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教育史 txt 下载地址 网盘 在线 2024

展开

展开

展开

展开

展开

在线阅读地址：外国教育史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外国教育史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外国教育史在线购买

PDF下载地址：外国教育史PDF下载

展开

展开

展开

查看其它书籍精彩书评

• 《寂静的春天》笔记

  作者：灰烬拾零 发布时间：2010-09-16 16:30:34

  《寂静的春天》通常被看做一本有关生态保护的科普读物，因此以环保为切入点而对本书的评价也早已司空见惯。但我认为，作者除开挑战那些愚昧的行为观念外，更有深层的质疑，而这种质疑反而被人们所忽略。蕾切尔·卡逊女士在书中质问：“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都回避了去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做了这个决定？”本文关注的正是卡逊女士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为证明本文基本观点并非对作者的牵强附会，我有意地大量引用了原文。另外，我必须事先澄清一点，本文并非像爱国主义者那样预期的，是借“美国的民主污点”来无形中拔高东亚某鸡形国家。同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国根本就是一丘之貉。何况总体而言，后者更该被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的）普罗大众所憎恨仇视。

  【明镜高悬】

  这本书中罗列了足够的事实来说明官方是怎样的恣意妄为、草菅人命、恬不知耻。我把这些事例按照官僚的决策过程、官僚面对问责的反应、司法的公正性三个方面进行了整理。

  首先谈投放杀虫剂的决策过程。它与其说反映了官僚对生态的无知，毋宁说是一场官场现形记：

  ①为了争取本部门的拨款（或者为了农药农机资本争取政府采购？）而不顾自相矛盾妖魔化火蚁。“在1957年，美国农业部发起了一个在其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大规模行动。这种火蚁突然变成了一个政府宣传品、电影和激动人心的故事的联合猛烈攻击的目标。”事实上在农药工业兴起前，火蚁根本不被社会当作祸害；更为讽刺的是，对火蚁的无害化判定就写在农业部自己的重要出版物里。

  ②绕开有关部门间协调，本部门独断专行。在一次酿成牲畜大量死亡的杀虫计划中，农业部“既没有同美国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商量，也没未同伊利诺亚州狩猎管理科商量。”，非但如此，农业部官僚还在国会上提出反对事前协商的议案。

  ③对杀虫剂投放行为的利益相关人极度漠视。某地钓鱼者要往一个水库里投毒以投放新鱼苗，政府当局竟绕过附近乡镇居民商议而直接拍板同意。尽管“水库原先是作为一个公用水源而建立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段话：“1959年秋天，密执安州的东南部，包括底特律郊区的2.9万多英亩的土地接受了空中的艾氏剂药粉的高剂量喷洒……并没有显示出有多大必要必须采取这个激烈、危险的行为……尽管缺少正当理由，但由于该州提供人力并监督执行情况，由于联邦政府提供设备和补充人员，由于乡镇愿为杀虫剂付款，这个计划还是开展起来了。”

  请留意“但由于该州提供人力并监督执行情况，由于联邦政府提供设备和补充人员，由于乡镇愿为杀虫剂付款，这个计划还是开展起来了。”这句话。你是否发现，这里对政府组织撒药过程的描述只要稍微变动几个词就几乎可以套在任何计划上。只有“组织-投入”的冰冷行政流程，没有“目的”“理由”或者“意义”的立锥之地——或许对这些推动计划匆匆上马的官僚来说，机构运转本身才是目的和意义，因为只有“公务在身”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任何怀疑者都可以以“妨碍公务”之名讨伐。尽管这只不过是循环论证罢了。

  而到这些官僚面对铁证如山时又会作何表现呢？这还要根据证据的尖锐程度而定：

  ①当证据初现，官僚不对证据作正面回答，而是反咬一口称它们“夸大事实”“使人误解”。“当这个计划进行的过程中，各种事实开始在州、联邦的野生生物部门和一些大学的生物学家的研究工作中被逐渐积累起来……农业部以夸大和易使人误解为借口，将一切遭受损失的证据都一笔抹杀。”

  ②当证据积累到刺眼的地步，官僚就退一步，承认农药有害，但仍坚持喷洒方式避免了损害人体健康。“一方面州的官方发行出版物上承认艾氏剂是一种‘毒物’，另一方面它又暗示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使用这种药剂将不会给人类带来危害……底特律一位园林及娱乐部门的代表进一步保证说：‘这种药粉对于人是无害的，也不会使植物和兽类受害。’”

  ③当实在无法回避证据时，官僚就干脆要么沉默、要么一意孤行。“农业部的消灭吉卜赛蛾的化学战争开始时决心很大……当计划宣布要在1957年对300万英亩土地进行喷药时，保护派变得更加激忿。州和联邦的农业官员以其特有的耸肩来摆脱那些被他们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个别抱怨。”“农业部专门论述昆虫问题的1952年年鉴承认了昆虫正在产生抗药性这一事实，不过它又说：‘为了充分控制昆虫，仍需要更频繁、更大量地使用杀虫剂’。”

  在接踵而至又毫无计划的灭虫运动中，必然伴随着平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从而引发争端。那么在裁决时，法律和司法部门又是否公正？请看书中的事例：

  “密执安州消灭害虫的法律允许州可以不通知或不必取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而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喷药。”

  “一群长岛居民在世界有名的鸟类学家罗伯特·库什曼·莫非的率领下曾经上诉法院，企图阻止1957年的喷药。在他们的最初要求被法院驳回之后，这些来抗议的居民不得不忍受原定的DDT喷洒……”

  “在跨越洲际运输的食物中，在法律上不允许出现任何残毒。不过，制造商有权上诉，因此这一案子被委员会重新审查。这个委员会做出了一个折中决定：一方面确定容许值为1/百万，另一方面让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两年，在这段时间内进一步做实验以确定这种化学物质是否真是致癌物……它的决定意味着民众必得扮演豚鼠的角色，和实验室的狗、老鼠一同去试验受怀疑的致癌物。”

  为什么平民反对喷药遭到拒绝，资方要求食物留毒却开了绿灯？这些例子即便不能作为司法向农药工业资本倾斜的明证，也至少讽刺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对官僚们的颟顸无理，作者总结道：“简言之，农业部不对所使用的化学物质的既有知识进行最起码的调查，而盲目去执行它的计划；即使进行了调查，它也将所发现的事实置之不顾。”至于这里究竟是环保意识欠缺的问题，还是制度上的问题，明眼人不难判断。如果我们假设有新的社会问题出现，而官僚们又恰恰在此方面上无知无能的话，那么根本上基于官僚主义而酿成的浩劫又是否会重演？我想，直到职业官僚彻底被直接民主扫进历史垃圾堆前，都不能断然否定。

  【长袖善舞】

  在见识过官僚的胡闹后，你不难想象官方在民众心中地位的下滑。但是还必须追问一下，这些生态浩劫是否导致了人类（或者说美国人）的满盘皆输？不。非但如此，农药和农机工业资本是毫无疑问的大赢家。它们赚得锅满瓢满，以至于它们的喉舌都发出一副暴发户的腔调：“在由美国农业部所执行的大规模灭虫计划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美国的农药制造商们似乎开辟了一条生意兴旺的道路。”

  一个巴掌拍不响。在这场化学战争中，工业部门为官僚两肋插刀，前者“满怀热情地参与和鼓励这一事业，因为这一事业不仅为草种，而且为大型整套的收割、耕作及播种机器创造了广阔的市场。”

  当化学战的恶果报应首次降临后，无知专断就鸣响了农药毒性和害虫耐药性间赛跑的发令枪。毫无疑问，资方乐见这种浩劫的扩大和恶化，否则它们的利润无从谈起。

  在资本主义下，社会公共事业（如科研、媒体等）天然地掌控在有产阶级手中。这并非由于某些邪恶老板蓄意的幕后操纵，而是社会化大生产在私有制基础上开展的必然结果。身兼社会剩余产品分配的独裁者和各项事业赞助者的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假公济私，绑架学术与媒体来为利润率保驾护航。

  作者指出：“一些主要的化学公司正在把金钱倾倒到大学里以支持在杀虫剂方面的研究工作。这种情况产生了吸引研究生的奖金和有吸引力的职位。”这种出于私利的偏袒导致了“在美国仅有2%的经济昆虫学家在从事生物控制的现场工作，其余98%的主要人员都被聘去研究化学杀虫剂。”基于同样原因，学界不可避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即要把所有坚持要求使其食物避免受到杀虫毒剂污染的人都扣上‘盲从者’的帽子。”

  而在媒体方面，关于虫害因抗药性反弹的不幸消息被消声，以至于一个作家评论说“像这样一些通过科学交流悄悄泄露出来的、只在对外书刊中占一个小小位置的新闻是完全有资格在报纸上登出一个同新原子弹消息一样大的标题的。”因此作者愤怒地谴责“我们的世界几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另外一面。”

  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决定了生产者直接关心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除非影响卖出，资方并不介意进入消费环节的使用价值对环境会带来何种不良影响。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推销杀虫剂仅仅只是这一必然性的具体表现之一。为了尽可能地售出商品获利，资方为我们生动诠释了“买的没有卖的精”——

  ①隐藏产品成分信息。“商标名字上看不出这些农药的特征，但是它们的配制中包含着像汞、砷和氯丹这样有害物质。”②暗示杀虫剂的安全性以避免削弱产品亲和力。杀虫剂上没有警告标志，并和日化摆在一起，消费者很难不产生“低毒”的错觉。似乎是要锦上添花，说明书上描绘的是幸福家庭的景象，“父亲和儿子微笑着正准备去向草坪喷药，小孩子们和一只狗正在草地上打滚。”③巧妙玩弄文字游戏。马拉硫磷被认为毒性最小，“商业广告业在鼓励这种宽慰的态度……”然而“毒性最小”不等于“毒性小”，实际上人体抗马拉硫磷有赖于某种酶，而该酶的产生不幸也遭其他杀虫剂破坏。④怂恿政府放弃农药残留“零容许”而制定残留底限。但现实中人类不可能只从单一渠道接触一种农药，而是多渠道地被迫摄入，因此形式性的“残留底限”根本毫无意义。

  蕾切尔·卡逊女士的挺身而出掀起了美国环保运动，那么资方是否因此有所收敛、洗心革面？在戈尔为《寂静的春天》写的前言里，我只能找到资方变本加厉的证据。大致的变化是：①农药产量不降反升。“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在美国国内禁止一些农药的情况下，这些过剩的产品用以出口他国获利。且不说有以邻为壑之嫌，“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②尽管DDT和PCBs在美国国内禁用，但毒性相仿的新产品被不断开发出来。特别地，我注意到戈尔用了“由于其他原因”来解释DDT的被禁，真是微言大义。③老板们没有让老板政府闲下来，而是鼓动它不惜打压出版自由来保证舆论环境。“在戈萨奇的环保署，例如综合病虫治理（IPM）、例如化学药品的替代，就确实地被宣布为异端。环保署禁止出版有关它的东西，综合病虫治理方法的证明书被宣布为非法。”④国会也积极地表现它对农药工业资本的忠诚，在监管上明显地放水。“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的法规的标准比食品和医药的法律宽松得多”，而安全标准被刻意制定得难以落实。

  【元凶难逃其咎】

  我们已经听了太多基于“人类”角度的反思与自责——“人类太精明于自己的利益”云云，“人类面对自然表现出狂妄自大”云云。然而即便全人类都要为生态破坏负责，但在问罪时就必然等而视之的么？

  作者并没有这么做。相反，她把那些由于恶劣劳动环境而身患重症的普通工人视为剧毒物最早的受害者，她在提到那些遭遇灭顶之灾的消费者和农民时充满同情。她很清楚她面对的敌人只是官僚-学棍-资本家的神圣同盟——作为盟主的资产阶级一手豢养着学术打手，一手操控着政府：“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只眼盯着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着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偏狭。现在又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在工业中，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难得受到谴责。”“追求无法律约束的工业界正从它们的努力中获利。”

  在本书第八章末，可敬的蕾切尔·卡逊女士发出这般的控诉：“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都回避了去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做了这个决定，它使得这些致毒的连锁反应运动起来，就像将一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塘，这个决定使不断扩大的死亡的波纹扩散开去？……是谁对千百万不曾与之商量过的人民作出决定——是谁有权力做出决定，认为一个无昆虫的世界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尽管这样一个世界由于飞鸟耷拉的翅膀而变得暗淡无光？这个决定是一个暂时（！）委以权力的独裁主义者的决定，他是在对千百万人的忽视中做出这一决定的，对这千百万人来说，大自然的美丽和秩序仍然还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深刻的和必不可少的。”

  与那些出于无知或恶意而把环境问题归咎于人类本性、归咎于意识道德问题的人不同，蕾切尔·卡逊女士大胆地断定，“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政治问题”无疑是政权问题。我相信，蕾切尔·卡逊女士口中的“独裁主义者”所指正是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那支持这一瘦小身躯终其后半生与病魔和有产神圣同盟战斗的，是一副平民的傲骨。在全球资产暴政跨入21世纪的今天，有一位女性在数十年前断定，这一切不过是“暂时”的。千千万万自古以来被“权力与货币”视如草芥的平凡人，终将要亲手终结这个旧世界、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

  展开

• 把功勋写在大地，把希望留在田野里！

  作者：张慕甄 发布时间：2022-08-07 09:05:34

  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看到袁隆平爷爷的英雄事迹。长大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袁隆平爷爷获得了“共和国”勋章，看着他接受表彰，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多样面。

  袁隆平爷爷的一生是具有卓越贡献的，他的一生充分诠释了中国科学家不懈奋斗追求创新的科研精神，他更是用亲身经历影响了一代代中国科学家。

  在这本《袁隆平画传：把功勋写在大地》中收录了袁隆平爷爷300余张照片，用图片的形式生动直观的再现了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在书中，我们看到了袁老最可爱的一面。他出生于书香之家，但不巧处于乱世，甚至都不清晰自己真实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上学时，他也是略带顽皮的，班主任胡老师带着竹片来喊他们起床，他和几个同学把枕头包裹在铺盖里，洋装成人来捉弄老师。

  而当他面临人生的分岔路口时，他又能坚定的做出自己的选择。他记忆中一年级时老师带着参观的园艺场，电影《摩登时代》中各式各样的水果带来的那份田园之美都让袁老对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向往之情！

  

  

  在书中，我们看到了袁老对杂交水稻研究的一份坚持。1961年袁老偶然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水稻，由此半个多世纪的杂交水稻之路开始了。他深入稻田，不断学习，更是观察了14万多株稻穗，终于找到了一棵雌蕊正常、雄蕊退化的稻株，更是发表了相关论文，研究方向受到了高度重视。在研究的过程中，秧苗惨遭“拔光”，但他仍旧抢救回了五株；他更是带领团队用近千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试验，深入田间地头，到达废寝忘食的地步。

  袁老的一生是伟大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他带出了诸多学生，桃李满天下。他享有诸多的美名，但是袁老仍旧没有丝毫的娇纵，他仍旧在一线，仍旧心系那亩田地，他一生淡泊名利，是真正的生活智者！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删

  正如袁老的所说你那句话一样，人就像一粒种子，我们要努力做好一粒好的种子，无论是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袁老虽然离开了，但袁老的精神一直存在我们的心底，袁老会一直在我们的心底！

  展开

• 一般形而上学的理念

  作者：费费 发布时间：2022-02-12 15:41:25

  在分析法解决解决形而上学问题时，对纯粹自然科学和纯粹数学的可能性证明的结论是：经验无法提供任何纯粹理性概念，但纯粹理智的概念的使用需要经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明确指明了纯粹理性和纯粹理智的区别，这个区别将是形而上学可能的前提，因此，《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三编“一般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的主要工作就是指明纯粹理性和纯粹理智的区别。

  纯粹理性概念由理性本身证实或否定，其超验性作为一种必然的特质从属于理念，理念能够预防把判断的主观根据当作客观根据这样经验上的错，具体方法是：指导主体超验地弄到自在的客体上去，只需要理性本身对事物自然地探讨。理念既是纯粹理性概念的指导工具又是其下辖的一个分支概念，所有的纯粹理性概念都在理性活动中得到实践运用，理性活动构成推理的逻辑元素，分为直言推理、假言推理、选言推理（所有可能性都来自个别的、任意的）。根据先验理念的再分类，推理的逻辑元素分为主体（思维主体之绝对）、条件（现象的诸条件）、一切概念在可能主体中的规定（一般思维的全部对象的条件之绝对的统一），三类对应的学科分别为心理学、宇宙学、神学。心理学是关于“经验无法使单一存在体的概念成为可感觉的”这样一个命题的学科；宇宙学是关于“至上存在体对自然的安排不可解释”这样一个命题的学科，这个学科解释了理念与范畴的不同：范畴使经验本身首先成为可能，理念则是与理智批判结合，促使理智在经验总和中的理念完整性；神学为理性提供使用素材，方法是指导纯粹理性概念借用原始存在体规定一切事物的实在性。这三门学科是理智超验使用的训练范围，通过科学训练将理智本身推到经验之外的领域，从而无止境地扩大概念的经验使用，理智就能拥有全部与经验相关的思维存在体和经验性直观，从而表象所有经验知识，最终把所有与概念和物自身的先验知识留给理性，把理智和理性完全区别开。

  心理学的理念

  理智的有限，即概念的经验使用范围的有限，造成认知中的主体仅能是某个属性，而不是内感官的“自我”，作为内感官的对象的标记，“自我”没有任何可供认识的属性，但“自我”常常被误认为是绝对主体，其常住性使实体概念在经验中充分，当这种误解被认为是正确时，先天综合命题就关系到“自我”的可能经验的对象，因为常住性意味着在超出可能经验时无法充分，所以只有与可能经验无关的先天综合命题关系到可能经验的对象，这是完全荒谬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对于人来说，从人的角度看，所有可能经验都来源于生活，我们所有推论的根据也都来源于生活，即主体的常住性需要人活着，这样知觉在经验里就能结合，同时产生对能思的存在体的实在性的论证，这就是人在现实世界里的思维定势，一切都源于一个误解，现在要纠正这一切，那么就要在自我之外的外知觉将有经验的标准作为对象实在性的充分证明的现象直观化，把灵魂作为内感官的对象，与不提供任何可认识的属性的“自我”不同，灵魂提供直观性（外感官的现象在我的思维之内）和实体性（内感官的现象在我的表象力之内），通过以上论述证明，思维主体不再是内感官对象的标记，而是内感官的对象，并提供可认识的属性。

  宇宙学的理念

  纯粹理性的超验使用把来自感性世界概念的对象之间的联结扩大到经验之外，以人类理性的本性将对象从经验层面上升到辩证层面，列出了纯粹理性的四种辩证论断，即先验理念的四个对立：第一个对立是时空有始有界与时空无始无界；第二个对立是物体单一论与物体非单一论；第三个对立是“一切都是自然”与“世界上有出于自由的原因”；第四个对立是“有绝对必然的存在体”与“无绝对必然的存在体”。这四个对立可以在形而上学的辩证中出现，但不能在感性世界中出现，因为这些辩证论断都不是在经验中被提供的，而是都源于普遍原则，只有普遍原则是合理的，才能让对立的双方不都是错的，过程没错，从结果上看对立的二者之间能推出第三者，但事实上各个对立无法推出第三者，这只能说明纯粹理性在普遍原则的辩证的假象，但这也为针对内感官和超验的区别奠定了基础，排除纯粹理性中可被发掘的错误，就是排除纯粹理性在感性世界的假象，避免自相矛盾的命题，先前的所有先验理念的对立都是具有同质性的数学的相互冲突，而合理的普遍原则所提供的是以力学的相互冲突为质的对立，力学的相互冲突并不要求同质性，可以同时承认两种因果性，可相容的两种客体也可被认为是相互矛盾的客体，证明两种客体相关的论断都可以是正确的，拿第三个对立，即“一切都是自然”与“世界上有出于自由的原因”的对立举例，自然的必然性表示“必定已经发生”、“必定与不变法则的结果同一”、“必定有原因”，原因要有行动、时间连续性和普遍法则才能有结果；“自由的原因”表示因果性本身就能产生一个自在的、不受法则约束的结果，这一对冲突本质上是就“原因的因果性本身是否必定有个开始”这个问题在两种情况下的讨论，力学的理念通过“应该”的能力将现象与理念联结，对自然界中非现象的原因加之以自由，找到两种情况中没有矛盾的部分，即性质受自然界必然性支配、有按理性行动的能力、既是现象又是自由的那部分，这样自由、自然法则都有了合理的因果性，纯粹理性的普遍原则可以提供两者中有一个是正确的对立，进而这对对立能够推导出第三者。

  神学的理念

  神学是检查理性的理论运用和实践运用的学科，它所研究的原始存在者的知识，一部分源于单纯理性，其想干学科是先验神学，先验神学借助纯粹先验的概念来设想它的对象，纯粹先验的概念即具有一切实在性的存在者的概念，但它的实在性只是假定的而无法深入规定，目的是给纯粹先验概念足够的实践可能性，因此与之相关的存在者与理性实践运用的存在者一样都是原因性的；另一部分来源于启示，其相干学科是自然神学，自然神学用从灵魂中借来的概念设想它的对象，即假定“灵魂”为知性和自由，借知性和自由规定对象的原始根据包含在对象自身中的存在者，再通过这些创造性的存在者在世界中找到的性状、秩序、统一性推导出世界创造者的属性，并假定自然和自由的原因性，借自然和自由的原因性推导出自然秩序和完善性的原则，这些秩序和法则的相干学科是道德神学，它确信以伦理法则为根据存有的最好存在者的真实性，理性的实践运用借这个最高存在者补全人类全部知识，并且这些知识的客观实在性可以在自然神学那里确信；理性的理论运用借最高存在推论出最高原因，在这个过程中，纯粹数学的力学法则帮助理性的理论运用范围超出经验边界，将无需经验对象的思辨和先天直观结合，对先验神学来说，这是一个偶然的思考，却是必要的预设，这样理性的理论运用和实践运用都得到了充足的原因性和创造性。

  展开

• 颜之推的人格美学

  作者：注销 发布时间：2014-04-23 22:09:29

  颜之推作为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其人“学优才赡，山高海深” 。[1]（609）颜之推的主要著作《颜氏家训》也为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人之爱其子孙也，何所不至哉！爱之深，故虑焉而周；虑之周，故语焉而详。”[1]（627）因此，“《颜氏家训》虽曰平易，然出于胸臆，故虽浅近，而其言有味，出于胸臆者，语意自别。”[1]（613）学术界在颜之推生平经历考订、教育思想、文学主张、思想特点与矛盾，以及《颜氏家训》的辑佚和校勘、叙述特点、语言特色和文学成就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果。但关于颜之推的美学思想，尤其是人格美学方面的研究，还未曾涉及。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了：“乃公当梁、齐、隋易代之际，身婴世难，间关南北，故幽思极意而作此编，上称周、鲁，下道近代，中述汉、晋，以刺世事。”[1]（616）即《颜氏家训》的写作目的在于批判社会。然而，颜之推写作《颜氏家训》，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个人对于时风的“破”（批判），更是为了教育后代子孙而有所“立”（建构）。本文认为，颜之推所“立”者，正是其人格美学思想。下文试就此进行分析论述。

  一、“人”的美学

  图书分类自古有之。目录学家依据著作的思想倾向、学术源流等方面，对其进行合理分类，但《颜氏家训》一书却出现了分类上的困难：

  晁公武《读书志》云：“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世人。”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杂家，从其类焉。[1]（638）（《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

  《唐志》和《宋志》根据《颜氏家训》内容的思想倾向和写作立场，将其列为儒家。《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却认为《颜氏家训》全书所涉的内容不仅有儒家，并且有佛教、书法、绘画、音韵、训诂、考证等驳杂的内容而将其列为杂家。作为孔门弟子颜回的后人，颜之推不但“文之以经训”，并且在《戒兵第十四》开篇颇为自豪地说：“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徧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1]（348）其儒家立场，清晰可见。《颜氏家训》又独辟《归心第十六》一章，明确表达：

  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燕享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1]（368）（《颜氏家训•归心第十六》）

  尽管颜氏认为儒家和释家“本为一体”，但两家相较而言，释家“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正因此，有论者提出颜氏思想为“佛儒一体论”[2]或为“援佛入儒”。[3]又有学者提出颜氏的“孝亲观在诸多方面还是有异于先秦儒家思想”，[4]并且开始挖掘颜氏思想的“道家因素”[5]。对于颜氏思想的理解，古今学者，纷纷聚讼。

  考察颜之推思想的研究史，论者们都着力于论证颜氏在哪些因素的影响下有了这样的思想状貌，而没有充分地从思想者主体能动性的角度分析其思想之根性，即思想者始终处于“被影响”和“被选择”的状态，而失却了能动的思想生成机制。这正是此前颜氏思想研究视域的盲区，也是论者产生众多具有较大差异性结论的原因所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社会动乱，诸族并兴，南北文化融合等各方面的原因，儒家思想不复汉代的独尊统治地位。“人”的觉醒是这个时代的主题。“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6]但归根到底是“人”的时代。“人”不再被思想所禁锢，从“被影响”、“被选择”、“被统治”到主动去吸收、去生成、去创造新的思想，并最终汇聚成一股异于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思想潮流。把颜之推看成一个身处这个时期的觉醒的“人”，而不是一个被某种思想所裹挟的附庸，就不难看出，颜氏看似复杂矛盾的思想，《颜氏家训》中看似驳杂内容，都是其对于各种思想的主动选择和吸纳的“我”的选择，因此才会出现：说他是儒家，他不“忠”；说他是道家，他不“玄”；说他是释家，他不能“放下”。颜之推的人格美学追求的是一种以“人”为本体的美学，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执行某一种思想的价值尺度，对世界的判断标准不属于任何一“家”，而属于本体的“我”，因此用儒、释、道任何一家思想去框定颜氏之思想的研究方法都是无效的。

  二、颜之推人格美学的修养论：“礼”与“节-慎”

  《颜氏家训》作为“家训”，具有鲜明的教育指向，这就要求颜之推提出具体的人格品质要求，以培养子孙美好高尚的人格品质、把握正确的处事态度和实现生命的充实完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围绕着以“人”为本体的人格美学，提出了“礼”、“节-慎”两大修养要求。

  首先是“礼”。颜之推选择儒家六艺中的“礼”作为其人格美学首要的修养。不论是作为修养要求的“礼”，还是作为“礼”的思想的载体《礼记》，在《颜氏家训》中都多次出现。

  “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1]（4）作为儒家经典的《礼记》，是颜氏从小研读的重要经典，颜氏对其中的内容十分熟悉，信手拈来。

  《礼》云：“见似目瞿，闻名心瞿。”有所感触，恻怆心眼；若在从容平常之地，幸须申其情耳。[1]（61）（《颜氏家训•风操第六》）

  《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起明也。[1]（206）（《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礼》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1]（343）（《颜氏家训•止足第十三》）

  《礼》曰：“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犹遭之，况尔曹乎！[1]（589）（《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

  颜氏不仅是以《礼》的经文作为准则来要求子孙，“礼”的修养更成为颜氏教育子孙立身做人，提升人格之美的重要内容。颜氏认为“礼”的修养在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等各方面都尤为重要，正所谓：“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1]（395）殷外臣在他妻子去世后又娶了一位王氏，但由于他的孩子每次拜见王氏都想起他的生母，失声痛哭，王氏也十分悲伤，不知如何面对，不到半月就请求退婚。虽然是王氏要求退婚，但殷外臣并没有为难王氏，依然“以礼遣”[1]（38）。虽然殷外臣后娶之事颜之推并不赞同，但他表现出的一位有礼君子的良好修养，是颜之推所肯定的。颜之推认为日常生活持家应当节俭，但节俭并不同于吝啬。两者之区别正在于“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1]（42）即消费和施舍合乎礼，才不至于走到吝啬一端。

  颜之推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守礼法的行为，都在《颜氏家训》中直接予以指出和批评，以表明自己的立场，提醒子孙要引以为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顇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1]（48-49）颜之推对于当时黄河以北地区夫妻间相互唱和的礼节沦为轻贱的称谓明显持批评态度。上行下效，一家的主人人格低下，修养不高，其下人必定也是如此：“晋文公以沐辞坚头须，致有图反之诮。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1]（124-125）因此，重视礼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个人品格修养，更在于家风、门风、世风的提振与净化。颜之推始终坚持“礼无明文，则吾不取”[1]（77）的原则立身行事。“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于礼未通。”[1]（87）虽然是智慧机敏的答对，但由于有违于礼，颜氏不能认同。

  可见，颜之推将“礼”作为其人格美学核心内容之一，其对于子孙以礼立身为人的要求贯彻《颜氏家训》始末。在颜氏人格美学思想中，“礼”主要涵养人的内在人格品质，是贤人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判断标尺。

  颜氏人格美学提出的另一个修养是“节-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由政权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崩溃，加之佛教道教盛行，很多士人都走向玄虚之一端，谈玄说理蔚然成风。颜之推并未盲目跟风，而是走向了崇实的思想。颜氏有着鲜明的崇实观念，在《颜氏家训•名实第十》中，对玄谈务虚的士风进行批评，并告诫子孙立身做事应当务实。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颜之推的崇实观念曾被误解为“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1]（638）而产生这样误解的原因有二：其一，清人以道学家之眼光评价颜之推之崇实观念；其二，清人没有将颜氏的崇实观念放入其所处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评价，因而看不到颜氏崇实观念异乎时代之风的特殊价值。立足于崇实观念，“节-慎”成为颜之推人格美学中与“礼”并立的一个重要修养。从《颜氏家训》中多个章节的标题都可见出颜之推对“节”的重视，如“省事”、“止足”、“诫兵”、“养生”等。

  颜之推所认为的“节-慎”的修养主要内容为：节制而不恣纵，戒慎而不轻薄。

  首先，颜之推要求为人必须节制而不恣纵。他认为行事有所节制，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平民还是贵族都十分重要。“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1]（43）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第五》中认为北方人节制用度的生活习惯才是持家之道，而对江南人的奢侈风气提出批评。不仅是个人治家需要节制，在服药养生方面也需节制，否则养生不成，反误性命。 “近有王爱州在邺学服松脂，不得节度，肠塞而死，为药所误者甚多。”[1]（356）王爱州服药不知节度，最终丧命于肠塞。

  不但普通百姓需要节制，王公贵胄同样需要节制。

  齐武成帝子琅邪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聪慧，帝及后并笃爱之，衣服饮食，与东宫相准。帝每面称之曰：“此黠儿也，当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别宫，礼数优僭，不与诸王等；太后犹谓不足，常以为言。年十许岁，骄恣无节，器服玩好，必拟乘舆；常朝南殿，见典御进新冰，钩盾献早李，还索不得，遂大怒，诟曰：“至尊已有，我何意无？”不知分齐，率皆如此。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后嫌宰相，遂矫诏斩之，又惧有救，乃勒麾下军士，防守殿门；既无反心，受劳而罢，后竟坐此幽薨。[1]（16）（《颜氏家训•教子第二》）

  由于齐武成帝及其皇后对于他们的孩子琅琊王高俨没有节制的宠爱，高俨的性格才会变得骄纵。又因为高俨“骄恣无节”，不知道节制自己的性情，任意妄为，最终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颜之推还在文中特意指出：“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意在指出“节”之重要，不知节制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例子不绝于史，当引以为戒。因此，不论是百姓还是君王，行事有节都十分重要。颜之推更进一步指出，一国之君不但于家事应当有所节制，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施行更应知道节制。面对有人指责当时的佛事“糜费金宝减耗课役为损国也”[1]（372）时，颜之推认为：“皆由为政不能节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空国赋算，非大觉之本旨也。”[1]（372）国君过于放纵而不能合理地节制佛事，既导致了百姓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还使得崇佛反而成了误佛。因此，不论是百姓还是君王，行事有节都十分重要。

  其次，颜之推人格美学中“节-慎”的修养还表现为行事戒慎而不轻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反复告诫子孙为人行事要警惕慎重。在婚配问题上，一定要找清白的人家，而不能以权势、地位和金钱作为考量，否则“或蝟壻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1]（53）在文章写作的学习上，一定要多听亲友的评点和建议，“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1]（257）而在下笔之时，语典的运用，也要谨慎小心，不能有丝毫过失：“北面事亲，别舅摛《渭阳》之咏；堂上养老，送兄赋《桓山》之悲，皆大失也。举此一隅，触涂宜慎。”[1]（274-275）除了不能犯大的过失，在诗文创作中，如地理知识等细节方面，也要谨慎。梁简文帝的《雁门太守行》和萧子晖的《陇头水》，虽然文采出众，但出现了地理常识错误，颜之推认为“此亦明珠之颣，美玉之瑕，宜慎之。”[1]（292）入仕为官，身处朝廷，更应谨慎小心，知道收敛。权不可过重，位不可过高。颜之推告诫子孙：“自丧乱已来，见因托风云，徼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1]（347）

  人足所履，不过数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颠蹶于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于川谷者，何哉？为其旁无余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声名，无余地也。吾每为人所毁，常以此自责。若能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则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赵熹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矣。[1]（304）（《颜氏家训•名实第十》）

  “礼”和“节-慎”的修养论是支撑颜之推人格美学的两大基石。颜之推之所以强调“礼”和“节-慎”的修养，其深层意蕴在于颜氏认为给生命留有“余地”，人才能保全生命，涵养生命，进而才能拓展生命，而不被各种因素所裹挟致使无法实现人的生命的完整、健康与自由。一旦生命的开拓如“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其人格力量必将如“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赵熹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颜之推认为，这样的生命，是富有力量的理想生命；这样的人格，是美的理想人格。

  三、颜之推人格美学与人物品藻论

  品藻即“品评”和“鉴定”。《汉书•扬雄传下》曰：“仲尼之后，讫于汉道，德行颜、闵，股肱萧、曹，爰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7]（3582）颜师古注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质。”[7]（3582）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曾有论断：“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8]《颜氏家训》中也有大量的人物品藻，下文主要以分析颜之推对于文学人物的品藻为例，进一步具体地认识颜之推的人格美学思想。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厌；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悔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1]（237-238）（《颜氏家训•文章第九》）

  《颜氏家训•文章第九》开篇一段，颜之推对于历代著名作家进行品藻。由于颜之推几乎对文中提及的三十几位作家都提出了批评，因此引起论者的极大关注。检讨以往学者对于本段的研究，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郭绍虞先生认为：“《程器篇》中历举文士之疵，殆与此节相同；不过，《程器篇》谓：‘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则尤是较为公允的论调耳。”[9]王运熙、顾易生先生认为：“他对许多作家的指责是错误的，……他不能理解某些作家的优秀品质和不满现实、反抗现实的积极精神，而一概目为‘轻薄’。与《文心雕龙•程器》称赞屈原和为文人鸣不平相比，便尤其显得落后了。”[10]朱东润先生认为：“此则饱经世故，遂有此言，未可以为定论也。”[11]近有佟艳光博士阐发新论，在论及《颜氏家训•文章第九》开篇这段人物品藻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情性将文章与文人品行紧紧连在一起，相同的情感模式在本属于不同门类的文学与德行之间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同构关系，从而实现了南北朝文德论质的飞跃，为隋唐主张文品与人品一致的‘文如其人’说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颜之推之前因为南北朝文德论的研究对象即文人品行与文学并无必然联系，而始终游离于文学之外，所以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南北朝文德论并不能算作文学思想，只有在颜之推文人文德论的诞生以后，它才真正成为文学思想理论的组成部分。”[12]

  上述观点中，郭绍虞先生认为，虽然同样是批评作家品德之疵，但《程器篇》更为公允。言下之意是颜之推在本段中对作家的批评有失公允。《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持论基本相同，都是以对这些作家的“历史定评”为标准，从事实层面否定颜之推的判断。两书作者都未着眼于颜之推论断与“历史定评”的矛盾，进一步研究颜之推思想的特殊性。佟文则从价值方面充分肯定了颜之推在文人文德论方面的开拓性意义，但其立论基础却颇为值得商榷。佟文肯定颜之推文人文德论在文学思想理论上的开拓性意义的基础在于，其认为颜之推“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 [1]（238）的论述，是以“情感模式”在文学和文人德行之间建立了“同构关系”。在逻辑上，所谓“同构关系”有两种情形：一则创作者自身人格修养高，其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高妙；二则正好相反，创作者自身人格修养较低，而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却有高格名句。佟文中的“同构关系”当与颜之推于文中原意相一致，即为后者。倘若就《颜氏家训•文章第九》的开篇一段而言，佟文似乎没有错解颜之推之意，但通观本章，就不难发现颜之推的观点并非佟文所认为的文人品性与其创作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同构关系”）。在评价屈原、宋玉、阮籍、嵇康等人的这段论述中，颜之推对于他们的人格品性是否定的，但对他们的文章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他们是为文之“翘秀”，即属于创作者自身人格修养较低，而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却有高格名句的情况。

  颜之推述及其父，不但人格品性是“不从流俗” [1]（269），其文章也“甚为典正” [1]（269）。颜之推对于自己没有保存好其父的文章，“衔酷茹恨，彻于心髓！[1]（269）由此可见，文章是否有高格名句，与创作者的人格品性并无必然之联系。佟艳光博士由于没有全面分析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因此其结论有失偏颇。

  最后看朱东润先生的论述。朱先生既不是按照“历史定评”评价颜之推的文人品藻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也不是直接论断颜之推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学术价值，而是给出了一个判断：“未可以为定论也。”朱先生认为颜之推对于历代文人的这段品藻所表达的不是颜之推的观点，或者不是颜之推观点的全部。朱先生以其对于颜之推思想的把握以及敏锐的理论触觉，发现此段与历史定评相矛盾的人物品藻以及颜之推对于文学与作家关系的论述的复杂性，可能存在着更深层的理论问题。

  本文认为，《颜氏家训•文章第九》中对于历代著名作家的品藻与他们“历史定评”之间的矛盾，以及颜之推论述中文学与作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其深层原因在于颜之推人格美学所具有的独立品格。颜之推的人物品藻是其人格美学的实践，其审美对象是“人”，而颜之推的艺术美学则是通过其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评赏体现。所谓人物的“历史定评”，是历代共识的一种“公共表达”。但是“公共表达”并不能裁判“私人表达”，更不能替代“私人表达”的意义和价值。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的人物品藻，不论是作家还是其他人物，依据的都是其对于“人”的审美标准，做出符合其人格美学思想的“私人表达”。这正是其人格美学思想的独立价值所在。同样的，其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也具有独立性。其实，颜之推是有明确的文学审美标准的：“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1]（267）颜之推对于具体作家作品或者文风的评价都以此为审美标准。因此，他并未因人废文：他批评屈原、宋玉、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三十几人的人格，因为这文人“轻薄”，并不符合颜之推的“礼”和“节-慎”人格美学。但颜之推因这些作家的作品符合其艺术美学之标准，同样肯定了他们乃历代作家中之“翘秀”，有“才华”。

  四、结 语

  颜之推的人格美学思想是颜之推思想中十分特出的一个面向，其人格美学思想所具有的独立品格既独标当时，又暗合魏晋南北朝思想解放的思想潮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珍贵的思想标本，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现在学界对于颜之推及《颜氏家训》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其研究价值仍然尚待进一步开掘。

  参考文献:

  [1]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市:中华书局,1993.

  [2] 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J].江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30-38.

  [3] 陈启智.颜之推“归心”佛教析[J].东岳论丛,1985(6):48-51.

  [4] 杨振华.颜之推异于先秦儒家的孝亲观[J].保定学院学报,2010(4):11-14.

  [5] 刘育霞.论颜之推思想中的道家因素——以《颜氏家训》为考察中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201-203.

  [6]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83.

  [7]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9-210.

  [9]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153.

  [10]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07.

  [11]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2.

  [12] 佟艳光.南北朝文德讨论的终结——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39-43.

  展开

• 220712：PTSD

  作者：GG-光心 发布时间：2022-07-12 23:52:17

  立意肤浅，形象僵硬。

  小君被格雷拯救，却让蕾欧娜成了受益者。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