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临床血液检验图谱与案例 顾兵,张丽霞,张建富 书籍 医学 医技学 检验学 人民卫生正版 txt 下载地址 网盘 在线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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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泽洋子 读书笔记

  作者：slow 发布时间：2020-12-12 20:44:23

  基于现实，务实，不断思考，不断创造，操持警觉和冷静。

  从对方需要的角度去思考和行事。

  着力增强提炼精髓，理念变现，实践的能力。

  对于知识如饥似渴，广泛学习，下意识时刻学习。

  拼命工作，明锐洞察力，精神饱满，眼睛清澈有神。

  人要现实，要实用主义。

  跟对人，热爱并奋进实干，长期坚持，等待机遇。

  不忘旧时贵人。

  下意识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持之以恒，厚积薄发。

  不满现状，呼应时代，跟随时代，与不确定性共舞，允许充分准备。

  让自己成为行业专家，利用自己的专业性去服务社会，回馈社会。

  做人做事接地气，考虑民间疾苦。

  不要怕起点低，只要看准脚下，发足狂奔，会思考，有方法，不懈努力，就可以越来越好。

  会表达，表达热情，真诚，去感动别人，创造顺境。

  个人能力有限，成大事总归要众人扶持，要谦卑，要善于组织形成合力。

  做大事：清晰的思路和广阔的资源和知识。

  勤奋之人，遇困难斗志更高昂。提升能力和智慧的好机会。

  成为工作和生活狂，每天都忘我的工作与生活，充满生命的原始力量，向上生发生发，茂盛生长。

  不要照搬照抄，要结合实际，要创造。

  不要以条件不具足做借口，要想尽办法用其他的努力来补足，凡事预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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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世中的比较经济学

  作者：沉默着欢喜 发布时间：2024-01-07 09:03:19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战争和经济是人类形成社会之后永恒的热点词，战争是经济的延伸，经济是战争的支撑，《战争中的经济学家》这本书正是切中了这两个点，采用集体人物传记的方式描述了二战前后全球范围内的七个“经济学家”的往事。

  从分类上来说，这本书可以被归为人物传记，但我认为它本质上属于历史类，因为这是一部人物的群像，而人物的群像就是历史。本文将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从目的、结构、内容、行文和启发五个维度对此历史类书籍进行评价。

  一、目的

  ⭐️⭐️⭐️⭐️☆

  任何书籍都有其撰写的目的，历史类书籍的目的应显得更为鲜明。就这本书而言，作者企图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证明经济对于战争的影响不容小觑，甚至较之军事和政治是都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增强可读性，作者没有选择相对无聊的学术阐述，而是选择了以“经济学家”生平的历史作为叙述逻辑。

  当然，对一本书的目的的评价，不仅应从作者的角度，也要从自身即读者的角度。如果你对二战的历史感兴趣，想了解经济学如何在战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本书的目的将和你不谋而合。

  二、结构

  ⭐️⭐️⭐️☆☆

  全书结构一目了然，不过一目了然未必是好的结构。前七章分别介绍七位“经济学家”的战时故事，第八章是几位主角战后的经历，第九章则记述了冷战后他们的状态，第十章总结战时经济学的作用。

  

  上图从左至右分别是：高桥是清、孔祥熙、沙赫特、凯恩斯、康托洛维奇、里昂惕夫、冯·诺依曼，这也是本书的人物出场顺序

  本书舍弃了历史书籍常用的以时间顺序为叙事结构，转而采用基于人物传记的分别叙事方法，优点是易于驾驭，缺点是整体性不强。作者显然也深谙此点，于是想方设法要建立起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些人物确实是关系密切，比如凯恩斯和冯诺依曼，但有的却实则牵强附会，比如高桥是清和孔祥熙。如果作者硬要说这个人也走过那个人的路也算一种关联的话，关联就被广义化了，这样的做法是对整体性的极大伤害。

  因此，就结构而言，本书显得不够紧凑，“经济学家”对于战争的影响也缺乏主干的串联。这本书像一本松散的短篇小说集，而非一本抱有时代目的的历史类作品。

  三、内容

  ⭐️⭐️⭐️☆☆

  从故事的角度来说，本书内容的吸引力是足够强的，毕竟人物的八卦天生就带有话题感。但是在如何基于人物的故事形成整本书的合力这一点上，这本书显然尚未达到《哲学家们都干了些什么》那般炉火纯青。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提到过，本书是人物传记合集，作者意图将所有人物的共性放在标题上，即同处于一个时代下的经济学家，但是这里面有些人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孔祥熙。

  孔祥熙因为一己私利不敢与日本开战，并坚持打内战，强行把宏观经济学搞成微观经济学，这样的人哪里算得上是一个经济学家呢？看来看去，他不过是一个玩弄权术和利益的吸血者，不以国家兴亡为担当的人，没有资格被称为经济学家。其实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一个能和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并驾齐驱的人物也不足为奇，作者强行为中国按上一个孔祥熙显得有些刻意了。

  令人最唏嘘的要数沙赫特，作为那个时代的纳粹德国经济学家，不可能不受到希特勒当局的影响，他的人生最戏剧，也最无奈，最终落得两头不是人。作者将他描写为道德上的白莲花也是令人存疑的，我们连此时此刻发生着什么都不一定全然知晓，又如何能对彼时彼刻的前因后果做出精确的评判呢？

  最后，《战争中的经济学家》是作为中信出版社“比较译丛”中的一员出版的，作者也是想通过对比七个“经济学家”的过往引申至比较经济学领域，可惜在这一点上发力不够，只看到经济学家，而没有看到比较二字。

  四、行文

  ⭐️⭐️⭐️⭐️☆

  由于我读的是中文翻译版，因此行文方面几乎完全受翻译的影响。这本书译者的过往的作品偏向于经济学而非人文书籍，但是这并不妨碍行文的流畅，加之原作者故事讲述能力在线，行文的可读性没有硬伤，属于一口气可以读完的那种书籍。

  五、启发

  ⭐️⭐️⭐️☆☆

  任何时代的人聊历史都不会只是单纯的聊历史，无论他们目的是否拿上台面，由于时间的巨大鸿沟都摆在那里，每个人真正能看见的有且只有当下。一本历史书往往涉及三个时代：历史不可能跳脱历史本身所处的时代，作者不可能跳脱作者本身所处的时代，而读书的我们当然也不可能跳脱我们所处的时代。这里聊的启发，不仅仅是对个人的启发，也是对时代的启发。

  《战争中的经济学家》以二战的往事为当今日益紧张的世界局势提供了经验性的论证，一个国家的经济管理水平不仅仅是和平时期发展的关键，也会是战争时期获胜的秘诀。企图绕过比拼经济水平而快速取得战争胜利的德、日两国最终还是败北，战争非但没有解决经济问题，反而受到经济问题的牵制。

  从更深的层面来说，作者终究没有将战争与经济学的哲学关系从更本质的层面做出解释和阐述，这对于为了读故事的读者来说倒也无妨，但对于想进一步思考的读者来说显得有些隔靴搔痒、意犹未尽。

  整体评价：3星

  若对此主题感兴趣，有空可以看看。

  

  《战争中的经济学家》五维评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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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葛兆光 学者的内心世界是理解一个时代的资源

  作者：少少猫 发布时间：2017-07-22 19:53:47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7-03/11/content_673938.htm?div=-1

  书斋孤灯下，葛兆光多次地读陈寅恪、吴宓那一代人的日记、书信、诗歌，有时对其中人事感到大有可说，有时感慨虽多却仿佛无话可说。他从其中看到当时整个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动向，如翻读那个时代的一本账。宽容着他们身处巨变时代时的情感纠结，感佩着飘摇之中他们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立场，当他以随笔抒写着一个当代学者从中寻到的余音，我们何尝不能从这两代学人内心世界的遥相呼应中，真切地理解两个时代？

  　　《余音》中纪念的前贤

  　　杨文会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吴宓袁同礼潘光旦罗常培周一良杨联陞黄仁宇庞朴金开诚章培恒朱维铮

  　　读日记因其真实

  　　他们都深切地关心着时代的变化

  　　新京报：听说你很爱看前辈学人的日记，看日记最主要的目的是梳理学术史，但也可以看到学者们的人生百态。在《余音》序言中，你对于晚清民国学术的感慨让人印象深刻。

  　　葛兆光：很多人都爱看日记，是因为日记很真实。尤其是那些原本并不想给别人读的私人性日记，往往比较原汁原味地保存了那一代人的生活、读书和心情，比如杨联陞的日记就是这样，上课写作、宴饮交游、打牌下棋，甚至连他患病期间被电疗、半夜梦呓，什么都有，看上去就是活生生的人生历史。当然，像胡适那样有意识地把日记当作自己学术、思想和生活的历史档案，留给后人评说的，可能里面确实有些有意留存和选择，但你也很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和政治，特别像胡适这样一个处在政治、思想和学术中心的人的日记，从这里看到当时整个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动向，看到当时最重要的那群人物的往来活动，你看看胡适日记涉及多少人！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多重要！几乎就等于是整个时代历史的一本账。

  　　新京报：从日记中看出过往学人在政治、学术、思想上的立场需要很多细密的功夫，具体来说，你是如何读这些日记的？

  　　葛兆光：当然，看日记也很费力，有时候你要辨认潦草的笔迹，像邓之诚日记影印本，很多地方不好认，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挺难的；有时候你还要耐心地搜寻有用的资料，也就是老话说的披沙拣金，或许你看了老半天，可能都是陈芝麻烂谷子。比如我看杨联陞日记，有时候一连好多天，他记的都是吃了什么菜肴、见到什么朋友、打了几圈麻将，也许没有史料价值。当然你换个角度想想，也许也有用。我也从里面看到当时的哈佛教授生活还是比较闲适的，不光比同时代的中国教授好多了，就是比起现在的哈佛教授来，也轻松得多，从这里知道学术环境和学术制度有多么不同。特别是你看日记，还要有同情心来理解写日记的人，像吴宓的日记，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吴宓真纠结真啰嗦，也真别扭。但是，你把他放在一个剧变的大时代里面看，你会觉得他真的不容易，你把他的整个生活方方面面综合起来看，也许你对他纠结的私人情感会有宽容，而更多地感佩他在政治、学术与思想上的一以贯之立场，这很不容易。所以，看日记既要像历史学家搜寻史料，也要感同身受有“同情之了解”。

  　　新京报：近代中国不同时期学人的日记，比如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被改造时期的日记、“文革时期”的日记、上世纪80年代的日记，对于这一类动荡、敏感时代的日记，后人都会感兴趣。如果不考虑保存等现实情况，你对这百多年间哪个时间段的日记更感兴趣？

  　　葛兆光：哪一段的我都感兴趣。晚清民国思想巨变，学术转型，这时的学者日记可以看到新旧转换时期，从传统到现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变化，也可以看他们面对巨变的复杂心情；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学者日记里，可以看到在新政治环境中，挣扎与纠缠的学者心态，以及学术研究是怎样主动或被迫适应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文革”时期，看上去所有正常的学术研究都被迫停止，那么，这个时代原本应当“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们干什么，想什么？这很值得了解，因为世界史上很罕见有这样一个破弃学术的时代；到了80年代拨乱反正，我们这一代人也开始进入学术界，可以从学者日记里面看到我们自己一步步走入学术界的足迹和身影。每个时代的日记都很有用呀。

  　　新京报：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说明这些日记对你考察学术史的帮助？

  　　葛兆光：当然，我看很多日记，会摘取一些学术研究有用的资料。比如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十大本里面，就有关于东北史、朝鲜史和日本东洋学家满鲜之学的资料，你可以知道中国学者关于东北史的研究，除了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刺激，也曾经受到日本学界如稻叶君山研究的刺激，又比如里面提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内蒙古发现的《北汉彭城郡王刘公墓志铭》，就和北汉、契丹历史研究有关，很值得再重新讨论。当然有时候看到他们在日记里面，私下评论学界轶事，也很有意思。举两个例子吧，比如1948年金毓黻评论邓之诚，就说他“自视甚高，俯视一切”，对时事“颇多揣测之论，往往以一隅之见闻推论全体”；而夏鼐在1937年的日记里面，则记载当时的向达先生抨击顾颉刚很“阴险”，以燕京大学为大本营培养自己势力，和傅斯年作对。这些当然近乎八卦，但是在考察学术史的时候，也还是有用的。

  　　新京报：最近还在读谁的日记吗？

  　　葛兆光：我最近在重新看一遍《夏鼐日记》，想看看一个当年被傅斯年那么器重的考古学家，为什么没有跟着傅斯年走，也想看看他在1949年之后思想和学术有没有大的转向，更想看看他在历次运动中如何度过劫难，仍然作为大陆考古学的领袖人物，在学术上有所成绩。特别是我注意看他在1949年后，怎样看海外学术变化，从日记里看，他始终能读到外国的专业期刊，这一点很奇怪吧？我也要看看他“文革”前与“文革”后几次出访外国的情况，看他怎样理解海外学术，以及如何向海外传达中国考古与历史研究。换句话说，我是想通过夏鼐的日记看看新中国学术史，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史。

  　　新京报：除了日记，要了解学者的内心世界，还可以看什么？

  　　葛兆光：如果研究学术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学者的论著。但为了知人论世，要了解学者本人的所想所思，那么，看日记就很重要了，除了日记之外，我觉得书信、诗歌也很重要。

  　　我常常看学者的书信，像台湾出版的《傅斯年信札》三大册就很好看，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加入学术史。此外像陈垣、陈寅恪的书信，也有很多学术史上不能不知道的内容，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电子邮件，电话可能也没那么方便，学者常常手书通信，在书信里，朋友之间嘛，往往可以敞开来说，因此不仅能够看到他的内心世界，甚至能够看到他们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一些学术想法。我有一段时间反复看《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我觉得，老辈学者真是心都在学问上，你仔细看，里面就可能还能找到一些值得继续开拓的课题线索。

  　　此外，你还可以看学者的诗歌，老话说“诗为心声”，论著严谨，有时候冷冰冰，但是诗歌却是有温度的，它常常曲折含蓄地表达一些内心想法，比如，你看陈寅恪和钱钟书的诗歌，“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陈寅恪对风气变化看得多深刻，“座中变色休谈虎，众里呼名且应牛”，“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钱钟书对时局有多敏锐的预感？你读这些诗歌，就可以体会到，陈寅恪不仅仅是一个学富五车、记忆力惊人的博学教授，钱钟书也不是一个只会在中西书海里面呈博炫才的书呆子，他们都深切地关心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学者同样有欢乐有苦闷，也有悲哀。

  以随笔写尽感受

  　　写不清楚白话，就愧对五四了

  　　新京报：你写学术史随笔的原因之一，是否是想对思想史本身进行反思？你在书中提到，思想史有时候会“成王败寇”，有时似乎只写成功的故事，所以一些有价值的学术和思想被忽略了。而且，为什么要用随笔的方式写出这些故事？

  　　葛兆光：没错。《余音》一书是随笔方式写的学术史故事，也是透过学术史看思想史的变化。之所以我用随笔方式，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术史上的人物，他们除了教书写作，也有生活，也有感情，在特别的社会环境里面，他们也有痛苦。如果完全用学术论著的形式，不能很好地表现这些内容；另一方面是我想，能不能让更多的读者爱看，能看进去，能理解？你知道，我们这一代学者里面，有很多人是用“两支笔”在写作的，什么叫“两支笔”呢？就是一支笔写严肃规范的学术论著，一支笔写带有感情的随笔散文。因为，有的社会观察、现实关怀、人生感想，不太能在学术论著中表达，可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从“文革”过来，对政治和社会又有深切的关怀，怎么办，就只好在随笔里面表达，所以很多像我一样的学界中人，就常常写一些有感而发的随笔。

  　　这些随笔也包含了严肃的思想史内容，我常常觉得学术史里面，有被过度拔高的，有过于凸显的，有占据主流的，但也有被遗忘的、被贬低的、被边缘化的，这些遗忘、贬低和边缘化，有时候不仅是学术史，也是思想史的事情，这些思想史上的事情，又常常通过他们的人生际遇呈现出来，写在他们的日记里面，所以，用随笔方式更加能够表现我的感受。当然，我也希望这些包含着我们的学术理想和社会关怀的文章，能够给更多的人看。

  　　新京报：采取学术随笔的写作方式，是否还与你出身中文系有关？

  　　葛兆光：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和文学专业不同。喜欢用这种随笔方式写学术史故事，更多是我自己的有意选择。我自己在大学时代研究史学史，毕业论文是史学史的研究，甚至还写考据类的文章，并不常写感性很强的随笔。

  　　之所以会采取这种随笔写作方式，除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时代变化和自身环境的反思，要通过比较感性的文字表达感慨，也许还受到海外历史写作风气的影响。你知道，20世纪80年代从“文革”中走出来，像《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作品就让大家觉得，我们的历史书为什么只有一种面孔板板的写法？后来像史景迁的作品，也让我们感到历史是否也可以讲讲故事？历史“History”，本身就是他（或者她）的故事嘛。我前几年出版《想象异域》那本书，其实一开始也是想写异域对中国观看的几个故事的，那样的历史写法，是不是会让历史著作读者更多一些？读者更多一些，你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经验，不就有更多的人接受了吗？

  　　我非常反感一些学术论著，拿了自己也没想明白的理论和概念拼合文章，似乎写得缠绕生涩才显得深刻，好像你写得清晰明白就变得浅薄了。有人对梁启超、胡适就有这种看法，觉得他们不够深刻。其实，当年梁启超的新民体、胡适的白话文，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没有清晰明白的脉络，没有“笔端常带感情”的风格，他们会影响一代人吗？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从推广白话文开始？为什么说白话文运动帮助推动了现代国语和国家的形成？为什么民国时期教科书规定用白话？如果现在连白话都写不清楚，就愧对五四了。

  　　其实，对历史论著“写法”的改变，本身就是一个大事，我的《中国思想史》导论强调“思想史的写法”，有人批评说，这把历史变成了文学。其实他没有理解，所谓“写法”的改变，其实会引起整个选择材料、观察角度、观念表达的变化，并不只是一个写作的问题。

  　　当学者身处时代

  　　天才成群地来，也可能成堆地死

  　　新京报：现代高校培养出来的应当都是现代学者了，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开始怀念以前传统文人那种“文史哲不分家”的通融学识？

  　　葛兆光：时代不同了，现代的学术研究，确实需要领域明确，方法专门、规范严格，这是必须的，我自己也鼓励我的学生，先做好专家，然后再求当通人，先从小口子进，然后再从大口子出。我不赞成那种一开始就想象自己为博学通儒的做法，如果没有学会走就想飞，这会害年轻人的。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一些“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所谓活跃人物，他们爱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话，但是，并没有好好地做过几个基础研究，或者，他们根本看不起所谓“小道末技”，这是很糟糕的风气。

  　　当然，文史哲不分家是对的，但要注意，并不是说现代的文史哲不分家，而是说传统中国的知识里面，原本没有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界限，特别是研究古代中国，你必须理解这一点，不要用现在学科的分野来割裂传统的资料，也不要简单地用现代的文学、历史、哲学概念去套古代的知识。你说《史记》是历史，但是好奇的司马迁笔下不也是好的文学吗？你说《诗经》就是文学，但研究先秦历史不也要从《诗经》里面找资料吗？你说《周易》是哲学，可是古代哪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毋宁说《易经》就是占卜技术和知识，《易传》里面确实有那个历史环境下面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但它未必是哲学。一个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贯通文史哲无疑是必要的，只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你还是要从最基础的做起。以前我读古典文献专业，老师就要求我们从文字音韵训诂开始“认字”，从版本目录校勘开始“识书”。

  　　问我怎么看这种（对于通融学识的）怀旧？我觉得怀旧一定是对现在不满。怀念那个时代的博学鸿儒，其实更多的是表达对当下思想状况和学术状况的不满，但是，未必是要让学者回到顾炎武、钱大昕、沈曾植的时代。所谓“知识碎片化”，其实主要还是所谓人文“知识”的结构组合方式变了，从原来的经史子集四部，变成了现在的文史哲三门，过去横着切的，现在竖着切，从过去看现在，确实是割裂了。当然，不排除也有一些学科一些老师，本身知识零碎，缺乏通识，钻牛角尖，把人教成“饾饤”的问题，这主要是没有整体的视野、理论和方法，也没有扎实读书做基础的功夫。

  　　新京报：不少学者讨论过当代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比如钱理群在去年的“精神三部曲”就提到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不同方式。在你写到的这些学人中，你更倾向于哪种与政治相处的方式？

  　　葛兆光：我曾经提到过，学者当然有社会责任与现实关怀，但是方式并不一样。余英时先生曾经表示“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我也说过，我当然有现实关怀，从“文革”走出来的这一代人没有人不关心现实，但是我“不与政治现实近身肉搏”。为什么？这就像周一良先生说的“毕竟是书生”，我们只是研究历史的学者，我们可能对现实政治有感觉和体会，它在刺激你如何选择学术课题、研究方向、解释模式，但是我们做的还是学术，学术有学术的纪律和边界。特别是现实政治里面水太深，作为学者根本不具备穿透政治深水，解决社会弊病的能力。所以，我最近写的一本书里也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当下的国家、政治和思想问题，只是一个诊断病源的医生，却不是动手术开药方的医生。当然，我钦佩那些能够参与政治、直面社会、振臂一呼的学者，但是，这个时代也需要认真研究历史的学者，学者的学术研究，一样可以成为理解这个时代的资源。

  　　新京报：说到“天才成群出现”的年代，把时间段放长，大多数人还会想到春秋战国、盛唐时期，其实当代中国也有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特质，但问题在于学人有没有自由的空间。

  　　葛兆光：其实，春秋战国和盛唐时代不一样。所谓现代中国“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时代，古今中西在互相冲击震荡，本来正是思想阐发与学术研究最有意义、最有空间、最能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时候。你想呀，如果一个时代很繁荣，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危机感都没有，大家都幸福感爆棚，不是小确幸，而是大确幸，那就醉生梦死好了，就像我说的盛唐时代是“盛世的平庸”一样，它和既充满危机感又充满可能性的战国时代不同，盛唐时代，留在我心中的意象，始终是像饮中八仙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前程千帆先生说那时的他们是“八个醉的”，其实，这个时代反倒可能是“平庸”的。

  　　当然，充满冲突、矛盾、变化的时代，如何可以像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那样，产生真正的思想与学术？我想，正如你说的要有“自由空间”，如果这个时代没有给学者自由环境和思考条件，那么，怎么能让陈寅恪所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存在？所以我在《余音》的序言里说，如果没有自由环境，天才成群地来，也一定成堆地死，你说是不是。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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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会是本好杂志没错，但当书来卖实在是太过分了

  作者：潘乱 发布时间：2012-04-12 13:37:25

  驱动力是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另一种解构，再次论证了在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后，兴趣和使命感其实是驱动人们前行的终极动力。

  第一层驱动力来自生存冲动，即生物性驱动力，几千年来人们忙碌多是为了解决衣食住行以及繁殖等基本需求，就像马洛斯需求理论中最基础的生理和安全需求。这种模型的驱动多表现为简单粗暴的控制、命令式管理。

  第二层驱动力来自外在驱动（胡萝卜加大棒），人们为了寻求奖励或避免惩罚或做出特定行为，如提高成绩、提高生产力、追求卓越等，对应马洛斯需求理论中的社交和尊重需求。这种模型的表现形式为制度约束的奖励、惩罚式管理。

  过去我们大部分人都遵循着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行为模式：老板答应我们加薪，我们的工作就格外卖力；用功可望拿到好分数，我们就花更多时间读书；迟到要扣薪水，我们就乖乖准时上班……

  但是这种利益驱动驱动模型在今天遇到了悖论，就像通过自发的大规模协作的维基百科是完全免费的，用户自发生成内容的facebook比人工编辑提供的内容的雅虎更加活跃，google、3M等公司的员工在空闲时间创新效率更高，尤努斯创办的社会型企业更是用社会公益原则来取代利润最大化原则……这些人行为出发点不是为了直接的金钱，这种奖励机制对那些更需要自主探索的员工正在逐渐失去作用。

  悖论产生原因在于外在激励和内在驱使动机之间的差异。如果你使用的金钱激励，让人去执行你想要的方式，这些奖励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如成绩下降，扼杀创造力，抑制善行，鼓励欺诈，走捷径以及不道德行为，使人上瘾以及滋生短视思维等，这些都是这个激励机制中的误区。

  在大部分人的观念中，“所谓工作就是一个人被迫要干的事情，至于玩就是一个人没有义务也要干的事情”。功利导向的胡萝卜加大棒奖励机制让有意思的工作成为苦工，把游戏变成了工作。马洛斯需求的最顶端是自我实现，但外在激励让人的内在自发动机消失了。

  由于这种激励行为是更多由外在动机而非内在动机驱动，更多关注这一项活动带来的外部奖励而非内在满足感。作者认为，今天美国的左脑（逻辑，线性）推演型技能的需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自动化（软件）代替，而右脑（创造性，移情）探索型思维才是今天的企业成功的关键。胡萝卜加大棒这种金钱激励模式对需要被管理的重复性机械劳动效果明显，但对激励创新似乎作用不大。创新性探索型工作者是一群自我管理的人，他们需要投入而非服从。

  真正驱动我们前进的力量来自第三个激励层面：如果工作能够让人可以做出自主选择，发展自己的技能，做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人们往往会非常努力并取得良好业绩。新系统所必需的核心不是胡萝卜加大棒，而是要具备三大要素：自主、专精和目的。

  自主，我们都渴望成为自治者，能够控制我们的生活和命运，企业要让员工有选择，在内容、时间以及团队几个维度上做好充分的自主；专精，我们需要学习，把想做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好，这个过程中自我实现便是目标，活动本身就是奖励；目的，我们需要将自己正在从事的事情变换成乐趣，以兴趣最大化原则为导向而非利润最大化，把利润看做是取得成就后让人愉快的副产品。

  这三大要素可以赋予人们热情、求知欲、成功感，管理者通过让渡出部分控制权让员工实现自我管理，员工会将自己喜欢的事业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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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摧毁艺术的所谓理论

  作者：菊花漫游指南 发布时间：2007-06-12 23:42:00

  因为要考试

  逼迫着自己去看这样一本书

  马*主义唯物主义套用于艺术之上???

  编著书的人,你太有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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