掌握的端石知识和主体塑造。作者归纳两类士人的不同写作动机和方式，解读颇为新颖。第一，以北宋苏易简（958—996）的《文房四谱》、米芾的（1051—1107）《砚史》为例子，介绍宋代赏砚文本的鼻祖，以及外省或中州士大夫的视角。《文房四谱》的体例从属笔记传统，作者苏易简未曾亲自前往端州实地考察，故收录的内容杂陈，缺乏系统性。作者认为米芾采取有别于前人的书写策略，强调“眼见为实”，如他自称“余所品谓目击自收经用者，闻虽多，不录以传疑”（p. 64）。[6] 第二，则是肇庆本土专家的书写，以何传瑶（活跃于1820—1830）的《宝砚堂砚辨》为中心。该书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为端州砚坑制定新的品第和分类体系。

  第二章试图论证，砚工经亲身实践而积累的地方性知识，是通过师徒之间世代相传，虽然与两类士人诉诸文字的知识表达方式差异很大，但同等重要。作者指出米芾和何传瑶这两类品鉴端坑、端砚的权威专家，各自掌握着书写的话语权；相较之下，那些冒着巨大风险而下坑采石的砚工虽掌握最核心的地方性知识，并为士人提供一手资料，因自身无书写能力而被历史遗忘。

  第三章“苏州：女工匠”（Suzhou: The Craft (wo) man），旨在重建顾二娘生平及其顾客群体。根据时人记载，顾家铺位于苏州阊门附近的专诸巷，主要由三代人经营：父亲顾德麟，儿子顾启明；这二位男性离世之后，遂由启明的妻子二娘（原姓邹）掌舵，并过继侄子顾公望，授以家传。作者搜集、重构顾二娘的生平耗费许多功夫，但成效有限。因此，福州士人的砚铭集《砚史》及私人文集，成为重组顾氏治砚及其消费网络的核心资料。砚铭是砚主用于题咏砚台的一类诗文体裁，用刀镌刻于砚台的背面、侧壁。铭文（包括实物、文集、拓片形式）常反映该砚的形制、纹饰题材、制作递藏等信息，功能犹如书画作品的题跋。

  其他文献则鲜有顾氏的生平记载。敕制《古今图书集成》和官修《江南通志》描述顾家治砚时，偏重顾家父子一脉，身为女性的顾二娘的地位难以彰显。作者指出，不同于苏州时人黄中坚（1648—1717后）和朱象贤，福州士人大多是顾二娘的忠实主顾，不仅与二娘有私交关系，并且看重其过人技艺，对她的记载也更详实可信。作者将林家《砚史》收录的明确出自顾二娘之手的砚，与传世实物比对，发现两个样本群之间难以匹配，表明带顾氏制作名款的传世品暂时很难客观地定真赝。

  第四章“从苏州至全国：顾二娘的超品牌”（Beyond Suzhou: Gu Erniang the Super-Brand）承接前章，结合传世实物和图像，分析传顾二娘制的砚样及其工艺特征。作者受到语义学的“超符号”（super-sign）概念的启发，发明出“超品牌”（super-brand）一词，来形容顾二娘在18世纪的名牌效应。[7] 作者解释说，超品牌不仅是指一种超级名牌，更是“异质文化间产生的意义链”（hetero-cultural signifying chain），横跨两个或更多媒材和地域的语义场（p. 123）。换句话说，顾二娘在清代市场上产生名牌效应，随后出现了多种跨地域、跨媒介的风格变体。她的作品经后人不断仿制，“原样”已经难以还原。作者在本章明确地指出，与其徒劳地寻找顾氏砚的“真迹”，倒不如转换角度，回答由此产生的新问题：这些砚若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如何解释它们在样式与品质上的巨大差异呢？

  由此出发，第四章重点分析传顾二娘创造的几种砚样：杏花春燕图、凤砚、竹节砚。清人仿制是通过砚样、款识、铭文三种形式，将产品归入顾氏名下，以此提高身价。一些仿作除了加“顾二娘制”款，更会镌刻福州士人收藏的顾氏砚的砚铭。在仿制者未见过顾氏真迹的前提下，样式和铭款就会以讹传讹，不断衍变出新版本。

  另外，本章通过将顾氏砚与男制砚家谢汝奇的云月砚、王岫君的山水砚作比较，大致归纳苏州、福州、广东制砚的地域风格和工艺手法。作者认为苏州砚流行用减地压印技法制造出如画效果，可能受苏绣、顾绣的针法表现影响；福州砚常见的镂空、高浮雕手法，则深受当地雕寿山石印的传统影响；广东砚工则融会贯通，发展出兼具宫廷与江南特色的制砚风格。 文人话语对文房用具的研究影响甚深，而作者从实物出发的跨媒材比较，有助规避文字偏见。

  第五章“福州：藏砚家”（Fuzhou: The Collectors）承接第三章，以林家《砚史》为核心资料，详细分析顾氏福州主顾的收藏活动和社交圈。作者将《砚史》的贡献者分为三个梯次，核心成员包括林佶（1660—约1725）、余甸（1655—1733）、黄任（1683—1768）等，次级成员由前者的亲属、友人组成，而边缘成员是曾为《砚史》撰写题跋的各式人等。《砚史》是收录诸家私藏的砚铭集，呈现他们的砚藏规模和“石交”情谊。作者认为米芾、何薳（1077—1145）在内的宋人，虽已形成零散的私人砚藏，但彼时市场未成体系，砚台尚未转化成一种商品。直到清初，当代砚才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收藏门类，这不仅需要孕育成熟的消费市场去配合，更与制砚的工艺革新相互呼应。

  作者在结语中

  提炼全书主旨，指出清初工匠和士人的身份认同已模糊并产生交叠

  。其中，福州藏砚家代表了清初“工匠型学者”（scholar-artisan）新士人团体：他们关注工艺知识，对匠人持有敬意，除工于书法，亦会亲自动手勒石、篆刻，收藏金石碑拓等古物。作者认为，“工匠型学者”与画家金农（1687—1763）、高凤翰（1683—1749）代表的“学者型艺匠”（artisan-scholar）之间，两者差异在于福州士人并未放弃科举仕途与儒学，而金、高二人不仅无科举履历，更缺乏经营士人身份所需的社会身段、姿态（social posturing）与经济条件（pp. 199-200）。最后，作者以“文匠”（craft of wen）精神来形容福州士人身上展现的新学之风，更大胆猜想他们可能代表了乾嘉时期考据学思潮的一股先声潜流，或者对后者有一定推动作用。

  高氏《砚史》的方法具有跨领域、多学科的特点，结合器物的制作技法与视觉分析，以及田野调查访谈和文献解读。作者多次前往北京、台北、天津、广东等地的公私收藏机构，亲自目验或上手逾百方砚台，对作品的真伪鉴定，及其形制、纹理的翔实描述，基本令人信服。

  其次，本书亦不难见作者从工匠的主体出发，兼顾多方视角的用意。根据作者亲述，她曾在广东肇庆、福州、北京等地展开田野调查，更与当代制砚手工艺者、收藏家进行深入访谈。据实地调查发现，迟至晚明，肇庆黄岗的许多家庭将雕琢、打磨石砚的精细活交给妻女，而开采和切割原石、制盒、销售或批发业务则留给男性，形成独特的垂直整合家庭式产业（p. 49）。但是，全书着重于描述男性石工的开采、前期加工环节，及其锻造工具、探矿、采石与维料制璞的知识，[8] 鲜有提及女砚工（详见第二章）。

  我们或不禁会问，肇庆女砚工的产品在清代制砚市场处于什么地位？她们的技艺与经营手法与苏州顾二娘是否有可比性，又可否与后者互补呢？

  这些问题都有待作者或其他学者在未来作出回应。

  文献史料方面，全书运用的材料分三类：第一，《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清档》，采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本、朱家溍选辑本相互对照。[9] 第二，福州藏砚家核心成员的《砚史》，藉此重构顾二娘作品与闽中士人圈的交际网。[10] 第三，两宋和清代的鉴赏品砚文本，例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米芾的《砚史》、何传瑶的《宝砚堂砚辨》。作者不轻信文献的谨慎态度，连同版本整理和细读文本的扎实功底，在此有着充分体现。作者针对稀见的林家《砚史》，在附录中整理出版本关系，在引注明示多种钞本在引言、后跋、诗文的增删和异同之处，根据多人题跋建构出整个闽中士人圈与全国各式人等的交际网（见附录3、4），便于读者理解和进一步利用，用力颇深。

  值得一提的是，高氏《砚史》英文版遗留的一些文字讹误，在中译本已得到校正。

  但毋庸讳言，作者为古人旧物著书立言，得失均在所难免。作者在实物和文献两方面，均面对资料不足的挑战，其中缺乏顾氏砚真迹去重组其风格，最为遗憾。书中一些观点，包括顾氏父子和顾二娘的生平、作坊运作等细节，由于史料零散阙如，也难做进一步补充验证。然而，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研究困境，不恰好印证了工匠在古代中国地位普遍偏低，长期缺乏社会关注和文字书写的现象吗！在此主题下，李安敦（Anthony Barbieri-Low）针对秦汉中国工匠的专书算是一个特例，后来更凭其别开生面而获得汉学界“列文森奖”。[11] 多数学者将焦点放在资料更丰富的明清宫廷与地方的男性名工。[12] 本书讨论一位女性（顾二娘）如何从男性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为备受追捧的名工，作者显然希望藉由女性制作与男性消费的独特互动，能够提供一种新角度。

  本书的学术价值，应透过物质文化研究作进一步观察。过去三十年，物质文化研究作为交叉学科（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等）衍生的分支领域，注重“透物见人”。作者借用Igor Kopytoff（1930—2013）物的商品化理论框架，去重组砚台历经制作、消费、收藏、修复再至佚失的一系列生命历程，展现它由单一功能（文房用具）转变为多重意涵（士人象征）的过程。[13] 学界对晚明和盛清的艺术史、文化史研究已汗牛充栋，清前期因明清鼎革，相对乏善可陈，本书也有助于填补该缺环。[14]

  全书呈现不同地区的多组个案，看似零散，实则由宏观至局部，结合层层递进之叙事，勾勒出一小片与众不同的社会网络。透过作者抽丝剥茧式的叙述，石砚的物质生命与各式小人物产生纠葛，折射出他们的一段生命史。

  书中就不乏这类“物”与“人”相交织的故事，如福州藏砚家们从童年就培养出深厚的“总角石交”情谊，以及黄任通过题咏亡妻旧藏的“生春红”砚来回顾夫妻间的点滴往事（详见第五章）。另一方面，作者也不忘提醒我们，顾二娘品牌神话在后世的形成，包括由袁枚（1716—1797）讹传出“顾氏小脚”能试砚石之优劣的荒诞轶闻（pp. 144-147），包裹着清人对女性的身体想象和形象塑造。这种刻板印象除了发生在顾二娘身上之外，也是当今后工业化社会的消费文化的共通现象。因此，本书所展示的“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去管窥物质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古今之变。

  作者引用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明清时期“理学向朴学”转型的思想史背景，将18世纪考据学思潮视为米芾《砚史》的“实事求是”客观性的一种延伸。[15] 在这一点上，米芾《砚史》这部小书在北宋时期的代表性与影响力恐怕被夸大了，而作者也未将米芾《砚史》与同期涌现的其他金石谱录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在著录藏品的态度、方法的异同。无论是在北宋还是清代，关注古器物学、金石学的两次思潮背后，一定程度上都掺杂政治因素。宋徽宗（1100—1126在位）与在朝士大夫，以及乾嘉时期的阮元（1764—1849）、翁方纲（1733—1818）都利用政治资本扮演过重要推手。[16] 单凭一项个案研究，显然不足以回应如此宏大的思想史命题。不过，有别于学界对乾嘉时期的金石学运动，偏重社会上层精英为主体的“由上至下”的角度，作者藉由物质文化研究，尝试提供另一种“由下至上”的观察角度。这是否能够为重探乾嘉学术思潮的庞杂源流提供新的启示？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1] 主体内容曾发表在《新史学》（台北），29卷3期（2018年9月），页249—260。在旧文基础上作增刪修订。中译本简称“高氏《砚史》”，以便读者与米芾《砚史》、林家《砚史》相互区别。

  [2]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中译本参见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高彦颐著，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新北：左岸文化，2007）。

  [3] Dorothy Ko, “Between the Boudoir and the Global Market: Shen Shou, Embroidery and Modern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Jennifer Purtle and Hans Bjarne Thomsen eds.,

  Looking Modern: East Asian Visual Culture from Treaty Ports to World War II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s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 Media Resources, 2009), pp. 38-61; “Epilogue: Textiles, Technology, and Gender in China,”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6 (2012), pp. 167-176; “R. H. Van Gulik, Mi Fu, and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Art,”，《汉学研究》，30卷2期（2012），页265—296。

  [4] 详见高彦颐，《走出文本，转向品物：谈一个妇女性别史研究的新方向》，《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8期（2016年12月），“专号导论”。

  [5] 作者使用该词，受陈恺俊研究包衣唐英的博士论文启发。参见Kaijun Chen, “The Rise of Technocratic Culture in High-Qi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Bondservant (Booi) Tang Ying (1682-1756)”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4).

  [6] 米芾，《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7。

  [7] 高氏引用前人研究，解释“超符号”是指甲方语言经翻译成为乙方语言的表述方式。它不是指个别词语，而是翻译在异质文化所引发的意义链。参见Lydia H. Liu, Rebecca E. 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13.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13. David Turnbull, “Travelling Knowledge: Narratives, Assemblage, and Encounters,” in Marie-Noëlle Bourguet, Christian Licoppe, and H. Otto Sibum eds.,

  Instruments, Travel and Science: Itineraries of Precision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275.

  [8] 采石工从端坑矿洞中采凿出的原石，称之为“石料”，需要经过维料师傅的加工，结合熟练经验，透过观察石料表面的纹理走向，确定其质量及石品花纹，再用锤和凿子将可利用的“璞”从不可利用的废石中剖离出来。剩下的璞料才是用于琢砚的原料。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朱家溍，《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1辑·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10] 福州藏砚家圈子核心成员的砚铭集《砚史》，由林涪云为首的林氏族人编辑，传世有多种稿本，至民国才刊刻出版。作者全书主要引用两种：首都图书馆藏清钞本（本书引作“首图本”）年代最早，上海图书馆藏乾隆钞本（本书引作“长林山庄本”）次之。该文本组织和版本分析，详见本书的附录4。

  [11] Anthony Barbieri-Low,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12] 例见嵇若昕，《清初嘉定竹人吴之璠及其作品研究》，《故宫学术季刊》，8卷3期（1991），页59—104；《从嘉定朱氏论明末清初工匠地位之提升》，《故宫学术季刊》，9卷3期（1992），页19—44；《十八世纪宫廷牙匠及其作品研究》，《故宫学术季刊》，23卷1期（2005年秋），页467—530；《从〈活计档〉看雍乾两朝的内廷器物艺术顾问》，《东吴历史学报》，第16期（2006年12月），页53—105；《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南匠薪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载陈捷先、成崇德、李纪祥编，《清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页519—575。

  [13] 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4-91.

  [14] 晚明时期的物质文化研究，例见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icture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Reaktion, 1997);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 1368-1644 (London: Reaktion, 2007). 乾隆朝为代表的盛清研究趋势及其转变，参见Evelyn S. Rawski, “Re-imaging the Ch’ien-lung Emperor: A Survey of Recent Scholarship,”《故宫学术季刊》，21卷1期（2003年秋），页1—30。

  [15]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16] 学者指出讨论宋古器物学的兴起及宋仿古铜器，是士大夫与朝廷相互激荡下，为“再现三代”（夏、商、周）所作的复古运动的物质表现及学术成果。参见陈芳妹，《追三代于鼎彝之间——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23卷1期（2005年秋），页267—332；《青铜器与宋代文化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Peter N. Miller and Francois Louis, eds.,

  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Europe and China, 1500-180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 Media Resource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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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作者：小莫叶 发布时间：2019-08-09 20:47:40

  

  狮野寻踪是我一天看完的书，并不是说这本书很好读，容易读完，它的信息量极大。但是它有一种魔力，让你一打开就想读完再合上。

  关注青山老师有一年半时间了，不论在微博还是朋友圈，很多他爱的动物们，他的理念，都感觉已经了解了。但是这本书却展开了另一个世界，那个在微博上没有展现的世界，好像一块失掉的拼图，有了它，整个画面就完整了。

  尤其是启程的那一章，我相信不是青山老师的挚友，都不会太了解那些最初的故事。青山老师的那10年是充满巧合的，没有注定，没有规划，在一条路好像走到尽头时，在无数个犹豫纠结之后，一个路口出现了，他只是努力伸手把握住了那一个机遇，一步步走下去。他的生活并不是充满理想，然后被提携、遇贵人、顺理成章的辉煌史。而是充满了血和泪，彷徨和坚韧，坎坷和磨难的辛酸历程。

  他用一种诙谐的方式调侃着自己的人生，那些极度简陋贫乏的生活环境，那些河里、营地的生死瞬间，都被幽默地阐述着，好似一笔带过，但是那些画面却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艰难和险恶是我无法想象的，我不知道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坚持下去，又需要多大的胸怀才能微笑着回头看。

  这本书里除了有青山老师深爱的动物们，它们的故事，还有对于一些特殊人群的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在国家公园工作的工作人员们，和那些巡逻员、反盗猎人员们。通过他的书，让我们了解了，那些人的心声，那些人不是高高在上，远在天边，而是和我们任何人一样的普通，但是他们却做着那么艰难、辛苦的工作，薪水微薄，而那些反盗猎人员更甚，他们不仅冒着生命危险，还要忍受着长时间的孤独和极端贫乏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深深地震撼了我。

  最后我想说的是，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个人的成长，曲折的、迂回的成长，那一个个的转变清清楚楚，情有可原。从迷茫到坚定，从抑郁到享受，从技术到情感，青山老师遇到的每一个障碍都不轻松，每一个新挑战都看似难以攀登，他不是英雄，没有豪言壮语，其实他只是没有选择放弃，没有离开，他一直在那里，付出了无数代价后，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工作，甚至变成了自己的全部人生。他从追求摄影技术，变成用照片、视频和文字去记录动物们的情感和故事，他从看动物，变成参与动物救助，并且把野生动物的世界展现给更多人。在不断地阅读历史人文书籍和宋词中，他的精神不断升华，他沉浸和吸收着非洲的力量，他迷恋和学习着每一种动物的精神，学会享受寂寞，学会原谅背叛。他的步伐不会停止，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成长，为这个世界留下他的痕迹，为他爱的动物和关注的人写下真实的一笔。

  希望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也能够感同身受，透过它，了解一个人，窥探一下他眼里这篇神奇的土地，和这些神奇的生灵。

  “ 不管外界风云变幻，也要遵从内心最真实的呼唤，勇敢去面对一切苦痛。爱一个人就真诚地热烈地去爱，做一件事就全身心的投入，即使没有什么回报，没有什么地位，没有多少金钱，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找到吾心安处。 ” ——非洲的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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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一笑，人生没有什么大不了

  作者：丢失的可爱兔 发布时间：2022-03-15 11:11:34

  莫迪洛：我需要发明一种幽默，不需文字和翻译，让全世界一看就懂！

  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便开启了一趟充满了未知的旅程，在这趟旅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人生，都尤为可知，我们唯一知道的便是从第一声啼哭声响起，我们将面对是人生中的各种开心与不开心的事。

  

  每当我们拿起阿根廷漫画家莫迪洛的漫画书却总能让你在孤独、失落时会心一笑，遇见人生中那些值得开心的事。作为莫迪洛神奇的纸上脱口秀，无字漫画书《我喜欢你笑起来》能让你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发现世界的闪光点，在会心一笑间，想起令人开心的瞬间。

  20世纪全球最伟大的漫画家莫迪洛被誉为欢笑与幻想之王，他的作品曾在8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被阿根廷奉为国宝级漫画家，他笔下的漫画人物生动有趣，色彩艳丽，极具幻想，在他所营造的漫画场景中，总能让人感受到世界的不同，体会到人生的乐趣。

  

  莫迪洛60年创作生涯代表作《我喜欢你笑起来》三册漫画套书没有一个字，却如同逗趣的笑语、可爱的事物让你一看就笑。为了俯视下方而弯曲的大厦，在人类面部最高的器官——鼻子上眺望，像棉花糖一样的云朵，藏在时钟后的惊喜······每一幅画都是人生中的一次眺望，每一个场景都是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只要你笑一笑，其实人生没有什么大不了。

  人人都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每个人都会遇到糟心时刻，只要你翻开这套画册，那些奇思秒想的漫画总有一幅能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低谷的瞬间，也总有一幅画能让你翻开就笑，忘却曾经不开心的时刻。

  

  莫迪洛将人生画进无字漫画书，每一幅画代表着一种情感，一种心情，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友情、关于生活、关于工作，关于一切的一切都将在这套画册中展现。天黑了，我为你摘下月亮；寂寞了，我为你弹奏一曲；寒冷时，我为你做下心型冰雕······只要能让你笑一笑，我会向你证明人生没有什么大不了。

  童话梦想般的主色调让这套画册充满了浪漫与智慧，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不妨翻开它，这些让你眼前一亮的漫画总有一幅能治愈你的内心，让你重拾生活的希望。数十幅漫画有着无限的想象，每一种诠释都将是对这幅画的一种认知，就像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那样，每个人get到的笑点不同，所体会到的感受亦不相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你孤独、失落、疲惫、焦虑的时候，总能在画中找到快乐；当你不想上班、期待浪漫、想要表白时，总能在画中找到灵感。不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快乐并不奢侈，翻书一秒即达！

  这是一套有着神奇魔力的画册，每个人都能从漫画中找到会心一笑的那一幅画，无论你的生活有多么的一地鸡毛，这套画册都能让你在忙碌了一天的疲惫中获得轻松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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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出海太远罢了

  作者：滈池 发布时间：2011-02-27 09:40:42

  这世界仿佛巨大的海洋。它似乎与你亲密无间，又迅即离你而去。我们身处于无比复杂的种种琐事之中，从生到死，面临的是一样的难题：人从来无法摆布自己的命运。就像老人的船，无助地随大鱼漂流，离那温暖的港湾，越来越远。我们可以选择放弃，也可以在真实的血中与伤中，背上沉重的钓索。我们如果足够勇敢，就要与这痛苦作战，不对它让出一步。仿佛老人孤独地揉搓自己痉挛的左手，坐在船头，看天上璀璨的繁星。

  钓鱼不成，反被巨大的猎物拖着驶去远方，我们最终将被挫败，因为无人能抵抗衰老。无人不会死亡。老人住在海边，他于某一个清晨出海，经过四天四夜的拼搏，终于猎到巨大的鱼。他以顽强的征服者的姿态，勇猛地杀死巨鱼，内心却怜悯它。他发现，鱼与他其实是相似的，他们一同浮游于无际的世界，为自己的生命奋斗。最后他带着大鱼的尸体返航，一路上他试图与它交谈。最后大鱼被路遇的鲨鱼吃光，只剩巨大雄壮的骨架，他累到在自己的小屋中，外面是渔人们惊叹的目光……

  ——是什么打败了你？他问他自己道。

  ——什么都不是，我出海太远罢了。

  海明威的小说里充满了生命的孤独感。老人仿佛是他的化身，要强，处处想着证明自己。他们会为了一条大鱼，孤军深入、不要性命。他们又清醒地懂得战胜命运的不可能。世界用它的鱼饵引诱了他们，把他们拖离陆地。最终它又收回这馈赠，似一个无情的嘲讽。为什么要如此冒险？只是，不愿屈服于这条鱼，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屈服。对于老人，这是存在的底线。于是他执拗地与必败的命运抗争，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

  我们终将被世界深深地伤害，它如此强大，创造了我们又毁灭我们。我们如同蝼蚁，听任它残忍的摆弄，无论反抗与否，结果早已成为定局。我们之所以没有绝望，因为老人曾说，绝望是一种可耻的情绪。是的，只要失败还没有到来，我们就要勇敢地作战，因为屈服于情绪和命运，都是可耻的。在死去之前，我们要活得像一个人。只有如此，我们才有资格与世界对话，思考它出的谜题，最终高高兴兴地死在它的火焰里。

  世界本来是这样残酷啊，正因为如此，人才得以拥有价值。

  如果持有这样的决心，再一次看这条寂寞的小船。这一切便不再坚硬。读者不知道老人的妻子怎样，有没有孩子，甚至不清楚他的具体年龄。读者却真切地看到了他。“老头儿后颈上凝聚了深刻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悴，两边脸上长着褐色的疙瘩，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肉瘤。疙瘩顺着脸的两边蔓延下去。因为老是用绳拉大鱼的缘故，两只手上都留下皱纹很深的伤疤，但是没有一块伤疤是新的。那些伤疤年深日久，变得像没有鱼的沙漠里腐蚀的地方一样。”……

  如果无惧于命运，生命是那样温柔。他在海上与鸟儿谈话，“你多大了呀？”他问它。 “这是你初次的远游吗？好好休息一会吧，小鸟儿。”他又说，鸟儿，乐意的话，请到我家里去吧。他想念一个同是渔人的小孩子，徒然地希望他在身边帮助他，消解海上的孤独。杀死大鱼的时候，他看到它“凌空一跃，高出水面，又长，又宽，又雄伟，又宏美”，它是它的兄弟，他尊敬的对手和朋友，活着从来是疼痛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世界的壮美。因为它的强大和残忍，它的壮美显得更加宏大。

  为什么出海太远？是为了一笔巨大的收入吗？不是的。他渴望自我实现，并且想看一看，这强壮的鱼是什么样子。他要与它一较短长，内心又深深地敬佩它，因为强者总是热爱强者。如果没有如此的艰难，武士和懦夫本没有区别，因为存在了苦痛，老人才发现了自己的勇悍，因此他看着条鱼，仿佛看自己的一个兄弟。

  自然本是美好的，人为了生存，与它搏斗不止。老人说，幸好人不用刺杀星星！这种鲜血淋漓的斗争，却不会减低人对自然的感情，因为他和自然紧紧相连，自然的强大是他的荣耀。自然滋养了他，给他非凡的勇气。再说，海上的风光多浪漫啊。

  老人啊，为什么你不把钓索砍断呢？为什么，你不去保有自己的生命。任何人活着都有如这次航海，危险、孤独，各有不同的只是作出的抉择。如果及时返航，你就看不到大鱼生命的伟岸，就无法领略世界的奇伟。而老人坐在远海的船上，流血不止，一边思考自己的生命，与别的什么。

  无论如何，我们是不准备战胜的，甚至不希望战胜自然。只要战斗继续，我们就与自然同在。人生本来艰难困苦，它是否美丽，只是取决于你是否面对。最后疲倦的返航时刻，我希望我能平静地说：“我只是出海太远罢了。”——其实出海是永远不嫌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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